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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一部 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八)第6章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晚清七十年 第一部 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八)第6章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6章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我們治“當代民國史”的史學工作者,落筆的先決條件應該是對“傳統帝國史”(尤其是晚清這一段)有個本質上的了解。因為“民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帝國”慢慢地轉變過來的。帝國是父,民國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國和民國的關系還不是生理學上雞和蛋的突變關系;不是一只帝制的雞,忽然生下一個民治的蛋來。它二者的關系,卻是蠶之與蛾的關系——在本質上,在制度上是一種抽絲剝繭的蛻變關系。兩朝嬗遞、藕斷絲連,是不可以一刀兩斷的。

就以九〇年代大陸和臺灣的現狀來說吧:時至今日,大陸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說還是蛹在繭中、去古未遠。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大陸上的問題,正是這個“秦制度”無法擺脫的問題。這也是一種蘇聯式的“革命后”(post - 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歸專制的問題。

臺灣的現狀呢?它這只民主白蛾是破繭起飛了。可是飛蛾都有其撲火的本性。誤把烈焰當光明,萬一飛翔失控,撲火自焚,也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寶島今日的情況,從歷史中找前例,似頗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時期。德國當年由于仇恨加暴力曾引發過一種“排猶運動”(anti - Semitism)。國人把復興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難和國內外的不平現象,都遷怒到一個少數民族頭上;造成一種山雨欲來的“革命前”(pre - revolution)有“恐怖主義”(terrorism)傾向的群眾情緒。這種情緒最容易升級。如不能適時加以抑制,以防患于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樂觀的。

長話短說。我們海峽兩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還是在德蘇兩個模式中尋出路。雙方距“民國”的真正目標,都還有其不同的距離呢!但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社會體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實的“民國”呢,請先了解一下“民國”的本質。

1.1“民國”政體的本質

丟開繁瑣的西方政治哲學不談,且看看我們自己的現代思想家如何說法。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上說他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篇〈總理遺囑〉原是那位頗有文采的汪精衛執筆的。汪氏為遷就他那“必須、務須、尤須”的行文腔調,代孫先生撰遺囑,就不免以辭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國在國際間的自由平等;他還要全中國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間也自由平等呢。

當然從經濟生活方面來說,孫先生所要求的并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紅衛兵“反封資修”的“窮平等”。他一直強調中國人民的經濟狀況只是“大貧、小貧”。在大小貧之間求平等,是沒有太大地意義的。孫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辭匯來詮釋,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后均之,則我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包括附屬于農業經濟體系之內的手工業和小城鎮)就不能勝任了。簡言之,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國”,則工業化的經濟發展就是個必要條件了。

再者,搞工業化的經濟起飛,是全國人民都要動腦動手的,少數人如濫用權力,從事包辦,這個經濟是永遠“起飛”不了的。這樣就牽涉到政治體制上的民主開放了。且放下“現代”人類社會行為中所應享有的“人權”不談,縱使只從經濟建設這一項更迫切的實際專題來觀察,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開放也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翻看當今“已開發國家”的進化史:未有政治封閉而經濟可以“起飛”者;亦未有經濟已經起飛,而政治仍繼續其封閉者。這一對難兄難弟,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所以一個真正的“民國”所應具備的第二個必要條件,便是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所代議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運作上有任何蒙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國”了。

有了個“民有、民治”的真民國,則民之所“享”的經濟財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權、四大自由是會與之俱來的。孫中山先生革命終生,他那個“尚未成功”的最后目標便是建立一個如上所述的真民國。

可是一個國家縱使能完成上述的兩大條件如戰前的日本和德國,究竟怎樣才能把它維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個天大的難題。古人云“創業不易、守成尤難!”正是這個意思。試看日本“明治維新”諸賢苦心孤詣所建立的代議虛君制,是多么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輩可以“創”之,而后輩卻不能“守”之。等到少數暴戾無知的“少壯軍人”,藉愛國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國景從。勇則勇矣,其后果便要吃原子彈了。再看德國:一次大戰后,它忍辱負重、重建共和,多么可泣可歌!不幸少數領袖,私心自用,利用群眾報復心理,化仇恨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潔劫了。

