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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與張維迎在爭論什么
林毅夫:我與張維迎在爭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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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示:復旦大學韋森教授主辦的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上,張維迎與林毅夫的爭論引起學界廣泛討論,見《林毅夫稱市場沒有政府協調更失敗張維迎:不可能》。

2014年7月5-6日在上海復旦召開的追思楊小凱逝世十周年的學術會議,會議主辦方原定這是一個閉門會,不對外宣傳,邀請經濟學界的朋友坐下來一兩天,認真思考和探討一下中國經濟學科未來發展道路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問題。在中國經濟改革與轉型進行了35年、成績斐然但問題同樣尖銳的當下,我認為這個倡議十分必要,就欣然應約前往,并根據即將發表于國外《經濟政策改革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上的《反思華盛頓共識: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一文的內容,準備了《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學科的發展》的發言。主辦方后來邀請多家媒體的記者參會,對會議上的發言和討論進行了詳細報道,我想這也是好事,對上述問題的討論確實值得社會各界關注。

按會議安排,由黃有光、我和張維迎三位先做了主旨發言,發言完后進行相互評論。維迎和我的發言及相互評論在媒體上廣受關注,并連帶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張維迎有關國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跟楊小凱有關“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的爭論。

學者所做的工作是對所觀察到的現象背后的因果邏輯提出解釋,并根據這種解釋提出改進的建議以供社會各界包括個人、家庭、企業和政府作為決策的參考。每個學者的研究其實都是“瞎子摸象”,由于觀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資料有異,提出的解釋和建議不同在所難免,學者間的爭論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徑。不過,爭論要成為建設性的,而不僅僅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道”的口舌之爭,則應該雙方對爭論對方的觀點和邏輯有準確的把握,從內部邏輯的自洽和邏輯的推論和所要解釋的現象是否一致,以及理論的政策建議在實踐中是否取得預期的效果來給予對方的觀點進行評論。這次在復旦的會上由于時間的限制并未能做到這一點,在事后的媒體報道中也未準確反映爭論雙方的邏輯、觀點和實證經驗的證據,許多評論就像有位媒體主編指出的“基本取決于評價者的個人左右傾向而不是觀點本身”。

為了使這場爭論能夠達到會議主辦方原先所設想的“認真思考和探討一下中國經濟學科未來發展道路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問題”,我想對照中國和其他轉型中國家的實踐,再次回顧二十年前的國企改革、十二年前的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的爭論,并就中國經驗和回歸斯密等爭論做進一步的闡述。

一、國企改革的爭論

1995年我和維迎就國企改革問題的辯論,被媒體稱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爭論媒體進行了許多報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維迎也有系列論著,系統闡述各自的觀點。

張維迎的論述從現代企業理論出發,強調企業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對稱安排的重要性。他認為負責經營決策的人應該享有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讓真正承担風險的資產所有者選擇經營者,優先成為企業家,才能保證真正有經營能力的人占據經營者崗位。當一個經濟中不允許個人成為財產所有者時,就等于失去了判斷經營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國企改革的出路是民營化,將企業中的國有資本變成債權、非國有資本變成股權。

我則認為國有企業問題的關鍵是“委托-代理人”之間是否會產生道德風險的問題。國企(尤其大型國企),是在資金稀缺狀況下為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而設立的,由此承担了違反比較優勢,在公平、開放的競爭市場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戰略性政策負担,和為了解決就業和社會穩定的冗員、養老等社會性政策負担。在有政策性負担的情況下,政府無法擺脫給予企業保護補貼的責任,形成了預算軟約束。在有政策性負担的情況下,任何有關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難于奏效,尤其,國有企業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負担為借口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效率會更低。

