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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讓一部分中國人先“信仰”起來(上)
潘知常:讓一部分中國人先“信仰”起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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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

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

——埃及盧克索神廟法老像上的銘文

大家好!

在華中科技大學講座,這次是第四次了。在十年之內,華中科技大學已經四次邀請我來做講座,包括這次要講的兩場在內,十年中我在華中科技大學已經陸續做了十二場講座,為此,在這里我要對華中科技大學的熱情邀請表示誠摯的感謝。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讓一部分中國人先“信仰”起來——關于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各位想必已經看到海報了,明天我還要接著再講這次講座的下篇:《沒有信仰萬萬不能——再談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

長期以來,中國的一個曾經的最響亮的口號,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我們知道,作為一種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也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在社會發展的大幕即將拉開之際,先“什么”起來,永遠是一個最為根本也極為重大的戰略選擇。而且,選擇先“富裕”起來,也確實把我們國家與民族在三十多年中所孜孜以求的核心價值和盤托出。曾經沒有人會懷疑,先“富裕”起來的選擇曾經讓所有人歡欣鼓舞,也曾經讓所有人都沉浸在即將“先富”甚至“共富”的夢幻想象之中。但是,也已經沒有人會懷疑,三十年后的今天,“富裕”夢業已破碎,而當年因為先“富裕”起來的美夢而匆匆集結起來的國人也已經都倉皇而去,紛紛作鳥獸散。而今,在中華大地上也已經沒有了能夠使國人再次集結起來并且再次出發的價值選擇與動力選擇。于是,越來越多的人終于意識到,在中國,究竟應該讓一部分人先“什么”起來?在中國,究竟應該先“什么”起來?即便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這也還仍舊是一個亟待回答的嚴峻問題。

就我而言,從世紀之初開始,就一直在呼吁“信仰啟蒙”,也一直在呼吁應該讓一部分人先“信仰”起來。迄至今日,隨著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更加日益堅信:中國人離信仰有多遠,離現代化就有多遠,離現代世界也就有多遠。因此,讓一部分人先“信仰”起來,應該成為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當今中國的不二選擇。

下面,就來談談自己的具體思考與想法。

讓一部分人先“什么”起來,涉及到的是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

古人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古人還說,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經過多年的摸索與思考,我逐漸意識到,要回答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問題,最為簡潔同時也最為有效的,無異于直接去看一看我們所面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

在這方面,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思考給我們以重大啟迪,他說,研究歷史,最好的方法是分成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在思考我們所面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時候,我一直覺得,這種眼光非常重要。長時段,應該是我們透過世事與國情的是是非非,去洞察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前世與今生的重要參照。例如,以300年為一個周期、以500年為一個周期,無疑,你立即就會發現,有些國家的命運其實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就已經命中注定了終將衰敗,但是,也有些國家與民族的的命運其實也是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也就已經命中注定了終將崛起。

幾百年來的全部世界,動蕩和變局非常非常頻繁。我們的大清帝國的GDP在全世界曾經是很領先的,可是,后來卻灰飛煙滅。俄羅斯帝國曾經不可一世,但最終卻分崩離析;還有前蘇聯,現在也曇花一現,成為了歷史;奧斯曼帝國,曾經橫貫歐亞非,可是,現在卻無處可尋;英國更加神奇,突然之間躍上世界之巔,成為日不落帝國,然而,現在也氣息奄奄;北美的美國,以新興之邦身份,竟然在百年中就后來居上,成為了全世界的帶頭大哥;德國與日本更不同凡響,曾經崛起,但是后來卻悍然發動戰爭,挑釁全世界的人性底線,然而,在戰敗之后,竟然仍舊能夠轉而變身,成為經濟大國;當然,最令人痛心的當屬亞非的那些前殖民地國家,它們左拼右突,但是,卻到現在都還沒有走出貧困的泥沼。

那么,在一幕幕興衰起伏的背后,是否還存在什么規律?是否在冥冥之中存在一只有條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給各個國家與民族的“看不見的大手”?很長的時間里,我們曾經把這一切都歸因于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奮斗、勤勞、勇敢或者相反,就像我們經常談到的一個人的“人品”,我們往往以為,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的,也應該是這個國家的“國品”。然而,現在回頭來看,顯然并非如此。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崛起與衰落無疑與奮斗、勤勞、勇敢有關,但是,僅僅奮斗、勤勞、勇敢卻又遠遠不夠。無疑,在一個國家的先“奮斗、勤勞、勇敢”起來的背后,一定還存在著一個首先要先“什么”起來的東西,而且,也正是這個先“什么”起來的東西,才導致了一個國家的終將崛起或者終將衰落。

那么,這個先“什么”起來的東西又是什么?從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來看,毋庸諱言,現在日趨一致的看法應該是:先“基督教”起來。換言之,先“基督教”起來,應該是在歷史上我們所能夠看到的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崛起的關鍵所在。

在西方,一般都將公元1500年作為一個極為值得關注的世界節點。西方最著名的歷史教科書——《全球通史》分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公元1500年以前”,下篇則是“公元1500年以后”。還有一本書,是美國人寫的《大國的興衰》,也是如是劃分:“公元1500年前”和“公元1500年以后”。看來,公元1500年,從今天來看,這本身就是一個最佳的長時段,一個洞察我們所面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時間節點。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就以公元1500年為一個參照的“長時段”,來回顧一下我們所置身于其中的這個世界所走過的歷程。

首先,公元1500以后,到1900年為止,幾百年的時間,世界上一共出現了15個發達國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15個發達國家完全都是歐洲人口。當然,這15個發達國家里有2個國家,它們的地理位置并不在歐洲,這就是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但是,它們卻同樣都是歐洲人口。因此,必須要看到,在最近的500年里,現代化的奇跡都完全是歐洲人創造的——也都完全與中國人無關。

