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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中國左翼自由主義的“香港共識”
【思享】中國左翼自由主義的“香港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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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左翼自由主義”的實質內容是什么?其基礎何在?這些基礎是否經得起質疑?近日,“左翼自由主義與中國:理念與實踐”研討會于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周保松、錢永祥、劉擎、張鐵志、梁文道等名字出現在與會者名單,共有來自中國內地、臺灣、香港和海外的三十余位學者參加了研討。這是華人思想界第一次以左翼自由主義為主題召開的研討會,低調,卻堪稱思想界的一次整合。在某種程度上,標志著中國左翼自由主義這一思想流派的形成。本文內容整合自澎湃新聞。


自由主義過時了嗎?“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于自由主義自詡為現代性的政治形式有所懷疑和挑戰,他們認為,如果西方啟蒙的現代性有其嚴重的缺陷和限制,那么自由主義也一樣是有缺陷和限制的;至少,自由主義并沒有能力反省和彌補現代性的缺陷。”臺灣著名政治學者錢永祥如是說。中國知識分子有了更多的選擇,后現代主義、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各種古典主義、儒學社會主義、國學熱……同時,無力回應社會正義問題和中國國情也使自由主義步入窘境。


如著名思想史學者許紀霖所言,10年來,自由派的空間被大大壓縮,某些議題不能提及,于是主動放棄了理論戰場,降一個層面,換一個戰場,轉移到公共媒體。這樣的策略改變,一方面使得公共媒體的自由派聲音占壓倒性優勢,另一方面也使得在宏觀理論上自由派更加蒼白。


香港政治哲學學者周保松是研討會的主辦者,他在會議召開前如此陳述迫切性:近年中國思想界開始出現一些對于自由主義的反思,主張自由主義不僅要關心自由民主和市場,也應該重視平等和分配正義議題,以及關注性別環保教育等社會議題。我們更要思考,自由主義如何才能好好響應中國今天的種種困境和糾葛,它的進步性批判性體現在哪里。這都是所謂“左翼自由主義”的關懷。


看似不兼容的自由和正義能否結合?看似不相干的議題能否容納?主張的進一步分化會導致怎樣的圖景?


這自然會產生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左派vs.右派”的質疑。“左翼自由主義”在壯大,我們很多耳熟能詳的自由主義者近年來逐步“左轉”為左翼自由主義者,很多傳統左翼的知識分子也逐步“右轉”為左翼自由主義者。


近年,陳冠中、錢永祥、許紀霖、周濂、陳宜中、劉擎、梁文道、張鐵志等,都曾發表過文章,表達過類似關注。在7月24日澎湃新聞發布的周濂對話陳冠中一文里,周濂更是說:“其實我覺得平等自由主義或者左翼自由主義的旗幟是時候應該亮出來了。”


不亮旗,卻成為此次研討會的良苦用心。


“左翼自由主義”的實質內容是什么?其基礎何在?這些基礎是否經得起質疑?會議強調討論的自由開放,沒有任何預設的立場。“事實上,為了產生更大的思想碰撞,我們還特別邀請了不少對自由主義持批評立場的朋友來參加。”所謂的批評者,來自左派、儒家,甚至是無政府主義者。


他們坐在了同一張桌前。上一次思想界力圖達到共識的努力還是“牛津共識”,過程艱難,結果富爭議。此次的“香港共識”性質卻截然不同。


“不用顧忌輩分,有什么話都可以說”


周保松勞心勞力,在會議開始前開著自己的車把學者從山下的住處接到中大半山腰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每天結束后再一趟趟載下去。從籌備到召開,三個禮拜都不夠。會議地點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麥加”,所有做當代研究的人都來過這個地方。


這是周保松心目中最理想的開思想會議的地方。像一次閱覽室中的會議,坐在一排排木質書架旁,會議桌由幾張桌子拼起,帶來緊湊而親密的空間感。窗外是蔥蘢的樹木和起伏的山巒。很多年輕的面孔出現了,跟一般的會議不同,周保松邀請了很多對政治理論感興趣的博士生,“不用顧忌輩分,有什么話都可以說”。


這是周保松心目中最理想的開思想會議的地方。


過去的一年中,先后有幾本自由主義著作面世,包括錢永祥的《動情的理性: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陳宜中的《當代正義論辯》、曾瑞明的《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以及周保松的《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關注議題雖然各有不同,基本都持有一種左翼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觀點,并以這種觀點去判斷和批判種種社會不公,同時響應其它理論的挑戰。


