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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中國官文化
杜君立:中國官文化
杜君立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李鴻章


2011年9月14日,湖北省洪湖市委宣傳部新聞科科長陸華君墜樓身亡,已排除他殺和意外事故。陸華君家人說,當天單位公布過一個名單,上面沒有陸華君的名,“估計還是編制沒解決,抱的希望一下落了空”。兩年之前,北京撤并了一個小小的崇文區,多余出來的處級官吏達4000余名。處級相當于古代中國的七品,是官吏集團中的最低級,也是其主要構成。由此可見官吏群體的數量是多么龐大,官僚體制內部的競爭又是多么激烈。

中國無疑是官文化的故鄉。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把官僚體制發展到如此復雜的形態,離開官文化,就沒辦法講中國的傳統文化。從一定程度上,太監是歷史上最純粹最專業最敬業最有代表性的中國官吏。明朝的太監像如今的公務猿考試一般實行招募制。每次招募結束,總剩余下高達數千“閹黨”。這些閹黨除過做太監什么都不會,只好找個豬圈養著。在滿清時期,雖然主要官員都又女真貴族担任,但太監卻堅決禁止女真人,而是全部為漢人。

西方的諺語說,都是天使,則不需要政府,都是惡棍,則組建不了政府。所以人天生是無政府的動物,是“驕傲而卑劣的生命”。因為對于權力的貪婪,不完美的人便組建了一個不完美的政府,這種不完美即是人類社會最大的痛苦來源。官作為一種物種,一直屬于研究的空白領域。在過去五千年歷史中,亞洲幾乎一直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而官這一物種就最早誕生在這里。秦始皇是中國官吏的始作俑者,官吏這一群體在秦始皇死后繁衍壯大蔚然成風,至2500年后已經成為中國特色。以拜占庭帝國、臥莫爾王朝和中華帝國為代表的官吏統治體制,被西方現代政治學家定義為“亞細亞式的專制”。這些思想家認為這種金字塔式的官吏體制是東方獨有的,永遠不會與西方發生關系。

馬克思給官僚下過一個深刻的定義:“官僚只是把世界作為自己行動的對象而與世界相聯系。”官僚主義早已從政府滲透進了商業和民間的各種組織。馬克斯·韋伯曾以新教倫理與理性精神標榜西方文明的優越感,并以此來反襯東方官僚制度的腐敗無能。然而100多年后,官吏統治已經從東方傳遍整個地球,官吏集團在與商業集團同流合污之后,成為地球上最成功的新統治者,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

官文化的誕生是封建貴族時代終結之后,隨著皇權專制時代一起登場的。官文化從來都是皇權專制文化的一種衍生物。從一定程度上,西方官僚制度與中國官文化存在極大的不同。如果從歷史久遠、認識自覺、制度完備、利益獨立四個角度,現代官僚制度則是在西方完成的。西方文明按照工業分工理論,創造了近代完整的文官政治制度。進入工業社會以后,技術的進步、生產的復雜性和民主化過程,對行政管理提出了更高更復雜的要求,西方官僚制度與現代官文化逐漸成型。

在當代美國政治舞臺中,炙手可熱的布什家族已經進入第三代,成為共和黨領銜主演。在建國200余年后,美國終于進入官吏統治的王朝時代。同樣,英國法國日本菲律賓也無一不是如此,權力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世襲的官宦手中,血緣裙帶成為政治這具裸尸的僅存外衣。

早在半個世紀之前,被稱為“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就在《權貴精英》一書中指出,美國的政治和社會權力高度集中在一群政界軍隊和企業精英手中,這一精英集團依靠社交婚姻和秘密會社結成一體,他們擁有龐大的政治資源和經濟實力。美國政治權力結構走向史無前例的集中化、支配精英的自我循環再生,一般民眾在這個過程中被邊緣化、分散化和無知化。美國選民雖然有選票,在表面上是國家的主人,但實際上他們的生活完全被一個軍事經濟政治綜合體操控著。“誰在統治美國?”只能是那些官吏精英集團。正因為這樣,從越戰到伊戰,美國民眾一直在反對,美國政府一直在增兵。這些戰爭與其說是美國的戰爭,不如說是美國政客的戰爭。在很多時候,戰爭是維持統治的最好方式。

