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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西門慶的經濟型人格   鳳凰副刊
格非:西門慶的經濟型人格 鳳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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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慶的經濟型人格


歷來評論《金瓶梅》者,論及西門慶形象,大多以“淫主”、“奸惡”目之。以傳統道德立場而論,這本身并不錯,但卻不能充分解釋西門慶這個人物身上復雜的人格構成;也無力解釋這種人格的出現,與明代中后期的社會政治、法律、價值觀以及社會形態之間的復雜關系。


正如前文所述,西門慶既無父母在堂,也無兄弟相伴,更沒有從祖先那里繼承一絲半點的親族關系(不論是父系還是母系)。他從父親那里獲得的唯一遺產,僅僅是生意的本錢和生藥鋪子。他幾乎是孤身一人來面對整個社會,并著手建構自己全新的社會關系網絡。表面上,西門慶家大業大。他后來數量龐大的家族成員與復雜的社會關系,大部分都由妻妾和伙計們攜帶而來。如在小說中反復出現的吳大舅、大妗子、潘姥姥、花大舅、楊姑娘諸人,莫不如此。而西門慶本人,仿佛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在以家庭、親族倫理為核心的傳統社會,作者的這一安排顯得非同尋常。不論是從社會家庭倫理的層面來看,還是以反映這種倫理的同時代諸多小說作品而論,西門慶都可以說是一個全新的形象。他來到世界的目的只有兩個:其一是不顧一切地積攢金錢;其二是利用這些金錢所得,取得良好的社會地位并縱情聲色。這恰好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社會的普遍特征。


應當說,《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一個智商很高的人。相反,他身上有很多孩子氣的任性、洋洋自喜乃至天真。不論是朋友之間的酒食征逐,還是在家中與妻妾相處,乃至在院中與妓女們周旋,西門慶都可以說是一個極為膚淺的人。了解這一點,對我們理解西門慶的人格非常重要。


在張竹坡或者崇禎本的批評者眼中,西門慶毫無疑問是一個“淺人”。他們不約而同地對西門慶性格中的愚鈍和天真感喟不已。與那些精明如李桂姐、吳銀兒、應伯爵、吳典恩之流的人打交道,西門慶的這種浮淺和愚癡,被襯托得極其醒目。幾乎可以說是處處受蒙騙,時時被愚弄。而且西門慶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不長記性。一次被騙,對方稍加安撫,他便立即芥蒂全消,眉開眼笑地主動投入下一場騙局。


但是,若與官場人物,特別是商業伙伴和合伙人打交道,涉及到現實或可能的經濟利益時,西門慶便立刻脫胎換骨,變成了另一個人。他不僅有著敏銳的嗅覺——單憑直覺,往往就知道利益和利潤的所在,同時他在執行自己的經濟計劃時,也有著堅忍不拔的意志。可謂精明過人,見識老到,判斷準確,行動果敢且冷酷無比。他在與官員和商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失誤和失算,可以說長袖善舞、舉止合度、游刃有余。簡單地比較他在人情往來和經濟事務中表現出來的性格差異,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西門慶似乎是專為金錢所生。


小說的第七回,一個賣翠花的薛嫂,提著花廂來到西門慶家門前,要向他提親。薛嫂首先向西門慶介紹的,并不是孟玉樓的長相和善彈琵琶,而是她守寡后可觀的資產:死去的丈夫原是販布的商人,家境富裕;南京的拔步床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金鐲銀釧不消說,手里現銀上千兩,上好的三梭布有二三百筒……


西門慶在沒有見過孟玉樓的情況下,憑著薛嫂的一番話,第二天就趕往孟玉樓的姑媽楊姑娘家中疏通關節。他送給楊姑娘的禮物暫且不論,光是雪花銀就送了六錠三十兩,并向楊姑娘許諾,第二天將孟玉樓娶過門后,再給七十兩。因此,毫無疑問,在西門慶迎娶孟玉樓的過程中,促使他下決心并立即付之于行動的,是孟玉樓的家財而非孟玉樓本人。好在孟玉樓臉上雖有幾顆麻子,倒也身材高挑,長得粉妝玉琢,總算沒讓西門慶失望。


