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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革命不易,改良更難
李澤厚:革命不易,改良更難
李澤厚     阅读简体中文版

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偶然

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近年來對于辛亥革命的評價呈現出多元化的局面。如果有人問,你對辛亥革命有何評價?我的回答很簡單: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早就實現憲政了。
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經在進行改革。比如,當時制定了許多法律,甚至新聞法都有了,而且構成了比較完備的新聞法律體系。這些法律明確賦予國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相當不錯。另外,很多主要省份都有了咨議局,議會已經成型,而且很像個樣子了。各地立憲派已經大體長成,許多新的制度、機構、規則也在不斷建立、籌劃和實行。
清朝準備立憲,原來設為九年,大家覺得太長了,后來改成五年,革命黨還是認為太長。遺憾的是,就在這期間,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變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會有辛亥革命了。
為什么呢?因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武昌起義后,清廷派袁世凱去鎮壓起義軍。北洋軍隊把漢口、漢陽打下來后,袁世凱就按兵不動,開始和清廷討價還價。假如慈禧在世,袁世凱根本就不敢這樣做。慈禧有權謀,能夠統帥、控制比袁世凱的權勢大得多的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在慈禧面前,袁世凱是非常畏懼的,根本不敢心存異想。所以,如果慈禧活著,即使發生辛亥革命,很快就會被慈禧壓下去的。
可是到了辛亥年,慈禧已死,清王朝的人心也已經完全喪失了。不管哪個黨派,不管哪個利益集團,都覺得清廷不行了。就像在1948年前后,蔣介石、包括他的高級軍官都感覺不行了,軍心已經渙散了。辛亥時更是如此,所以,一場武昌起義就摧枯拉朽一般地打垮了清王朝。
我不贊成“歷史超穩定結構”學說,它認為所有都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必然的。不對,沒有那么多歷史必然。如果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秦始皇統一中國,為什么一定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不一定,世界上也沒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歷史就是這樣的,有時候一兩個人就可以決定歷史。特別是在軍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
在我看來,只有經濟是必然的,發展也是必然的。當然,經濟也有倒退的時候。有種觀點認為,瑪雅文化的消失,可能是因為它的宗教信仰或者經濟原因而滅亡的。也有這個可能性。經濟倒退,不如幾十年前,歷史上有這個情況。
整體來說,還是思想的變化更大一些,政治、軍事的變化應該是最多的。所以,一部中國歷史、一部中國政治史就是帝王將相史,有些人很不平,主張應該是平民老百姓的歷史。其實不對,為什么?因為在政治史上,就是這些政治人物對歷史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對于那種把什么都推到文化上的說法,我極不贊成。文化人人有責,但政治是政治家的責任,搞出一個壞政府,甚至導致天下大亂,政治家有最大的責任。

