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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楊鵬:中國信仰精神的未來在于回歸上帝
【思享】楊鵬:中國信仰精神的未來在于回歸上帝
騰訊思享會     阅读简体中文版

編者按

7月以來,由騰訊思享會策動的“上帝在中國”之討論,引發學界廣泛關注。此討論由知名學者、剛卸任壹基金秘書長的楊鵬先生所著新書“《上帝在中國》源流考”引發,在6月底舉辦的新書沙龍上,基督教思想背景學者、考古學家、新儒家代表人物及自由主義學者齊聚一堂,展開了一場誰也不對誰客氣的交流會。

2014年8月初,弘道書院約請三位儒學思想背景學者,在北京天則研究所圍繞“上帝、天道與儒家”這個主題,繼續討論“上帝在中國”這一話題。作者楊鵬現場發言“中國信仰精神的未來在于回歸上帝”,以下為演講實錄:


佛道因不追求集體行動而被朝廷寬容


君主集權的政治結構,對中國的宗教形態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上帝”崇拜被君王壟斷以后,民間的宗教并不是沒有發展,佛家、道家就有很強的民間基礎。我們會發現,君王朝廷壟斷了上帝信仰以后,對佛、道的發展蠻寬容的,少數時期有過滅佛現象,但總的來說,中國君王朝廷對佛、道發展比較寬容。


仔細想這個問題,結論就出來了。最重要的是,佛教、道教是比較個人化的宗教,講的是個體超越,不是集體性的宗教,講的不是集體超越。佛教追求成佛,道教追求成仙,追求都比較個體化,不是公共性的。修佛,不會是一個集體性行動,沒聽說大家約著為成佛而奮斗的。修仙也一樣,沒聽說大家為了修仙,集體行動,拋頭顱灑熱血。只要不是集體性的宗教,只是不是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組織,政治組織性的危險性就比較小。


信仰上帝會被統治者疑心有政治訴求


中國是以天子為中心的社會,當朝廷維穩的眼睛看佛道時,會感到佛道本質上威脅不大,因為它們是個體化的。君王朝廷對集體化、公共性的信仰就很緊張。公共性信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在中國歷史上就是上帝崇拜。天子去天壇祭祀時,文武百官幾千人,到那兒向“上帝”匯報工作,乞求風調雨順,保政權長治久安。君王奉天承運,從上帝那兒承接天命,所有文武百官,都是幫君王承担天命的。身為天子,這是上天的特殊安排,是天命選擇。“歷史選擇了我們”這樣的提法,不過是天命選擇的現代表達。君王朝廷是“公”的代表,信奉的是公共性的集體性的宗教,擁有團結凝聚的力量。民間宗教,主要是個人化的宗教有發展空間,這是中國宗教的一個特殊結構。


在這樣的結構中,誰一旦打出上帝的旗號,或者類似上帝集體行動的旗號,朝廷就非常緊張。誰一開始拜上帝,似乎就意味著他要爭天命,想當天子,而且馬上因信眾而擁有了集體行動的力量。誰拜上帝,就面臨生死搏斗。有些基督徒的朋友讓我們給他們講解一個心態,因為他們是信徒,不想搞政治,但以前老被折騰。“你們是搞政治的。”“我們不是搞政治的,我們就是信仰上帝。”“你們就是搞政治的!”政府官員、警察其實對中國上帝信仰的歷史傳統有過什么了解,但他們有一種政治歷史的某種記憶。壟斷上帝信仰是天子鞏固政權的傳統,你們也去拜上帝,你們都成天子了,你們還說我們都是上帝的孩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你們什么意思?你們想造反。信仰上帝的朋友們,都要有這種心理準備。不管你有沒有政治追求,你只要是拜上帝的,朝廷官員就會不太放心。這不是某個官員壞不壞的問題,是承受君主集權政治壟斷上帝祭祀的歷史傳統的問題。


佛道在法外獨立 儒家依附皇權難以獨立


身為學者,我自然關心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問題,知識人的獨立性問題。毛澤東認為,從階級分析角度看,知識分子本身不構成一個階級,而是要依附在某個階級身上,“皮不不存,毛將焉附”,總之,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


