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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名的意義
廢名的意義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馮文炳(1901—1967)字蘊促,筆名廢名,黃梅鎮人,著名文學家、教授。馮文炳幼時在家鄉私塾讀書,1916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后到武昌當小學教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并開始文學創作,1929年留校任國文系講師。抗日戰爭爆發后,廢名先生回到家鄉,1939年秋,在縣立第二高等小學任教,1940年春到黃梅縣立初級中學任教。抗戰勝利后,任北大副教授。1952年調任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當選為吉林省作協副主席、吉林省政協常委。1967年9月,病逝于長春。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廢名的遺體被擱置在一輛平板車上,悄悄地離開了吉林大學的校區,送往殯儀館火化。當時,長春的大街上槍聲不斷,“文攻武衛”激戰正酣。他的死亡日期,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推算出來。他的死沒有驚動任何人。沒有任何形式的告別儀式,沒有訃聞。他是如何度過生命的最后歲月的,現在亦無人知曉。只是聽說,在他的彌留之際,他住宅的后房被紅衛兵的土制炸彈掀去了一角。他晚年的著述、筆記和講義,包括多年積存的圖書資料大多亡佚,據說,他死前對剛剛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百思不得其解,為看不到它的最終結局心有不甘。


廢名的一生是寂寞的,他的履歷平淡無奇。其文學辭海除了曾與馮至合辦過一本雜志(《駱駝草》1930年)之外,基本上以教書為業。雜志既沒有什么影響(創辦后不到一年即告停刊),其教師生涯也不見得如何成功。他在北大所開設的“李義山詩婦女觀”一課終因只有三人選修而被迫停開。據他的學生回憶說,廢名也許根本不適合做一名大學教師,他在講臺上常常自問自答,旁若無人,令聽者每每不知所云。廢名性格內向,不喜與人交接,心悅佛老,時有厭世傾向。


與他過往密切的人,除了俞平伯、熊十力、徐祖正、鶴西等老友之外,就要算是周作人了。早在一九二二年,廢名還在武昌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即開始與周作人通信。同年考入北大之后,更是在各方面受到周作人的照拂與提攜。他的幾乎每一本小說集與評論集都由周作人作序,兩人的關系可見一斑。周作人亦公開將廢名視為自己的得意門生之一,不僅為他列閱讀書目(如李義山詩,《堂·訶德》等),而且一度還將廢名接入家中居住。廢名對周作人的學問文章亦似乎十分欣賞,贈聯所謂“微言欣其知之為誨,道心惻于人不勝天。”曾讓周氏大為感懷,認為“廢名的贊美雖是過量,但他實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如果廢名與周作人的這段交往作為公認的事實,尚無“出格”之處,那么周氏落水當了漢奸之后,廢名與周作人的交往則容易引起人們的不解與反感。當廢名獲悉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漢奸之后,仍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送之,并百般為他開脫,簡直令人費解(司馬長風曾說,對于周氏的沉淪,廢名極感痛苦,似乎很難接受這樣一個事實)。1946年,他從故鄉返京的途中,還專程前往南京老家虎橋監獄探望。建國后,原先與周氏過從甚密的人忙于脫自己猶恐不及,而廢名卻仍然與他保持往來。在周作人一家難以維持生計時,他還往周家送米送煤。直到現在,周氏的后人談起此事仍不免動容。1952年廢名因院系調整離開北大遠赴吉林,他與周作人的執迷不悟,既有傳統的投挑送李、知恩圖報的思想在作怪,亦有悲天憫人的佛教影響,當然與他性格中的天真與固執、甚至是狷狂密不可分。


廢名的性格雖然內向、孤僻,但決不軟弱。沈從文有一個觀點,認為廢名的趣味只不過是周作人的趣味而已,兩個人在寫作上用的是“同樣的眼,同樣的心。”這實際上是對廢名的誤解。廢名與周作人盡管有師生之誼,兩人在文學觀點上或許也有相近之處,但若說廢名只會跟在周氏身后亦步亦趨,卻也不太符合事實。廢名骨子里有一種孤傲的自信,對周作人未必會言聽計從,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周作人對廢名由儒入佛,漸入玄道不贊一辭,殊感可惜,而廢名對周氏的反應亦“大為失望”,依舊我行我素。廢名平常對同鄉熊十力的道德文章深為服膺,常常與之坐而論道,偶遇意見不合,竟至互相扭打。后來他還專門寫了一本《阿賴識論》,對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加以批駁。