這個機緣讓周保松開始設想,也許可以找個機會,以這幾本書作為討論起點,就自由主義作出認真反思。在“自由主義”前面加上“左翼”,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將它和一般人所理解的“右翼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作出理念上的區分,將西方語境下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或“自由平等主義”(liberalegalitarianism)和“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區分開來。


“從90年代開始,左右截然對立,知識界朋友往往一見面必問你是左還是右,程度如何,好像成了一個最易將人分類的標簽。那么左翼自由主義是不是左右混雜在一起或來點互相妥協?它在政治社經問題上究竟是怎樣的立場?背后的道德基礎是什么?不少人認為,右翼就要自由和市場,左翼就要平等和國家,好像這些價值都是分開的,不相容的。過去這幾年已經產生了很多討論,比如陳冠中去年在共識網發表的2萬字長文,和最近在《上海書評》的對話,說要打破過去的思想框架,既要自由民主,又要批判資本主義市場和貧富分配不公,還有不能回避許多社會的新議題:環境、女性主義、民族主義和國際關系等。”會議從周保松的剖白開始。


中大山上云氣變幻快,兩天討論的過程中,窗外時不時下起沉默的雨(因為隔音很好),與會者便以此為借口不去吃飯延長討論。每個人都非常珍惜。


不要人身攻擊


“自由主義者啊,你們就是一幫心軟的人,為什么心軟?是因為你們頭腦簡單,還沾沾自喜。現實世界很復雜,你們不配沾沾自喜。你們不明白,所以我們要教訓你們。”國內著名政治學者劉擎在第一天夜晚的沙龍上如此戲謔地描述自由主義者遭到的攻擊。


周保松之后自嘲:“我是na?ve的,不知道中國學界都在吵什么。”


在中國學界,學術常常與人格聯系在一起,所以學術討論會演變為人身攻擊,一定要說服、壓倒對方,批評或否定則意味著對“自我”的否定。成長于香港和英國學術環境的周保松對這一氛圍并不熟悉。他更喜歡對話,每個人積極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主動邀請批評。他希望的是一種自由、平和的心境和氛圍。


針對可能的誤解,劉擎反復強調:“我們不是亮出一個旗號,不想貼標簽。提出一種主義就是區隔于別人。而且要考慮政治問題,畢竟作者都來自港臺。”


錢永祥近年來心系內地,出版的書都不是針對臺灣讀者的。令他感到失望的是,他在文章中提到的內地學者卻甚少有人與他對話。“我認為劉擎做的很成功,談愛國主義,進入了對方的感情結構。我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看國內的古典主義,不知道怎么進入他們的感情結構。也許在這個問題上我太現代、啟蒙、西方,我的感情結構對對方來說也是莫名其妙的。”他陷入這樣的反思。


由此他更珍惜坐下來談左翼自由主義的機會:“如果只看成標簽、旗號,那就失去了一個機會!”


周保松正走在面對公眾的路上,他的新著《政治的道德》很少腳注和術語,脫胎于為《南風窗》寫的專欄,試圖用清楚的語言與大陸公眾談重要的自由主義議題。“無論多難,都應該講清楚給一般人聽。寫好了放上微博,讓大家討論,讓一般人來批評。這是很好玩的經驗,從沒面對過數以萬計的讀者,也有很激烈的批評。認真回應的文章,現在已經有三十篇了。在香港寫這個,沒人看沒人討論。這三年的寫作經驗對我怎么做政治哲學有相當大的影響。”


只要討論和對話,不拉幫結派和抱團取暖,也是他給這次研討會的定位。


自由主義:老學說,卻依然“天真”?


