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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茨基:像挑戰暴政一樣挑戰愚蠢
布羅茨基:像挑戰暴政一樣挑戰愚蠢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謝默斯·希尼談約瑟夫·布羅茨基


認識約瑟夫·布羅茨基的人都知道他有嚴重的心臟病,很可能會因此死掉。但在他朋友的心目中,他不僅是一個人,也是一種不可摧毀的原則,所以大家很難相信他確實有生命危險。他的氣質濃烈、無畏,再加上他給身邊的人帶來的那種振奮,讓你不會去想他的生命會被危及;他所擁有的那種勇敢和風度,他對自憐和牢騷的有意遠離,也會讓你忘記他和別人一樣,有生有死。正因為如此,他的死就更加讓人震驚和難過。必須用過去時談論他,就像是在冒犯語法一樣。


約瑟夫有一種無庸置疑的美妙品質,一種近乎兇猛的智識的敏捷。談話迅即垂直上升,不可能減速。也就是說,他在詩歌中最為珍視的,他也在生活中加以展示——語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走得更遠、更快,從而在自我的局限和成見中開辟出口。在談話時,他比我認識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容易厭倦,總在雙關、押韻、離題和關注,突然強調或變軌。詞語對他而言是一種高能燃料,他喜歡在詞語抓住他時讓自己被驅動。他也喜歡故意誤讀別人的用語,靈機一動地誤引,或是夸張地反駁。比如有一次在都柏林,他抱怨我們這里其實難得一見的熱天,我開玩笑說,他應該去冰島。帶著慣有的高度和無賴,他馬上回答:“但是我不能忍受意義的缺席。”


他自己的缺席讓人更加難以忍受。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1972年,他因為異見而被俄國驅逐,經由倫敦流亡去美國;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是我生活中支持和印證的力量。他身上混合了光采和可親,最高的標準和最讓人耳目一新的常識,總是能在鞏固的同時變得親近。每一次見到他,都會讓我更新自己對詩歌的可能性的信念。他有一種了不起的品質:二流詩人的自欺讓他不解,而許多有名氣的詩人作品中表現出的對詩歌技藝的全然無知又讓他憤怒;和他一起“開列洗衣單”是一件讓人振奮的事情:逐一考察當代詩人,年輕的或年長的,寫下其中他認為最出色的詩人。這就像是在與一位揭示秘密的人相遇。


但這只是一種個人的小優點,歸根結底,在他身上有一種更重要的優點,我們也許可以將其稱為“非個人的重要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約瑟夫·布羅茨基徹頭徹尾地相信詩歌是一種善的力量——不僅“有益于社會”,更有益于個人的心智和靈魂的健康。他斷然反對任何把社會的車廂放置于個人的馬匹之前的理念,反對任何給自然的反應穿上制服的做法。“群”(herd)對于約瑟夫而言就是“聽”(heard)的反面,但這并沒有減少他的熱情,他始終在為把詩歌重新納入美國的公共文化而努力。


這也并非是說,他希望在體育館舉行詩歌朗讀會。如果有人碰巧提到蘇聯的類似場合有無數聽眾出席,他會馬上回答:“想一想他們聽到的是怎樣的垃圾。”換句話說,約瑟夫反對用軛把政治(politics)和詩歌(poetry)強行套在一起(“字母p和o是它們惟一的共同之處”)。他這么說,并非是因為對詩歌在本質上的轉換力沒有信心,而是因為政治要求改變判斷好壞的標準,很可能帶來語言的敗壞,進而降低“the plane of regard”(他喜歡使用這個短語),而人正是要通過這樣一個平面看待自身,并建立起自己的價值。他當然有絕對的資格以詩人這一角色的監護人自居,因為他在六十年代被蘇聯當局逮捕、審訊、繼而又被流放到勞改營,正是由于他信守詩人這一天職——按照檢方的說法,這是寄生蟲的天職。這讓審判變成了國際事件,他一到西方就成了名人;但他并沒有以“受害者”自居,在時髦的激進中漂流,而是立刻去密歇根大學做一名老師,開始了教書和寫作的生活。