無論是品評人物,議論時事,探討學術,廢名所依據的往往是他口中念念不忘、多少帶有一點神秘色彩的所謂“道”,而不在乎人物的身份、時常流俗與學術成規,常常出語驚人。比如他對韓愈、王安石的文章深惡痛絕,認為將《送董邵南序》、《讀孟君傳》選入教材簡直是誤人子弟,他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懷有敬意,但對胡適的“揚元、白抑溫、李”的白話詩論則不以為然,并撰文批評;他對魯迅的《吶喊》擊節贊賞,讀之如饑似渴,而對《彷徨》則沒有多少好感,對魯迅某些小說中“做題目”的傾向頗多微詞,但對他的散文,尤其是《野草》,則深為嘆服。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廢名所發出的聲音盡管微弱,所留下的痕跡淡而又淡,但仍不失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學者。朱光潛先生說他雖少“入世”意態,卻不倚門戶,淡泊自守,雖一度為“語絲”中人,卻與社團沖突甚多的文壇瓜葛最少;卞之琳說他從不真切時媚俗,嘩眾取寵,從不知投機為何物,應當都是十分中肯的評價。



廢名雖自稱為哲學家,但在相當長的幾乎沒有闡述過他的哲學思想、文化觀念。社會的重大政治、現實矛盾在其作品中亦少露面。除了詩歌與小說之外,他雖然也寫過一些隨筆,但大多局限在詩論、文論及修辭學的范圍之內。直到《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問世,我們才能大致了解到廢名對于時事與傳統、中西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等重大問題的看法。這些看法往往是源于作者對生活中具體現象的觀察,近乎即興的隨想和雜感,很難構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系統。


如果說,廢名的詩歌與小說由于修辭文體的復雜多變,別出心裁,長期以來一直為一般讀者甚至學術界所冷落、忽略,那么他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則更少為人關注。這些思想觀念雖說是即興的感想,但它決不是憑空產生的,從中或多或少可以窺測到作者對現實、歷史、文化的基本態度。


廢名從小受過比較規范的私塾教育,入北大之后學的卻是英文系,他對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哈代等西方作家的作品曾作過深入的研究,后來又大量地閱讀佛經,其知識系統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又有西學和印度文化的熏染。然而,西學背景至多為廢名打開了一個了解異域文明、從整體上反觀自身文化的窗口,西方的價值準則并沒有在廢名的思想、創作中留下明顯的印記。相對而言,中國傳統的文化對廢名的影響深厚得多。


自晚清以來,中國學術界關于中西文化的爭論就已開始,五四以后,論戰日趨激烈和白熱化,并導致了“激進”與“保守”兩大陣營的出現,一派主張全盤西化,甚至連漢字都要廢除,另一派則以整理國故為名,主張以中學為主體,對于西方的價值觀念涌入采取警惕、抵制和反對的立場。廢名既不是陳獨秀、胡適那樣激進派,也不屬于“學衡”陣營的保守派,甚至與梁漱溟、杜亞泉那樣的中西文化調和論者也判然有別,這就使得他的文化處境極為尷尬。


在廢名看來,舊與新,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沒有舊就無所謂新,沒有傳統,現代也無從談起;割斷了歷史,現實必將無意義。“故是歷史,新是今日,歷史與今日都是世界,都是人生,豈有一個對,一個不對嗎?”“人生如果不接受歷史,人是決無意義的。”全盤西方、廢除漢字,即失掉了一個中國人的根本,所謂的現代化亦成空中樓閣,夢幻泡影。西方的價值觀念若不加選擇地移入中國,中國千百年的文化積累將毀于一旦,從這個意義上說,廢名對于五四時期占主導地位的“現代性”的“反動”,并不意味著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肯定。就儒家文化而言,廢名認為,孔孟的教訓原本沒有錯,只不過他們的學說被“知識階層”人為地曲解了,傳統文化中充斥了空洞的說教,八股式的官樣文章以巧言令色的虛亡與自欺。他曾說,“中國后來如果不是受了一點佛教影響,文藝里的空氣恐怕更陳腐,文章里恐怕更好損失好些好看的字面。”他又說,“中國人沒有法律,只有八股。”要尋找中國文化的真諦,恢復它的生命力,只有返回民間,因為所謂的歷史就是世道人心的歷史,因為中國文化的精髓是通過民間的日常生活,禮俗習慣得以存留。和沈從文一樣,廢名的思想與創作帶有強烈的民本傾向和“反智”特征,所不同的是,沈從文偏于理性,而廢名則更具強烈的個人情感色彩。