從中國歷史來看,儒、釋、道的文化后面,形成三個不同的知識分子群體。一是儒家士大夫群體,吃皇糧,依附在皇權和官僚系統上的。二是和尚群體,這是依靠在佛寺系統的,吃捐款、佛產及佛法服務,相比起儒生來,相對獨立于朝廷官場。三是道士群體,依靠在道觀系統,吃捐款,也吃法事、醫療服務,也相對獨立于朝廷官場。


佛、道之獨立,是一種法外之人的獨立,是不參與公共領域的獨立。真正參與公共領域的儒家士大夫,是難以獨立的。有儒家朋友說儒家是以道統而獨立,其實很難做到。我們今天說的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問題,指的不是那種不問世事的自我放逐的獨立,指的是針對公共領域事務的獨立的思考和表達。如果表達出來的公共觀點與君王官僚們的看法不一致怎么辦?不一致,還要獨立地表達,這才是獨立。獨立,是在這種特定困境中才得以呈現出來的。


我信天,我信上帝,對我來說只有一個至尊的敬仰對象,人間沒有我的崇拜對象,我對世俗力量就有一種內在超越性,我與其他人就容易有真實的平等心態。人人都是上帝之下的,我們有天然的平等感。如果失去了直接面對“上帝”,直接與上帝溝通的信仰能力,而是圍繞著上天在人間的代言人旋轉,人與人之間就難有平等感。而且當你依靠的至高力量是能動的,是能回應你的祈禱的時候,你就有了一種抵抗世俗勢力的能動的力量。


基督教進入中國帶來“新教變革”


西方基督教也有一個不平等的發展史。教會是耶穌的身體,只有通過教皇才能跟上帝對話,這樣教皇就擁有了很大的壟斷特權。中國的君王,既是君王,也是教皇。唯有天子能奉天承運,這是中國的教皇。唯有天子能替天行道,這是君王。西方新教變革,不再承認教皇的壟斷權威,人人因信稱義,人人可以直接跟上帝對話,這是人與人在信仰上,在靈魂上的平等運動。中國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這樣一種新教變革,還沒有一個從只有一個天子到人人皆天子的變革。從這個意義上看,今天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人人皆是上帝的孩子,這就相當于中國的新教變革。原來被君王壟斷的“上帝”,進入了成千上萬民眾的心靈之中,人人皆為天子了,從目前看這是基督教的發展帶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基督教的發展,從中國宗教精神歷史上看,本身就是中國式的新教變革。


中國知識界由上天信徒墮落為天子門生


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以“天”為中心的,孔子就是代表。孔子到處謀官,讓君王接受他的想法,實現自己的理想。但孔子精神上依靠的是“天”,而不是依靠在某位君王。孔子說,“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一種真切的使命感,孔子對上天有何等的依靠和信賴!在孔子眼中,世俗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最高的,能決定他命運的是“天”。董仲舒也有這種代“天”講話的感覺。但以后,知識界的精神就不再圍繞“天”,而只是圍繞“天子”旋轉了。知識人揣摩的不再是天人之際中人與天的關系,而是揣摩自己跟天子的關系。中國知識界逐漸由上天信徒變成了天子門生。


科舉制,最后誰簽字讓誰當狀元、秀才、榜眼?是皇上。所以“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王既是世俗領袖,又是精神、宗教領袖。在政治上我是你們的君主,在精神上我是你們的導師。中國君王最大的渴望是君師一體化,既是君王又是導師,最高境界是導師,那是一個宗教權力。毛澤東對斯諾說,自己是“TEACHER”。斯諾覺得毛很謙虛,毛澤東才不謙虛呢。“TEACHER”就是教皇,就是大祭司,就是天命所歸。失去了“天”,敢代“天”立言,喪失了天信仰,喪失了直接面對上帝的習慣,知識界就逐漸落入了給君王上折子、揣摩圣意的精神低下的陷阱之中,喪失了對上天和“上帝”的信仰和敬畏,失去了真正的精神依托。從孔子、董仲舒的先知高點不斷下落,這是中國知識界精神墜落的過程。