日德這兩個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現的優秀民族。但是為什么犯了如此愚昧的錯誤呢?我們讀史者嘆息深思之余,才悟解出,原來他們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們政黨之內,狹隘的組織家壓制了有遠見的政治家;在他們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論家也擠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樣就使我們在中山之后,又想起了胡適之先生——孫、胡二人的思想是蕭規曹隨的。

適之先生早年就反對極權。認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徑。要想以法西斯、褐衫黨一類的“速效”來建國救民是緣木求魚的。胡適晚年鼓吹“容忍重于自由”。主張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還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單方面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那就是曹操了,還有什么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導民主的精義所在,便是一句話:“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二次大戰前的德、義、日三國,在工業經濟、代議政府兩方面都已具備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不幸的是他們萬事俱備,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這一陣東風。東風不來,他們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壓根兒就不民主,從而濫用自由、濫用“多數制”(majorty rule),那就誤盡蒼生了。

話說至此,我們“民國”的本質也就顯露出來了。本質為何?曰:“工業經濟”也。非振興實業無以富。曰:“代議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選代議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財”(money)多“力”(might),則充其量一個小小“軸心國”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實上,自“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我全國同胞、仁人志士,殫精竭慮所追求的便是這三個目標。但是一個半世紀過去了,我們在大陸上可說是一個目標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遠。臺灣呢?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這一簣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壓死一只駱駝。我們寫歷史的人,執簡在手,每晚都打開電視,只有耐性地等著瞧吧!

1.2“后封建”時代的中西之別

朋友們或許要問:民國之遠景既若是之單純,何以我民族苦學猛追了百余年,死人億萬,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這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千頭萬緒的。同時這一問題亦非中國所獨有。大國如印度,小國如菲律賓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不都有類似的困擾?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擾中國最大的原因,顯然還是個中西“文化沖突”(cultural conflict)的問題。

須知我們的大清“帝國”是兩千多年來,一脈相承,純中國文化的產品;而“民國”則是個徹頭徹尾西歐文明的延續。以古老中國的傳統,一下要接上現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說是“鑿枘不投”,我們還是小看了這個問題。事實卻是它二者是“兩極分化”、“背道而馳”,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國”之蛹,蛻變出一個西式“民國”之蛾,其過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處此“后封建時代”(post - 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劇發展的影響之下,我們又必須洗心革面,非變不可,這就是我們近代史上的難解之結了。

可是中西之別,究在何處呢?這問題,答來話長。這兒且說點簡化的大略。

從比較史學著眼,可以說近兩千年來世界文明之發展,大致可用東亞、西歐兩大主流之演變以概其余。這兩大主流本是各自發展,極少相互干擾的。兩相比較,其成就蓋亦在伯仲之間。可是在十七、八世紀之后,西歐文明就顯然逐步領先了。當東亞文明還停滯在帝王專制、農業經濟時代,西歐各國在政治上已揚棄了專制;在經濟上也擺脫了以農為本而逐漸地發展出“重商主義”和“工業革命”了。

西歐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脫韁而馳呢?其關鍵蓋為“封建社會”崩潰之結果。筆者在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闡述中西社會發展之過程有其“通性”,如雙方封建社會之發生與成長,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會之發展過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會之形成,實發生于羅馬帝國崩潰之后;而中國封建社會之成長,則發生于秦漢大帝國建立之前。由于中西歷史主觀與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有其社會發展程序之先后;程序不同乃又導致這兩個社會在近古與現代,亦有其本質之差異。

二者本質之差異又何在乎?曰:現代西歐北美社會發展之基礎在“社會重于國家”也。“國家”(state)者,社會之“上層建筑”(super structure)也。國家之結構隨社會之變動而變動。