廢名價值觀的基礎是融儒道釋于一爐的所謂“道”,但這個“道”往往源于日常經驗的有感而發,而非經由學理的邏輯論證而來,因此不免顯得簡單而隨意。比如說,他認為佛家的“真知”即是孔子的中庸,孔子、莊子,佛陀的思想都可以由“格物致辭知”融合、統一在一起,他還認為遵從《論語》所記孔子言行,人人可以成佛,盡管如此,我認為,廢名價值觀的內核依然隱約可見,那就是“誠篤”與“真實”。所謂不自欺即為道。


《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中曾寫到這么一件事:有一次莫須有先生下鄉,看見一家石灰鋪子寫有“石灰出賣,日本必敗”兩行字,即生出無窮的感慨:店主的目的只是為了賣石灰,“日本必敗”只是為了應景,一旦碰到政府征兵抗日,店主立即會令他的兒子逃得無影無蹤,但仍不妨礙他在墻上寫下“日本必敗”這樣的口號。在這里,廢名痛切地感受到名與實的分離,他進而認為,中國社會潰敗與文化的式微都是從“誠信觀念”的喪失開始的。政府(包括讀書人)不能取信于民,百姓開始尚能忍受,幾經反復,則唯有一已之私可以顧念:“秉國者不能使民信,于是人民自私其家了”。因此,廢名認為,中國人最沒有“孝”,而非國家觀念的所謂“忠”。因此,廢名認為木蘭從軍正是反從軍。更令廢名感到悲哀的是,中國的陳腐、八股式的教育觀念,仍然在助長這種名實分離。他由此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但出發點與魯迅并不完全相同。


應當說,廢名的思想觀念中不乏真知灼見,但畢竟與當時的主流話語相去甚遠,廢名所謂的“道”更多地停留在個人感悟的層面上,漫漶無涯,難以方類。而體現在具體的作品中,則帶有莊禪趣味與玄學色彩,由于他性格中的悲觀厭世,加入對現實政治的冷漠與絕望,與社會生活的隔絕,其人生理想亦只能托付給夢與想象了。



廢名的個人經歷和傷口似乎游離于時代生活之外,無論是題材的選擇還是寫作風格,都與現代文學的主流格格不入。世人尊他為“文體家”,也許并無多少褒揚或贊許之意,它只不過是其作品晦澀難解,奇僻生辣的較為委婉的說法而已。長期以來,廢名正如他被自己廢掉的名字一樣,不僅為一般讀者所冷落和忽略,也為學術界漸漸淡忘。時下通行的幾本現代文學史教材,對廢名要么只字不提,即使偶爾提及,也只是寥寥數語,一閃而過。早在1936年,文學評論家劉西渭(李健吾)即預言了廢名作品“像海島一樣永久孤絕的命運”。不過他又說,“無論如何,一般人視為隱晦,有時正相反,卻是少數人的星光。”


我最初知道廢名這個名字,大約是在1985前后。當時我最喜歡的中國現代作家除了魯迅之外,就要算是沈從文和汪曾祺了,我記得曾讀過汪曾祺的一篇題為《談風格》的文章,聲稱他的風格形成受到廢名的影響,讀后頗受到一些震動。后來又聽說了一些廢名的奇聞異事,比如他與人討論學術問題,一語不合,便互相扭打在一起;比如他有用毛筆寫英文的習慣,當然也包括他的小說如何像天書一般難懂。這些道聽途說無疑激發了我的好奇心,找來他的幾篇小說一看,似乎也并不怎么難懂,如《柚子》、《竹林的故事》這樣的作品,在風格上大致可以看出魯迅鄉土地小說的影子。后來讀到他的《橋》,雖然不能說完全讀懂,仍覺得清新自然,饒有意趣。真正令我對廢名的小說感到畏懼的是《莫須有先生傳》,這部作品果真詰屈聱牙,深奧難解,屢次嘗試,竟未能卒讀。剛剛有一點對廢名小說的興趣,亦隨之煙散。除了一些朦朦朧朧的感覺之外,剩下的只有一個疑問:曾經寫出《竹林的故事》這樣的格調清新樸素作品的廢名是如何走到《莫須有先生傳》那條神秘不可解的路上去的?


