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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們  金岳霖
我的朋友們 金岳霖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蓀、林徽因(和一對兒女)、金岳霖。


最親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


我雖然是“光棍”,但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沈從文先生從前喜歡用“打發日子”四個字來形容生活;現在不用了,可見現在的生活早已不是“打發日子”了。但是,這里所回憶的生活是很多“打發日子”的生活。我當時的生活,到了下半天也是“打發日子”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從來不是“打發日子”的生活,對于他們,日子總是不夠用的。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從1932年到1937年夏,我們住在北總布胡同,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單門獨戶。30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里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請了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除早飯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抗戰以后,一有機會,我就住在他們家。他們在四川時,我去他們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們李莊的家過的。抗戰勝利后,他們住在新林院時,我仍然同住,后來他們搬到勝園院,我才分開。我現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過是我雖仍無后,而梁從誡已失先,這一情況不同而已。


在30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書房研究,忽然聽見天空中男低音聲音叫“老金”,趕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婦都在他們正房的屋頂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見他們在不太結實的屋頂上,總覺得不妥當。我說你們給我趕快下來,他們大笑了一陣,不久也就下來了。


愛與喜歡是兩種不同的感情或感覺。這二者經常是統一的。不統一的時候也不少,有人說可能還非常之多。愛說的是父母、夫婦、姐妹、兄弟之間比較自然的感情,他們彼此之間也許很喜歡。果然如此的話,那他們既是親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與六哥就是這樣。喜歡說的是朋友之間的喜悅,它是朋友之間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長沙去,到上海去有一兩次,住在二哥家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張家,他們是徐志摩的親戚。我至少是從1914年起就脫離了親戚的生活,進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現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在北總布胡同,我同梁從誡現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總布胡同的繼續。


我和錢端升家常來往


錢端升先生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到南京開哲學評論會,就住在他家。那時他在中央大學教書。到西南聯大時,他是屬于北大的,我們又在一塊了。


西南聯大時,梁家和錢家都住在昆明東北郊的龍頭村。我先住在梁家;梁家走后,住在錢家。幸而是住在錢家。1943年美國開始約請大學教授到美國去講學或休息。我有一個幻想,想請在美國發了大財的湖南同鄉李國欽先生捐10萬美金幫西南聯大買補藥(即現在的維生素)。所以我要到美國去。那時候要到美國去是要通過許多關卡的,錢先生也大力地幫助了我過關卡。也許因為我就住在他家,我從來沒有謝過他。只得在回憶中謝謝他。


李國欽先生是我年輕時有些來往的朋友,并不是交情很深的。到美國去找他捐10萬美金的大款,本來就是異想天開的事。可是,到紐約后,我仍然去找了他。他只笑了一笑說:“哪里能有這樣的事。”他還是客客氣氣請我到他的鄉間別墅去吃了一次飯。以后我也沒有再看見他。可能他早已作古,不然一定也會回國觀光的。


錢端升和陳公蕙在結婚醞釀過程中出了一點小岔子,陳公蕙突然到天津去了。錢端升請求梁思成開汽車追。汽車中除梁思成、林徽因外,也有我。還好,到天津后,陳公蕙還在天津。陳、錢和好了,他倆一同到上海去結婚了。汽車回來時我還參觀了梁思成早已發現的古寺觀音閣(即薊縣獨樂寺)。這個寺的建筑規模宏大美觀,不愧為古建筑師的偉大作品,不怪梁思成那么熱愛它。


在西南聯大時期,錢、梁兩家都在昆明東北鄉間蓋了房子,房子當然非常簡便,木頭架子竹片墻壁。目的只是不逃警報而已。


男女分工是女的做飯,男的倒馬桶。我無事可做,有時也旁聽一些倒馬桶的精義。女的做飯的成績驚人。林徽因本來是不進廚房的人。有一次在幾個歐亞航空公司的人跑警報到龍頭村時,林徽因炒了一盤荸薺和雞丁,或者是菱角和雞丁。只有雞是自己家里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報的人帶來的。這盤菜非常之好吃,盡管它是臨時湊合起來的。做飯的成績特別好的是陳公蕙,她是能夠做大件菜的。新近住醫院時還吃了她的紅燒魚。她做的白斬雞非常之好吃,把雞在香油姜丁里蘸一下,味道就特別好了。她還告訴過我,到市場上買母雞,應該注意些什么。我還是不能照辦。我年輕時雖然買過養著玩的大黑狼山雞,從來沒有買過預備吃的雞。公蕙的特別小品是她的煮雞蛋。煮出來的雞蛋,就蛋白說,有似豆腐腦;就蛋黃說,它既不是液體,因為它不流,也不完全是固體,因為它不硬。看著是一個小紅球;吃起來,其味之美,無與倫比。


