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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薦書   《雙典批判》:《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是危害中國世道人心最大的文學作品
每日薦書 《雙典批判》:《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是危害中國世道人心最大的文學作品
新京報書評周刊     阅读简体中文版



今日推薦:《雙典批判》

作者:劉再復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1年12月


今日主持:吳亞順


推薦理由:

在學生時代,暑假看電視,總是幾部經典劇在銀幕上來回翻騰,《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還有《新白娘子傳奇》等。有一回和朋友爭執起來,因為他喜愛《三國演義》,而我喜歡《西游記》。所謂爭執,不過是我一遍遍強調自己的喜愛,至于緣由,并不能清楚說明。


直到閱讀劉再復先生這本《雙典批判》,一些模糊的看法得以顯影成形。劉再復批判了《水滸傳》和《三國演義》,認為這兩部作品是五百年來危害中國世道人心最大最廣泛的文學作品,其“流毒”已內化至國人的潛意識里。他認為,雙典最大的問題,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權術崇拜。具體來說,他批判的矛頭指向“造反有理”、“欲望有罪”、“義”與美的變質等。


需要說明的是,劉再復先生1980年代末去國遠游,遠距離審視中國文化,其中一條路徑是批判國民性,《雙典批判》即是具體行動。五四以來,批判國民性者多矣,從名著的角度,對社會流傳甚廣、影響深遠的說法、口號、命題、社會現象等展開深刻而系統的批判,希求脫離非人性的地獄者,我以為,劉再復一人而已。


精彩書摘:



關于“造反有理”的四點思索

 

(1)以往談論“逼上梁山”的現象時,只談論“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一面,忽略還有另一面是“民逼官反”。倘若我們揚棄歷代統治集團把造反者誣稱為“匪”,而把梁山的原始核心視為社會底層的豪杰,那么,這些武裝了的“民”逼“官”反(姑且也把盧俊義視為官層的一員)與官逼民反一樣浸透著血腥味,一樣殘酷。高俅等迫害林沖,用的是國家機器(替天子行道)與國家名義下的各種卑鄙手段,而宋江等逼迫朱仝、安道全、秦明、盧俊義,用的是“革命”(替天行道)和革命名義下的各種殘酷手段。手段不同,卻同樣侵犯他人的生命權利與靈魂權利,都置他人于極端的痛苦之中與災難之中。其實,民是人,官也是人,雖然其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有差別,但人格是平等的。官僚們仗勢欺人,不把老百姓當人,這是黑暗的上對下的壓迫;而民間造反集團對壓迫的反抗也不可濫殺官員,也不可用人類公認的諸如“殺人放火”等罪惡行為強加在他們身上,對他們強行“改造”。穿著秦明的盔衣戰甲去濫殺百姓而讓秦明與他的家小承担災難,又讓秦明認同陰謀者的道路,包含著多種心靈摧殘、人性摧殘。這種民逼官反的形態其實也是一種壓迫形態。

  

(2)確認“造反”的某種歷史合理性,同情造反者對“專制制度”或“專制權力”的反抗,并不意味著對反抗者“專制人格”的認同。宋江、吳用、李逵、張順等強制他人入伙的行為所表現的人格,乃是一種極端專制人格。不尊重他人生命的自由選擇,包括政治立場的自由選擇,對人實行強制性“改造”和逼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觀念、立場與道路,這就是專制人格。中國的男子多數都具有專制人格。專制人格用于家庭,便是家庭專制;用于社會,便是政治權力專制。中國雖然發生過無數次反叛專制制度與專制政權的農民革命,但結果只是改朝換代,并未建立新的非專制的政治模式與文化模式,其原因就在于原專制政權的主體與反抗專制政權的主體,其文化心理結構是相同的,都是專制性質、霸道性質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換句話說,皇帝與反皇帝的造反者,官僚與反官僚的造反者,在潛意識層面上是兩兄弟,他們只是專制國民性錢幣的兩面。

  

(3)中國人,無論是民、官還是知識分子,其生存環境均極為惡劣,而最惡劣之處是在兩極性的政治營壘中沒有自由選擇的第三空間。要么是黑,要么是白,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動。兩個陣營的搏斗你死我活,一個要吃掉一個。兩個陣營都要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與知識分子依附一方和投入一方,不承認黑白之間的廣闊灰色地帶。金庸《笑傲江湖》的主人公令狐沖的處境其實是中國人與中國精英的典型處境,他想在正邪兩方中獨立獨行,但不被允許。他既是所謂正教(華山派)岳不群的弟子,喜歡岳不群的女兒,又愛邪教教主的女兒任盈盈。他武藝特別高強,兩派都要利用他,利用不了又要加害他。幸而那時的世俗社會之外還有一個山林社會可逃避,他最后與任盈盈只好逃到那個不見人間煙火的地方吹奏“笑傲江湖”的千古絕唱。從宋江梁山起義的年代直到現代,中國始終沒有第三空間。沒有盧俊義存活的第三空間。美國總統下臺后,可以不參與政事,寫自己的傳記,其實他們就生活在第三空間之中,他們所以有逍遙的權利,是因為有一個政治勢力不可踏入不可侵犯的個人生活領域。這個領域如果消失,自由就會喪失。

  

(4)在《水滸傳》展示的從“官逼民反”到“民逼官反”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兩種怪物。一種是專制皇權政治造成的以“高俅”的名字為符號的怪物,這種怪物本沒有才能、品格、智慧,只有拍馬、巴結、獻媚的本事,但他仰仗專制機器逆向淘汰的黑暗機能,爬上權力寶座的塔尖并為所欲為無惡不作而造成革命的合理性。另一種怪物,是造反大戰車造成的以李逵、武松、張順的名字為符號的怪物。這些怪物本來質地單純,但在“替天行道”的造反合力下,一味只知服從殺人的命令,只有力量,沒有頭腦;只有獸的勇猛,沒有人的不忍之心;政治性造反是推翻舊政權的你死我活的最慘烈的生死存亡的斗爭,戰爭極為殘暴也極為險惡,造反者為了生存與發展下去,無法使用正規手段,它注定要破壞維系社會存在的基本規則,因此就走向濫殺的血腥道路。而造反集團也需要這種怪物作為他們的先鋒,在黑暗中為集團殺出一條血路。于是,這種怪物的產生就成為一種必然。不僅中國的大造反運動如此,其他國家的大革命也如此。關于這種現象,法國史學家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首先揭示了這一點。他在論述法國大革命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許多人把大革命看作是魔鬼在世間顯靈。自1797年起,德·梅斯特爾先生便說道:“法國革命具有惡魔的特點。”反之,另一些人卻在大革命身上發現了上帝的福音,它不但要更新法蘭西的面貌,而且要使整個世界煥然一新,或者說要創造一種新人類新世界。在當時的許多作家身上,都有這種帶宗教特點的恐懼心理,好比薩爾維當初看到蠻族一樣。伯克繼續闡述他的思想,驚呼道:“法蘭西豈只喪失了舊政府,簡直喪失了所有政府,與其說法蘭西一定將成為人類的災難和恐怖,倒不如說它差不多成了屈辱及憐憫的對象。然而,自這座被謀殺的君主專制的墳墓中,卻竄出來一個丑陋、龐大、超越人類一切想象力的令人可怖的怪物。這個丑陋的怪物徑直向目的地奔去,不懼危險,不因悔恨退步;它對一切固有的準則,和一切常規的手段不以為然,誰要是對它的存在不理解,它便把誰擊倒。”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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