政教分離是西方知識人獨立的依托


西方知識界,過去有一個組織依靠,這就是教會。從基督教興起到近代以前,西方知識人的主流是教會中人。信眾的信仰是超越君王的,教會的組織是獨立于朝廷的,這樣西方的知識人就有了自己的家。而且“愿禰的旨意行在地下如同行在天上”,教會要在大地行主的意志,教會是關心公共事務的。所以,西方歷史上,政教兩個系統的長期分離和獨立互動,是西方知識人自由獨立精神的重要依托。


精神的獨立,建立在幾個條件上,一是內心信仰上的獨立,二是組織上的獨立,三是經濟上的獨立。沒有這些條件,未來的知識人不是權力的附庸,就是資本的附庸。附庸,承担不起精神的重量。一個知識階層精神、組織和經濟不獨立的民族,缺少精神上升的張力。


儒家神圣性丟失在董仲舒后


云南南部有一個叫建水的地方,有個規模很大的文廟,可能是中國西南最大的文廟。多年前,我們幾個朋友去建水看文廟。文廟里面有一個通道,通道中間有一個孔子的半身銅雕塑,放在一個石座基上,有一人多高,雕像的腦門亮晶晶的,這是游客摸出來的。路過的游客,不少人用大姆指去摁一下孔子腦門。陪我們去的當地朋友也建議我們摸一下,開玩笑說以后考試成績會好一點。和我們一起去的人中,有的人也摁了幾下孔子的腦門。當時我對孔子思想并沒有深入了解,但大體是否定的。但我沒有摁孔子腦門,多少感到這對孔夫子不夠尊重。看著大家在摸孔子腦門,我在想一個問題:如果把釋迦牟尼的銅像放在那兒,有沒有人會在他腦門上摁一下?可能不會。耶穌像放在那兒,也不會有人來摁腦門。把老子放在那兒,也可能沒人敢摁他腦門。


為什么大眾對孔子缺少這份敬意呢?我想重要的原因,是神圣性的丟失。什么叫神圣性的丟失?且不說“五四”以來打倒孔家店,文革批林批孔,夫子被稱為孔老二,孔廟被破壞,孔子的神圣性被降低了。但是,儒家神圣性的丟失,不僅僅是從“五四”運動才開始的,而是董仲舒以后就開始了,這有一個孔子被去魅的過程。


董仲舒以后,儒家的整個發展跟“上帝”與“天”漸漸脫離了。儒家本源于“天”,源于“上帝”,周公、孔子思想的最高依托是“天”,是“上帝”。但董仲舒后儒家的發展中,意志的“天”,人格化的“上帝”逐漸被非意志的、非人格的“道”、“理”、“心”所替代。離開了意志之“天”與至高神的“上帝”,孔子就不再是代天傳言的圣者,不再是先知式的人,而只是一個溫和善良風趣的智者,一位務實的倫理學者。源于“天”的倫理,才是有神圣性的倫理,源于哲學家、倫理學家的倫理,只是人的倫理。既然是人的倫理,我們就可以討論,可以取舍。


孔子不是要接地氣而是接天氣


一本儒家雜志的編輯采訪我,拿他們的雜志給我看。我翻開一看,里面有一幅孔子的漫畫,拄著拐棍,很萌很好玩的樣子。我問,為什么要把孔子弄得如此之萌?編輯說是接地氣。我說,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的學問,是“下學而上達”,最終是要達于“天”,是渴求“天”對他的理解和認可的。所以,孔子的問題,不是接“地氣”的問題,而是接“天氣”的問題。


如果真的理解孔子是傳天意的人,他背后有“天”,有神圣意志之“天”,孔子的神圣性就會存在。有神圣之“天”,才有神圣之傳“天命”的圣人。“圣人”中的“圣”字是什么意思,甲骨文中就是一個大耳朵和一張嘴,一個大耳朵,是聆聽上帝之言,是聆聽天意。嘴,就是傳天意。“天道”之“道”,有“言說”之意,有“道路”之意,可理解為因聽到“言說”而成“道路”。“朝聞道,夕死可矣”,“道”是聽聞來的,“道”當然是“言”。如果是“道路”,則孔子應當說“聞觀道,夕死可矣”。孔子是渴望“聽”到“道”的。