在改革中要保證政府的穩定

1908年慈禧死掉了,然后清廷搞皇室內閣,這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會干這種蠢事,她在世時重用漢人。你看,她多么信任李鴻章,重用張之洞,談判都是讓李鴻章出馬。慈禧太后也不會推出“鐵路國有化”,引起保路風潮。
所謂“鐵路國有化”,其實就是“國進民退”。它導致四川發生保路運動,湖北兵力被調進四川,武昌起義時湖北兵力空虛,這是革命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一個最高領導人的能力、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慈禧晚死十年,中國完全有可能走上憲政道路。因為只要給予充足時間,變化就會發生。慈禧廢科舉是不得了的事情,誰也不敢做,她做了。廢科舉,斬斷了一切士大夫的傳統道路,等于斬斷了皇權制度的基礎。她能夠做出這等大事,還有什么不可設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齊啊。
只要保證慈禧的利益,可以慢慢來,她搞開明專制也可以。在和革命黨論戰時,梁啟超提出“開明專制”,是有道理的。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證政府的穩定。慈禧死后,一幫子蠢材搞“皇族內閣”,馬上讓革命黨鉆了空子,搞壞了。如果慈禧在世,不會推出“皇族內閣”,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歷史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只有三五十年,三五十年等于一瞬間,機會很容易就錯失掉了。
如果慈禧搞開明專制,即使她死了,她的繼任者權威遞減,慢慢地權力就可以讓出來。事實上,辛亥革命之后,皇室提出,只要保證我們的安全,不搬出紫禁城,其他的都給你們。根本沒有動什么武器,一個王朝就瓦解了。
為什么我寧愿支持“開明專制”?因為一個要垮的政府也比沒有政府強。無政府是最可怕的,因為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情。一個國家沒有一個最高權威,任何地方軍閥、任何個體都可以為所欲為,社會就會重新陷入野蠻殺戮的“叢林狀態”。
進一步說,一個惡政府也比無政府要好,最壞的是無政府。無政府是什么?就是任何人可以殺任何人。清政府垮臺以后,尤其是袁世凱去世后,中國不就是陷入了長期的軍閥混戰了嗎?
辛亥革命開啟了以后的幾十年革命,不斷地革命。辛亥革命的勝利是一個偶然性事件,然后形成了很強的歷史慣性。不要以為清政府是一個力量非常小的體制,它在人們心中還是有很大作用的。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觀念差異之大,各種利益的沖突、各種情況的不均衡,等等,要重新建立一種統一的公認的權威、體制,談何容易!清政府被打倒以后,人們就無所適從了。辛亥革命開始不久,就開始濫殺人了,誰軍權在握,想殺人就殺人。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國內大革命,然后是毛澤東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前后搞了六七十年。有大量資料證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并沒有加速現代化,而是相反。
辛亥革命延遲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它從反面證明了,改良比革命要好。我對一生堅持維新改良的康有為評價很高。革命黨當時罵康有為保守,連他的學生梁啟超都開始傾向革命了,只有康有為依舊堅持改良思想。誰也沒有想到,光緒和慈禧一天死掉了。如果不是這樣,慈禧死后,光緒親政,康有為就很有希望了。所以光緒之死,是對康有為的最大打擊。
現在對梁啟超、嚴復、章太炎都評價很高,對康有為的評價很不夠,很不公平。歷史會越來越清楚。幾十年以后,對康有為這樣的歷史人物還會有新的評價。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義

總之,我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很低。但是,我也要強調一下,也不是說革命沒有帶來一點好處。革命至少帶來了平等的觀念,帶來了社會正義的觀念。辛亥革命也好,毛澤東的革命也好,至少強化了平等、正義的社會觀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壞的事情,主要是代價太大了。
如果不革命,社會本身也許更好。法國大革命多少年,結果讓英國跑到前面去了,因為英國政權穩定,建立了比法國更穩定、鞏固和適應性強的政治體系和制度,發展更平穩。但是因為沒有經過革命,英國人的等級觀念很強。
平等、正義的社會觀念,中國現在還是貫徹得比日本要好。這是拜革命之賜。在中國,平等、正義的社會觀念比較廣泛地被大家接受,認為這是對的。從前,梅蘭芳等戲劇名流,即使名聲再大也是“下九流”。1949年之后,他們的社會地位改變了,成為人民藝術家。你看在印度,到現在許多人仍然認為,人生來就應該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來就是賤民,低人一等。所以說,革命也是有好處的,不可一筆抹殺。
我反對把革命神圣化,也反對完全否定革命。現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很多人都是由情緒左右自己的判斷。不管是對現實問題,還是歷史問題,都帶有情緒,尤其是以對現實的情緒來研究歷史問題,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觀真理的。我們要理智地、冷靜地、客觀地對待歷史和現實。不能因為今天的問題而否定歷史,也不能因為歷史而無視現實的問題。對具體歷史事件要具體認識,整體來看。非常明顯,現在一些人對現實的情緒左右了他們對歷史的看法。
革命不是孫中山一個人干的,辛亥革命是很多人一起掀動起來的。所以我講,有革命黨、有革命思想是必然,因為清末政治腐敗是非常嚴重的。所以連梁啟超也講革命,梁啟超是為了推動改良而講革命。革命成功是偶然的,但有革命黨是必然,孫中山就是革命黨先驅。
臺灣說孫中山是“國父”,大陸稱孫中山是“革命先行者”。真正客觀評價這個人,要過200年以后才能做到。孫中山作為一個有理想的年輕人,還是很了不起的。他說過,第一是愛革命,第二就是愛女人,第三是愛書。他的確為革命奔走奮斗,愈挫愈奮。
辛亥革命時也有救亡和啟蒙的問題。當時,革命黨認為清政府出賣漢人,已經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了,要救中國必須把清政府推翻。這就是救亡。陳天華的《猛回頭》呼喚的就是救亡,壓倒了鄒容《革命軍》的啟蒙。結果,名義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但并無意義,各方面比過去還糟。袁世凱不也想做皇帝嗎?因此“五四”才大講啟蒙,但后來又被救亡所壓倒了。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義。遺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終沒有落實下去,沒有成為政治制度。如果能夠落實成為制度就好了,那就有憲政了。為什么沒有落實成為制度呢?因為沒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礎。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勢力的基礎。所以張謇說過,革命成功了,革命黨就沒有了。思想是留下了,這是思想史上的一個花朵。
革命思想有它的倫理學價值。就是說,壞的東西一定要推翻。社會總是需要一種批判的力量。任何一個好的社會,激進的批判力量作為思想表達,都是應該允許的。