我國則反是,我國社會發展之基礎,則“國家強于社會”也。社會為國家之“上層建筑”,其結構之型態,其榮枯之動力,悉聽命于國家之頤指氣使也。

中西兩社會之背道而馳,又何胡為乎而然呢?曰:雙方發展中之主觀與客觀諸條件,均有以導致之。

1.3西方中產階級之自然形成

蓋西歐于十五、六世紀封建社會崩潰之后,由于種種條件之限制(包括永遠無法統一的拼音文字),他們因此也出不了一個秦始皇。其結果便形成一種小王國、小城邦紛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與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過如南韓、臺灣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過一四川耳。吾人如閉目試作遐想:當年西歐一隅之地,便有十數(甚或數十)新加坡、港、澳、臺、韓,在商業上作激烈之競爭。它們的獨立或半獨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進(如近二十年之臺灣與南韓);大家一致向錢看,一個“重商主義”,當然不呼自出了。

社會繁榮帶動了教育與科技之發展,加強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亞當史密斯之《國富論》,也就變成現代社會科學之第一部書了,其情蓋亦如今日臺灣坊間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個以動產與不動產為基礎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產階級”乃應運而生(試看今日的臺灣與南韓)。大家拳腳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議會之內,壓制了老貴族,提高了增額平民議員;建立并加強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節所述“代議政府”云云,在不斷改進中,乃變成為維護此一新興階級集體利益之比較適當的模式了。

所以所謂全民“代議政府”者,實為西方自由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順水推舟,無啥深文大義的自然產品也。

可是這么一個膚淺庸俗的洋制度,我們要把它移植到東亞大陸,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難產呢?這就因為它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1.4中國的“宗法傳統”和“家長制”

我們那個“國家強于社會”的傳統,是從我們最古老的“宗法社會”逐漸演變出來的。宗法制是個純國貨。它在其他民族的歷史里,是找不到類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會”究竟又是個什么東西呢?簡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傳統,所發展出來的以父系家長(paternity)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節已言之:我們的“封建社會”之崩潰早于西方一千七百余年。可是我們在封建社會崩潰之后,卻沒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錢的程度。相反的,由于特有的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驅使,我們卻搞出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超級大帝國來。

為著這個“中央集權”的運作,我們又發展出一套世界歷史上無與倫比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這個完整的制度,再經歷朝改進,到滿清初年,可說已臻至化境。它的運作之靈巧與科學化,允非國共兩黨后來的黨官制所可望其項背。這樣一個完備而合理的統治系統,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們東方哲學——儒、法、道三家的精義熔注其間,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個所謂“霸王道雜冶”的“文化整體”(cultural entity)。關于這文化整體的特性與通性,時賢與筆者于各種著作中所論已多,不應再疊床架屋。今且粗列數條,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沖突中所發生的作用。

吾人應該提出的第一條便是我們傳統“宗法社會”遺留下來的“家長制”。在傳統中國的家庭里是尊卑分明、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家庭成員悉聽命于一位既長且尊的家長。這種家長在家庭業務的管理上,有其絕大的權力與威望;同時在道德上,他也有絕大的義務與愛心。對一個家庭的興衰貧富,和子女兒孫的管教養衛,他都要負全部責任的。但是他不是個毫無約束的獨裁者。就以家庭財產而言吧!全家成員(除已婚女兒之外)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協議“分家”,則“家長”也只能取其應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則長幼尊卑之間是沒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長管教之下,連最起碼的,現今所謂“基本人權”的“擇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國傳統儒家論政,多半都是“國、家”并提的,先要能“齊家”,然后才能談到“治國”。家就是個小國;國就是個大家。所以國王、皇帝便是個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長;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級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長。縣長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類推,則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國”這個現代化的名詞,在古代則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體,是最應受到子民們尊敬和服從的。所以孟老夫子罵人時也說:“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因而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結構便是從“父親”這個小權威開始,形成一個小小的“權力金字塔”。然后重重疊疊上瑤臺,大小金字塔層層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縱的“國家機器”(state machine)便是個最大的權力金字塔。萬歲爺是集全國“管教養衛”之權責于一身的。“教”在中古西方社會是由教堂分担的。做中國皇帝則是“作之君、作之師”,管教一把抓。政治二權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承担一切責任;也行使一切權力。斯之謂“國家強于社會”,與現在西方民主國家“社會強于國家”,恰是個反面。今試把這兩個不同的模式中“國家”和個體“公民”(citizen)之間的關系,圖解如下:

 

1.5“集權”并不是“極權”