在米爾斯眼中,美國民眾與“中國老百姓”沒有什么兩樣:溫順、被動、安于現狀、自愿繳械。與美國的政治一樣,隨著國家勢力的日益壯大,人類只能在極不公正的官吏統治或混亂暴力的無序社會之間做出選擇。面對未來,人們不得不悲觀地放棄任何第三種選擇。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接受記者采訪時,也不得不承認:

我們國家的青年人特別想當官。這讓我很不安。青年人熱衷于成為公務員……因為這是快速致富的手段——腐敗。二三十年前,人們希望成為設計師、宇航員、演員,因為這些職業很流行,也很有意思,不僅可以帶來不錯的收入,也能帶來體面的社會地位。這些職業至今也是如此。這些青年人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了活生生的例子——那些人無需付出過多勞動,便可很輕松地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為了成功,企業家需要10年、20年、30年的艱苦努力,要一分錢、一分錢地攢,才能把生意做好。但如果一個人選擇另外一種人生坐標,如當上一名職級很低的公務員,收幾次別人給的賄賂,然后可能是平安無事,再開始自己的仕途。雖然,按著一般規律,收受賄賂一事是不會自己主動停止的——只要沒有被人抓到他的手,只要此人還在體制內,收受賄賂的習慣可能就會伴隨其一生。這就是我對此十分担心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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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多年前,蘇格拉底聲稱國王是“人民的牧人”,而人民只不過是一群需要被主人照看的羊群。他因此被500人的雅典公民陪審團判處死刑。從某種意義上,雅典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軍事集團,而不是一個政治國家。貴族制度和封建制度使官吏這一物種始終未能大成氣候,官吏大多時候僅僅以稅吏的身份出現。羅馬的元老院開西方議會之先河,元老院的長老們掌控著最高權力,最高執政官的權力即來自元老院的授權。雖然最高執政官常常自我升級為凱撒,但元老院依然保持著一種權力制衡。

在西方歷史中,保民官是一種奇特的官職,他由底層窮人推舉,在議會中維護窮人的利益,雖然這是一個自殺性的職業,但常常前赴后繼,不乏俠膽正義之士為民請命。保民官的設置體現了西方官文化原始可愛的一面,如同陪審團制度——由一群文盲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罪。官吏文化的功能性是其存在的初始依據,而官吏這一公共職務往往并不需要艱深的知識,大多時候僅僅具備常識就足夠了。

和一切毀滅性的病菌一樣,官這一物種具有強大的自我保護功能和繁殖能力,甚至具有自我犧牲精神——在所謂的集體主義影響下。人類在這一方面沒有多少經驗,而其中經驗最多的就是中國人,他們與官斗、想做官,已經有2000多年歷史。

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自治和自我管理,如同老子理想中的“小國寡民”。我們從美國的誕生史可以看出,國家遠在社會之后,而官吏的出現則更晚。教會、商社、教師聯會等民間組織一支担任著政府的服務功能,他們制定社區公共服務規范,左右輿論,激勵或防止某些行為。而這些民間力量也防止了后來國家誕生之后成為極權主義的危險。同時,這種傳統培養了西方文化對自由平等的重視和對政客的輕蔑。這種文化傳統也使華盛頓對黃袍加身不屑一顧。西方的官吏集團誕生于19世紀:文官制度與兩黨制、內閣構成西方政治的3個基本元素。但西方的官吏集團與中國傳統的官僚集團不同,它被劃分為職業文官和內閣兩個不同部分。對理性的西方人來說,權力的腐敗是必然的,唯一的辦法是對權力的監督和對腐敗的淘汰,一個能被淘汰出局的腐敗統治者遠比一個廉潔奉公但無法罷黜的專制者更為可取。

