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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梁濤:有必要從中國歷史里找出“上帝”嗎?
【推薦】梁濤:有必要從中國歷史里找出“上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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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有必要把上帝重新請回來嗎?即使找到了,也與西方的上帝不是同一個類型。天人關系,中國講合一,西方講不同;中國講連續,西方講斷裂。”針對作者楊鵬現場發言“中國信仰精神的未來在于回歸上帝”,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副院長梁濤針鋒相對,提出“有必要從中國歷史上找出上帝來嗎?”以下為演講實錄:


有必要把上帝重新請回來嗎?


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向西方尋求真理,但西方文化有兩個源頭,一個是希臘、羅馬,一個是希伯來。以往我們更多是學習希臘、羅馬,科學、民主、法制等都是從希臘、羅馬這個源頭發展來的。其實向西方文化學習,還有希伯來的問題,學習基督教的上帝文化。只不過與希臘相比,這是一條隱線。若隱若現,但又不絕如縷。楊鵬先生的這本書就屬于這條隱線,近些年由于基督教發展得比較快,這個問題被凸顯出來了。但是,一旦說到學習希伯來,學習基督教,牽涉的問題就比較復雜。今天說學習科學、民主、法制誰也不會反對。但如果說到學習希伯來基督教,就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學習什么?為什么要學習?


楊鵬這本書叫《“上帝在中國”源流考》,其焦慮的是上帝的問題。那么,中國人今天需要一個上帝嗎?是否需要將上帝重新請回來嗎?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可以討論的,大家的看法可能也很不一致。認為需要的,當然有自己的理由:一是我們缺乏信仰,或者說我們的信仰不夠真誠,比較實用、比較現實,所以需要有一個上帝,需要一雙上帝的眼睛,使我們變得虔誠起來。但任何事情都有兩個方面,有利就有弊,重實用對于信仰而言固然是一種弱點,但也可能不那么偏狹,具有了包容性,而信仰過于絕對,就會有嚴苛、排他的一面,所以僅僅以信仰為理由還是不充分的,除非你認為中國傳統的儒釋道都還不算是信仰。


還有一個理由,認為如果沒有上帝,就缺乏限制、制約君權的力量。楊鵬的書中也提到這一點,但是這個說法也是可以討論的。因為神權同樣是需要制約的,而且神權往往比君權更嚴酷、更可怕。想想中世紀神權下的歐洲與同時代君權下的中國,哪個更為嚴酷?哪個社會老百姓生活得相對自然、輕松一些呢?如果讓我選擇,我會選擇君權下的中國。皇帝只管你交稅納糧,雖然也有教化的問題,但對思想不會管那么多。中國古代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引水,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傳統,基督教的社會中恐怕就沒有這么自由、灑脫了。


另外還有獨立人格的問題,這種觀點認為,因為沒有上帝,所以中國人沒有培養起獨立人格。仔細思考一下,這個說法也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僅僅從儒家傳統來看,哪些儒者最具有獨立人格的呢?顯然是心學一派,最早可追溯到孟子,以后有陸王。可是這一派恰恰是不那么強調天或者上帝的,他們重視的是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對于心學派的獨立人格如何評價?這是另一個問題,但至少說明獨立人格不一定非要上帝。信仰上帝是否就一定有獨立人格?我沒有研究過,不好下結論,但我感覺恐怕還是一種奉獻精神,一種救贖精神,是否是獨立人格很難說。反過來說,獨立人格的確立,不一定非要有上帝,通過信仰其他的超越者,比如天命、天道,或者本心之類的,也可以有獨立人格。


學習基督教文化是時代課題


所以以上所列的幾點,理由并不充分。不過說這些,并不意味著我反對向基督教學習,相反,我認為向基督教文化學習是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重大課題!面對這樣一個在世界范圍內影響巨大,近些年在國內傳播迅速的宗教文化,我們怎么能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呢?所以就像當年宋儒曾經“出入佛老數十載,然后反之六經”,通過學習、借鑒同時也是回應佛老,完成了儒學的復興一樣,我們今天也有一個向基督教文化學習的問題。如果個人選擇了基督教信仰,自不必說。即使你持本民族的文化立場,也必須要面對這一問題,并做出回應。所以基督教的話題越來越受人關注,是有原因的。