會議前夜,聚在中大的學者們高談闊論到凌晨,錢永祥卻9點半就早早回到酒店準備發言,“現在沒以前精力好了”。


他羨慕年輕人,在兩天的會議中始終謙卑地詢問和關注在場年輕人的看法,埋頭用鉛筆在紙上刷刷寫動。


前晚臺風肆虐,2日一早陽光普照,氣象一新。錢永祥在開頭如是說:“我希望通過這個會議讓我的思想重新獲得活力和前瞻性。”


東方的政治思想從來沒有真正自由主義化,從來沒有擺脫道德而回歸政治、法律,回歸政治過程,回到責任倫理與公共領域。錢永祥在訪談中問:“可是為什么美國、英國這些老字號民主國家,到今天仍然有強大的自由主義運動,更有蓬勃的、推陳出新的自由主義思潮?反過來說,為什么你面對一個政權,它不侵犯人權、也實行民主政治,你就講不出話來?那是因為對方那個政權真的完美無暇了?還是因為你自己原來批評的立場太貧乏、太狹窄?中國的自由主義,從五四到今天,都在這個問題上缺乏反省,包括中國大陸今天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敵人還來自內部,張鐵志告訴澎湃新聞,他看到的國內哈耶克式自由主義、放任主義霸權已經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


怎樣持一種更佳的自由主義立場?周保松堅持的是他初衷上的單純:“當代中國的困境,自由主義可以有很多資源回應,但微博小秘書總是刪帖。我們應該來回應,這是我對一些自由主義者不滿的地方。”


面對保守主義、古典主義和宗教的爭奪,或自由主義依附于另一種思潮的趨勢,周保松并不深深在意。談及自由主義怎樣在中國生根發芽:“我很奇怪為什么自由主義不能自己生根,而一定要借助另一種儒家或基督教來與其結合。我們如此重視自由,很簡單,那是因為自由對我們十分重要。我們在當下實實在在承受的壓力中,體會到自由的價值。我們早已活在現代社會,并在現代化過程中建構出新的自我理解和對人的主體性的重視。”


在激烈的爭論中,有人說現在已經不可能有單純的自由主義者了,總是同時帶有其它立場。周保松給出的回答是:“我為什么硬要放一個儒家在我前面,為什么不能做一個完整的自由主義者?!事實上,自由主義的理念早已隨著改革開放,一步步在中國社會生根,影響我們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制度,更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影響我們的價值觀和看世界的方式。你看看臺灣和韓國的轉型,再看看香港的今天,都是直接訴諸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制度,而不需要在前面加什么儒家式的或基督教式的自由主義。”


事關平等正義


周保松在中國農村出生和長大,父母兩邊都是地主,外公被槍斃,婆婆從沒見過,大躍進時餓死,父親是右派。他經歷過生產大隊的童年,過過放牛的日子。八十年代中移民香港,住在深水埗極狹窄的板間房,幾戶人家擠在一個數十平方米的小單位,共享一個洗手間。


從社會主義實驗來到資本主義社會,周保松進入中文大學,本科大部分時間不在讀哲學,而在參與學生運動。后來到英國讀書,又親身觀察和體會到歐洲福利國家的優點和困難。


“我政治哲學的立場受很多我生活經驗的影響,而不是純粹從理性推論出一個哲學立場。這些經驗,讓我直接看到人在不同制度下的生存狀態,讓我看到人的脆弱和人的尊嚴,同時明白制度對人的深遠影響。”


《政治的道德》是周保松獻給錢永祥的退休禮物,在香港書展上暢銷,賣了一千多本,打破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記錄。比起周濂的書在內地賣30萬本,這就是香港的暢銷學術書概念。對“道德”的強調支撐著這本書。


“每個公民,每個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要求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因為國家擁有巨大的權力,并以不同方式影響甚至支配我們的生活。我們享有什么自由和權利,擁有多少機會和財富,都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制度影響。"


所以必須談公平正義。


“自由主義一個很深的道德信念,是人人平等。但道德平等的基礎在哪里?例如在街上看到不同的人,你知道每個人都跟你不一樣,但你會不會認為,因為大家都是人,因此我們享有同樣的道德價值,并應受到平等的尊重?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意識到我的生命對我非常重要,那么推己及人,我們也應意識到其它人的生命對他們也同樣重要,他們也同樣渴望活出屬于自己的人生。就此而言,我們的生命都有同樣的道德價值。”


《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作者曾瑞明在前輩學者面前算得上年輕,卻受到高度重視,就是因為罕有人談論全球正義。全球正義是典型的左翼自由主義議題。對國家主義、民主主義者來說,全球正義不是問題,國家民族的利益是最高的,只想從外面獲利。對右翼自由主義來說,全球都是大市場,自由競爭,窮的國家我有什么義務照顧你?周保松質問:“現在中國在崛起,越來越強大,也會變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重要力量。如果我們只是從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的角度去理解國際關系和中國在世界的角色,而不考慮如何促進世界和平和更公平的全球資源分配,我認為是很不足夠很保守的。”


