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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汪曾祺懷廢名
周作人汪曾祺懷廢名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三十年代廢名在北平


周作人:懷廢名


余識廢名在民十以前,于今將二寸年,其問可記事頗多,但細思之又空空洞洞一片,無從下筆處。廢名之貌奇古,其額如螳螂,聲音蒼啞,初見者每不知其云何。所寫文章甚妙,但此是隱居西山前后事,《莫須有先生傳》與《橋》皆是,只是不易讀耳。廢名曾寄住余家,常往來如親屬,次女若干亡十年矣,今日循俗例小作法事,廢名如在北平,亦必來赴,感念今昔,彌增悵觸。余未能如廢名之悟道,寫此小文,他日如能覓路寄予一讀,恐或未必印可也。


以上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末所寫,題曰《懷廢名》,但是留得底稿在,終于未曾抄了寄去。于今又已過了五年了,想起要寫一篇同名的文章,極自然的便把舊文抄上,預備拿來做個引子,可是重讀了一遍之后,覺得可說的話大都也就有了,不過或者稍為簡略一點,現在所能做的只是加以補充,也可以說是作箋注罷了。關于認識廢名的年代,當然是在他進了北京大學之后,推算起來應當是民國十一年考進預科,兩年后升入本科,中間休學一年,至民國十八年才畢業。但是在他來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幾封信,其時當然只是簡單的叫馮文炳,在武昌當小學教師,現在原情存在故紙堆中,日記查找也很費事,所以時日難以確知,不過推想起來這大概總是在民九民十之交吧,距今已是二十年以上了。廢名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別處。在《莫須有先生傳》第四章中房東太太說,莫須有先生,你的脖子上怎么那么多的傷痕?這是他自己講到的一點,此蓋由于瘰疬,其聲音之低啞或者也是這個緣故吧。


廢名最初寫小說,登在胡適之的《努力周報》上,后來結集為《竹林的故事》,為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一。這《竹林的故事》現在沒有了,無從查考年月,但我的序文抄存在《談龍集》里,其時為民國十四年九月,中間說及一年多前答應他做序,所以至遲這也就是民國十二年的事吧。廢名在北京大學進的是英文學系,民國十六年張大元帥入京,改辦京師大學校,廢名失學一年余,及北大恢復乃復入學。廢名當初不知是住公寓還是寄宿舍,總之在那失學的時代也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寫信來說,近日幾乎沒得吃了。恰好章矛塵夫婦已經避難南下,兩間小屋正空著,便招廢名來住。后來在西門外一個私立中學走教國文,大約有半年之久,移住西山正黃旗村里,至北大開學再回城內。這一期間的經驗與他的寫作很有影響,村居,讀莎士比亞,我所推薦的《吉訶德先生》,李義山詩,這都是構成《莫須有先生傳》的分子。從西山下來的時候,也還寄住在我們家里,以后不知是哪一年,他從故鄉把妻女接了出來,在地安門里租屋居住,其時在北京大學國文學系做講師,生活很是安定,到了民國二十五六年,不知怎的忽然又將夫人和子女打發回去,自己一個人住在雍和宮的喇嘛廟里。當然大家覺得他大可不必,及至盧溝橋事件發生,又很羨慕他,雖然他未必真有先知。廢名于那年的冬天南歸,因為故鄉是拉鋸之地,不能在大南門的老屋里安住,但在附近一帶托跡,所以時常還可彼此通信,后來漸漸消息不通,但是我總相信他仍是在那一個小村莊里隱居,教小學生念書,只是多“靜坐沉思”,未必再寫小說了吧。


翻閱舊日稿本,上邊抄存兩封給廢名的信,這可以算是極偶然的事,現在卻正好利用,重錄于下。其一云:


“石民君有信寄在寒齋,轉寄或恐失落,信封又頗大,故擬暫圖存,俟見面時交奉。星期日林公未來,想已南下矣。舊日友人各自上飄游之途,回想《明珠》時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將此種悵惆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無珍惜之意:覺得有此悵惆,故對于人間世未能恕置,此雖亦是一種苦,目下卻尚不忍即舍去也。匆匆。九月十五日。”