中西方的上帝類型不同


回到楊鵬的這本書來,我覺得涉及到以下幾個問題。首先是中國有沒有上帝?是否信仰過上帝?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對于這個問題,我覺得沒有必要繞一個彎子,繞到利瑪竇、南懷仁等人那里去,用傳教士的觀點來證明中國曾經信仰過上帝,這個彎子繞得有點大。其實人類學、宗教學已證明,人類各個民族都有一個神權時代,有一個信仰神的時代,中國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上帝在中國”是成立的。但我們有過什么樣的上帝?這個問題很關鍵,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比較宗教學的視野,中國文獻比如甲骨文中的“上帝”是不是就是西方的God、耶和華?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我們為什么后來又放棄了上帝?或者說上帝為什么隱遁了?讓位給“天”或者“天道”?這是因為我們的上帝與西方的上帝并不是一回事,此上帝非彼上帝,上帝類型不一樣。而類型不同發展也就不同,不同的上帝類型決定了不同中西不同的宗教發展路向。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后面的討論就容易了。


天人關系 中國講合西方講分


關于古代中國的宗教類型,學術界有討論,不過一般是以天人關系的形式出現的。如果大家去過香港中文大學,到了山頂上就會看到著名的“天人合一”亭,旁邊刻著錢穆的《天人合一》。這是1989年錢穆去香港中文大學參加新亞書院成立四十周年的一個發言,前一段在網絡上被不斷轉發,錢穆是1990年去世的,所以這是錢穆的最后一次演講了。不過其中的一些觀點在《湖上閑思錄》中已有表達,《湖》約成稿于1948年,所以代表了錢穆40多年的思考。最近余英時先生出版了他的封筆之作《天人之際》,也是講天人關系的,他們師徒二人都是用一生來思考這個問題。


錢穆先生的《天人合一》顯得抽象一些,討論中西文化比較都有這個問題,但還是有助我們對中西宗教做些思考。錢穆說,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于對天與人關系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然后又說,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句話可能會引起爭議,也比較抽象。但如果把這句話中的“天”換成“上帝”,是說將上帝與人分別來講,是離開了人來講上帝,這個講法還是可以成立的。因為上帝不受人的影響,人不能要求、影響上帝更不能發號施令。錢穆認為,在這一點上中西是不同的。他說,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這句非常關鍵的,是錢穆關于天人關系的重要表述。一方面天對我們有所命,“命猶令也”,天向我們降下命令,但這個命或令是抽象的、含混的,它有一個基本的規定,但又待我們去充實、完善、豐富它,所以天命是未定的,有待完成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道將一切都規定好了,那我們只能服從,只能以“道弘人”;但如果道只是規定了一個大致的方向,就像一條道路——道的本意就是道路,那么,我們就要通過一生的努力去實踐、豐富、完善這個道,所以是“人能弘道”。道不盡來自天,也有人參與其中。這才體現了人的自由,人的主體性。


所以饒宗頤教授認為,中國人在天人關系上實際是“天人互益”,也就是天人互助,是一種行動境界,通過實踐把天道呈現出來。這是中國古代天人關系的特點。因為這個特點,決定了天人關系中的天一定是向天道發展,而不是上帝。上帝是有位格的,而天道可能是一個法則,是創生的根源,卻不必具有人格性。


杜維明教授有一篇文章叫《存有的連續性》,是從哲學角度談論中國古代宇宙觀的,認為天與人之間是連續性的,具有連續性、整體性和動力性的特點,不存在連續之外的存有。所以中國不會有上帝無中生有的觀念,中國古代也有創世的神話,如盤古開天地,但盤古與上帝還是不同的。正是基于這種考慮,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安樂哲教授反對使用“超越”的概念表述中國思想,因為根據西方對“超越”的嚴格定義,A能決定B,但B不能決定A,A對B就是超越的。但在中國是A影響B,B也影響A,是天人互動、天人互益,所以二者是不一樣的。