其次,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國家全面趕超了中國。我們看到,1830年,歐洲的GDP全面趕超中國,1865年,英國一個國家的GDP就趕超了中國,到了1900年,美國不僅僅趕超了中國,而且趕超了英國。由此,我們看到,西方世界的崛起竟然是與中國的淪落在同步進行。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因此而將現代化與歐洲等同起來,將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與歐洲等同起來,那無疑也將會鑄下大錯,并且會混淆我們即將討論的問題的實質。事實上,在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世界的崛起并不能僅僅大而化之地界定為全部歐洲。回顧一下西方的現代化歷程,不難發現,從公元1500年以后,整個的歐洲不僅僅是開始了大步奔跑,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還在大步奔跑中不斷加以篩選、淘汰。我們看到,歐洲在奔跑中很快就首先甩掉了東正教的國家,然后又甩掉了天主教的國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相繼后繼乏力,不得不從“發達國家”的行列中被淘汰出局。因此,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最終真正跑進現代化的第一陣容的,恰恰全都是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都是基督教國家。以我們所熟知的第一批現代化八國為例,除了法國、比利時兩國屬于天主教與新教混淆外,其余6國,就全都是基督教國家。

再如英國,在它剛剛崛起的時候,只有一千萬人口,可是,它所帶來的正能量,卻實在不容小覷。本來,葡萄牙、西班牙都跑在英國前面,像葡萄牙,因為是在歐洲的邊上,葡萄牙人就經常說,自己是陸地的盡頭和大海的開始,因此只有去跨海殖民。英國呢?卻比它們晚了一百多年。然而,它卻很快就大步追趕了上來。公元1500年的時候,三個國家的人均GDP還相差不多,可是到了1870年的時候,英國的人均GDP卻已經是西班牙的2.3倍,是葡萄牙的3.2倍,到了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經不值一提。尤其是葡萄牙,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就曾經提示:歐洲的國家都可以被認為是現代化國家,但是有一個國家卻必須例外,因為它不是現代化國家,這個國家,就是葡萄牙。那么,原因何在呢?答案根本無可置疑,也無可挑剔:英國是基督教國家,是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而葡萄牙、西班牙卻是天主教國家,也是沒有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因此,前者才從殿后變為領先,直至彼此不可同日而語;后者也才從領先變為殿后,直至掉隊落后。

再如北美。同在美洲,但是北美與南美卻截然不同。它們都是歐洲背景,現在北美已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可南美卻仍舊停滯于落后的境遇,仍舊還是發展中國家。原因何在?為什么南美和北美竟然會差那么大?為什么南美北美都是殖民地,但竟然結果完全不同?南美為什么始終就不行?而北美為什么就一直一帆風順呢?原來,長期治理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國家,而長期統治北美的英國卻是基督教國家。是否先“基督教”起來,在發展中是否曾經被基督教的手觸摸過,就成為它們之間的根本差異之所在。

由此我們看到,在西方社會的崛起的背后應該確乎存在著規律,在冥冥之中也還確乎存在一只有條不紊地把天意分配給各個國家與民族的“看不見的手”,這就是:基督教。

換言之,西方社會的崛起的奧秘就在于:必須要先“基督教”起來。

遺憾的是,要說明這一點,說容易也很容易,說不容易也很不容易。例如我前一段看到一本歷史專著,作者就曾簡潔明快地總結說,西方的國家,只要符合三個條件,就一定是第一陣容的現代化國家。這三個條件是:1、西北歐的國家;2、基督教的國家;3、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國家。顯然,作者是把先“基督教”起來作為第一陣容的現代化國家的必須的前提來考慮的。應該說,這也幾乎已經是相當多數的學者的共同看法。不過,另一方面,說不容易,也很不容易,因為至今也還是仍舊有為數不少的學者在談及西方的現代化問題的時候,往往籠而統之地以歐洲來代替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而沒有考慮到這個歐洲是否已經先“基督教”起來這個至關重要的因素。結果,本來是應該向真正的西方——歐洲的英國乃至它的第二代——北美的美國學習,可是卻無端地錯誤變成了轉而向并非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的歐洲的法國或者俄羅斯學習。然而,這“西方”并非那“西方”,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并非地理意義上的西方,也并非地理學意義上的歐洲。結果,我們的學習就只能以“付學費”而宣告結束,只能以失敗告終。

事實上,我們所說的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只是地域上很小很小的一點,嚴格來說,其實就是占人口2%的三個國家,荷蘭、英國、美國。荷蘭、英國是第一代的西方,第二代的西方實際上就是在英國影響之下的美國。而在它們背后支撐著的,都是基督教。至于其它的歐洲國家則不同了,例如法國,例如意大利,甚至例如俄羅斯。在他們背后支撐著的,都不是基督教,因此也就都沒有進入現代化的第一陣容。顯然,并不是任何的歐洲國家都可以成為現代化的楷模,而僅僅是與基督教直接相關的國家才可以成為現代化的楷模。換言之,并不是歐洲的任何宗教都與現代化呈正相關。不論基督教,還是天主教,抑或東正教,無疑都是與人生與人類有益的,但是,能夠強力推進現代化的,卻只有一個宗教,這就是基督教。

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所謂的西方,其實就是客觀化、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地域。所謂“西方”,在本質上就是基督教的西方。因為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推薦,國人現在對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都很熟悉,在這本書里,所謂“舊制度”,其實就是指的除了英國、荷蘭之外的整個歐洲。在歷史學家的眼中,英國、荷蘭以及它的第二代的傳人——美國,就代表著全部的西方的奇跡,它們人口僅占2%,但是影響力卻遍及其余的98%的人口。

《全球通史》的作者舉過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它說:公元1500年的時候,世界出現了一大奇跡,當時在舊大陸有三大帝國,一個帝國最西邊的歐洲帝國,一個是最東邊的大明帝國,一個是中間的當時占了全世界最大領土的穆斯林帝國。《全球通史》的作者開了一個很幽默的玩笑,它說,如果當時外星球上有人,盡管他對地球上的國事毫不了解,但是也會判斷說:穆斯林帝國勝出,或者,就算穆斯林帝國沒有勝出,那也一定是大明帝國勝出。因此當時歐洲東部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已經被攻陷,“歐洲的火藥桶”巴爾干半島已經改信了伊斯蘭教,整個歐洲被打得退縮到了中歐,而歐洲的腹地匈牙利、奧地利也已經成為反擊穆斯林帝國的前線。