時為民國二十六年,其時廢名蓋尚在雍和宮。這里提及《明珠》,順便想說明一下。廢名的文藝的活動大抵可以分幾個段落來說。甲是《努力周報》時代,其成績可以《竹林的故事》為代表。乙是《語絲》時代,以《橋》為代表。丙是《駱駝草》時代,以《莫須有先生》為代表。以上都是小說。丁是《人間世》時代,以《讀論語》這一類文章為主。戊是《明珠》時代,所作都是短文。那時是民國二十五年冬天,大家深感到新的啟蒙運動之必要,想再來辦一個小刊物,恰巧《世界日報》的副刊《明珠》要改編,便接受了來,由林庚編輯,平伯、廢名和我幫助寫稿,雖然不知道讀者覺得如何,在寫的人則以為是頗有意義的事。但是報館感覺得不大經濟,于二十六年元旦又斷行改組,所以林庚主編的《明珠》只辦了三個月,共出了九十二號,其中廢名寫了很不少,十月九篇,十一二月各五篇,里邊頗有些好文章好意思。例如十月份的《三竿兩竿》,《陶淵明愛樹》,《陳亢》,十一月份的《中國文章》,《孔門之文》,我都覺得很好。《三竿兩竿》起首云:“中國文章,以六朝人文章為最不可及。”《中國文章》也劈頭就說道,“中國文章里簡直沒有厭世派的文章,這是很可惜的事。”后邊又說,“我嘗想,中國后來如果不是受了一點佛教影響,文藝里的空氣恐怕更陳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損失好些好看的字面。”這些話雖然說的太簡單,但意思極正確,是經過好多經驗思索而得的,里邊有其顛撲不破的地方。廢名在北大讀莎士比亞,讀哈代,轉過來讀本國的杜甫,李商隱,《詩經》,《論語》,《老子》,《莊子》,漸及佛經,在這一時期我覺得他的思想最是圓滿,只可惜不曾更多所述著,這以后似乎更轉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


我的第二封信已在廢名走后的次年,時為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其文云:“偶寫小文,錄出呈覽。此可題曰《讀大學中庸》,題目甚正經,宜為世所喜,惜內容稍差,蓋太老實而平凡耳。椎亦正以此故,可以抄給朋友們一看,雖是在家人亦不打誑語,此鄙人所得之一點滴的道也。日前寄一二信,想已達耶,匆匆不多贅。三月六日晨,知堂白。”所云前寄一二信悉未存底,唯《讀大學中庸》一文系三月五日所寫,則抄在此信稿的前面,今亦抄錄于后:


“近日想看《禮記》,因取郝蘭皋箋本讀之,取其簡潔明了也。讀《大學》《中庸》各一過,乃不覺驚異。文句甚順口,而意義皆如初會面,一也。意義還是很難懂,懂得的地方也只是些格言,二也。《中庸》簡直多是玄學,不佞蓋猶未能全了物理,何況物理后學乎。《大學》稍可解,卻亦無甚用處,平常人看看想要得點受用,不如《論語》多多矣。不知道世間何以如彼珍重,殊可驚詫,此其三也。從前書房里念書,真虧得小孩們記得住這些。不佞讀《下中》時是十二歲了,愚鈍可想,卻也背誦過來,反覆思之,所以能成誦者,豈不正以其不可解故那。”此文也就只是《明珠》式的一種感想小篇,別無深義,寄去后也不記得廢名覆信云何,只在筆記一葉之末錄有三月十四日黃梅發信中數語云:


“學生在鄉下常無書可讀,寫字乃借改男的筆硯,乃近來常覺得自己有學問,斯則奇也。”寥寥的幾句話,卻很可看出他特殊的謙遜與自信。廢名常同我們談莎士比亞,瘐信,杜甫,李義山,《橋》下篇第十八章中有云:


“今天的花實在很燦爛,--李義山詠牡丹詩有兩句我很喜歡,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云。你想,紅花綠葉,其實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剎那見。”此可為一例。隨后他又談《論語》,《莊子》,以及佛經,特別是佩服涅梁經,不過講到這里,我是不懂玄學的,所以就覺得不大能懂,不能有所評述了。廢名南歸后曾寄示所寫小文一二篇,均頗有佳處,可惜一時找不出,也有很長的信講到所謂道,我覺得不能贊一辭,所以回信中只說些別的事情,關于道字了不提及,廢名見了大為失望,于致平伯信中微露其意,但即是平伯亦未敢率爾與之論道也。


關于廢名的這一方面的逸事,可以略記一二。廢名平常頗佩服其同鄉熊十力翁,常與談論儒道異同等事,等到他著手讀佛書以后,卻與專門學佛的熊翁意見不合,而且多有不滿之意。有余君與熊翁同住在二道橋,曾告訴我說,一日廢名與熊翁論僧肇,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余君云系親見,故當無錯誤。廢名自云喜靜坐深思,不知何時乃忽得特殊的經驗,躍坐少頃,便兩手自動,作種種姿態,有如體操,不能自已,仿佛自成一套,演畢乃復能活動。鄙人少信,頗疑是一種自己催眠,而廢名則不以為然。其中學同窗有力僧者,甚加贊嘆,以為道行之果,自己坐禪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而廢名偶爾得之,可為幸矣。廢名雖不深信,然似亦不盡以為妄。假如是這樣,那么這道便是于佛教之上又加了老莊以外的道教分子,于不佞更是不可解,照我個人的意見說來,廢名談中國文章與思想確有其好處,若舍而談道,殊為可惜。廢名曾撰聯語見贈云,微言欣其知之為海,道心惻于人不勝天。今日找出來抄錄于沈,廢名所贊雖是過譽,但他實在是知道我意思之一人,現在想起來,不但有今昔之感,亦覺得至可懷念也。


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記于北京。


(1943年3月作,選自《藥堂雜文》)


汪曾祺:萬壽宮丁丁響


馮思純同志編出了他的父親廢名的小說選集,讓我寫一篇序,我同意了。我覺得這是義不容辭的事,因為我曾經很喜歡廢名的小說,并且受過他的影響。但是我把廢名的小說反復看了幾遍,就覺得力不從心,無從下筆,我對廢名的小說并沒有真的看懂。


我說過一些有關廢名的話:


廢名這個名字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了。國內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沒有一本提到他。這實在是一個真正很有特點的作家。他在當時的讀者就不是很多,但是他的作品曾經對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作家,至少是北京的青年作家,產生過頗深的影響。這種影響現在看不到了,但是它并未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動著。也許有一天,會汩汩地流到地面上來的。他的作品不多,一共大概寫了六本小說,都很薄。他后來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作品中有見道之言,很不好懂。《莫須有先生傳》就有點令人莫名其妙,到了《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就不知所云了。但是他早期的小說,《橋》、《棗》、《桃園》和《竹林的故事》寫得真是很美。他把晚唐詩的超越理性,直寫感覺的象征手法移到小說里來了。他用寫詩的辦法寫小說,他的小說實際上是詩。他的小說不注重寫人物,也幾乎沒有故事。《竹林的故事》算是長篇,叫做“故事”,實無故事,只是幾個孩子每天生活的記錄。他不寫故事,寫意境。但是他的小說是感人的,使人得到一種不同尋常的感動。因為他對于小兒女是那樣富于同情心。他用兒童一樣明亮而敏感的眼睛觀察周圍世界,用兒童一樣簡單而準確的筆墨來記錄。他的小說是天真的,具有天真的美。因為他善于捕捉兒童的思想和情緒,他運用了意識流。他的意識流是從生活里發現的,不是從外國的理論或作品里搬來的。……因為他追隨流動的意識,因此他的行文也和別人不一樣。周作人曾說廢名是一個講究文章之美的小說家。又說他的行文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葉都要去撫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這說得實在非常好。


我的一些說法其實都是從周作人那里來的。談廢名的文章談得最好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對廢名的文章喻之為水,喻之為風。他在《莫須有先生傳》的序文中說:


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約總是向東去朝宗了海,他流過的地方,凡有什么漢港彎曲,總得灌注瀠洄一番,有什么巖石水草,總要披拂撫弄一下子,再往前走去。再往前去,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腦,但除去了這些,也就別無行程了。


周作人的序言有幾句寫得比較吃力,不像他的別的文章隨便自然。“灌注瀠洄”、“披拂撫弄”,都有點著力太過。有意求好,反不能好,雖在周作人亦不能免。不過他對意識流的描繪卻是準確貼切且生動的,他的說法具有獨創性,在他以前還沒有人這樣講過。那時似還沒有“意識流”這個說法,周作人、廢名都不曾使用過這個詞。這個詞是從外國迻譯進來的。但是沒有這個名詞不等于沒有這個東西,中國自有中國的意識流,不同于普魯斯特,也不同于弗吉尼爾·吳爾芙,但不能否認那是意識流,晚唐的溫(飛卿)李(商隱)便是。比較起來,李商隱更加天馬行空,無跡可求。溫則不免傷于輕艷。廢名受李的影響更大一些。有人說廢名不是意識流,不是意識流又是什么?廢名和《尤列什斯》的距離誠然較大,和吳爾芙則較為接近。廢名的作品有一種女性美,少女的美,他很喜歡“摘花賭身輕”,這是一句“女郎詩”!


馮健男同志(廢名的侄兒)在《我的叔父廢名》一書中引用我的一段話,說我說廢名的小說“具有天真的美”,以為“這是說得新鮮的,道別人之所未道”。其實這不是“道別人之所未道”。廢名喜愛兒童(少年),也非常善于寫兒童,這個問題周作人就不止一次他說過。我第一次讀廢名的作品大概是《桃園》。讀到王老大和他的害病女兒阿毛說:“阿毛,不說話一睡就睡著了”,忽然非常感動。這一句話充滿一個父親對一個女兒的感情。“這個地方太空曠嗎?不,阿毛睜大的眼睛叫月亮裝滿了”,這種寫法真是特別,真是美。讀《萬壽宮》,至程林寫在墻上的字:“萬壽宮丁丁響”,我也異常的感動,本來丁丁響的是四個屋角掛的銅鈴,但是孩子們覺得是萬壽宮在丁丁響。這是孩子的直覺。孩子是不大理智的,他們總是直覺地感受這個世界,去“認同”世界。這些孩子是那樣純凈,與世界無欲求,無爭競,他們對此世界是那樣充滿歡喜,他們最充分地體會到人的善良,人的高貴,他們最能把握周圍環境的顏色、形體、光和影、聲音和寂靜,最完美地捕捉住詩。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說的“仙境”。


另一位真正讀懂廢名,對廢名的作品有深刻獨到的見解的美學家,我以為是朱光潛。朱先生的論文說:“廢名先生不能成為一個循規蹈矩的小說家,因為他在心境原型上是一個極端的內傾者。小說家須得把眼睛朝外看,而廢名的眼睛卻老是朝里看;小說家須把自我沉沒到人物性格里面去,讓作者過人物的生活,而廢名的人物卻都沉沒在作者的自我里面,處處都是過作者的生活。”朱先生的話真是打中了廢名的“要害”。


前幾年中國的文藝界(主要是評論家)鬧了一陣“向內轉、向外轉”之爭。“向內轉、向外轉”與“向內看、向外看”含義不盡相同,但有相通處。一部分具有權威性的理論家堅決反對向內,堅持向外,以為文學必須如此,這才叫文學,才叫現實主義;而認為向內是離經叛道,甚至是反革命。我們不反對向外的文學,并且認為這曾經是文學的主要潮流,但是為什么對向內的文學就不允許其存在,非得一棍子打死不可呢?


廢名的作品的不被接受,不受重視,原因之一,是廢名的某些作品確實不好懂。朱光潛先生就寫過:“廢名的詩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許要驚嘆它真好。”這是對一般人而言,對平心靜氣,不缺乏良知的讀者,對具有對文學的敏感的解人而言的。對于另一種人則是另一回事。廢名的價值的被認識,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真正的被肯定,恐怕還得再過二十年。


1996年3月6日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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