在西方歷史中,除過納粹,官吏體制在蘇聯時代達到頂峰,從東德、波蘭到前斯拉夫地區,官吏們像人類設計師一樣設計者人們的命運和前途,直到最后設計者和被設計者一起崩潰。

清帝國的崩潰實際上是一個官吏集團的崩潰,一群寄生蟲害死了它們的宿主。在兵荒馬亂的民國時期,這群即將絕種的寄生蟲遇到了新宿主,不過數十年功夫,新宿主照樣完蛋。

毛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不乏各種各樣危言聳聽的抨擊,可見其對這些寄生蟲是非常警惕的。毛如同一位勤奮耕耘的作家,在即將開始一個新王朝之際,他發表了批判官吏統治的大量檄文,如《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人民服務》《論官僚主義》等等。

1950年代毛萬歲對舊官僚集團的肅整和清洗不可謂不嚴厲,簡直上扒其祖墳下虐其后人。然而接下來的大躍進運動中,一個更加邪惡的新官吏集團小試牛刀,共和國紅旗下餓殍遍野。以《共產黨員修養》聞名的劉試圖做一個模范的職業官吏,可惜形勢比人強,文化大革命最終成為官吏們的煉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民不聊生的同時,竟然也會官不聊生。毛通過軍隊的支持,以平民主義的名義廢黜了原先的官僚階層,換來的卻是一個幾度喪失基本秩序的混亂社會。法律的約束力完全消失,人們得以放縱自己的偏執。狂熱的青年學生往往是最容易失去理性和自制力的群體,“紅衛兵”作為毛投向官僚集團的致命武器,以大民主的名義掀起了一場席卷全國的奪權運動。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原先的掌權派被打倒,剛剛生成的權貴官僚階層或成階下囚,或改弦易幟。這一過程往往伴隨著一系列恐怖血腥的記錄和充滿恐懼的回憶,都深深印刻在整個官吏群體的腦海里,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

威權體制重新確立,復辟者以驚人的速度再度官僚化,1980年代的撥亂反正使劫后余生的官吏集團咸魚翻生,10年后,官吏集團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以罪惡血腥手段捍衛其集團壟斷利益。官吏集團在19世紀初失勢以來,終于在70年后重新吹起集結號,從此走上了一條鋪滿鮮花和紅地毯的黃金大道——讓一部分人先闊起來、發財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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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官吏文化歷史淺薄,在法治精神的安排下,官吏集團處處遭遇彈劾和杯葛,在某種意義上仍可以說,商人集團依然主導著社會發展的節奏和方向。法國媒體為了取悅讀者不惜拿總統取笑,說薩科奇是法蘭西最大的飯桶。中國人當年也曾說某巨官是中國最大的草包,但只能私下說說。

官吏體制在東西方發展階段不同,這主要是歷史傳統的影響。幾乎沒有遭受過多少官吏統治的傳統,使西方公民普遍地表現出對官吏集團嚴重不信任,甚至敵意。套用魯迅的話說,不憚于用最大的惡意來揣測官們。在這種政治文化下,官吏文化仍然處于初期的甚至邊緣的狀態,尚未構成社會的主流。甚至貴族文化的殘留影響也要大于現代官吏文化的影響力。

中國官吏文化在2000多年以來就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官吏群體就是中國2000多年以來的實際統治者,所謂“食肉者”“勞心者”“人上人”等等都是對官這一階層的崇拜。宋末思想家鄧牧在《吏道》中寫道:

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縣令,其次為佐,為史,為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古者君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為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且賢者,才且賢者又不屑為。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為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后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后大小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為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為祿養,則亦并緣為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于其間。

法家學者慎子說:“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后世之君主和官吏以公權而謀一家之私利,這無疑是對法家思想的莫大諷刺。