臺灣政治學者陳宜中的《當代正義論辯》的寶貴之處也在于此。


左翼+自由主義


我們很多耳熟能詳的自由主義者近年來逐步“左轉”為左翼自由主義者,很多傳統左翼的知識分子也逐步“右轉”為左翼自由主義者。


錢永祥的身上打下了從左派到自由主義的烙印。“年輕的時候很多認識不完整,你說我懂得馬克思主義到什么程度?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有多了解。臺灣的條件不準你接觸左派,如果有馬克思的書,要坐牢。出國后,我花了一年時間讀馬克思。留學接觸到中國老一輩左派人士,特別是托派,對我有過很大幫助,幫我擺脫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去質疑。托派是馬列內部的一種傾向,要擺脫斯大林主義。我開始對列寧主義有批評。這是個逐漸蛻變的空間,察覺到各種問題。最后剩下什么?剩下的東西呼應于自由主義。”


“兩者都是啟蒙產物,啟蒙運動在價值上是相當駁雜的組合。后來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對資本主義發生沖突。接受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是社會主義反對的。羅爾斯后期離開自由主義傳統,與社會主義結合。我想重新梳理。”


與會的臺灣著名作家、時評人張鐵志也被說是由左而來。


他目前居住在香港,任《號外》主編,并在中大教授臺灣政治。


張鐵志年輕時讀簡體版《共產黨宣言》,這是臺灣那代人叛逆的表現。馬克思和左翼思想當時在臺灣被壓抑,且因為面對的是右翼威權政體,所以左翼思想格外有吸引力。但在威權政體下,張鐵志也同時信仰自由民主。


1991年,張鐵志進入大學,冷戰瓦解了,人們說歷史終結了,可是他不愿意去相信只有資本主義一種勝利的可能。張鐵志從大學開始就在思考“第三條路”,尤其傾向社會民主主義。后來念政治學博士,也都是朝向這方面思考。相對于其它幾位研究政治哲學的學者,他更關注的是民主化與經濟轉型的問題,以及福利國家的研究等等。


張鐵志從研究生開始在報紙寫評論,希望介入公共討論,用搖滾樂討論音樂和政治的關系,激勵了一代臺灣音樂人。讓他覺得有意思的是,這些書原來先在臺灣出版,寫的是英美的音樂反抗運動,所以剛在大陸出時,就有人說“很左”。


在2013年大陸出版的《時代正在改變》一書中,張鐵志既有對于民主的辯護,也有對資本主義的批評。


他在序中特別寫道:“我和部分港臺知識界朋友和大陸目前自由派與新左派的價值立場都不盡完全相同:我們傾向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經濟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因為我們相信政治自由與社會平等是要同時追尋的目標。本書中許多對臺灣或美國民主的批評,可能會讓讀者朋友們感覺比較“左”,但必須澄清的是,這個‘左’和大陸所謂的‘左’是有著根本的不同:我們并不質疑民主的基本價值,而是對民主有更高的期待。臺灣或美國民主的弊病,當然不是因為他們有政治競爭、三權分立──這些當然都是好東西──我們在乎的是,如何透過更進一步的制度改革來確保公民的自由與平等。”


在張鐵志眼中,談自由主義在中國,不應只看自由主義哲學家的作品,而是看他們在公眾中的影響。從這個層面來說,市場至上的思考在一般自由派中還是很盛行,放任自由主義霸權在內地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面對一個強大的國家我可以理解這個心態,也可以理解策略上,現在不去談強化國家角色,但是許多人對國家vs.市場的態度,不只是指中國脈絡,而是成為一種絕對價值。比如國內很多人對美國‘茶黨’的態度令我驚訝。這會有令人担心的后果。放任自由主義只重視民主而把平等視為其次,我們都必須認識到,一旦建立起一個新的民主,巨大的不平等只會傷害這個新民主的正當性。此外,晚近研究也指出,越是巨大不平等越不利于政治轉型,因為既得利益者會不愿意放棄權力。”


周保松同樣認為,為自由主義加上左翼,是要向放任自由主義說再見。


“很多人把放任自由主義翻譯成自由至上主義,我覺得根本不是自由至上,因為市場放任所導致的社會不公正和貧富懸殊,不見得能很好地保障和實現每個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基本自由。如果我們真的在乎自由,就既要在政治上爭取民主和權利,同時要關心市場資本主義社會導致的種種壓迫和不公平。”