天人關系 中國講連續西方講斷裂


杜維明、安樂哲是從哲學上講的,美國哈佛的張光直教授則是從人類學、考古學講中西天人觀的不同。他認為中西的天人觀的不同,在于一個是連續,一個是斷裂。中國是連續的,天人可以相互作用、影響;西方是斷裂的,天(上帝)發號施令,人被動地服從。人曾經不知天高地厚,想建一個巴別塔來通天,結果惹得上帝大怒,打亂了他們的語言,使其彼此無法交流、溝通,這樣人的異想天開遭到了懲罚。張光直認為中國是一種類似薩滿式的宇宙觀,宇宙分為多層,以中間的一層以下的下層世界和以上的上層世界為主要的區分。宇宙的諸層之間為一個中央之柱所穿通,這個柱與薩滿所謂的“世界之軸”非常近似,是上界與下界之間有一種升降的通道,所以天人之間是相通的,連續的。另外,宇宙的每一層里往往都有神靈,所以中國古代是多神崇拜,當然也有最高的神靈,這個神靈固然控制著人類和和其他生物的命運,但他們也可以為人所操縱,例如通過供奉犧牲等等。


張光直提出看法,也找到一些文獻根據。《國語·楚語下》有一段記載,楚昭王問觀射父,《周書》中記載的“重、黎寔使天地不通”如何理解?難道古代“民將能登天乎?”觀射父有一個解釋,認為古代有一個階段,“人人作享,家為巫史”,人人都是祭司,可以通過巫術與天相通,所謂“登天”是這個意思。后來顓頊對這種“民神雜糅”的情況非常不滿,于是派重、黎隔斷天人之間的聯系,“絕地天通”。絕地天通不是說人與天之間的聯系完全中斷了,而是說只有重、黎才能跟天溝通,天與人的聯系依然存在,只是通天權或祭祀權被少數統治者掌握了。《尚書·呂刑》也記載此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孔安國的解釋是:“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較之早期宗教,這是一個變化,但天人的連續性還是沒變的,盡管只限于少數人了。


中國上帝的道德屬性


現在很多學者根據甲骨文里有“上帝”二字,認為中國古人也信仰過上帝,但這個上帝與希伯來《圣經》中的上帝恐怕還不太一樣。晁福林先生有一篇文章《論殷代神權》,認為商代的神靈是三位一體:祖先神、自然神和上帝,最高的是祖先神,而不是上帝。所以還是有差別的。另外,甲骨文中的上帝道德屬性不強,雖然有“帝令風”、“帝令雨”的神力,但喜怒無常。學術界一般認為,周代才出現超越宗族之上的至上神,另外周人提出“以德配天”的觀點,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或上帝的道德屬性才呈現出來。


孔子是商人的后代,但更崇尚周文化,是在繼承周文化的繼承上創立儒學的。從孔子的論述看,他的確保留了天或上帝的觀念。如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吾欺誰,欺天乎?”孔子在處境艱難的時候經常與天對話,稱“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可謂是“世無人知,唯天知之”。但孔子之為孔子,孔子在中國文化中的崇高地位,絕不僅僅是因為他保留了天或上帝的觀念。孔子之為孔子,孔子的偉大之處是因為提出了“仁”,“夫子以仁發明此道”,“孔門之學,求仁之學”,一部儒學史實際就是對仁闡釋的歷史。


近些年我有一個感悟,我們以前談論孔子的時候時,往往是從人文主義去理解,把古代思想解讀為宗教到人文的進步的路線,例如徐復觀《中國人性史論》先秦卷。這與楊鵬關注的問題正好相反,楊鵬關心的是上帝為什么被我們丟棄掉了。我覺得,孔子提出“仁”的確有一個天命的背景,或者說在與天的對話中呈現出來的。所以孔子講“天生德于予”,“德”是什么?似乎并不清晰。但他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故德至少是可以包含仁的,這說明仁是與天有關的。孔子又說“上學下達,知我者其天乎”。通過實踐“仁”可以了解天,也讓天了解我。牟宗三先生概括為“踐仁知天”,實踐仁而了解天。孔子的這一思想當然意義重大,前面說過,顓頊令重、黎“絕地天通”后,上帝就被天子壟斷了,成為皇家宗教而大眾無關了。而孔子提出“下學上達”,踐仁知天,認為通過仁即可上達天道,打破了自重黎“絕地天通”以來少數貴族對天命的壟斷,使天與個人發生聯系,為個人成圣提供了可能。從這一點看,我們可以說孔子創立了“新教”,一個屬于所有士人、君子的宗教。