官文化的形成似乎是在春秋時期,成熟于戰國。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在王侯爭霸時期,人才市場逐漸形成龐大的官吏集團,門生故吏同鄉,盤根錯節的關系和繁瑣隱晦的官場文化就此誕生。蘇秦張儀玩帝王于掌故間,一人以興邦一人以喪邦;商鞅可致秦滅六國,李斯亦可致秦自滅。大體的說,官基本上來自于士這一階層,縣令陳平甘愿做亭長劉邦的官,而韓信每天夾著寶劍乞討,不過是為了做官。

劉邦素來看不起儒生,甚至把儒生的帽子當尿壺,但儒生叔孫通卻為劉邦設計一個完整的官吏體制,將劉邦這只老虎關進黃金籠子里,他的權力由官吏們全權代理,皇帝只管享樂即可。劉邦穿上精美的新裝,漫步于巍峨大殿之上,出入前呼后擁,不由感嘆道: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后來董仲舒進一步完善了君權神授理論,給君權披上了一層神圣而又神秘的外衣。至此,擅長傍大款的中國官吏們找到了一條終南捷徑。狼狽為奸狐假虎威兩千年不倒。

黃仁宇將中國政治稱為“官僚政治”:“歷史上強有力的君主以臣僚為他們的工具,多數的君主則是群僚的工具。官僚制度做到最好處則是兩者都不堅持本身利害,只維持體制的完美。”

官作為一種職業,在中國成為最顯赫最榮耀的職業,可以說是職業的王冠。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官。“做官則名利雙收,事實上,也就是以非經濟的方法逐獲經濟上的利益。”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沒有官帽的腦袋簡直不是一個完整的腦袋,丟了烏紗如同被扒了衣服。官服成為中國最精致最華美最尊貴的服裝。出身社會底層的朱元璋不僅首創了對官吏“剝皮揎草”,他還將官吏以禽獸來命名。從此以后,中國官服上都有一個標明品級的四方補丁,文官為禽,武官為獸。在漫長的帝制時代,官與民的區別如同人與動物的區別,之間是深深的難以跨越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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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中國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的最大差異是從來沒有巫師這樣的獨立的超脫的神職人員,宗教信仰基本處于最原始的多神教階段。佛教道教基督教或者說所謂的儒教,要么成為官文化鞭策下的附庸,要么處于一種被驅逐的邊緣狀態,以避世無為避免與官文化爭鋒。多神教在中國官文化的影響下成為官文化的民間鏡像,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土地爺山神城隍不過是官的民間想象而已。

官文化隨著二戰后國家主義的興起而濫觴于世界,以國家主權為切割線,人類前所未有地處于官僚集團的監視統治和奴役之下,對權力和暴力的研究因此成為新興學科,韋伯、馬克思、羅素、阿倫特等都是一時成名的思想家。

傳統法家認為,官吏為君主的臣子,又為民眾的君主,權力的運用講究法、勢、術,“無法則國不治,無勢則法不行,無術則勢不固”。“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中國傳統上是以研究歷史的模式研究和傳承官文化的,《資治通鑒》為其佼佼者,馮夢龍的《智囊》和汪輝祖的《官經》是中國官文化之集大成者,其后李寶嘉的《官場現行記》則開中國官場小說之先河。在李宗吾的《厚黑學》之后,中國鮮有這方面研究的新突破,而吳思以《潛規則》和《血酬定律》堪稱當代大家。雖然官員群體矯情飾美的自傳體小說和大量暢銷的官場小說官場電視劇如今年的泥石流一樣此起彼伏,但可圈可點的非常少,并沒有超出《官場現行記》的水平。

當一個官場小說描寫一個大官貪污20萬以及養情婦時,現實中已經是轉移公款數十億和強奸幼女了,小說遠遠落后現實,而官文化的發展也遠遠領先于目前的研究水平。當研究西方官文化的《硬球》在中國出版后,很多讀了此書的中國人笑得肚子疼:和中國官場比起來,西方人太幼稚了。西方那點官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中國官文化相比,絕對屬于小兒科。

西方文化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簡直是沒有任何歷史,基本是在近代全球化過程偶然形成的。而中國文化則三千年不間斷,直到今天。與其說當代中國是全球化下的中國,不如說是古代后的中國。