要告別辛亥革命

20世紀里,中國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時間都是在革命,而且革命成為一個神圣的口號,革命就是好的。在以前,中國最大的犯罪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定是最壞的。革命被神圣化了。其實,革命不是那么神圣的。我們現在反對革命,就是反對神圣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告別辛亥革命。
我本身是革命的參加者,我有資格“告別革命”。上世紀40年代我在湖南參加學生運動,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在軍警林立戒備森嚴中,我曾經把鞋底納起來里面夾著的是油印的毛澤東的文告。萬一被人懷疑抓起來,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經對學生說,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當年我參加革命是發自內心的,是自己選擇的。我的基本理論都是自覺選定,不是別人灌輸的。我是比較頑固的。我有很多觀點,現在還是認為不需要改變。
盡管被人罵,直到現在我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經濟基礎是最重要的,經濟是前提,但不是經濟決定一切。我提出社會發展的四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這被一些人罵得一塌糊涂。我在美國和一些大學者爭論,他們批評我是“經濟決定論”。因為我把政治民主擺在最后面,把經濟發展擺在第一條。我認為,其他是軟道理,只有經濟發展是硬道理。這是馬克思的影響,誰也改變不了我。
當然,對革命的認識,我的確改變了。當年我崇拜的是激情和理想,抱著建設一個真正的民主新中國的信念。真正對革命的動搖是在“文革”期間,“文革”時候我對革命的信念徹底動搖了。我發現,“文革”不就是法國大革命嗎?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為什么一定就是好的、就是正確的呢?于是開始了對革命的懷疑。
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在廣州說過: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變法不一定失敗。當時有報紙登出來了。到1995年正式提出“告別革命”,并不是偶然出來的,不是隨便講這么一句。

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銳的斗爭

梁啟超是為了改良而講革命,我講告別革命是為了能夠慢慢改良,中國太難改變了,就像魯迅講的,“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你聲稱要把屋子拆了,最后人家才同意你開個窗戶。
我是承認有階級斗爭的,而且主張一定的階級斗爭,但是不主張推翻政權,不主張什么階級革命。我講過,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銳的斗爭。當然,改革也很難。中國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濟高速發展掩蓋下,許多方面在倒退。當然,退到一定的時候,又會繼續向前走。
有好多朋友反對我的“告別革命”的觀點。關鍵在于,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夠取代執政黨。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這么快的發展,和現行體制很有關系。不管怎么樣評論改革開放這30年,再抱怨,整個社會都得到好處,這是不能否認的。中國是一個大國,能夠取得這樣成績,可不簡單,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不能否認。
有些學者呼吁進行新的啟蒙。現在我不贊成再搞一次啟蒙運動,其實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只要上面不要管得那么死,就行了。管那么死干什么?
有些人就怕不穩定。担心改革早晚要改到自己頭上。其實,要看時間,也不會馬上革到他們頭上來。現在還能管得住,沒有必要控制得那么死,少量地開一點口子總是可以的吧。我想,即使放開,也不是說一下子放開,完全可以限定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比如在一定范圍之內放開某幾個刊物或者報紙,慢慢做。
有人說,革命容易,改良卻難。革命其實并不容易,而改良則的確更難。現在革命已經沒有什么意義,關鍵就是怎么樣改變執政者,讓他們做一些具體的事情。現在就應該大聲疾呼落實“非公經濟三十六條”,讓民營經濟有一個大發展。我還是注重經濟力量的影響和推動,使得官員不得不改革。以經濟發展推動政治制度逐步地改變,比較可靠。同時,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也盡力而為。如果這樣,還是很有希望的。

2011-10-27 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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