西門慶與李瓶兒的親事也是如此。西門慶雖然與她一面之下就“魂飛天外”,并立時勾搭成奸,但李瓶兒的丈夫花子虛,是西門慶新近結拜的“十兄弟”之一,李瓶兒的家產底細,倒也用不著薛嫂一類的媒婆來細說端詳。在迎娶李瓶兒之前,花子虛尚在獄中,西門慶就從瓶兒手里偷運大元寶六十錠(共計三千兩)來家。而在花子虛出獄之前,西門慶又用極少的錢(幾兩銀子)霸占了花子虛的房子。李瓶兒隨嫁過來的衣裙、金銀首飾、西洋大珠子、頭面等物件,更是難以計數。單單瓶兒家中用剩下的胡椒和白蠟,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這些物品,堆在西門慶為李瓶兒新蓋的樓房里,使得李瓶兒的婚房,立刻具有了倉庫的性質。西門慶有將李瓶兒帶來的物品隨手送人的習慣,可一直送到李瓶兒以及他本人死后,仍然還有大量的剩余。


李瓶兒過門之后,小說中有這樣的歸結:


西門慶自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莊內宅煥然一新。


當然,通過娶妻結親而聚斂財富,并不是西門慶的發明。在中國傳統社會,乃至當今的世界中,這類現象都十分常見。然而,西門慶對于財富的貪求和搜取,滲入了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不論是生意所得,姻緣所帶,還是官府貪賄,凡是有“利潤”的地方,西門慶總是眼疾手快,巧取豪奪,無所不至。小說第十七回,西門慶的兒女親家陳洪,因事身陷囹圄。女婿陳敬濟帶著許多箱籠床帳家伙來投奔西門慶。箱籠里究竟裝著什么東西,作者沒有細說,但從陳洪的親筆信中可以看出,應是陳洪一生為官所積攢下的全部家底。這些財物照例寄放在吳月娘的房中。西門慶活著的時候,女婿自不敢提及這份財物,但西門慶死后,陳敬濟屢屢索要而不得,最終與吳月娘反目成仇。這筆財物的底細、數目和去向成了一大懸案。西門慶在南下販貨、開鋪開店、人情打點時,有沒有動用這筆財物,就不得而知了。


西門慶不獨大筆賺進銀兩,出手也很大方闊綽乃至隨意。說到西門慶銀子的去向,固然有一部分用于日常消費——包括家人用度、自己尋歡作樂;當然他偶爾也周濟窮朋友、冷親戚,甚至也贊助地方修繕寺廟。但大筆錢款的主要去向,無非有以下兩個:一為官場行賄送禮;二為再生產性質的投資,通過流通或流轉,進入錢生錢的資本運行軌道。前者為他帶來的豐厚回報自不必言,而后者則是他的立身之基。


前文已提及,西門慶用于家人朋友往來方面的開銷,幾乎沒有不受騙的,這固然襯托出當時社會的道德頹敗、人情冷漠達于極端化之情景,同時也反映出西門慶對人情世故的浮淺和天真。而在官場和生意方面的付出,總是為他帶來更大的利潤。自始至終,西門慶從未做過任何虧本買賣。


第七十七回,花子油(李瓶兒的大伯子)介紹一個無錫的米販子給西門慶。此人急于在運河結冰前將米賣完回家,價格相對低廉。花子油建議西門慶買下這批米等著漲價。可西門慶的見識完全不同:南方的稻米收下來,搶先運往北方發賣,說明這個無錫米商是個精明人,目的在于趁大批糧米尚未運抵北方時賣出高價。而所謂“凍河前賣完回家”,不過是商人的說辭,西門慶一眼就看穿了。他對花子油的告誡是:凍河還沒人要,說明眼下北方并不缺糧,倘若買下這批大米,等到運河解凍,南方大批的“開河船”來了,價格將會跌得更慘。更何況,花子油平常與西門慶很少往來,此時忽然上門推銷,難免有與無錫米商暗中勾結之嫌。因此,西門慶對花大的建議一口回絕。


