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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再論燕京學堂:“白說也要說”
錢理群再論燕京學堂:“白說也要說”
新京報書評周刊     阅读简体中文版


| 編者按:燕京學堂的風波似乎已經淡了,但這次爭論暴露出來的種種矛盾,尤其一些更為要害的問題、更具危險性的趨勢,可能也將就此被輿論所遮蔽。8月6日上午,北京高校的一些人文學者約在東城的一個咖啡館,聚會研討了一些燕京學堂之外的問題,而大學文科、特別是北京大學人文學科今后的發展、所面臨的困境,是大家關注的中心。北大教授、著名學者錢理群與會并發言,今日新京報書評周刊新刊摘編了他發言的主要內容,如下。|



口述/錢理群


燕京學堂的要害不在選址,而在提出“中國學”


我2002年退休到現在整整十二年了,我跟北大已經基本上沒有什么關系,但仍然在關心北大的動向。這次燕京學堂的事情我一直在旁觀察,而且越看越不安,充滿憂慮。我想起了我的導師王瑤先生,他有一句名言:“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我今天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與態度,來說一番也許不大中聽的話。


我覺得燕京學堂的要害不在選址,而在提出“中國學”,并且賦予其重大意義與使命。如果說僅僅是一個留學生教育的改革,我們可以不必討論;但問題是校方不這么看,它非常鄭重地宣布:“中國學的創設是學校近期創新的大事,體現了學校新的辦學模式的探索”。那么我們就要問:這樣的“辦學模式”的“創新”,是不是要推廣到整個北大,至少是所有的文科院系?是不是要以“中國學”來改造我們北大文科?如果是這樣,就不是一般性的問題,而是關系到北大文科發展、北大教育,甚至整個中國大學教育發展的方向性問題。


或許正因為北大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曾經是一個精神的堡壘和圣地,因此總有人想改造北大,而現在它要進一步:要改造學科了,就要進入學科內部了,這個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因此,我覺得需要對“中國學”的概念進行根本性的質疑和討論。


我看“中國學”提出課題,什么“中國傳統與現代化進程”,什么“中國文明形成的特質”,什么“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文化建設”,等等,全是大而無當,結論在先,而且如此的急功近利,強調實用,要求速成、超趕,用大躍進的方式來組織學術,制造出來的,只能是學術垃圾。


我們不說遠的,就看看這些年大家都熟悉的中國的學報、學術雜志,盡管其中也不乏認真研究之作,但大量充斥的,卻是空論、大論、泛論,東抄西抄的拼湊之作。不難想象,這樣的以論帶(代)史、急功近利的“中國學”,將怎樣敗壞中國文科的學風,并禍及下一代。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是應該質疑的


最根本的問題,還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這在2003年之前就提出了,不過在2003年那次改革里,是作為一個中心口號提出來的。我當時就對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追問:“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其標準是什么?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作為目標?為什么還要提出具體的時間指標?”聽說這次提出達成目標的時間是2018年。那么,我就想提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究竟誰要世界第一流大學,而且如此迫不及待?”是我們學者要嗎?是北大老師學生要嗎?還是某些利益集團要?那么,“他們又想通過什么手段、什么途徑來達到這個目標?這樣做就一定能達到嗎?”這背后又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什么是大學,大學是干什么的?”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背后的理念是一個趕超模式,我們落后了,要趕超先進國家,而且要用最短的時間來趕超。這個趕超模式就有問題。在我看來,經濟上是有先進落后的,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沒有先進落后的問題,譬如說你教育的發展規模如何,受教育的人數比例如何,這些是有可比性;但從根本上說,就很難有什么先進落后,你就能夠說西方教育先進、中國教育落后,西方文化先進、中國文化落后嗎?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


因此,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是應該質疑的,也許“創建一流大學”的目標更科學,更切合實際。如果你預設一個所謂世界的標準,在當下全球化背景下,就只能是美國標準。


記得五十年代我上大學時,北大是以莫斯科大學作為標準的,因為那時認為蘇聯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到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就以哈佛大學為目標了。如果以某個國家的大學(無論是五十年代的蘇聯,還是今天的美國)為目標,亦步亦趨,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獨立自主性與民族性、創造性;還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把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落實為硬件問題,規模越大,越豪華,就越具“世界性”,最后就變成一個投資問題: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嗎?拿錢來!這樣,就必然導致“大樓有了,卻沒有大師”的結局。