社會現實也反映著放任自由主義的問題。“市場化和加入WTO以來,中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怎么解釋?放任自由主義者說問題不是出在市場,而是出在國家,如果完全市場化,就解決了。那你看看香港,它是最接近放任自由主義的,被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19年評為經濟自由度全球第一,卻有過百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下,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所以這種說法沒有說服力。”


在周保松眼中,在今天的的中國,自由主義最大的理論對手,不是保守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放任自由主義。他在香港和英國多年的生活經驗,讓他清楚看到和體會到,資本主義在全球已經取得支配性位置,同時在民眾中享有極大正當性。


他并不否認市場的重要,更不否認市場經濟過去三十多年為中國帶來巨大進步,包括經濟和社會發展。但他也意識到,過度崇拜市場,無視市場社會帶來的各種弊端及資源分配不公,忽略底層人民在市場中承受的苦難,那不可能是中國的出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挑戰,是要建構出一套以自由和平等為基礎的理論,一方面致力改變威權和利益集團的桎梏,另一方面要在社會不同領域令自由平等的公民受到公平對待。


自由主義不是中產男性


“儒家是典型強調道德成就的,可是人能不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取決于很多因素,很多時候人活著只是躲避可能的傷害。所以我想改變自由主義的敘述,以免覺得自由主義就是中產男性。”錢永祥說。


在他那里,一個人,既不是假設的理性人,也不是假設的道德強人,只是一個脆弱的、赤裸裸的飄搖之物。也許,是一個屌絲。


“一個生命,既然必然受制于殘疾、病痛、老化,既然生理的需求注定不能一勞永逸地滿足,既然身體的各項功能經常退化、失調、敗壞,既然各種欲求與情緒的騷擾不斷,既然情感的波動猶如海上浪濤、有如風中的殘枝一般無法靜止:這樣的生命,從道德角度來看應該是什么面貌?”錢永祥曾這樣飽含情感和悲憫地描述。


這是讓人印象深刻的人本主義。


道德本來提供了自由主義所亟需的基礎,是自由主義的根本價值觀所系,但是因為資本主義喧賓奪主,淹沒了這個道德面向,更因為流行的價值多元主義逼迫自由主義采取“中立”的姿態,許多人担心道德關懷究竟會不會成為自由主義的畫蛇負担。針對這種憂慮,周保松直接把道德反思視為人性的根本能力,自由主義即是這種反思能力的發揮,無可擺脫;錢永祥則用人本主義詮釋道德在自由主義中的關鍵地位,強調這個面向是自由主義的關懷所在,無所遁逃。


錢永祥的新書名為《動情的理性》,當聽到此書很感人的反饋,錢永祥卻搖頭說:“那說明這不是一個好的政治哲學著作。”


在感性的生命經驗和冷靜的理性之間搖擺,也許是很多學者的狀態。


“用道德考慮要求于政治,并不是人類歷史的常態,即使在今天這個民主時代也往往難以落實。”錢永祥如此實事求是地說。


頭上的星空,永遠在頭上。但要為水里火里的人做些什么?他的論述鏗鏘:“道德真的能凌駕嗎?我知道從未,但還是要堅持,要問出于政策或緊急狀況,或者多數人的偏好,我們會不會開始犧牲個人?我們歷史上一直在犧牲,現在還在犧牲。我能從理論上很好的證明道德的優先性嗎?我不能,并沒有想到很好的答案。”


周保松未必不動情,他講述了他個人生命中的一個決定性時刻,自此影響了他的關懷。


幾年前的一天他去九龍塘看電影,經過一個天橋,時值冬天,一個老人家跪在那里乞討,“那時我發覺我的自由比她多很多,那一刻,我看到很多窮人活在不自由。在許多人的想象中,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但那一刻我看到,對于很多活在極度貧窮中的人,他們不僅是在承受貧窮和饑餓,更是在喪失生命中許多重要的基本自由。一個人財富的多寡,直接影響他的自由的多寡。在概念上我們必須看到這點。”


自由主義該不該泛化?