我同時認為,享有剩余索取權的所有者和經營者要統一起來,只有中小企業才能做到,大型企業不管國有或民營都同樣面臨委托-代理問題,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對稱產生道德風險,侵蝕所有者的利益,必須依靠公平競爭的市場使企業盈利狀況成為企業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并據此來制定經理人員的獎懲,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勵相容。如果是壟斷,大型的民營企業也無法解決效率和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問題。因此,改革的起點應在于剝離戰略性政策負担和社會性政策負担,以硬化預算約束,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此公平競爭的基礎上,中小型國有企業以私有化為宜,以達到所有者和經營者的統一。大型的企業,則不管國有或民營,如果經營好都可以發展,如果經營不好,則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業兼并,甚至破產。在復旦的討論會上,對我主張對于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比簡單的私有化重要時,維迎據此認為我主張把大型企業都國有化,顯然是一個誤解。

維迎和我的觀點就內部邏輯來說都是自洽的。從實踐來講,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中國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基本都已經私有化,大型國有企業沒有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現代公司治理的思路進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會、監事會,有不少還成為上市公司。到現在冗員等社會性負担基本已經剝離;并且,由于30多年的快速發展,資本迅速積累,許多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大型裝備、汽車等產業在中國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在國內外市場有了競爭優勢。因此,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專題》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建議應該消除雙軌制遺留下來的以金融抑制、資源低稅費和市場壟斷的方式對大型國有企業的暗補,放開要素市場,建立完善的市場公平競爭環境,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在市場上讓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公平競爭。極少數和國防安全有關,資本技術極端密集,仍然違反中國比較優勢的國企,則和發達國家一樣由財政撥款直接補貼。

維迎的觀點則在前蘇聯和東歐的國家中得到實踐,除了波蘭、白俄羅斯、斯洛文尼亞和烏茲貝克斯坦等少數國家外,基本按現代企業理論的政策建議,把國有企業都私有化了,但是,結果和改革預期達到的目標正好相反。根據世界銀行、歐洲開發銀行和其他許多國外學者的實證研究發現,除了在私有化過程中出現許多低價甩賣國有資產造成分配不均和寡頭壟斷的情形外,大型企業的情形就像20年前我和維迎爭論時所預測的那樣,目前從國家拿到的補貼比在國有時期多而不是少了,效率是低了而不是高了。并且,就經濟總體表現情形,在東歐國家中表現最好的波蘭以及斯洛文尼亞,和在前蘇聯國家中表現最好的白俄羅斯和烏茲貝克斯坦則都是沒有實行大規模私有化。

二、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

小凱是我在留美經濟學會成立之初就認識的朋友,自那時以后直至2004年他不幸病故,我們保持了20年深厚的友誼,他對推廣以超邊際分析來把斯密的分工理論模型化所做的貢獻,以及他對中國現代化的思索所做的努力都是我所尊敬的。本著同樣對中國學術發展和現代化的關心,我一向秉持2004年他病逝后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悼念會上所說的“眾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的精神,有不同的觀點,就直接提出來和他切磋。

2002年12月,小凱在天則研究所的一個講座中提出了后發劣勢的觀點,認為落后國家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容易而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難。落后國家傾向于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而不去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這樣落后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經濟獲得快速的增長,但是會強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變為不可能,因此,他認為后發國家有“后發劣勢”。為了克服“后發劣勢”,他主張后發國家應該由難而易,在進行較易的技術模仿前,要先完成較難的制度模仿。在楊小凱、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和胡永泰2000年合作的一篇論文中,他則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國和美國的共和憲政體制,并指出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盡管在改革后20多年經濟發展很成功,但是由于沒有進行根本的憲政體制改革,而俄國雖然當時看起來在經濟發展方面比中國失敗,但由于他們進行了根本的憲政體制變革,所以俄國的成就將來會超過中國。

和小凱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先推行共和憲政,等憲政建立起來以后再來發展經濟以克服不去模仿發達國家優秀制度的“后發劣勢”的觀點不同,我從1994年和蔡昉、李周一起出版《中國的奇跡》一書以來,就一直認為從理論和經驗的角度來看,后發國家固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必要不斷對現有的經濟、社會體制做出改革,但一個后發國家并非要先進行英、美的憲政體制改革克服了后發劣勢以后才去發展經濟。

我認為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基于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技術不斷創新和產業不斷升級,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所形成的“后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我同時認為:由于過去的趕超發展戰略,轉型中國家有許多資本密集、違反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在轉型過程中以漸進雙軌的方式來改革,一方面保留些扭曲給予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中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必要的轉型期保護補貼,一方面放開原來受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準入,經濟轉型期才能取得穩定和快速發展,并創造條件改革各種制度扭曲,最終建立起有效的競爭性市場。