但很快,他在新的祖國的作為就將為他贏得更勝往昔的名聲。首先,他能以激動人心的方式朗誦自己的俄語詩,在1970年代,他在全美各地高校的朗誦會使得詩歌朗誦重又成為一件有活力的、嚴肅的事情。他不像那些街頭演講者那樣故意以深沉的姿態哄誘聽眾,而是以游吟詩人的風度進行朗誦。他的聲音強烈,他背誦,他抑揚頓挫的聲調擁有唱詩班領唱者的莊嚴和悲哀,所以他的朗誦從來都能讓出席者產生置身典儀的感覺。于是他漸漸被視為一位有代表性的詩人,聽起來就如同先知一般,盡管他也許會對先知這一角色表示異議;他也以自己在詩歌傳統方面的淵博學識——從古典時代一直到文藝復興和現代歐洲語言,包括英語——給學院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如果說先知角色讓約瑟夫感到不安,他對教誨卻沒有顧慮。沒有人比他更喜歡建立法則,于是他作為教師的聲名開始傳揚,也有人開始模仿他的風格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強調學生應該學習并背誦若干詩篇,這對全美國的創造性寫作學校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而他對傳統形式的提倡,對音步和押韻的關注,以及對像羅伯特·弗羅斯特和托馬斯·哈代那樣的非現代主義詩人的高度評價,都起到了重新喚醒一種更久遠的詩歌記憶的效果。1991年,他在担任國會圖書館的桂冠詩人期間提出一項“不謙虛的提議”,這一切就此達到了頂峰。他問,為什么不印上幾百萬份詩派發,既然一首詩“能夠向你提供完整的……生動的人類智識的例證”,并且能讓讀者“像我一樣”。更進一步,因為詩歌喚起記憶,“所以詩歌有益于未來,更不用說現在”。它還有助于消除我們的無知,是“對抗人的心靈庸俗的惟一有效手段,因而應該讓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以低廉的代價閱讀詩歌。”


坦率的挑戰與熱情的信念相混合,這就是典型的約瑟夫。他總是把號角放在唇上,吹出音符,激發反對意見--哪怕是他對自己的反對意見。他懷著熱情做每一件事情,從押韻時迫切需要進入高度運轉的狀態,到與死亡自身決斗的那種無可就藥的厚顏,每一次他都會把濾嘴從香煙上切掉,露出牙齒叼住它。他的燃燒產生的不是被Walter Pater視為理想的那種堅硬的、寶石般的火焰,而是有著火焰噴射器的聲音和射程,靈活而不可預測,在富有華采的同時又是一種威脅。例如,當他使用“暴君”這個詞的時候,我總是慶幸他并非是在談論我。


他喜歡一對一的決斗。他像挑戰暴政一樣挑戰愚蠢(在他看來,歸根結底,后者只是前者的另一個方面)。他在印刷的文字中和在談話時一樣直率。但現在我們擁有的只剩下他的文字;他將繼續存在下去,在那些黑色的段落后面,在詩意的音步和散文的論證中,就像里爾克的豹在黑色的柵欄后面踱步,恒常而隱忍,終將超出所有的限制和結論。他也將在朋友們的記憶中繼續存在下去,但在他們所記住的畫面里將會有一點額外的甜蜜和酸辛——而我的記憶里有第一次看見他時的情景,那時他還是一個年輕人,穿著紅色羊毛衫,掃視著他的聽眾以及和他一起朗讀的同伴;他的眼睛像刺猬一樣焦慮,像鷹一樣敏銳。


維達 譯



蘇珊·桑塔格談約瑟夫·布羅茨基


只要我們活著,我們總是在某個地方。腳總是在某個地方,無論是固定著還是跑動著。思想則在別處,這是眾所周知的。思想無論是來自缺乏生氣抑或來自最深沉的力量,都可以在過去和現在,或現在和將來,或僅僅在這里和那里。基于不難明白的理由,約摸過去一個世紀間,位于最高水平上的藝術創造,往往要求有才能的人發展一種異稟,在精神上同時居于兩個地方。凡·高對他正在畫的法國南部風景興致莫名,遂寫信告訴哥哥特奧,說他“實際上”是在日本。那位來自列寧格勒、尚未出版詩集的年輕詩人,被判強制性勞動,在白海附近的遠北某個村子的集體農場服役時,聽到T.S.艾略特在倫敦逝世的消息(那是1965年),便在他那間寒冷的陋屋里,坐在一張桌子旁,二十四小時內完成一首獻給艾略特的長篇哀歌,這首哀歌也是對還活著的W.H.奧登的致敬(他采用了奧登悼念葉芝的哀歌的音調和旋律)。


他很有風度,總是表示他在那一年半的國內流放期間并未真正受苦;還說他挺喜歡干農活,尤其是鏟肥料,并認為俄羅斯人都身陷絕境之際,這反而是他迄今所做的較誠實和有益的工作之一,且在那里有不少詩作。