然而,歷史卻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我們今天都看到了,穆斯林帝國早已灰飛煙滅,大明帝國現在也變成了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正在奮力崛起的狀態,可是歐洲呢?卻始終屹立在世界的西方。那么,歷史何以會竟然如此?原來,恰恰是那一年,就是基督教登上歷史舞臺的元年。正是先“基督教”起來的歐洲,才不但死里逃生,而且最終打敗了先“伊斯蘭教”起來的穆斯林帝國。

再看一個例子。因為不了解世界歷史的真正奧秘,因此中國人往往言必稱希臘、羅馬,但是卻從來不提希伯來,同樣也喜歡言必稱歐洲南部的文藝復興,但是卻從不提歐洲北部的宗教改革。但是,實際上歐洲的南方的文藝復興(拉丁文化)在歷史上的作用卻遠不能與北方的宗教改革(日耳曼文化)相提并論。真正引領了全世界的改革開放的,也是北歐的宗教改革,也就是新教改革,而不是南部歐洲的文藝復興。我們今天看到的歐洲的“北富南貧”,也恰恰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還有一個例子, 1512年的時候,西班牙人的一個武裝小分隊登陸了南美的厄瓜多爾, 138年以后,1670年,一個英國人才赤手空拳登陸了北美的南卡羅來那,可是,我們今天誰都已經知道,被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基督教的英國染指之后,南美和北美的差距何等之大。

歷史的鐵律就是這樣無情!先“基督教”起來的英國的鼎盛時期,號稱“日不落帝國”,在西方影響了美國,在東方影響了日本。后來的所謂“亞洲四小龍”,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響,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輻射,總之,都是跟先“基督教”起來有關。當然,當今英國已經跌出了一線陣容,不過這一切恰恰不是因為基督教,而是因為后來的英國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也就是說,走上了弱化基督教的道路。因此,只有有基督教的地方,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西方”。至于歐陸國家,則因為普遍沒有借助基督教來完成“信仰啟蒙”,而只進行了“個體啟蒙”,所以也一直沒有能夠領先于歷史的潮頭。例如,法國是英國的兩倍,但是法國在歷史上的影響力從來就沒有超過英國,原因何在?就在英國是有神論加上個人主義,也就是“信仰啟蒙”加上“個體啟蒙”,但是法國卻是無神論加上個人主義,也就是只有“個體啟蒙”,另外就仍舊是“世俗宗教”。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就曾經宣稱:五十年后《圣經》將無人再讀,但是,五十年后他自己的書卻在拍賣中無人問津,而他自己住的房子卻反諷般地被人買下,成為了印刷《圣經》的場所。

因此,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斷言:歐洲和美國的最大差異在宗教信仰。實在很有道理。而法國的著名學者托克維爾的研究也值得注意。他發現:“專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進行統治,而自由的國家卻不能如此。”看一下發達國家的宗教徒的比例,應該說,他的目光十分敏銳。例如,英國占87%,法國占96%,德國占65%,澳大利亞占75%,美國占95%。 可是,宗教與宗教又有不同,僅僅看到“宗教信仰”,又是不夠的。托克維爾的非凡之處恰恰就在這里。法國與美國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國家,那么,區別于法國,美國之所以崛起的原因在哪里呢?到美國去考察了幾個月,他到處都在去尋找美國崛起的原因,到處都在去尋找在美國崛起的背后的那支看不見的手,最后,他的結論是:基督教。

我竭力尋找美國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我到它的海港中去尋找,我到它肥沃的土地和無邊無際的森林里去尋找,也到它豐富的礦產資源中和巨大的世界商業帝國里去尋找,我到它的公立學校和各種學習機構中去尋找。我也到它民主的國會和舉世無雙的憲法中尋找。我都沒找到答案。直到我走進教堂并聽到布道講臺上散發出來的公義的激情和光芒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美國的天賦和力量的秘密。”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斯韋伯的寫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他寫那本書,受到了他所居住的小鎮的啟發。在思考某一國家何以崛起某一國家何以沒有崛起或者何以一蹶不振的時候,他突然發現,這個小鎮上的富人全都是基督徒,于是,他茅塞頓開,意識到了從宗教(信仰)維度去闡釋西方現代化的崛起這一重要思路,于是,寫了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他的結論是:新教倫理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精神的誕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因此,結論是——

真正的資本主義精神一定屬于那些先“基督教”起來的人們,也一定屬于那些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

長時段,也是觀察中國的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的最佳方法。

與公元1500年以后的西方崛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元500年以后的中華帝國的逐漸衰落。

這五百年,中國從過去的領先變為殿后,最后,更遠遠地被甩在了世界的身后。

何止是中國,即便是亞洲,也沒有逃過這個厄運。據統計,在公元1500年的時候,亞洲的GDP占了世界的70%,但是也就是在公元1500年,基督教登上了世界的舞臺,結果,到了1870年的時候,亞洲的GDP就退而只占世界的38.3%了,到了1950年,更是退而僅僅只占世界的18.5%了。