1997年底,筆者與幾位來訪的日本作家聊到中國的現代文學,言談間屢次提到了廢名。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研究計劃,選題是中國現代的抒情小說,選擇這個題目的初衷與我自己創作上遇到的困難有關。我自己的寫作一度受西方的小說,尤其是現代小說影響較大,隨著寫作的深入,重新審視中國的傳統文學,尋找漢語敘事新的可能性的愿望也日益迫切。列入研究范圍的作家包括沈從文、蕭紅、汪曾祺等人。這次談話的結果之一是我想當然地把廢名列入研究計劃,并立即搜集了所能找到的有關廢名的全部資料。重讀廢名,感覺上與十多年前的記憶竟大不相同,我漸漸意識到要研究中國現代的抒情小說,廢名是不可或缺的。這不僅因為廢名的整個創作都根植于中國的詩性敘事傳統,而且他明確地把詩歌的意境引入小說,在小說的抒情性方面比沈從文和汪曾祺走得更遠。對于文學史的作者而言,廢名的地位如何盡可見仁見智,對于一般讀者來說,廢名長期以來遭受冷落似乎亦在情理之中,但廢名將詩歌的表現方式引入小說的嘗試,他在文體、敘事方式上所進行多方面的探試,無疑構成了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重要資源之一。我以為,這一資源的意義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考察:


(一)廢名與中國小說的敘事傳統的關系


我以為中國的小說敘事除了史傳與筆記小說的傳統之外,還有一個詩性的傳統。這個傳統在中國的小說上若隱若現,至《紅樓夢》終成蔚為大觀,五四之后,又得以延續、演變和進一步的發展。廢名雖然自稱受到了莎士比亞、塞萬提斯等西方作家的影響,但更多得益于中國傳統敘事資源的陶冶與滋養,如他所喜歡的莊子、陶淵明、庾信和李商隱,無不對他的寫作構成重要影響。廢名借鑒詩歌的表現手法來豐富自己的敘事方式,他的作品著力于整體性的意境營造,淡化故事;崇尚心靈的溢露,淡化因果關系和戲劇沖突;重視感覺的自然聯通,“讓字與字、句與句互相生長,有如夢之不可捉摸”,輕情節的發展與鋪陳。與西方的敘事的因果關系傳統相比,一重寫意,一重寫實,一重模糊混沌,一重具體清晰;一重簡潔含蓄,一重繁復與完整。廢名在繼承中國文化和敘事的特點的同時,他的多少有點極端化的嘗試與探索,也豐富了這一傳統。


(二)廢名與現實和時代的關系


廢名被認為是李商隱之后,現代能找到的第一個朦朧派(朱光潛語)。廢名的作品與傳統的“現實主義”表現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既沒有典型化的人物處理,也沒有對寫作材料加以抽象,從而提煉出足以反映“時代精神”的重大主題,他所選擇的題材也大都遠離當時社會現實的主要矛盾,敘事手法多變,表現形式隱晦深奧,其創作歷來被認為置身于社會與現實之外。但是,任何一個嚴肅的作家,不管其選擇何種題材,采取何種敘事方式,總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個人與特定現實或時代的聯系。廢名的作品固然很少直接表現社會現實,但他的作品仍然與現實本身構成了重要的隱喻和象征關系,他力圖將現實生活歸入個人心靈的統攝之下,通過記憶與“反芻”從整體上表現社會現實。因此,我認為,廢名的作品側重于表現,而不是簡單復制或再現,這對于我們重新考察寫作與現實或時代精神的關系,擺脫機械反映論的束縛,避免作品的簡單化和功利性,具有相當的啟迪作用。


(三)廢名文體與漢語寫作


廢名的敘事風格和文體形式都相當復雜,從敘事方式上來說,他通過作者、敘事者、人物三者之間互相滲入與纏繞,瓦解了作品外表的真實幻覺,從而建立一種內的真實感,并喚醒了寫作的想象力。從結構上來說,它打破了傳統線性敘事的陳規,采用“共時性”的表現方法,變“歷險的敘述”為“敘述的歷險”,從而建立了一種全新的敘事的時空觀。他的文體帶有濃烈的“互文”特點,大量的采用空白與省略,他的語言豐富雜糅,敘事簡潔,不肯浪費文字。廢名所有這些方面的探索,盡管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無疑為豐富漢語寫作的形式表現技法、修辭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來源:2001年01期《文藝理論研究》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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