可是在傳統中國里,政治結構雖然高度中央集權(見圖甲)——用時下術語來說,便叫做“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但是“集權”(centralization)并不是“極權”(total power或totalitarianism)。在這個“層層節制”的統治系統里,各級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頗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縱使最高層出了一位荒淫無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過層層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國人民,亦殊不易。因為暴君之出現,他第一步必須破壞他自己的法統。法統既失,則統治機器失靈,在那交通和資訊都相當原始的碩大帝國之內,搞其“東方暴君主義”(oriental despotism),亦勢所不能。

事實上,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澤東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斬的“東方暴君”。因此生于這個權力金字塔底層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遠,亦頗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 democracy)之樂。但是“乞丐”們的“基本人權”、“自由平等”又向哪廂去找呢?這些現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玩藝嘛!在那并無“資產階級”存在的帝制中國,那些罔顧人權、剝奪自由的制度和風俗習慣如君權、父權、夫權、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們“固有道德”所認可的嘛!生為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有誰又覺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詩人胡適說得好:“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覺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嘛!事實上,“無節制自由”之為害,實遠甚于“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廬山中的游客,哪能識其全貌呢!

因此從比較史學上看,我們這個宗法遺規的“家長制”,在中世紀的世界上,不特是個“可行的制度”,甚或是個“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麥時代的德國所行的“父道主義”(paternalism),不也是一樣嗎?腓特烈大帝說:“我為人民謀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這與我們孔夫子的政治哲學,不正是不謀而合嗎?我們的家長制一直延續到今天,初不因歷次革命而有所改變。事實上臺灣今日所存在的問題,可能就是因為缺少了一位大家長呢!可是李登輝總統今日的作風,似乎就有意重建這制度。

正因為我們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長壽,比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于此生活方式已二千余年,一旦要以夷變夏,本末倒置,其艱難萬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為什么我們一定要變夏從夷呢?那就是中世紀畢竟是中世紀;那個時代的“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適用,我們現在要另辟蹊徑,就不得不從洋西化、改弦更張了。

1.6“健康的個人主義”

在現代的民主國家里,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一個公民的“健康的個人主義”之上的(“健康”一辭是胡適之先生為中文讀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誤解)。個體公民與各級政府之間,與夫各級政府彼此之間的關系,都是雙邊契約的關系(見圖乙),政府不再是家長。它是聽命于人民的“服務機構”(service agency),官員是“公仆”(public servant)。這一來,它和我們的傳統的家長制,就完全背道而馳了。

但是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們的土家長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語國家,則政府便是為民服務的機構;權力若被濫用,則全國國民,都會變成獨夫專政的個體對象。盧梭說:“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everyone is 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況。到那時,天既不高、皇帝也不遠,那就民無噍類矣。上節所述戰前的德意日加上個史達林的俄國,戰后的毛澤東和他的紅衛兵,就是這個畫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結果。九〇年代的臺灣從家長制蛻變到一個“社會重于國家”的洋制度方向來,希望它的年輕的政治領袖們相忍為國。不要也畫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說的宗法社會傳統下的“家長制”只是我們帝國時代,至今還沒有完全“蛻變”掉的特征之一。但是這一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國所特有的農業經濟制度相互配合運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對“暹羅連體兄弟”(Siamese 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開的。事實上中共今日在大陸上的政經失調,便是在這兩個弟兄之間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1.7重農輕商的后遺癥

不過話說回頭,我們原有的以農立國的經濟制度,也并不是甚么壞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類歷史上經過精心設計,一行兩千年而有實際效驗的“較好制度”(better system)呢!須知中國封建時代,原和歐洲一樣,土地是屬于國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潰之后,歐洲的經濟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而我們卻緩緩地走上“重農主義”。

“重商主義”原是在社會強于國家的客觀條件之下,不受人類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長的。它的確是一種(如馬克思所想像的)“客觀實在”(objective reality)的產品。

可是我們“重農主義”,卻是從頭到尾的一種“主觀設計”(subjective planning)的制度。更具體地說,它是在國家強于社會的情況之下,由政府主動從事“土改”的結果,是主觀意志制造的。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廢井田、開阡陌”便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為了解放農村個體戶的生產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給廢掉了。改農業為私營——這正是近年來鄧小平毀棄毛制土改的主要內容。