在復旦的會上和其后的媒體報道中對我和小凱的爭論有兩個誤讀:1.認為我強調后發優勢,所以,我主張只要發展經濟不需要進行制度改革;2.中國現在出現的腐敗等一系列問題,證明了小凱所主張的后發劣勢的觀點的正確性。

任何人只要細讀我2002年發表于《經濟學季刊》上“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一文和從《中國的奇跡》以及以后出版的《充分信息與國企改革》、《中國經濟專題》、《解讀中國經濟》、《新結構經濟學》等一系列著作和論述中,都可以了解我在強調發揮“后發優勢”來加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創造條件,審時度勢,推進制度改革,把舊體制中的各種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場。把我的主張簡化為不需制度改革是嚴重誤解。

其次,中國在取得快速的經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腐敗等一系列問題是否就是因為沒有先進行“共和憲政”改革的結果?是否就證明了“后發劣勢”的觀點的正確性?未必!原因是根據世界銀行和歐洲開發銀行等機構的研究發現,先進行“共和憲政”改革并推行休克療法試圖一次性的把各種扭曲消除掉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中國廣受詬病的腐敗、收入分配惡化等一系列問題也同樣存在,而且,和中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這些現象的產生不在于中國沒有按“后發劣勢”的觀點先進行共和憲政的改革。

在《中國的奇跡》和《解讀中國經濟》等著作中,我分析、預測到,由于中國推行了雙軌漸進改革,為了給違反比較優勢、不具自生能力的資本密集型大型國有企業,以壓低各種要素價格或是市場壟斷的方式給予這些企業保護、補貼,那么就會創造制度租金,就會有腐敗、收入分配惡化等問題,這些問題是雙軌制改革改革引起的,解決這些問題的“釜底抽薪”的辦法是在條件成熟時,深化市場改革把各種要素扭曲消除掉。前蘇聯、東歐國家,雖然,進行了“共和憲政”的改革并采用了“休克療法”,但是,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業破產倒閉造成大量失業和社會、政治不穩,或是,因為這些企業是國防安全和國家現代化所需不愿讓其破產,在休克療法消除了舊的補貼以后,又引進了新的更大、更隱蔽的補貼,結果,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現象也就比中國還嚴重。所以,腐敗、收入分配惡化的問題不在于有沒有共和憲政改革,而在于有沒有保護補貼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我和小凱的核心爭論其實是在于:1.共和憲政是否就是最優的制度安排?2.是否應該采取休克療法把各種制度扭曲都一次性消除掉,再來發展經濟以克服“后發劣勢”,還是應該利用“后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并邊發展經濟邊改革完善制度?

對于前者,小凱和杰弗里•薩克斯等合作者認為英美的共和憲政是最好的體制,所以,為了推行共和憲政,小凱認為美國出兵伊拉克是值得支持的。他也把日本在1990年代出現的金融危機作為是日本沒有推行英美共和憲政的結果,但是,美國在2008年也爆發了金融危機。同時,歐洲有許多國家沒有采行英美的憲政體制,發展水平、社會公平、政府清廉等高于英美,亞洲國家中唯一收入水平高于美國的新加坡也沒有采行英美共和憲政體制。和中國同樣為新興市場經濟大國的印度雖然有英美的共和憲政體制,但是印度的經濟發展績效一直低于中國。而且,《國富論》中斯密記載了英國在18世紀時觸目驚心的腐敗現象,哈佛大學Glaeser and Saks教授的研究也發現19、20世紀初美國的腐敗普遍化的程度不比中國現在低。這些事實證明,小凱認為英美共和憲政是最優制度安排的看法只是理想條件下的臆想,在現實中是站不住腳的。