當然,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前面我已經說過,從公元1500年開始,西方像被打了雞血,日益崛起,可是,令人困惑的卻是,中國卻從此步履維艱,盡管左拼右突,卻偏偏無論怎么走都此路不通。GDP2010年第2名,人均收入1960年第78名,2010年127名,教育投入發達國家為5,3%,中國為2,3%,醫療投入,4,5%,排名188(倒數第四),美國,13,9%。其中,一個最為典型的特征,就是諾大的一個中國,卻再也對世界沒有貢獻。我們知道,國無論大小,只有能夠給全世界貢獻全新的價值關懷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大”國。否則,就只能是一個“小”國。有一位學者就曾經說過,因為對中國在全世界的實際情況并不了解,因此在出國前曾經堅定地相信:世界之大,只有中國。但是,出國以后,這個看法卻全然改變:世界之大,沒有中國。當然,這兩種看法或許比較極端,不過,如果說在公元1500年以后,偌大的中國確實沒有影響過世界,大概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倫敦的奧運會開幕式。我們都一定記得,在此之前,張藝謀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搞得轟轟烈烈,可是,四年以后,英國的倫敦奧運會開幕式卻把它打回了原形。原來,張藝謀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講來講去就是公元1500年以前的中國,公元1500年以后呢?真是什么都不敢講也什么都講不了,最后找了一個小女孩假唱,唱了《歌唱祖國》,可是,全世界都不會唱,全場的人也只好靜靜地坐在那里聆聽。倫敦奧運會就全然不同了,它用莎士比亞戲劇里的一句話來宣示主題:“在島上,眾聲喧嘩”。意思是說,在公元1500年以后,只有在我英國的一千萬人口里才眾聲喧嘩,也才震撼了世界。且不要說其中所陳列的英國的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界級的貢獻,就說最后的那位70多歲的披頭士老歌手的歌唱,當時不但是全場八萬人都在一起唱,而且應該說是全世界都在同時放聲歌唱。這與我們的《歌唱祖國》的黯然神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然,說公元1500年以后中國人不努力不盡力,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即便是上個世紀,從戊戌維新到君主立憲再到民國建立再到五四運動再到聯省自治最后再到(1946年的)憲政運動,中國也起碼訴諸過六次轉型的努力,只是,非常遺憾的是,這六次轉型都以失敗告終。

為什么會如此呢?讓我們以“五四”為例,來詳細加以說明。

從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的角度,“五四”,可以說是古老中國真正直面西方的開始,可是,即便如此,“五四”也仍舊是難逃失敗的噩運。我多次說過,中國的“五四”的引進“民主”與“科學”并沒有真正完成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這一根本使命。而導致這一缺憾的原因吧,就在于對于真正的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的缺乏深刻的洞察。

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的成功,根源于兩大選擇,其一,是教會的作用;其二,是人權與契約意識,而我則一直將它簡單地概括為“信仰啟蒙”和“個體啟蒙”。英國之所以最后走上憲政的道路,之所以實現了不流血的改良,之所以成為世界的帶頭老大,正是因為兩大啟蒙的同時實現。但是,以法國為代表的其它歐洲國家卻不然,它們就僅僅是一個啟蒙——“個體啟蒙”。對于無神論的提倡,對于唯物論的提倡,使得這些國家既不承認上帝的偉大,也不承認人的渺小。彼特拉克說:我是凡人,所以只祈求煩人的幸福;愛拉斯謨也說:所有的幸福都從我而來,只要使我快樂,就一切可為,就是出于這樣一種思考。結果,對于英國而言的“應該成為的人”就變成了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其它國家的“本能自然的人”,而且,只要強調個體解放,只要尊重人,就可以實現現代化,諸如此類,也成為了一時之間甚囂塵上的看法。然而,還有一個啟蒙——信仰啟蒙,卻因此而被毫無道理地忽視了。

可是,中國所選擇的,卻恰恰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其它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無疑是因為宗教傳統的匱乏,中國天然地規避開英國道路,也規避開了西方現代化的真正源頭,并且,很自然地選擇了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其它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以及它的變種——俄羅斯的道路,因此,“五四”時代的中國言必稱“科學“、”民主“,但是卻從不推重“信仰”。可是,眾所周知,法國等歐洲國家即便是在今天也并非一流國家,“取法乎中”的中國,自然也就只能“僅得其下”了。其結果,就是中國在向現代化轉型的道路上“屢戰屢敗”。基督說:“那條路很窄,通向生命的門不寬,找到門的人也只有極少數。” 顯然,因為沒有能夠先“基督教”起來的中國,也不可能真正地現代化起來的。

在這方面,魯迅的教訓非常深刻。魯迅在五四的時候表現的是最為決絕的,但是,他也仍舊始終只相信一個啟蒙——個性啟蒙,更從來沒有看到先“基督教”起來的重要性、信仰啟蒙的重要性。例如,魯迅對于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注眾所周知,但是,在魯迅的內心深處卻從來不曾糾纏過但丁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而且公開把他們列為自己“雖然敬服那作者,然而總不能愛”的“兩個人”。 對于前者,“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魯迅在讀到《神曲•煉獄》一段時就意趣索然,他說: “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是疲倦了。于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 對于后者,魯迅在讀了一半之后竟然也“廢書不觀”。

不過,借此機會,我還想跟各位說明一件同樣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上個世紀的“五四”不但對于西方的“前世今生”缺乏深刻的把握,而且對于中國自身的“前身今生”也缺乏深刻的把握。今天回過頭來再反省一百年前的“五四”,不難發現,當時的中國與西方不是隔了一層,而是隔了兩層。也就是說,在中國與西方之間,還隔了一個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因為事實上我們真正的中國文化也就是到唐宋時候為止。中國有一句話叫“崖山之后已無中國”,是值得注意的。而且,我現在還要再加一句:“明清之后已無華夏”。宋代以后,是元朝的96年,它的特征,是殺盡了中國的那些真正秉承了文化的優秀的中國人。而且是一代一代殺下去,一共殺了一個世紀,后面的明和清,明朝的君權統治完全可以“媲美”元朝,甚至連《孟子》都大加刪除。而后面的滿清的對于中國文化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更完全隔膜。因此,“明清之后已無華夏”,在元明清的六七百年里,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已經蕩然無存,甚囂塵上的只是《三國》和《水滸》——魯迅稱之為“三國氣”和“水滸氣”。為此,我也經常在各種場合會如是提示:其實“五四”的時候關注三本書就可以了。首先是提倡一本書,這就是《紅樓夢》。因為《紅樓夢》是真正回到中國的原始儒教,原始道教“接著講”的,而且還有所超越;其次是批評兩本書,這就是《三國》和《水滸》,因為這兩本書是完全背離了中國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根本精神的,因此中國的“五四”必須從批評它們開始,以便重新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

在這方面,日本與韓國的現代化歷程應該給我們以啟迪。在中國的唐宋以后,日本與韓國都沒有經歷中國的元明清那樣的大殺戮大變革,因此在他們的文化中還較多地保留著中國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東西,更多地保留著中國文化中的正能量,因此也就與西方文化更近,這應該是它們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比我們國家更為順利的一個重要原因。應該說,這也是我有時甚至不惜聳人聽聞,大聲疾呼“中國文化不在中國”的根本原因。確實,而今我們要看唐宋以前的中國文化,只好在日本文化和韓國文化中去尋尋尋覓覓,要看明清文化,也只有去臺灣文化中去仔細梳理了。至于我們中國大陸所殘存的中國文化,我認為即便是距離明清文化都遠遠不如。