上面談的是副食品,主食也有很講究的。張奚若家有時可以吃到綠面條。這東西是美味。面條是綠色的,里面有菠菜汁,面揉得很緊,煮的時間也不長。因此吃起來有嚼頭,要用牙齒咬著吃,吃起來配上一兩大勺肉末,味道美得很。


最老的朋友張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張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見他,不過那時只是碰見而已。認識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開始的,那時我轉入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他一直在哥大學政治。從1917年下半年起我們是同學,他無意取學位,但是寫了一篇很好的《主權論沿革》。


張奚若家沒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長期的小摩擦。他同楊景任的結合是新式的結合。楊景任在蘇格蘭大學畢業,他們是在蘇格蘭結婚的。結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見他們。這個結合是自由式的。張奚若頭腦里想的可能是兩個人都是知識分子。他發現楊景任不是“知識分子”,假如所謂“知識分子”是用知識去辦大事,像他自己那樣。楊景任不是他那樣的知識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說的Womanlywoman(女子女子),這實在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性。要看她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聽她同宵叔玉太太的談話,兩人都爭分奪秒地談,由趙、錢、孫、李到黃燜雞到紅燒肉。楊景任這一方面的性格雖然突出,然而她總是支持張奚若的。從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担,顯然是勇于負責的事。


張奚若這個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說過,“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這個說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當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這個四方形的四邊是非常之廣泛,又非常之和藹可親的。同時,他既是一個外洋留學生,又是一個保存了中國風格的學者。他的文章確實太少了。我只知道一篇《主權論沿革》,登在《政治學報》月刊或季刊上。這個刊物只出了一期。據我的記憶,經手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楊景任女士。那時候她在上海讀書。以后沒有多久,她也到蘇格蘭念書去了。


張奚若的主要點是民主革命,至少開頭是這樣。他曾同我說過,“孫中山的演說,你聽著聽著就跟了他走下去了”。這大概是在上海的時候。那時候,胡適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幫助過張奚若學英文,胡適一直說張奚若是他的學生。而張奚若并不承認。他的英文也不是從胡適那里學的,同盟會中幫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他是作為革命的青年到美國去的。他確實得到扎實的書本知識,但是,忽略了和美國人,特別是美國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鄉的老辦法去辦。例如要裁縫給他做一身新衣服,裁縫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里之后,裁縫仍不肯改。我說,“找我們的律師去”,旁邊有一個人聽了就說,“哪里不合身,讓我看看”。他看了之后,說“這確實應該改,也容易改”。問題在于“我們的律師”。這表示中國學生是有法律顧問的,不只是臨時找律師而已。從那個時候起,奚若認為我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這樣一個“認為”維持了相當長的時期。


淵博正直的陳寅恪


陳寅恪先生,我在紐約見過,沒有談什么。后來到柏林,見過好幾次。看樣子,他也是怕冷的。我問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說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從來不脫。他告訴我說,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別的事,一個荷蘭人找他,來了之后又不說話,坐了好一會兒才說“孔夫子是一個偉大的人物”。陳先生連忙說“JaJaJa”。這位先生站起來敬個禮,然后就離開了。


寅恪先生的學問我不懂,看來確實淵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寅恪先生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


抗戰時,他不在昆明的時候多。有一短時期他也來了,當然也碰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轟炸。離郊區不遠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個坑,上面蓋上一塊很厚的木板,人則進入坑內。寅恪看來也是喜歡作對聯的,他作了“見機而作,入土為安”的對聯。


寅恪先生不只是學問淵博而已,而且也是堅持正義、勇于斗爭的人。清華那時有一個研究院,研究中國的古史。院里主要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看來當時校長曹云祥對梁啟超有不正確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執行的辦法。陳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會上,陳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啟超一邊,反對曹云祥。他當面要求曹云祥辭職。曹不久也辭職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長的辦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后,寅恪先生在廣州中山大學教書。郭老(即郭沫若)曾去拜訪過他。郭老回到北京后,我曾問他談了些什么學術問題。郭老說,談了李白,也談了巴爾喀什湖。這在當時一定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問。無論如何,兩個國故方面的權威學者終于會見了。這是最好不過的事體。


郭老還把他們湊出來的對聯給我,對聯并不好。郭老扯了一張紙寫了出來給我。我擺在褲子后面的小口袋里。有一次得胃潰瘍,換衣褲進醫院,就此丟失了。


摘自《金岳霖回憶錄》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7月出版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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