對于第二點,小凱主張在轉型過程中先難后易,先推行共和憲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療法一次性地把各種扭曲消除掉,等建設完理想的制度體制再來發展經濟才能避免“后發劣勢”。但是,實際的結果是否是這么樣?現在回頭來看,蘇聯東歐的國家不僅沒有中國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而且,如前所述,根據世界銀行、歐洲開發銀行的許多研究一再發現出現于中國的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同樣存在,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小凱若是有生,在這些事實面前是否還會堅持中國應該先進行共和憲政的改革克服“后發劣勢”,等他心目中理想的憲政體制建立起來后再來發展經濟。但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倡導“休克療法”最力,和小凱一起發表引發我與其商榷的《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一文的杰弗里•薩克斯的觀點顯然是變了。今年3月他到清華大學參加一個會議時,接受了經濟學家李稻葵的訪談,在訪談中他高度贊揚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的成績,認為“這在人類經濟歷史上都是很罕見的。”對于中國當前的挑戰他則認為:“國與國之間很難相互比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務,都有自己的困難和挑戰,都要學會解決自己的問題。”,在2005年出版的《貧困的終結》一書中他則高度評價中國的減貧成績,大力向非洲推薦中國的發展經驗。

三、中國經驗的解讀

在復旦的爭論和后來的媒體評論中,多數參與者認為過去35年中國的增長績效是政府選擇退出經濟領域,廢除眾多管制,選擇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法規環境,創造和維護了一個相對促進績效的競爭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證明市場的重要性,反對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超過“保護產權、加強法制和維持社會秩序”的作用。

顯然,在爭論中多數學者把轉型問題和發展問題搞混了。就從計劃經濟向市場轉型而言,不管發展績效好或發展績效差的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管制都必然減少,否則,就無所謂的轉型可言。問題是:是否政府的干預取消的越徹底經濟發展的績效就越好?從前蘇聯、東歐和拉美、非洲的國家的經驗來看,那些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經濟崩潰、停滯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機不斷;拉美國家則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后,雖然有不少像智利那樣,各種市場自由化的指標都很超前,被認為是華盛頓共識改革的模范生,但是,經濟績效改善有限,普遍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所以,不能在中國的轉型的過程中確實是政府的干預越來越少,就認為這是市場自由主義的勝利。

同時,我認為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政府的政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體上所評論地那樣,認為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

首先,如果像維迎那樣認為,除了保護產權、加強法治、維持社會秩序(顯然在這三點上中國還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外,中國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錯誤的,那么,中國怎么能夠維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長,創造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并且,是唯一沒有出現過嚴重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大國?何謂正確的政策應該是以政策的結果,而不是以先驗的標準來評定,從這些成績來說,應該肯定中國政府過去35年采取的政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

維迎等人會認為中國絕大多數的政策是錯誤的,實際是因為中國的經濟轉型沒有按照西方的主流思潮來進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主義國家開始轉型時,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和美國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說,“經濟學界有一個難得的共識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應該遵循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當時認為像中國推行的“漸進雙軌的制度是比計劃經濟還糟的制度”。但是,這種被普遍認為錯誤的漸進雙軌制改革,卻讓中國維持了穩定和快速發展,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

可是,過去正確的政策并不代表現在就不需要改革,因為條件不斷在變化:過去,以價格扭曲和市場壟斷,來保護補貼在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是維持經濟社會穩定的必要措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政策;現在,經過35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資本已經不再極端短缺,許多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再給這些產業中的企業保護補貼,對穩定經濟沒有必要,只加劇了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就需要與時俱進地給予改革。那些以為我主張政府過去35年的政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就推論我認為我主張中國政府過去推行的政策不需要進行改革的人,顯然沒有理解我過去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在復旦的主旨演講中所做的論述:“必須隨著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的提升,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變成符合比較優勢,原來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變成錦上添花,要消除腐敗和收入分配擴大化,就必須把保護補貼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經驗到底有沒有一般意義?在2002年的爭論中,小凱認為后發國家在模仿好先進國家的共和憲政制度前是沒有資格講制度創新的,主張市場自由主義的學者把中國過去35年的成績都歸因于向自由市場制度的回歸,把存在的問題都歸因于向市場的制度轉型還不徹底,按這種說法中國這35年的經驗也就不存在一般意義,有的也僅是負面的教訓。可是,問題是那些徹底按自由市場制度的要求來改革的國家,中國的快速發展他們沒有,我們存在的問題他們也都有,而且,有過之而不及。少數幾個在轉型中發展績效比較好的也都和中國一樣推行的是漸進的雙軌制改革,包括越南、柬埔寨和70年代初就開始改革的非洲小島國毛里求斯等都推行這種所謂的“最糟”的轉型策略。我們應該以開放的心態,客觀地了解上述兩種轉型績效差異背后的原因,而不是教條主義式地把和先驗的理論不同的經驗都認為是沒有價值的經驗。