換句話說,在“五四”時代,日本韓國與西方文化是隔了一層,而我們中國與西方文化卻是隔了兩層。一百年前的“五四”沒有看清楚這一點,因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可事實上“孔家店”是不能夠為明清時代的《三國》和《水滸》——魯迅稱之為“三國氣”和“水滸氣”“買單”的。事實上,為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我們所應該做的,反而是“回到孔家店”,當然,“回到”僅僅是為了再次的出發,去與西方文化對話。因為中國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盡管較之《三國》和《水滸》要距離西方文化更近,也更多地充滿了中國文化的正能量,盡管對于西方文化的阻礙作用會小得多,但是卻也畢竟還是隔了一層——《三國》和《水滸》與西方文化是隔了兩層,因此也必須要像曾經的“西天取經”那樣,像曾經的與印度佛教文化恭恭敬敬地對話一樣,在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之后,再一次出發,去再一次“西天取經”,與當今的“西天”——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去恭恭敬敬地對話。

由此,我們發現,中國的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公元1500年以來,一直都還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在這方面,馬克斯韋伯本人的研究已經給與我們以深刻的啟發:在歐洲之外,“科學、藝術、國家以及經濟都沒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發展道路”;中國的儒家倫理對于中國資本主義精神的出現起到了“嚴重的阻礙作用” 因此,中國文化的失敗無疑是一個事實,我們需要去做的,僅僅是承認這個事實,正視這個事實,因為只有“承認”與“正視”,才能給中國文化一次全新的機會,這也就是說,中國正期待著自己的托克維爾,期待著自己的馬克斯韋伯。中國必須去竭力尋找英國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竭力尋找美國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也必須去竭力尋找法國無法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竭力去尋找俄國無法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而最終的目的,還是竭力去尋找中國在現代無法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

不如此,中國就無法真正上路,也無法真正走上現代化的康莊大道。

意識到西方的崛起與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以及中國的衰落與未能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僅僅只是思考的開始。

基督教,畢竟稟賦著極強的地域色彩,而且,還畢竟稟賦著濃郁的西方特色。因此,即便它果真是西方現代化的根本動力,地處亞洲遠東的中國也無緣全盤照搬。或許也就是這個原因,先“基督教”起來的秘密,盡管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國人所知,但是卻始終未能引起普遍的重視。幸而,有一位身居美國的中國經濟學家楊小凱提出,西方世界的現代化的基本經驗并非人所共知的自由的個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而是從自由的信仰—自由的個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自由的信仰”,這幾個字實在是石破天驚,令我們茅塞頓開,也給我們提示了一條解決困惑的正確方向。

原來,應該引起我們關注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在基督教中所蘊含的“自由的信仰”。

信仰與宗教密切相關,但是卻也并不相同。我們知道,宗教當然不是哲學,但是它卻具備著形而上學的稟賦。西方學者斯特倫指出:

宗教是實現根本轉換的一種手段。所為根本轉換,是指人們從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擾(罪過、無知)中,徹底地轉變為能夠在最深的層次上,妥善地處理這些困擾的生活境界。這種駕馭生活的能力使人們體驗到一種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實體。(斯特倫:《人與神——宗教生活的理解》,第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這里,“實現根本轉換的一種手段”,或者,通過“駕馭生活的能力使人們體驗到一種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實體”,就是宗教;而這種“手段”、這種“能力”、這種“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實體”所關注的“實現根本轉換”,則是宗教的形而上學的品格。它是“終有一死”的人類在對于自身在“何以來、何以在、何以歸”的艱難求索中所完成的從有限的現實向無限的理想的超越,顯然,對于這種“實現根本轉換”的執著與不疑,正是宗教的形而上學的品格中的核心之核心,也就是人們所常說的“信仰”。

西方哲學大師保羅•蒂利希曾鄭重提示:宗教是文化的一個維度而不是一個方面。可是,宗教明明是文化的一個方面,為什么還又是文化的一個維度呢?就是因為它的形而上學品格,也就是因為它的信仰。信仰,代表了人類的精神高度,這個精神高度是在人類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的,例如哲學的探索中、藝術的追求中、道德的恪守中、科學的研究中,但是,信仰又往往集中地在宗教的中呈現出來。所以人們習慣地稱之為“宗教信仰”。不過,說到底宗教也只不過是信仰的一種特殊呈現方式。盡管在人類的早期,宗教也許是人類信仰的唯一呈現方式。但是,信仰畢竟是高于宗教的。可以說,宗教是靠信仰才獲得了自己的存在形式的,麥克斯•繆勒說:宗教是一種起源于對人的“有限性”之克服和超越的“領悟無限的主觀才能”,恰恰就把宗教所蘊涵的信仰內涵——“領悟無限”深刻地揭示出來,因此,人類最終又會超越宗教,信仰最終也會被獨立出來,成為人類的一個獨立的精神尺度。

那么,為什么信仰沒有能夠在現在就成為人類的精神尺度?仔細想一想,其實道理也很簡單。須知,信仰是要鼓勵所有的人的,但是對于一些沒有文化的人來說,對于一些悟性不是很高的人來說,你跟他講“實現根本轉換”、講“領悟無限”,他聽得懂嗎?我在大學里跟大學生、研究生講都困難,如果去跟一般文化水平的人講,他聽得懂嗎?很可能聽不懂。那怎么辦呢?那么,我就用一些形象的東西去啟發他,用一些具體的規定去約束他,我不跟他講道理,我就只是告訴他:耶穌就是楷模,你要跟著他走,你只要照著他的話去做。這就是宗教,這就是教會。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人類的實踐越向前發展,信仰就會越擺脫宗教形式。因為信仰從來就比宗教更為根本。而且,宗教最終會消亡。但是信仰卻不會消亡。信仰反而會逐漸從宗教里解脫出來、獨立出來。