孟子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他說“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天是什么?天是在我內心的呈現,通過我的心、性就可以了解、領悟天。這實際是把天落實在心之中,開啟了心學的傳統。在孔子那里,天還是外在的超越者,有上帝的味道,但孟子的天則完全主觀化了。以后陸象山說“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就是從孟子發展而來的,陸九淵還有一首詩:“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二十歲時讀這首詩,熱血澎湃,現在再讀,感覺就不一樣,不能不有所警覺。所以孟子盡管貢獻很大,但他對人性的態度,還是過于樂觀了。在天人關系上,他過分強調了人的一面,忽略了天的一面,是有偏頗的。不過儒家還有《易傳》的系統,“推天道以明人事”,肯定天道的客觀性,主張仰觀俯察,不僅僅是講心性。《易傳》講“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既講“窮理”也講“盡性”,較之孟子只講“盡性(心)”顯然更為完備,所以《易傳》的傳統更值得關注。不過《易傳》的天屬于天道,而與上帝無關了。


宋明理學的復興主要是面對佛老的挑戰,但佛教主張緣起性空,并不主張有一個主宰者或者上帝,所以宋儒并沒有遇到上帝的問題,在天道觀上他們受道家、道教的影響可能更多些。宋儒中程朱一派講天理,朱熹承認天有主宰的作用,但又否定其有人格,認為“而今說天有個人在那里批評罪惡,固不可”。陸王一派則是講本心,是從孟子這一系發展來的,陸九淵稱他是“讀孟子而自得之”。牟宗三把宋明理學分為三系,朱子是“別子為宗”,被否定掉了,陸王一系是正宗嗎?也不是。牟先生另找出了一位胡宏,認為他才是大宗之大宗。因為他既講天道,又講人道,在天道、人道之間保持一種平衡。牟先生的觀點值得我們思考,他的看法是建立在對天人關系的深刻洞見之上的。


中國華文化多元一體 和而不同


現在回到我們的主題上,我們究竟應該向基督教文化學習什么?是重新請回上帝,還是有其他的選擇?當然這里有個立場的問題,如果你是基督徒,當然會堅定地相信有一個絕對的上帝,并要在中國的歷史中尋找到上帝的蹤影。如果你沒有基督教的立場,而是立足于民族文化的重建,你的選擇就可能會有所不同了。未來的中華文化恐怕還是多元一體的,傳統的儒釋道加上回耶,多元互補,和而不同。這樣一種多元結構并不能靠上帝來完成,相反還可能引起諸神之爭。畢竟基督教是一個非常排他的宗教,如果沒有經過啟蒙運動或者宗教改革,基督教也是很可怕的。而西方的啟蒙運動也曾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例如康德出生于路德宗的家庭,受基督教影響很大。但康德突出人的主體性,稱人為自然立法,則可能是對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杜維明、成中英都有這樣的看法。在西方傳統中一定是上帝立法,人怎么敢去立法?所以康德稱他的哲學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而這個革命也可能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促成的。


簡單歸納一下我的看法:沒有必要從中國歷史中找尋出一個上帝來,即使找到了也與西方的上帝不是一個類型。民族文化的重建不在于請回上帝,傳統的天道較之上帝更具有包容性,更有利于多元一體的民族文化重建。基督教值得重視的是它的博愛精神,談上帝不能不談基督,基督既是神性的也有人性的,他用人性的方式將神的博愛精神展現于人間。對于儒家文化來說,以基督教的博愛精神與儒家的“生生之仁”、“天地之大德曰生”相融合,可能是儒學重建的一個努力方向。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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