秦以后,土地變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買賣。此一農村自由經濟制度,在中國一行兩千年,沒有太大的質變。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之后,才被毛澤東倒轉了。

【附注】毛澤東土改,改私田為公田,也是主觀意志的產品。在制度上說,實在是恢復先秦的封建生產制,所以終于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產制,所謂“復井田”,把腦袋搞掉的。

以主觀意志來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兩家原是一致的。漢承秦制之后,儒家的政權,把法家原有的“重農輕商”的政策,繼續推到最高峰。商人階級受到政府嚴重的歧視。我國這種與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輕商主義”,其后竟深入人心,歷兩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個強大的政府鎮壓了,那個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的“城市中產階級”(urban middle class)在中國歷史上也就不能出現了。缺少個城市中產階級,中國也就出不了“重商主義”和“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沒有產業革命和與之俱來的“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那我們就只好安貧樂道,維持個半饑半飽的農業大帝國,永不想發財致富了。全國人民都生存在大貧小貧的邊緣,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樣,那就真的一窮二白了——所幸我國人口過剩的現象,只發生在清朝乾隆以后。

以上所述便是我國晚清時代,從古老傳統中承繼下來的政經實況。這一實際情況,也是傳統的政經制度作天衣無縫的配合所制造出來的。但是從人類文明累積的總成績來看,這種體制原沒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們那獨步世界的中世紀文明,便是這項政經體制孕育出來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紀來華傳教,目擊我國康雍乾盛世的耶穌會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紀之間名聞天下的民主圣人杰弗遜;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紀中葉,作為羅斯福農業“新政”智囊的華萊士等等,他們比較中西,對我國傳統小農制的社會生活,無不推崇備至。晚近的科學史權威的李約瑟,對于我們中世紀科技與社會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們自己的往圣先哲,唱戲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論,那就更不用說了。縱遲至今日,李登輝總統還不是在為“回歸固有文明”而呼吁嗎?遑論當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優秀的傳統,為什么在晚清時代——那時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現在還多一點嗎?——我們卻表現得那樣窩囊呢?結果招致“新青年”們,一致喊打,幾乎把“固有文明”全盤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們又為什么表現的如此暴戾無知,還要麻煩“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東來,普渡眾生呢?

對此,我們的綜合答覆,要點蓋有數端。其一便是前節所述的中西文化沖突的問題。“中古”或許是我們的;“現代”卻絕對是人家的。請翻翻我們今日的中小學教科書;想想我們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幾是屬于我們“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貨嘛!

一句話歸總,我們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論好壞),是不能適應現代西化的需要。適應不了,它就會變成我們求新的包袱,現代化的絆腳石了。好漢專說當年勇,那就十分窩囊了。且看我們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許有一個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羅孝全牧師杯葛了,以致身死國滅。

1.8傳統國家機器的周期性

再者,縱使一個古老民族,它有勇氣卸下傳統的包袱來求新求變,它還要有個有效率的行政機器來推動此事。不幸的是我們在清末的那部國家大機器,也已到了銹爛不堪,應該報廢的程度了——它負荷不起這個天降大任。

科學家告訴我們,任何群居動物的團體組合,生滅盛衰之間都有其周期性。這反應在傳統歷史上,史家則叫他做“治亂、分合”;陰陽家則叫它作“氣數”;西方漢學家則名之曰“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但是不管稱謂如何,我們那部“中央集權文官制”加“農業經濟”的國家大機器,亦有其不隨人類意志轉移的運作周期性。西漢以后歷朝的政治史實就警告我們,這部大機器的有效運作期不可能超過兩百年。(以世界標準來看,兩百年一個周期,不算最長,也算夠長的了。)過此時限,就是報廢換新的時候了。

滿族的統治者于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國,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已滿一周期。到此時它那部仿漢改良重建的統治大機器,也已到了銹爛報廢之時,不堪任重致遠了。