儒家逐漸離開“上帝”,離開“天”以后,孔子就逐漸變成一個善良、聰明、智慧、還有點可愛的凡人,一個人味很重的凡人,你摸一下腦門是可以的。如果一個人與神圣之“天”、有至高之“上帝”,他是“上帝”在人間選擇的代言人,他傳道的思想就是有神圣性的,是要敬畏的,你還有興趣去摁他的腦門?估計你是不敢的。


神圣性和宗教情懷的丟失造成儒家今天的困境


講到倫理、講到法,大家知道“摩西十誡”。上帝告訴摩西要謹遵“十誡”,摩西把“十誡”傳給以色列人。“十誡”是從“上帝”來的,是經過摩西傳達的,“十誡”背后有宗教神圣性。有神圣性背景的倫理,才有力量。不用說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些高度宗教倫理化的宗教,就以佛教為例,對百姓來說,一個和尚講的幾句做人道理,與大學倫理學教授講的幾句做人道理相比,恐怕更有力量一些。和尚背后有宗教,和尚講的倫理,可能來自彼岸世界,會有一些神圣的、說不清楚的東西。倫理和法的后面如果沒有彼岸世界的神圣性,就引不起敬畏,就缺少吸引力和影響力。


孔子知道自己的命運由“天”而定,孔子一身就遵天行道的,董仲舒也深明這點,但后來儒家的演進過程,是一個脫離孔子和董仲舒的過程。現在的儒家,多是師從朱熹、王陽明。我覺得朱熹、王陽明不再是孔子儒家,而是道家的儒家或佛家的儒家,為什么?因為從他們整個理論中,我看不出他們的思想以“天”和“上帝”為依托,他們對“天”沒有敬畏,他們沒有孔子那種“迅雷風烈必變”、“天生德于予”的心態。朱熹的“理”,源于道家的“道”,王陽明的“良知”,源于佛家的“心”,在形而上層面,朱熹“道”化,王陽明“禪”化,他們都沒有“孔化”。神圣意志之“天”,至高能動的“上帝”,從宋明理學中消失了,儒家就從宗教倫理學變成了世俗理論學,超驗性、神圣性、宗教性消失了,因此也就沒有了心靈影響力。神圣性、宗教情懷的丟失,造成了儒家今天的深層困局。


對一位哲學老師講的倫理,我不必如此在意。世界上的倫理哲學家多了,對此一下,就沒什么了不起。比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如何?倫理學沒有人家系統完備。我說“丟失”了宗教情懷,是說以前是有的,我們從《尚書》、《逸周書》、《詩經》、《論語》、《孝經》這些典籍中,怎么會看不出至高的“天”和“上帝”的存在呢?不是沒有“天”和“上帝”信仰,而是后來的人被洗了腦,轉換了思維方式,于是睜眼瞎,熟視無睹。


中國信仰精神的未來在于回歸上帝


最后我講一下中國信仰精神的未來演進。臺灣的特點是,在宗教自由環境下,形成了新的宗教生態。基督教、革新后的佛教、傳統的道教,各有自己空間,談不上有臺灣自己的主流宗教。我認為中國大陸不同,大陸的宗教發展,當然革新后的佛、道都會有發展,但信仰上帝的宗教的發展將非常重要,因為這涉及公共精神問題。從中國歷史來看,我覺得中國公共精神的傳統,是從“天”、“上帝”信仰的傳統中來的,是從“順帝之則”、“敬天保民”的傳統來的。但敬仰上天崇拜上帝的傳統過去被君王壟斷了。中國公共精神的建設,要破除君王對“上帝”、對“上天”敬仰的壟斷,要從“上帝”、“天”信仰的大眾化開始,做到人人在精神上皆是天子,人人皆天子,人人皆“順帝之則,敬天保人”。從世界交流來看,中國未來公共精神發展會受基督教很大影響,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行動,信仰上帝,關愛人間,愿禰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愿正義如滾滾江水而來。


在中國“上帝”信仰基礎上,在中國“天人之際”文化基礎上,在中國上帝學和天學基礎上,整合中國原有天人文化,開放地面對世界各大宗教,面對世界上帝學,面對世界天學,在此基礎上發展中華的信仰文化,以上帝之道,以天道為核心的信仰文化。


帝生道,道生心,心生法,法生萬物,貫通儒釋道法陰陽,融匯世界宗教,成中華之教,服務人類共同的未來。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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