轉型中國家最終所要達到的目標是消除存在于經濟中的各種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場經濟體系,這一點我和小凱和維迎是有共識的,不同的是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的認識。在小凱和維迎的框架中這些扭曲是政府強加的、外生的,所以去之惟恐不及,越快越好。我也認為這些扭曲是政府強加的,是有代價的,但是,是內生于保護補貼違法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需要的,所以我認為漸進雙軌的改革既能維持穩定,又能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充分利用后發優勢來取得快速增長,并為改革原來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和制度扭曲創造條件,所以漸進雙軌的改革是在局限條件下的最優。

按維迎和小凱的意見,中國的改革取得的成績是沒有一般意義的。我認為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都有許多政府過去的錯誤干預所形成的違反比較優勢、不具自生能力的企業存在,并且有許許多多的扭曲,因此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國的奇跡》中,我們認為中國的這種務實的,能夠同時達到穩定和快速發展的轉型策略對他們來說是值得參考借鑒的。到了世行工作以后,我發現目前世界上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除中國外,像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巴西等制度改革也都很不到位。因此,讓我更加相信中國和其他發展績效較好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雖然違背了主流的理論,但總結其背后的原因,對啟發其他發展中國家改進其發展績效至關重要,中國的轉型經驗是有一般意義的。

四、回歸亞當•斯密,到底回歸到什么?

在復旦的會上,維迎和我都主張我們在討論政府的作用時,應該回歸到亞當•斯密,但是要回歸到什么?維迎主張回歸到他所總結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提出的觀點,也就是他認為的政府最重要的職能是“創造給人自由的環境、法治、包括產權制度的保證”。我則主張回歸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國富論》的完整的書名上所昭示的《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為何我不主張回歸到斯密提出來的觀點,而主張回歸到斯密研究問題的方法?首先,認為政府的責任只在維護“自由的環境、法制和保護產權”是否完整的、全面地總結了斯密的觀點?顯然不是,斯密在《國富論》第五篇中對政府的責任則還包括“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這類機關和工程,對于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質說,設由個人或少數人辦理,那所得利潤決不能償其所費。所以這種事業,不能期望個人或少數人出來辦理或維持。并且,隨著社會發達時期的不同,執行這種義務的費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斯密還認為:“一國商業的發達,全賴有良好的道路、橋梁、運河、港灣等等公共工程”。世界銀行在二戰后成立,當時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改善基礎設施,但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以后,改為認為基礎設施的建設是企業家的責任,應該依靠市場,而不應該依靠政府來建設,世行負責基礎設施的部門被撤銷。結果過去三十多年,拉丁美洲、非洲的許多國家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除了易于收費的移動通信有私人企業投資外,基礎設施沒有任何改善,到處成為發展的瓶頸。

其次,即使有了完整的斯密的觀點是否就足夠?顯然也不是,因此,維迎自己在小凱的追思會上演講的題目是“修正的斯密模型”,把熊彼特重視企業家精神的主張也添加進來。但在復旦的會上當我提出斯密的觀點來自于對工業革命以前西歐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總結,而現代的快速經濟增長是工業革命以后的現象,不能簡單照搬《國富論》里的觀點時,維迎回答:“人類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是免不了犯錯誤的。比如說日心說,其實古希臘人就提出來了,后來被否認,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認同。經濟學更是這樣。所以我認為不能說因為亞當斯密那時候不具有現代的技術,他的理論就比現在的更差。”顯然他這個回復是和他的演講“修正的斯密模型”的精神是相左的。