全球化是商人集團推動的,而中國則從來都是由官吏集團掌控。中國唯一一次失控是遇到攜帶鴉片和鋼炮的西方商人,但當這些“洋人”從中國官吏手中拿到豐厚的銀子之后,中國依然是中國官吏的中國,與世界沒有多大關系。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只是一種時興的意識形態,與傳統的儒家文化沒有什么不同,都是官文化的一種燦爛包裝而已。

所以不要試圖用西方的現代的全球化的人類的東西來解釋中國,而只能用中國來解釋中國,因為中國文化就是官文化的中國。政府不過是官吏集團的自治組織,法律不過是官吏的工作手段,暴力和宣傳同樣屬于官吏集團的核心力量,國家機器是一個完全封閉的體系,國家是官吏集團的執行機構,而國家的人民則不過是官吏集團的利潤來源,以龐大而馴服的、勤勞而愚昧的、貧困而不勇敢的蕓蕓眾生來保證官吏集團的養尊處優錦衣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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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雅典城邦時期,所謂的“國家”實行民主的共和制,雅典人分為公民和奴隸,公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完全受法律保護,而奴隸則只有干活的權利。200年前的美國剛剛草創,自由人與奴隸的比例幾乎是10比1,占人口大多數的黑人奴隸過著悲慘的生活,而白人奴隸主則享有充分的公民權,盡管那時白人婦女的地位仍然不高。南北戰爭是一場白人之間的奴隸解放戰爭,而戰爭結束一百年后,馬丁路德金時期的黑人仍然是這個以自由民主自居的國家的賤民,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

如果雅典和美國是中國一個不十分切貼的類比,那么事實上確實只有少數官吏們才可以稱其為公民,其他大多數中國人事實上只配享受3000年前一個雅典奴隸的“權利”。

官場是中國能量最大的風暴角,這里也是各種利益角逐最為激烈的戰場。中國人的內斗和傾軋的“傳統美德”正是拜這種源遠流長的官文化所賜。一般而言,吏指的是不入流的小官,吏構成官的金字塔底座。

官場如同火葬場一樣,從來是只進不出。只要能“擠”進去,就可以混吃等死一輩子。混得好了,叫做“達”,要“兼濟天下”、青史留名;混得不好了,則獨善其身,老婆孩子過好日子。

金字塔結構的官場注定官位越高權力越大競爭越激烈,而這種競爭又沒有什么明確的規則,唯一的規則就是不擇手段。正像電影《錦衣衛》中大太監賈精忠所說:當你功成名就的時候,人們會忘了你手段的卑劣。官場略顯仁慈而又特別殘忍的地方就是論資排輩,從一個不入流的刀筆吏起步,臥薪嘗膽忍辱負垢蠅營狗茍,30年如一日做排隊木偶,一般也能混個七品或處級,畢竟這類芝麻官的資源還比較豐富。考慮到喝酒喝死、到異性家裸死、尿尿摔死、跳樓自殺和強奸被殺,只要不犯大錯不干大事,混到處級一般問題不大。

新加坡太上皇吳作棟說,每一個中國官員都是一個皇帝。一個權力不受約束的縣處級可謂“百里侯”,權力欲能得到充分滿足。山東省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也曾說過,“官做到我這一級,就沒人能管了。”但處級以上的資源迅速減少,據說是10%,這導致處級和處級以上競爭變得更加激烈。這樣的情況下,不犯錯是起碼的,不被認為犯錯是最重要的。這樣的高官既然資源有限奇貨可居,必然眾人覬覦。既然順順當當得不到,只能智取了。所以中國處級以上官場競爭急劇增加,“高處不勝寒”使每一次廳局級倒臺都帶來一場官場狂歡——頭獎只有一個。

廳局級的官吏一般很難通過正常升遷達到,理論上原官吏只要不犯錯不退休不升遷就可以一直保持該官位。升遷的可能性極小,因為廳局級以上官位資源已經極其稀缺,而退休需要達到一定年齡。因此只有犯錯一條路可走。沒有錯沒關系,只要被認為有錯即可。因此官場淘汰到高級階段就顯示出極其殘酷的一面。