由此不難想到,就人類而言,宗教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培育了人類生存中至關重要的終極維度——信仰維度。我們可以拒絕宗教,但是不能拒絕宗教精神;可以拒絕信教,但是不能拒絕信仰;可以拒絕神,但是不能拒絕神性。這幾句話是我經常會提到的,也是我從世紀初以來最為核心的思路。宗教精神、信仰、神性,正是這三者,構成了人類生存中至關重要的終極維度。

還回到我們所討論的問題,西方的崛起何以與先“基督教”起來關系密切?中國的衰落何以與未能先“基督教”起來關系密切?聯系我們剛才的關于信仰與宗教的討論,現在,問題開始顯而易見,原來,這一切都是因為西方的崛起與先“信仰”起來關系密切,中國的衰落與未能先“信仰”起來關系密切。

一般人往往把信仰與宗教混同起來,而沒有意識到宗教只是信仰的載體,更沒有意識到,不同宗教中的信仰內涵并不相同,不同宗教與人類的終極維度的關聯也并不相同。他們往往簡單地將信仰與宗教加以等同,只看到宗教而沒有看到宗教背后所蘊含的信仰,于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宗教除了特色的不同,在根本的價值內涵上也就沒有了區別。這樣,先“基督教”起來為什么就會導致西方現代化的崛起與未能“基督教”起來為什么又就會導致古老中國的衰落的奧秘也就隱秘不彰,成為一個無法破解的千古之謎。

幸而,楊小凱提出的從自由的信仰—自由的個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的思路,給我們提示了方向。那么,“自由的信仰”又在哪里?還是黑格爾有先見之明。他把全世界的信仰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自然宗教。也就是原始社會時期崇拜熊、崇拜老虎、崇拜雷神、山神、火神的那種宗教,這類的宗教沒有什么信仰內涵,也與人類的終極維度無關;第二類是實用宗教。這類的宗教是把信仰當成一種恐嚇別人和安慰自己的手段,所謂“神道設教”,同樣沒有什么信仰內涵,同樣與人類的終極維度無關;第三類是自由宗教,黑格爾稱之為“啟示宗教”。在黑格爾看來,人類的宗教雖然多種多樣,但是,只有這類宗教才與信仰內涵密切相關,也才與人類的終極維度密切相關。我們所熟悉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佛教、伊斯蘭教、儒教等等,無疑都屬于啟示宗教,也就是說,無疑都與信仰內涵和終極維度相關,不過,又有程度的不同。其中,應該以基督教與信仰內涵和終極維度的關系最為切近也最為密切。假如說,希臘教把宗教變成了藝術,儒教把宗教變成了道德,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把宗教變成了宗教,那么,基督教就是把宗教變成了信仰。而今,希臘文化消失了,中國文化停滯了,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腳步遲緩了,但是基督教文化卻蒸蒸日上,其原因就在于:在基督教國家那里,基督教超出了自己,成為整個文化,成為信仰本身。因此,馬克斯韋伯稱基督教為“理性的宗教”,馬克思更稱基督教為“作為宗教的宗教”,顯然都不無道理。

而必須要先“基督教”起來,奧秘也就在這里。“自由的信仰”當然是蘊含在“啟示宗教”中的,但是,因為在“啟示宗教”中只有基督教是最為徹底的,只有基督教是超出了自己、成為整個文化、成為信仰本身的,因此,“自由的信仰”也主要是蘊含在基督教之中的。

進而,為了把問題討論得更加清楚,我還必須要說,“自由的信仰”之所以得以主要蘊含在基督教之中,也有基督教自身的原因,這就是,在所有的啟示宗教中,只有基督教,它的“自由的信仰”是來自“信仰的自由”。

我注意到,有介紹說,諾貝爾獎得主諾斯正在寫一本書,要比較南美與北美之間出現巨大差異的原因。在他看來,這差異一共是三條,其中一條,就是南美受天主教的影響,下屬的每個分支的建立,由上級教會的批準認可,是必須的前提;而北美受新教影響,提倡結社自由,不經過他人批準,誰都可以自立教會,因此,也就出現了成千上萬不同的新教教會。在諾斯看來,北美的蓬勃發展與現代化的實現,無疑與這一條直接相關。而在我看來,這一條所體現的,其實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自由。

信仰的自由”最早可以追溯到馬丁路德的名著《基督徒的自由》(1520)。在這本書里,他提出了著名思想: “因信稱義”,從《羅馬書》中的“義人必因信得生”受到啟發,它指出:真正的宗教必須是一個內心自由的人所自由接受的宗教,這必須是信仰的絕對前提。天主教的要求是首先從接受種種外在規定開始,這就有點像中國文革時期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需要自己通過天天不但要“做好人”而且還要“做好事”來加以體現,并求獲得他人的認可,但是真正在內心里怎么去想,反倒并不重要了。這就是馬丁路德所謂的“外在的人”。但是,基督教卻完全不同,它要求必須完全出自每個人自己的自由選擇,也完全不需要他人的認可。每個人都是“極其自由的王”,自己的信仰應該是內心中自由選擇的結果,不能是被蠱惑的結果、盲從的結果、強迫的結果。這就是馬丁路德所謂的“內在的人”。

信仰的自由”敞開了西方人心靈的廣闊天空。因為它,于是就必須允許每一個人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達、自由地行事、自由地討論,我們看到,其實這就是后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提出的公民信仰的自由及其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會的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請愿的自由,等等。當然,這一切,都是人們所經常談到的,不過,為人們所時常忽視了的,卻是其中的根本:自由意志的自由。然而,在我看來,恰恰是自由意志的自由,才是最最需要加以討論的。

公民信仰的自由及其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會的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請愿的自由等等固然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它們為什么重要才更加的重要。因為關涉到一個重要的人性假設:人之初,性本惡。