我和維迎和小凱,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和國內經濟學界多數經濟學家的差異在于:我們應該回到斯密,或是,斯密加熊彼特,甚至加凱恩斯、科斯或哈耶克的研究所得出的觀點?還是應該回到斯密所倡導的對現象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按這個辦法對我們的國家社會所出現的問題自己獨立進行研究來得出自己的分析、觀點和解決辦法?斯密、熊彼特、凱恩斯、科斯、哈耶克等大師都是以這種方法來研究他們所在的社會所處的時代的問題而得出他們的觀點和理論貢獻的。這也是放棄了華盛頓共識和休克療法的薩克斯,在接受李稻葵的訪談時所主張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務,都有自己的困難和挑戰,都要學會解決自己的問題。”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是我們這代人才出現的問題,想從斯密或其他過去的經濟大師的著作中去尋找經濟轉型的答案是緣木求魚,把他們的理論觀點做為經濟轉型的政策依據,而不是去深入了解轉型中國家問題存在的真實根源,據此尋找解決問題的新辦法是華盛頓共識失敗的主要原因。

不僅在轉型問題上是這樣,在發展問題上也是這樣。在和維迎爭論時,我已經指出《國富論》出版于1776年,是斯密研究西方地理大發現以后,工業革命尚未發生前,國際貿易盛行時期的經濟現象的著作,所以,他強調市場、分工等。而現代的快速經濟增長則是工業革命以后才出現的現象,斯密不可能超乎時代,對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和原因有先見之明。

其實,即使在工業革命以后才出現的理論也不見得對發展中國家都有指導意義。這是因為是這些理論都來自于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后他們的技術和產業都處于世界的最前沿,對于他們來說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只能自己發明,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和技術大多處于世界的前沿之內,他們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有后發優勢。并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以動員的資源、面對的各種要素價格、風險因素和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也不一樣,適用于發達國家的發展政策和制度不見得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忽視了這種差異性,是為何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按西方主流政策來制定發展政策的國家也沒有一個成功,而極少數能夠成功的國家他們的發展政策從西方主流理論來看也是錯誤的原因。

在小凱的追思會上就發展的問題,我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做了些闡述,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技術的不斷創新、產業的不斷升級以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水平,以及和產業、技術相適應的硬的基礎設施和制度(軟的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以降低交易費用的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有“有效的市場”,企業家才能自發地按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這樣才能使要素生產成本達到最低;同時,要有“有為的政府”來解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這樣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順利進行,并且有足夠低的交易成本來使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由于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不同的產業所需要的軟硬基礎設不完全相同,所以,政府必須對有限的資源進行有選擇性的使用,優先支持對經濟發展能有最大貢獻的技術的創新和產業的升級,也就是必須有“產業政策”。

維迎和媒體上的評論認為我這樣的主張是倡導由政府來決定那些產業符合比較優勢,其實,這是一種沒有仔細了解我的論述,根據過去的經驗來對“有為政府”字面的片面理解所產生的誤解。新結構經濟學中所倡導的產業政策制定的框架式是“產業甄別和因勢利導”,其步驟如下:第一步是政府從人均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兩倍,過去二三十年發展很好的國家現有的可貿易產業中去甄別可能符合自己國家現階段經濟的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也就是從要素生產成本來看已經處于全球最低,但由于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而交易成本太高,以至于未能發展成為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第二步則看是否已經有國內的企業自發進入上述產業;如果沒有,則第三步,進行招商引資;第四步則在第一步所確定的產業之外,是否有企業自發現并已經進入其他有潛力可以迅速變成競爭優勢的產業;第五步則是為上述二至四步里的企業解決擴大生產或新企業進入的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以降低交易費用;第六步則是給予創新企業一定的外部性補償。上述六步法是根據十六、七世紀以來經濟發展取得成功實現了追趕的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的特征總結出來的,在這個框架中企業是否進入某種產業,也就是,第二到第四步,是企業自己的選擇,而不是政府指定的。所以,需要有第一步則是為了避免政府太冒進,這是過去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同時,也是為了避免企業以發展某種先進的產業為理由向政府尋租,這是在拉美、其他許多發展中和發達國家經常出現的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企業家除了像維迎所宣揚的那樣會靠創新來獲利外,企業家也會利用各種理由尋租、綁架政府來謀利,2008年這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就是華爾街的金融寡頭綁架美國政府政策的結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給企業家的創新提供自由的環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業家綁架。