高官競爭的極端殘酷使幸存者個個都是權力斗爭的高手,無論厚黑學還是潛規則,都修煉到化境。高官競爭的殘酷性說白了是一種腐朽體制的強制洗牌,使其保持一定的更新程度,因而使官吏集團更加“與時俱進”,獲得更大的適應能力和生存能力。

這種狗咬狗的內訌式競爭或者將腐敗者淘汰出局,或者將失敗者以腐敗者的名義淘汰出局,在無法以外在第三方的公開的制度性的方式來監督和考評官吏的情況下,這種內部淘汰機制也算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保持了官吏勢力的活力和統治力。在轟動一時的黃金高案件中,號稱反貪書記的黃金高先是穿了6年防彈衣,然后是作為貪污犯穿一輩子囚服,個中內幕外人怎能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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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中國也不乏反對官文化的仁人志士,不說陶淵明宋應星金圣嘆,典型莫若中國紡織工業先驅張謇,他曾中慈禧恩科會試狀元,并被清政府授予三品官銜。但他毅然掛冠下海:“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如果以西方政治文明來考量中國,中國近乎野蠻流氓和邪惡,但如果以中國傳統文化來審視當下,則一切都沒有改變。如果說有什么改變,那么不過只是改了個名字。常侍改叫常委、大人改稱領導,父母官改稱公仆,衙役改稱警察,轎子改稱特權車,奴才改稱下屬,衙門改稱政府……在繼續拒絕選舉制度的同時,百年中國最大的變化或許是重新恢復了世襲門閥制度,官二代、太子黨成為新中國的官文化。保持社會階層正常流動的傳統科舉制度被廢止后,高考制度越來越淪為勞動力生產線,與官員選拔失去聯系。

在沒有選舉的古代,中國創造了文明的考試制度,這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孫中山是在游歷東西洋多國作過比較之后,且看到民國建立以后各路軍閥擁兵自重、強權決定官員選任的狀況,痛定思痛地指出:“自世卿貴族門閥舉薦制度推翻,唐宋厲行考試,明清峻法執行,無論試詩賦、策論、八股文,人才輩出;雖所試科目不合時用,制度則昭若日月。”后來民國考試院的建立,實際上是科舉制的復活。羅素也對中國考試制度贊賞有加:“中國的知識分子與別的國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國的世襲貴族已消滅了兩千多年了,執掌政權的都是考試中的獲勝者。這樣,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別的國家貴族所掌握的勢力。”

但每到一個王朝末期,考試制度往往陷于崩潰,官文化走向墮落腐化。官吏集團如同寄生蟲一樣,隨著一個王朝的建立而出現,然后自我繁殖壯大,最后毀掉宿主,再尋覓新的宿主。最八榮八恥的當屬五代時期的馮道同志了。唐朝滅亡后,中國北部先后經歷了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五個朝代,共歷時54年。在這種動蕩混亂中,馮道憑著老謀深算圓滑多變的政治權術,穩穩地做了五朝元老——皇帝換了5個,他還是丞相。

馮道最大的本事是見風轉舵。對于他來說,給誰做臣子都是一樣的。只要能保住官位,他肯為任何人效勞。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勾結契丹,殺了馮道的主子——皇帝李從珂,建立后晉,做了外族契丹的兒皇帝。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無恥的一個皇帝。馮道就在這個最無恥的兒皇帝手下做了最無恥的首相。馮道將中國官文化發揚到最高境界,無恥者無畏,永遠緊跟當權者。當然,也可以說馮道是中國職業官吏的最好代表。官只是一種謀生的職業,而不是身份。

明朝一代,皇權與官權(相權)相持不下,皇帝罷工和大臣罷工屢見不鮮,皇帝成立了專門對付官吏集團的錦衣衛和東廠西廠。到崇禎落難時期,腐敗的官吏集團幾乎集體作壁上觀。官吏集團拒絕向保衛皇朝的崇禎借錢。崇禎絕望自殺后,這些家財萬貫的官們被攻入京城的農民軍殺戮搶劫一空。但不乏洪承疇這樣識時務的“俊杰”。