在我看來,中國是一個大國,我們把北大辦成一流大學,自然會產生世界影響;外國留學生在我們這里學習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自身的魅力自然會對他們產生影響,就像我們學習了西方文化也會接受其影響一樣,這是正常的文化、教育交流中的正常現象,完全沒有必要將主動引導什么世界潮流作為我們的目標,這背后顯然有一個中華中心主義的情結,我們對此應該保持高度警惕。


錢理群對中國大學教育充滿憂慮。 新京報記者 郭延斌 攝


今天的西崽也時時把“中國特色”掛在嘴邊


王瑤先生在八十年代就跟我說,北大和中國的學術界現在出現了兩類知識分子,一類知識分子是社會活動家型的學者,他們或者根本沒有學問,只會公關,或者也有點學問,開始階段還下點工夫,也取得一些成績,然后就通過廣泛的社會活動,竭力推銷自己的東西以取得最大的經濟回報和政治回報。一旦有了權,就充分利用現有的競爭機制竭力為自己獲取最大利益,拉幫結派、排斥異己,壓制才華高于自己的同事,特別是高于自己的年輕人,實際上成了學霸。這樣的學術新貴,正有與時俱增的趨勢。


另一種類型,王瑤先生稱之為“二道販子”,即向中國人販賣西洋貨,又向西洋人販賣中國貨,王先生說他們販賣的還竟然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質產品。這其實就是當年魯迅說的“西崽”,他們“倚徙于華洋之間,往來于主奴之界”,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高于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皇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于勢力高于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于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總而言之自我感覺極端良好。這樣的西崽自然是以洋人為靠山的;但魯迅又提醒我們注意,他們“都是國粹家”。這非常深刻,可謂一語中的:今天的西崽也是時時把“中國特色”掛在嘴邊的。


現在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化,這對未來北大的走向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如果將來北大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的教授,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的學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墮落了。我一開始講我的北大之憂,主要就憂在這里。


“全世界都病了”


這些年我一直在冷靜、緊張地觀察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趨勢,最后得出一個結論:全世界都病了。就是說世界現行的所有的社會制度,現行的所有發展模式,無論是美國模式、歐洲模式,還是日本模式,以及所有的既定的文明形態,美國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等等。


危機并非末路,現成的所有的制度、模式、文明盡管出現危機,但也有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包含著某種人類文明的積淀的成果。他們都應該成為人類文明繼續發展的一個基礎和前提。未來的世界文明發展的方向不會是一個吃掉一個,一個否定一個,而是各自變革與調整,又互相影響和吸取,相互交融,從而達到對現有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的綜合和超越。


這樣一個人類文明危機與轉機并存的時代給我們人文學者提出了全新的任務、全新的要求和全新的挑戰。文科發展的前提,是要有學術的獨立與思想自由,這在當下中國具有迫切性。我們還要呼吁新的想象力與創造力,這也是文科研究保持發展活力與生機的關鍵,我們現在陳陳相因的平庸之作實在太多了。在我看來,文科研究也是危機與轉機并存,現實生活提出的挑戰越大,越是文科研究大發展的機遇,就看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想象力與創造力。


坦白地說,我對很多還在堅持左派、右派立場的朋友,對他們對當下中國與世界問題的很多判斷,都持懷疑態度。因為任何有現實感而不是沉湎于理論幻覺的知識者都必須承認,我們今天和今后所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現實、新的社會問題、危機和變革,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固守在原來的價值立場,知識觀念以不變應萬變,將變化的現實強行納入我們已有的理論框架之內,而應該正視現實,進行全新的研究和理論創造。


這也是我的態度:該說的話要說,說了管不管用,是我自己掌握不了的;說完了,就趕緊去做自己的事。


注:本文原文標題:《錢理群:我的北大之憂,中國大學之憂》


▲8月16日新京報書評周刊封面


「本期看點」


新京報B01版~B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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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B02~B05 | 書展的國際范

「經濟」B06 | 創富的動力,無情的革命

「人物」B07 | “魯獎”詩人周嘯天:我相信評委的鑒賞力

「大家」B08~B09 | 錢理群:我的北大之憂,中國大學之憂

「歷史」B10 | 鄭成功與荷蘭人的戰爭

「藝術」B11 | 插畫家肯特和他的小小藏書票

「社科」B12 | 來自兩個世界的革命通信

「列傳」B13 | 卜力:我享受創作中的偶然性

「書情」B14 |《丘吉爾的黑狗》 等十一本

「榜單」B15 | 昆德拉的高級“精神游戲”

「書影」B16 | 愛上跑步的 13 周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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