當然,中國人更為熟悉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其實,“性本善”和“性本惡”根本就是一個假問題,“性本善”、“性本惡”都并不實際存在,不論“性本惡”還是“性本善”,都不是一種事實的判斷,而是一種人性的預設。很多學者沒有搞清楚,偏偏要去論證小孩生下來就有善心或者沒有善心,實在是大謬不然。其實,這涉及到對于宗教與哲學的理解。“性本惡”、“性本善”無非都是對人性的一種預設,也無非都是對于人性的發展方向的一種思考。

性本惡”的預設,其根本奧秘在于;它越過了“好人”與“壞人”的判斷,直接把人界定為一個自由的人,其中有上帝的一半,也有愷撒的一半。本來,人性是一個黑箱,根本沒有人能夠解釋清楚,也沒有人能夠真正把把握。中國誤以為可以把握,因此通過“性本善”的預設,來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去做到最好。西方的設想,是認為人性根本不可能把握。人一生下來就在犯錯誤,例如偷食禁果的亞當夏娃;而且人再聰明也還是會犯錯誤,例如俄狄浦斯,世上只有他才能夠猜破斯芬克斯之謎,才知道“人”是誰,但是,不還是不知道“我”是誰?強大的斯芬克斯仍舊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毀滅他,因此只能是通過一種“性本惡”的“原罪”的方式,期望每個人能夠做得不要更壞。

必須指出,西方之為西方,最為深刻的地方其實也就在這里。世上本沒有好人與壞人,斯賓諾莎指出:“人們都有一種欲望,要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東西。”(《論理學》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424頁)馬克思也認為:“致富的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頁) 斯賓諾莎說的“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東西”,馬克思說的“致富的欲望”,都是人類共有的本性。眾神之王克羅諾斯,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吞食自己的孩子,宙斯也是如此,把還在母親肚子里的雅典娜與母親一起吃掉。這其實都是人的真實象征。所以,愛因斯坦才會說:只有兩種東西是無限的;宇宙和人類的愚蠢。《巴黎圣母院》中有一句歌詞也才會這樣去唱:人類妄圖企及星辰的高度,將自己的名字鐫刻上教堂的石碑!

事實上,人絕對不可能是神,不可能絕對完美。他只能是一個并非十全十美、也并非十惡十丑的動物。在他的身上,有美的東西,也有丑的東西,不是完美。也不是完丑。他是一個未成品,或者距離“完美”更近,或者距離“完丑”更近,但是絕對不會等于“完美”或者“完丑”。而且,在人的身上并不存在“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或者說,不存在“非美即丑”,而是“亦美亦丑”。所謂的壞人,只是做了錯事的好人,所謂好人,也只是暫時還沒有做壞事而已,所以紀伯倫在《先知》中會說,惡,不過是被饑渴折磨的善。馬克思說,人既不善,也不惡,就是具有人性;狄德羅說:“說人是一種力量和軟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偉大的復合體,這并不是責難人,而是為人下定義。”雨果也說:“天生的萬物中,放出最大光明的是人心;不幸的是,制造最深黑暗的也是人心。”這都是至理名言。

我之所以一再強調“人性是一個黑箱”,道理也就在這里。從“性本惡”的預設出發,人性的進步就必須通過首先把人變成自由人的方式來加以實現,梅里美問:為什么人們總是喜歡壞蛋呢?為什么總是越不值得愛就越是會被人去愛?答案當然是:因為每一個人其實都更接近于壞蛋。因此,自由,應該無條件地先于“行惡”或者“行善”。

首先,人把自己置之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其實也就是把自己的意愿完全置之于自己意志的決斷之下,自己就是自己的全部行動的唯一原因。這,正是人的全部偉大之所在。試看,人的自由意志是如此之強大,以至于它能夠決斷地不去聽從它的創造者的旨意。能夠一意孤行地區非觸動蘋果不可。那也就意味著:既然連它的創造者都可以被說“不”,那么,實在也就沒有什么可以不被說“不”的了。

其次,那怕是自由地行惡,那也會促使每一個人逐漸學會在合情的惡與合理的惡之間去選擇,在小惡與大惡之間去選擇。路要越走越寬,那就必須每個人都只能主動去走向善。作惡,則只能越走越窄。最后,每個人會先后不同、程度不等地逐漸意識到以小惡去取代大惡,以不惡去消解惡,最后,才有可能以善來代替惡。顯然,黑格爾說的“理性的狡計”,康德說的“大自然的天意”,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區別于中國的事先制定了某種最好的規范,要求每一個人去無條件效法,例如女性之于“三從四德”;西方卻是通過試錯的方式,放手讓每一個人去自由行事,意在讓每一個人逐漸意識到,兩害相權,最好的選擇是逐漸地學會主動去取其輕。“君子成人之美”、“與人方便,與己方便”。歌德的《浮士德》的重要性,在西方要相當于《圣經》,有人說,它是第二本《圣經》。原因就在于,歌德用六十年的時間,參透了西方文化的根本:先上路再說。而且,你上路以后做好人還是做壞人,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沒有關系,重要的是先去做人、先去做事。因為只有在“做”的過程中,你才會遲早慢慢醒悟:做壞人成本太大,做壞事成本也太大,與此相反的是,做好人做好事卻成本很小,前者是零和博弈,后者卻是雙贏和多贏,只有自由為善,才有真正的發展空間。于是,每一個人就在“做”的過程中慢慢學會了兩害相權要取其輕,兩利相權要取其重。

總之,“信仰的自由”的真諦在于:自由先于信仰。在這里,自由的本來含義并不在于它多么美好的,而在于只有它,才是一個真正的開始。每一個人的信仰,都要從自由的行惡和自由的行善開始起步。因為,有了自由意志,人類當然可以犯罪,但是也就有了可以逐漸不再犯罪的可能。有了自由意志,人類當然可以不去行善,但是也就可能最終逐漸走向了行善。自由當然不是善,但是,自由卻是善之前提;自由當然不是惡,但是,自由才是惡之死敵;最后,自由當然也不是信仰,但是,自由卻是信仰之源頭。