囿于信息缺乏,馬克思、韋伯等同時期的西方思想家都對中國一知半解,他們對中國周而復始的王朝循環困惑不解,他們無法理解官吏體制的死結,這種死結只有更新宿主才可以獲得新生,因為官吏集團內部無法控制自己的貪婪和腐敗。韋伯在剖析中國歷史時,竟然將中國2000多年看做一個王朝來看待。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王朝更替換湯不換藥。

事實上,每一個王朝初創時期都嚴厲對待官吏集團的權力膨脹,殺害舊臣也罷、杯酒釋兵權也罷,甚至朱元璋的廷杖都無法阻止官吏集團的權力失控。皇權從開始的皇帝手中逐漸落入代理人——官吏集團手中。皇權獨裁最后往往發展為官吏專制,即官吏集團的集體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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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集體統治最典型莫過于漢末的十常侍和咸豐死后的顧命八大臣。這些權傾朝野的官吏集團經過勢力角逐,最后達到均衡狀態,以內部民主的利益共享模式操縱國家權力。所謂的法律、制度、暴力、財富都由集團內部權力博弈所決定。這一切與西方政治學中的國家沒有多大關系。門閥體制壟斷了一切權力,權力金字塔構成國家的政治核心,官文化成為國家主流文化,或者說主旋律。

公民這一西方政治文明是官文化的反義詞,中國的去公民化政治也可以說是汪暉的“去政治化政治”。公民在官文化的語境中,被直接定義為“普通老百姓”或者“群眾”,從而徹底割除了法治和權利的文化背景。

“普通老百姓”或者“群眾”作為“官”的對應物,是對中國傳統政治的一種忠實傳承。官吏集團在后毛時代徹底擺脫了獨裁對專制權力的制衡和制約,官吏集體領導制日趨走向成熟。從上到下,官吏集團的利益博弈、利益結盟和利益分贓都日益體制化和一體化。暴力機器的工業化使占統治地位的官吏集團可以輕松的壟斷暴力,作為暴力化身的權力被徹底從人民手中剝離,從而使權力與大多數人毫無相關。自上而下的權力相授使權力超越一切契約的力量,這種反現代反自由的金字塔文化使法律和國家這兩種現代契約產物顯得荒誕不經,一切合理的解讀還需要重新回到散發著尸臭的中國傳統歷史中去。

官文化曾是中國農業文明發達并領先于世的重要條件,同時也阻抑了中國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官文化的現代變種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當西方依靠工業化追上并超越古老東方時,西方的所謂官員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群資本家和經理,正是這些嗜錢如命的冒險家以“東印度公司”之類的商業行為打開了現代社會的大門,而中國卻從此走向了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官吏集團又成為資本的化身。

當官僚集團失去了信仰上的合法性時,經濟發展就成為當局唯一體現合法性的地方,因此衍變成為利維坦之上的超級利益共同體。中國的官僚體系從未如今日之強大,其所依賴的就是無與倫比的權力和無所不在的利益共謀。在王權時期,官僚體系之上還有一個高高在上的君王在位,憑借儒家意識形態、軍事力量、外戚或者內臣,和官僚體系對抗,制約官僚勢力。在民主社會,這種制約則通過權力分治、選舉、政黨輪替等手段得以實現。然而在今日之中國,上無君主、中無權力之分治、下無平民之選票,官僚體系一家獨大,無人可以制約。這個體系依賴共同利益維持其隊伍的忠誠,也就是加入他們則可以獲得利益,退出他們,不但利益將消失,其過去的行為也可能得到清算。

在現代世界中,中國的官們是行走著的木乃伊,渾身裹滿金縷玉衣,不論身后是墳墓還是宮殿,他們都以這個金字塔為榮,因為這是他們唯一的出處和去處。
 

2011-10-27 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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