上述框架可以讓收入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在有效的市場的基礎上,政府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幫助在第二步到第四步中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利用后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對于中等發達國家,多數產業和發達國家仍有差距,少數產業則可能接近或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對前類產業的升級,上述六步法依然適用;對于后類產業若要有新技術或新產品企業需要自己開發,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則需要和技術產業都已經處于國際前沿的發達國家的政府一樣,對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所需的基礎科研給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發達國家的政府由于預算有限,對基礎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選擇的。同時,發達國家還用稅收和政府采購等來支持新技術、新產品的創新,并用政府資金支持創新企業。以大家津津樂道的喬布斯為例,1976年推出的蘋果I型計算機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國政府的公共資金支持的計算技術的研發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資金支持而研發出來的衛星定位、聲控和大規模儲存等新技術上的,喬布斯的天才在于把這些新技術組合開發成消費者喜愛的新產品。值得一提的是蘋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風險投資的資金之外,也得到美國小企業局50萬美元的風險股本投資。同樣,Google核心的計算技術也是來自于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對政府支持的基礎研究在美國現在居全球居領先地位的航天、信息、生化、納米、醫藥等各種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中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感興趣的讀者可參考Mariana Mazzucato 2014年出版的新著《The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在復旦的會上,當我提出在新產品和新技術的研究(R)和開發(D)中,開發有賴于企業的創新精神,但基礎研究則需要政府支持。維迎回答:“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資助的”。顯然他忽視了現代科研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并不只是邏輯思辨的過程,他的辯駁顯然是牛口不對馬嘴的爭論。而且,組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釋道三家中,老子是周朝的史官,釋迦摩尼是名王子,說孔子不是政府資助的,也并不說明任何問題。

結語

自科斯提出中國缺乏思想市場的忠告以后,“思想市場”一詞在國內學界成為一個熱門詞匯。思路決定出路,對思想的重要性我完全贊同。學者的工作是提出或介紹新的思想,并通過著作、文章、講演使新的思想成為社會思潮,以引領社會變革的方向。

在2007年的馬歇爾講座上我對思潮做了專章的討論,后來出書時以《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與自生能力》為書名來彰顯思想的重要性。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導師,諾獎得主舒爾茨在研究近三百年來西方各國社會思潮的演變時發現:“主流社會思潮塑造社會的制度化秩序……并且,業已建立的制度的失靈反過來會改變社會思潮”。我們所處的社會有許多制度失靈和缺位,確實需要有新的思潮來催生新的制度。不過,舒爾茨也發現,“近三百年來根據主流社會思潮進行的重要社會變革絕大多數是失敗的。”印證于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根據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來制定發展和轉型政策的眾多發展中經濟體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極少數成功的經濟體的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都是不正確的事實面前,中國的思想市場是否應該只引進各種發達國家的大師提出的思想?中國的學者在引進西方大師的思想時,是否還應該以客觀的態度來觀察理解我們所處的社會的現象和問題的本質,提出我們自己的思想?科斯在提出中國缺乏思想市場的警告時,先說了一段:“回顧中國過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績令人驚嘆不已,往前看,未來光明無量。但是,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改革發展的成績不是在西方主流的思想指導下取得的,所以,我想科斯的原意不是中國學界缺乏從西方引進的各種思想,中國所缺乏的是從深入了解中國自己過去這三十年的成功經驗以及未來的機遇和挑戰的本質中去總結出來的新思想吧!如前所述,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近200個發展中國家尚無根據西方主流思想而發展成功的先例,他指出中國缺乏思想市場是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是否也是警告中國的學界需要放棄一種思維模式:一看國家社會出現了問題,就去西方現有的主流理論或大師所寫的故紙堆中對號入座,尋找解決辦法,而不是自己去了解這些問題的本質和原因,從而自己提出解決辦法呢!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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