信仰的自由”的真諦并非僅僅到此為止,因為,“信仰的自由”的更為重要之處還在于:它逼迫著“自由的信仰”的出場。

從中國人的眼光看去,對于“信仰的自由”,很可能會有一種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的感覺。我們可能不會贊成如此地放縱自由,尤其是自由地行惡,但是既然放縱了,那我們也就會想當然以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自由行惡的盡頭,就是自由行善。然而,在基督教那里則不然,自由的行惡與自由地行善,并不存在善最終戰勝惡,而是善惡永遠此消彼長,而且,正如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爾所說,人相對他自己已經完全徹底成問題了。而我們最大的障礙就是,是人卻無法像人那樣活著。為什么會如此?又為什么要如此?原來,基督教是要把你逼入絕境,是要讓你不得不承認:無論如何努力,還是怎么都不行。原來所謂的“人性惡”并不是指人會做壞事。而是指的人永遠不可能完美。“永遠不完美”,就是基督教給自己所規定的“原罪”。猶如不管你跑的多快飛的多高,但是都跑不出腳下自己的陰影。你必須為這個陰影、為你所有的罪惡背上十字架,也必須去付出血和淚的代價,誰都無法幸免,也沒有誰能夠幸免。

同時,在善惡的對比中你又意外地發現,善是如此可貴有如此值得珍惜,于是,只有在這個時候,你才會干脆轉過身去,提前進入絕對的善、純粹的善。此時,盡管在現實生活中你根本無法做到,但是,在精神生活中你卻寧愿把自己的生命從肉體中剝離出來,去固守那最為美好的東西。西方有名言云:失敗從哪里開始,拯救也必定從哪里被準備出來;哪里有墮落,哪里就有拯救,道理就在這里。

這,就是“自由的信仰”!

相對于“信仰的自由”的關鍵詞“自由”,“自由的信仰”的關鍵詞是“信仰”。正是因為人的肉體生命永無獲救的可能,人的精神生命的無限空間也就得以敞開。我已經剖析過,在其它的宗教,一切都是事先規定好了的,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都是事先規定好了的,但是,基督教卻不同,在所有宗教中,基督教是唯一的強調自由選擇的宗教,它首先是把凱撒的還給凱撒,只要你愿意,一切都是可為的,但是,當你做凱撒做到了最后,卻又終于發現自己再怎樣努力也無濟于事,也仍舊救不了自己,然而,你卻又絕對不甘心失敗,于是,終于發現,你可以轉過身去面對上帝,可以把上帝的還給上帝。我倒下去的時候,也正是我站起來的時候。彌爾頓在自己的《失樂園》里,曾經讓上帝出面發言,他說:“不自由,他們怎么能證明他們的真誠,出于真正的忠順、篤信和愛敬,那可以只顯得他們迫于形勢,并非心甘情愿。這樣的遵命,我有何快慰,他們又怎能受贊美?” 顯然,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個惡徒的犯罪思想也比天堂里的奇跡更偉大更崇高。”沒有把凱撒的還給凱撒,就沒有可能把上帝的還給上帝。

值得注意的是,“轉身”,還意味著自己作為人的完全的無能為力,自己的無法依賴自性力量而得救,自己的努力,全然是怎么做都不行,盡管一再地掙扎著站立起來,可是卻又一再地發現,自己并未站立為“人”,而是依然站立為“獸”。于是,就只能轉而去尋找他性的力量、外在的力量,并且借助于外在的力量來在心靈上認領自己,把自己從心靈的黑暗中解放出來,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心靈空間,同時也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生命高度。我活著,但又不是我活著,而是信仰在我身體里活著,是信仰在我的生命里工作。無疑,這仍舊是把上帝的還給上帝。

前面說過,馬丁路德寫的《基督徒的自由》,提出要“因信稱義”。現在來看,所謂的“因信稱義”,除了要堅持自由的選擇之外,還要堅持選擇的自由。也就是說,凡是我所選擇的,我就要至死不渝地去堅持。理解的要堅持,不理解的也要堅持。無論如何,都要去堅持。我不會去摸著石頭過河,而是先設定了美好的對岸,然后就奮不顧身地入水前行。也許,我所選擇的目標在一千年以后才能夠得以實現,今天仍舊還是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但是,這一切都并不妨礙我今天就放棄殺人放火,去矢志不移地去奉行、去追隨美好的目標,去“盡力做到像人那樣為人生活”,去賭人類終將為善。因此,對于“自由為善”的信心,也就成為人類的“目的”。當然,在基督教里,這就是所謂的圣徒。顯然,正如法國的帕斯卡爾在《思想錄》里說過的:這無異于一場賭博——賭美好的未來一定實現、賭善一定勝利!不過,這又是一場毫發無損的賭博。因為如果勝利了,那自然無話可說,如果萬一失敗了,那自己為美好的東西和善良的東西而奮不顧身,也稱不上任何的失敗。因此,帕斯卡爾甚至說,這是一場穩操勝券的人性的賭博!

有一個古希臘的故事,有助于我們來理解“轉身”的至關重要。這個故事叫做:哲學家的最后一課。說的是一位哲學家培養了幾個學生,到了考試的時候,哲學家就給他們出了這樣一道題目:在一片田野里,長滿了雜草,那么,怎樣才能消滅雜草呢?顯然,這個題目就相當于在問:怎么樣才能消滅自身的動物性呢?卷子交上來以后,老師一看,真是什么答案都有,例如,要把雜草除掉,要把雜草燒掉,等等。于是,老師說,要不這樣吧,咱以后再見面吧。結果,一年以后,他的徒弟沒有一個能夠把雜草除掉的,只有老師,真的把雜草給除掉了。那么,老師是怎么做呢?其實也很簡單,他只是在地里種滿了莊稼。顯然,老師是在告訴自己的學生,要與某些丑惡的東西告別(例如動物性),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轉過身去面對那些美好的東西,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最終戰勝那些丑惡的東西。

顯然,這就是基督教。這就是不但超出了宗教、進入了哲學、成為了文化而且更教會了英美等國家的基督教,這就是去自覺“領悟無限”,去自覺實現“根本轉換”的基督教。形象地說,全世界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在整個現代化的孕育過程中都是“腳”先出來,但是,在基督教的推動下,英美的整個現代化的孕育過程卻是“頭”先出來,因此,英美的現代化的步伐更為健康、更為神速,也就都不是偶然的了。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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