西門慶在經濟事務方面的敏感性與智商,不僅高于花子油,甚至也高于“有天下第一玲瓏人”之稱的應伯爵。


小說至五十回以后,西門慶出款的速度明顯加快。其中尤以李三、黃四的借款最為醒目。李三、黃四來歷不明,由應伯爵帶入西門慶家中。伯爵屢次慫恿西門慶向李黃二人放款,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暗中收取二人的傭金,并不考慮西門慶的資金安全。在放貸過程中,西門慶對李三、黃四的來歷不管不問,對投資細節也不加審核,有求必應。考慮到應伯爵的為人,讀者自然會為西門慶捏著把汗。有意思的是,至六十七回,李三、黃四撇開應伯爵,徑自上門與西門慶交易時,伯爵惱羞成怒,反過來揭李、黃二人的短。他提醒西門慶,他二人攬債太多,充滿危險。而且,他們與徐內相之間的債務也很有問題,不要再放銀子給他們了,以免虧了本錢。至此,伯爵的小人嘴臉畢現。


而西門慶是怎么回答的呢?


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么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把他小廝提在監里坐著,不怕他不與我銀子。”一面教陳敬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就是了,我不出去罷。”


西門慶舉重若輕的腹內乾坤,立刻使得應伯爵顯得猥瑣而可憐。這是典型的補充敘事,即通過后文的結果和結論,襯出前文中諸多曖昧不明之處。由此可見,前文西門慶全憑應伯爵一句話,即大膽向李、黃二人放款,并非對李黃的行徑、底細不了解,其實心里已經有了通盤考慮。對于萬一出現資金被騙的情況,西門慶也已想好了應對的萬全之策——由于自己在衙門里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萬不得已,他可以直接動用法庭的力量。甚至,西門慶對應伯爵一力主張此事背后的目的,也早已心知肚明,只是礙于朋友情面不予點破,佯裝不知而已。這也顯示出西門慶在朋友交往方面,確有遠勝應伯爵的厚道。只要涉及經濟或與經濟有關的事務,西門慶立即就像是換了個人。其深謀遠慮,精明過人,判斷之精準,行事之老辣,遠非伯爵一類幫閑可以比擬。


西門慶雖說從官場上獲得巨大的好處與收益,但他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和本行。經由行賄以及與官員結交,西門慶本人也加官進爵。先是提刑副千戶,后又升為正千戶,掌管一縣刑名,大權在握。可西門慶對當時社會的權錢畸形關系的實質,有著十分明晰的判斷,他心里完全清楚,這些官銜是如何得來的。所謂“窮官無用”,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升了官固然高興,但即便是在慶賀晉升的宴席之上,他的立身之本(經濟事務)一刻也沒有放松。他的標船常年游弋在通往南方的運河上,他的店鋪也從未歇業。小說寫到第六十六回,西門慶因最寵愛的李瓶兒病故,哭得死去活來。喪禮舉辦的同時,又有六黃太尉突然降臨,眾多地方官員蜂擁而至,可以說是雞飛狗跳,手忙腳亂。西門慶在酒席上偶然瞥見伙計韓道國,即刻從悲傷中回過神來,隨即催促他們與來保去“松江下五處”販布。崇禎本的“眉評”稱許西門慶:“只以生意為本,大是高處,恐今人有不及者矣。”可謂一語中的。第七十六回,因照管鋪子的賁四,要幫夏提刑送娘子家小赴京,鋪子無人照看,吳月娘便勸西門慶關兩天,西門慶立刻正色道:


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近節,綢絹絨線正快,如何關閉了鋪子?


西門慶對賁四的妻子垂涎已久。現賁四隨夏家娘子赴京,賁四嫂落了單,兩人正好“做成一處”,西門慶心中喜不自勝,自不必多說。但即便在這個節骨眼上,他也一刻沒有忘記他的鋪子和買賣。


西門慶對經濟事務的敏感和用心,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深入骨髓的本能。這種經濟人格的出現,不僅深刻反映了明代社會一般商業經濟狀況,實際上也預示著一種新道德或新信仰的悄然孕育。



摘自《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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