該不該關注動物的痛苦?該不該支持同性戀權利?此次研討會的火力還集中在自由主義該不該泛化。


錢永祥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我想中國人,不管臺灣的中國人、還是大陸的中國人,在中國文化影響下,對于政治權力的處理還是很陌生的,因為中國人被壓得太久了、太沒有政治經驗了。在權力斗爭方面,中國人很老到,有幾千年的宮廷傳統,但是真正把政治作為一個公共的事物來處理,臺灣人比較陌生,大陸人當然更陌生。”


所以他覺得大陸和臺灣的中國人最迫切需要的是學習現代意義的政治。拉莫爾直率地表示:自由主義是一套“關于政治的哲學”,而不是一套“關于人的哲學”。


但自由主義就僅僅局限在政治理論了嗎?錢永祥又舉棋不定。


在他心目中,自由主義該有厚度,應該從狹隘的政治學說發展成關于社會、文化、價值的全面主張。“自由主義應該是一套關于廣義社會生活的學說,如果只關注國家或者政府的權限,但是忽視整個社會在種族、性別、資源分配各方面彌漫的壓迫,自由主義就違反了自身的價值立場了。”


有人說,泛化為全面的社會、文化主張會模糊了自由主義的面目。他覺得這樣將自身原則推廣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反而是自由主義一種健康的發展。


討論就此展開。陳宜中發問:“如果你說自由主義不僅僅是羅爾斯那種集中于政治面的理論,而是個人生活的全面規范,一套全面性的學說,那很多人會問這跟宗教有什么區別?”


錢永祥答:“區別在于自由主義沒有規范,是解放!中國公共文化完全沒提供自由主義論述的資源,在中國不可能用政治來justify,來展開論述。在中國局限在政治意義,沒有人會有積極的回應。到中國人家庭里看看什么是自由平等,你得到的自由概念和教科書上的自由是不一樣的。”


錢永祥還有這樣的考慮:“如果自由主義擴大了論述范圍,考察家庭等等,生存困境,對于年輕是不是更有吸引力?和年輕人的生活經驗接的上。”


陳宜中:“所謂奇奇怪怪的問題,動物啊同志啊,都是真切發生的問題,一個個都已經來敲門了,都需要面對、討論啊。”


錢永祥:“高全喜認為,美國的憲政體制已經完備,所以羅爾斯可以專注于正義論,而不必再關心國家論。高全喜自己關心政治憲法,覺得中國自由主義還不到談其它社會性的議題的時候。”


劉擎:“認為不該關注少數人群問題的人持一種階段性關注的觀點,這是有問題的。好像說在自由派那里有個指揮部,分戰略,要建立自由憲政。但是把政治和社會分開,這個對立是虛假的。在促進基本自由上是一致的。”


周保松:“即使作為策略也是不應該的,許多NGO的朋友一直在受壓迫中實踐著他們的理念,爭取公民應有的權利。自由主義不應該自我設限,而應該積極介入各種公共議題的討論。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應該有政治哲學。”


區龍宇:“只談政治,不談其他壓迫,這不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嗎?”


最后這位香港老托派區龍宇展現出精神矍鑠的風采,他從70年開始在香港工人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當年在英國曾經與周保松連辯兩天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優劣。


自由主義怎樣面對中國傳統與特色?


在劉擎眼中,如果面對中國傳統和信仰,也是自由主義面對的嚴峻難題。


“自由主義被指責為無信仰的自由主義。談了半天,卻不知道怎么做人,孩子都好歹不分,只說自由選擇最重要。這個問題涉及的層面非常復雜,關于人的意義,心靈生活。現代人的虛無主義危機,我認為不是假問題。自由主義的回答到現在為止還是不滿意的。在韋伯之后,祛魅化的現代世界,失去了根本根基,現在人注定生活在不確定中。古代生活有根基嗎?如果有,成立的條件是什么?如果沒石頭的根基,是不是就虛無縹緲了?”


中國傳統信仰多有政治上的超越性,而“自由主義對政治的超越性意義持消極冷淡的態度,少有實質性的積極論述,而更多的是防范性的消極論述,因為自由主義傳統缺乏適當語匯來描述政治與宗教之間的復雜關系,更難以應對非西方世界的信仰與政治的關系。”劉擎在之前的《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潛力與困境》一文中對這一困境有著深入的描述。


還有自由主義不能離開文化基礎。“羅爾斯的正義論訴諸的是美國公共文化傳統,所以沒那么困難。中國建立自由主義是空中樓閣,是沙灘造房子。很多人不是反對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只不過需要根基。所以有人贊成基督教化,有人贊成儒家憲政,找出儒家與自由民主要么親和要么兼容。”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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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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