接著,在重返故鄉列寧格勒沒幾年后,約瑟夫·布羅茨基便“換了帝國”——誠如他自己扼要地概括的。這件事發生得很突然,今天還在這里,明天便到了別處,且完全違背他的意愿:其他損失不說,這位受疼愛的獨子,被迫與年邁的父母分離。為了進一步懲罚這位叛逆的詩人,前蘇聯政府此后一再拒絕準許他父母去見兒子,哪怕是他們在附近的赫爾辛基與兒子短暫團聚也不讓。后來他們相繼逝世,不能讓兒子再擁抱一下他們。難以治愈的悲傷,連帶無比的憤慨,無比的清醒。


他甚至能夠將此次被克格勃強迫離境,變成有點主動告別——


至于一個人的腳趾尖觸及時間和空間的哪個位置,嗯,地球到處都是堅硬的;不妨試試美國


——他著陸在我們中間,像一枚從另一個帝國射來的導彈,一枚善良的導彈,其承載的不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祖國的文學那崇高而嚴苛的詩人威嚴感。(散文作家中也不乏這種威嚴感:想想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看待小說家的道德和精神任務。)眾多的天資緩和了他突然插入美國的速度:無與倫比的勤奮和自信、隨時出擊的譏諷、無憂無慮、狡黠。然而,盡管他快捷、靈活地與其移居國建立聯系,但只要環顧一下約瑟夫·布羅茨基在其他俄羅斯流亡者和移民中間的行為舉止,我們就不難發現,他仍是一個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俄羅斯人。而他實際上又是何等慷慨地讓自己適應我們,同時急于把他的意志強加在我們身上。


這種適應性,這種勇氣,也許可稱為世界主義。但是世界主義與一個人的關系,更多地屬于時間而非地點,尤其是屬于過去(它比現在要龐大得多)。這與那種被稱為懷舊的感傷關系沒有任何共同點。這種關系是嚴厲對待自己,并承認過去是各種標準的來源,是現在所無法提供的更高標準的來源,一個人寫作,不是要取悅同代人,而是取悅前輩,布羅茨基經常這么宣稱。他確實做到了——他的同胞們都同意,他是那個時代惟一繼承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和阿赫瑪托娃的人。提高他所稱的“思考的水平”,即嚴格地認同詩人們的努力、抱負和恰如其分的忠誠。


我把約瑟夫·布羅茨基視為一位世界詩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語讀他的詩;主要原因則是,他在詩中達到的那個維度,這些詩在物質標志上、文化指涉上和態度上具有非凡的態度與密度。他堅持認為,詩歌的“工作”(一個經常使用的詞)是探索語言的極限,以便走得更多更快。他說,詩歌是加速的思想。這是他認為詩歌比散文優越的最佳辯解,而他做出很多辯解,因為他認為韻律是這個過程的根本。精神加速這一概念,是理解他在詩歌中和散文中的偉大成就(和他的局限)的關鍵,也是理解他難以磨滅的存在的關鍵。誠如他的朋友謝默斯·希尼貼切地指出的,與他交談“立即就獲得一種垂直起飛,要減速時不可能的”。


他的大部分作品,可劃入他其中一首詩《給旅行者的忠告》之名下。真正的旅行滋養了精神之旅,它快速同化所知所感、決心不被愚弄、坦率承認弱性,并以此來獲得特有的獎賞。當然,他還喜愛其他地方,尤其是四個國家(而詩歌就產生于這些國家境內):俄羅斯、英國、美國、意大利。即是說,不同的帝國從未停止過激勵他那“快進”式聯系和開闊的能力;因此,他鐘情于拉丁語詩人和各種古羅馬遺跡,并見諸于他的一些散文、《大理石》一劇和多首詩中。世界主義第一個、最終也許還是惟一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形式,是成為某個帝國的公民。布羅茨基的性情,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說是帝王式的。


家是俄語。不再是俄羅斯。也許,對很多人來說,他生命后期令人吃驚的決定,是他在蘇聯解體之后以及在無數崇拜者的力勸之下,仍拒絕哪怕是短暫地回國訪問,以此表明他的立場。


因此,他在別處——這里——度過他大部分的成人生活。俄羅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膽、最富饒和最教條的東西的來源,而它竟成為他出于驕傲、出于憤怒、出于焦慮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偉大的別處。


此刻,他被匆匆送走,離開我們——或給人這種感覺——送往最遼闊最強大的帝國,那最后的別處:他曾在一首首不屈、尖銳的詩中預示過這次遷移(他多年來忍受嚴重的心臟病)。


他的作品、他的榜樣、他的標準——以及我們的悲傷——則保持著。


黃燦然 譯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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