吾人試閉目沉思,如“鴉片戰爭”等國恥國難,均發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時,其結果又將如何呢?這也是我們國運使然吧!這些國難國恥,卻發生在“歐洲擴張主義”(European expansionism)的極盛時期(根據他們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國國運周期衰竭開始之時。在這盛衰對峙之間,則清廷造化如何,也就無待蓍龜了。

所以我國近代史家每喜詬病清室涉外官吏為如何顢頇,如何庸愚,而在下讀史數十年,則不以為然也。

設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沈(葆楨)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諸后來國、共、民、青、民盟、民進諸黨之高干,優劣之間,豈待區區執簡人之饒舌哉?只是大清帝國氣數將終,統治機器報廢之周期已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之不國豈能厚責于機車駕駛人員和維修技工耶!

1.9“西化”、“現代化”與“階段性”

綜合本篇以上各節之闡述,一言以蔽之,我們大概可以說,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傳統中國”向“現代西方”轉變的“轉變史”(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這一轉變的過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學人則改呼為“現代化”。其實這兩個概念的疆界實在不易劃分,不過人類畢竟是個有“歷史感觀”(sense of history)的動物。歷史往往也是解釋概念之爭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現代生活中的刷牙為例吧!“刷牙”這項衛生習慣,是從西方傳來的。它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國都市生活中卻變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們就只能把它列入“現代化”的范疇了。據說毛澤東就沒有刷牙的習慣。這大概由于他年輕時農村背景和叛逆個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澤東反對“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絕這“西化”的習慣了(毛氏也一輩子未穿過“西服”)。所以當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夠“現代化”而被老婆罵成“太土”了。

毛澤東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見微知著嘛!這項社會學上的“微觀法則”卻能替我們解決無數大問題呢!

可是不論“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我們近代史上這項轉變,幾乎是十年一變,層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濃厚的“階段性”。我們如從社會經濟史的觀點,試一回看鴉片戰爭前傳統中國的歷史,那就幾乎千年未變了。

從一本千年未變的“靜的歷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變的“動的歷史”,則近代中國之動蕩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我們這項動蕩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它是從“西化”進入“現代化”,按部就班,層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們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給、自足、自滿的“三自”文明。它在“現代”階段忽然大動特動起來,實在是“鴉片戰爭”開始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吃了洋人的苦頭,所以才搞起“洋務”來(那時叫做“夷務”)。我們對付外族的老辦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鴉片戰爭時,我們被夷人的堅船利炮所打敗。戰后痛定思痛,我們第一個“夷務專家”的魏源(林則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了(見魏著《海國圖志》序)。這就就開始了我們“科技現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鄧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實說,我們在前一個世紀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確是有聲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鴻章的“北洋海軍”竟是世界七大海軍之一,遠駕于新起的日本海軍之上。不幸甲午一戰,馬腳全露。有識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為他們知道,大清帝國的根本問題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現代化”。康有為、梁啟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憲”。他師徒二人認為連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們的廣東同鄉孫中山則認為要搞政治現代化就得徹底的搞。他主張“建立民國”,干脆把皇帝搞掉,來選個“伯理璽天德”。

康梁失敗了。孫先生成功了,并且當選了中華五千年史上第一個“伯理璽天德”。但是孫伯理璽天德并沒有解決問題,隨他而來的則是軍閥混戰、夷狄交侵。國政民生反遠不如大清帝國之晚年也。這樣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識之士”胡適之等來重行考慮了。

胡適之他們認為科技(堅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經濟亦余事也。重要是我們整個文化體系害了絕癥,非徹底脫胎換骨不為功。這就是他們“全盤西化論”的理論基礎了。要丟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動“全盤西化”,這樣他們也就把“西化”運動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從魏源到胡適這一“轉變”過程是節節升高、層次分明,“階段性”是十分濃厚的。

“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雖然是屬于另一大時代了,其變化之軌跡,階段分明,基本上是與前期無異的。

總之,我們這部苦難而光輝的中國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動之下,時時在變、處處在變。其進度雖然難免迂回曲折、顛顛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終于要找到一個安全而滿意的出口則一。出口云何,一個長治久安、名實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國也。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所以只要我們不停地摸索,最后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局勢來看,這個“通”的日子,似乎并不太遠了,我們等著瞧吧!

2011-10-27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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