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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一部 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十一)第9章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晚清七十年 第一部 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十一)第9章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9章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的出現是有其時間和空間的背景的。胡適當然不能例外。所以我們要研究胡適,首先就是檢討他在“中國”(空間)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間)長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討論他在這段歷史河流中所發生的作用。

1.1李鴻章的驚嘆,湯恩比的茫然

李鴻章以前曾說過,他所處的那段清末的時代,是中國“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為什么現代中國之“變局”為“二千年來所未有”呢?我們試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這樣說:我國自秦漢而后,二千余年的歷史之中,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運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內涵和價值標準的厘定,一脈相承,實在沒有太大的變動。可是這個一成不變的國家組織和社會型態,相沿至滿清末季,忽然大“變”特“變”起來。這一“變局”,震撼了首當其沖的國家決策人李鴻章,所以他才認識到此一“變局”為中國二千年來所未有。至于這一“變局”之發生,究竟是個什么性質呢?這一點不但我們的李中堂不懂,連那位被學界恭維為史學泰斗的湯恩比大師,也為之茫然。

湯恩比說,中國文明自秦漢以后就“僵化”了,停滯不前了,沒進步了。為什么停滯不前?湯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說一通了。至于李鴻章,他一不通馬克思主義,二不懂現代社會科學,說不出所以然來,就更為傻眼了。

1.2中國歷史上兩大“轉型期”

再追根問一句,清末這個“變局”,究竟是個什么性質呢?說穿了,這個“變”原是一種社會“轉型”的變動,而這個“轉型”之變,在中國近兩千年來的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一次發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紀,另一次便發生在李鴻章和我們所生活的現代了。

發生在我國古代的社會轉型期,實始于東周之末,而終于秦皇漢武之世。一“轉”數百年,才又產生出另一“定型”來。一“定”兩千年,直至清末,才又開始作第二次的“轉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為之驚嘆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轉”法,我們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樣變動的。

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轉變了些什么呢?長話短說,主要的有下列三項:

一曰廢封建、立郡縣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義”的濫觴。“郡縣制”則是更高一級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葉中央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施行“改土歸流”的政策,便是這一轉型的零星的延續。清末大臣且有主張把屬國朝鮮“郡縣化”,事實上也屬于這一類。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對西藏內蒙的政策,也是變相的“廢封建、立郡縣”。

由封建到郡縣的“轉型”原是人類政治管理上的一大進步。

二曰廢井田、開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國有制。“開阡陌”則是開放國有土地,任民買賣。化土地公有為私有。此一演變早見于東周之初。至秦孝公時,始為商鞅所落實。商君之后,一沿兩千年,至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始為毛君土改所逆轉。王莽當年亦嘗試行類似的逆轉土改。土改未成卻把自己的腦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優孰劣?大家去見仁見智吧!

三曰由百家爭鳴,轉變為獨崇一術。秦始皇所獨崇的是法家;漢武帝所獨崇的即是儒家。哲學不同,獨祟則一也。至于處士橫議、百家爭鳴,和罷黜百家、獨崇一術之間的是非優劣,吾不愿主觀地評論之。此地只說明這個“轉型”的事實罷了。

我國古代的國家和社會就為這三椿小事而“轉型”。一轉敷百年,死人千萬,才轉出個大一統帝國制度,這個中國特有的“定型”來。此一固定的型態一延兩千年未變。到清末才再度轉型,面對此二千年所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就為之張目結舌了。

第二次“轉型”要轉出些什么來?

我國古代的第一次“轉型期”,大致延長了三百年,才轉出一個農業大帝國的“定型”來。根據這個定型,我們再作第二次“轉型”,又能轉出個什么樣的“定型”來呢?將來的“定型”大致也不會超出三項主要原則。這三項應該是:

第一,化君權為民權也。這一轉變,李鴻章不及見,而我們今日則看得很清楚。因為這一政治權力的蛻變是層次分明的。從滿清大皇帝、老太后,傳子傳妻的絕對權力,通過袁蔣毛三公掌權的不同形式,直到鄧小平今日的“垂簾聽政”,到李登輝的三權互制。如今己轉了八十年。可憐的“轉型期”中的中國老百姓,雖然被他們“轉”得死去活來,但是君權遞減的現象,還是很明顯的。何時才能“轉”出個民權的定型來,今日雖尚未可期,但是趨勢倒是很值得樂觀的。

第二,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也。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生產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產方式,當以工商業為主流。社會經濟一變,則百事隨之而變。自李鴻章開路礦造洋船之后,我國經濟向工業化變動,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而成績不著。時至今日,此一社會“轉型”在臺灣已立竿見影;而大陸還在摸索之中。中國大陸上的經濟今天基本上還未脫離以農為主,則其黨政制度便無法擺脫中古的老套。何時始能定型,吾不知也。歷史家只是看戲的,不是演戲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軸戲落幕,才能寫戲評。

【附注】本篇落筆于一九九一年,預料大陸經濟也會“起飛”,初不知其起飛若是之速也。(作者補注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發展上化控制思想為開放思想也。文化的發展原是與社會經濟制度同步轉變的。社會經濟發展至某種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變動。吾人翻閱世界史,未見有文化領先而經濟落后者;亦未見有經濟落后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經濟起飛,則思想必然開放;思想開放,則經濟亦會隨之起飛。雞之與蛋、蛋之與雞,無法辨其先后也。這便是我們當前文化轉型之內涵與遠景。

在我國二千年歷史之中的“第二個轉型期”內,我們就為這三樁小事,“轉”了一百多年,死人億萬,至今還未轉出個“定型”來——雖然這定型的出現可能就在目前。

1.3處士橫議中的“胡適學”

讀者們批閱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間:足下寫了這一大篇,究竟輿“胡適”何關呢?

答曰:這本是胡適這位思想家的“時間”與“空間”的背景。他就在這樣的背景里,看出了問題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據這同一背景,看出了問題、想出了答案的現代中國的思想家并不只胡適一人。遠一點的有魏源、王韜、容閎、洪秀全、洪仁玕、張之洞、李鴻章等等。近一點的有康有為、粱啟超、孫文、陳獨秀、李大釗……乃至自夸為“沒有我民族就要減亡,文化就要遭殃”的粱漱溟;自認為“偉大導師”的毛澤東和黑貓白貓的實驗主義哲學家鄧小平……小一輩方露頭角的還有魏京生、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劉賓雁等等。他們都是聰明人或自作聰明人;他們對“第二次轉型期”內,中國發展之前途與方向,以至將來定型下來的永恒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與主張。嚴家其就肯定的說,那個未來的定型是個“聯邦制”。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適之先生事實上只是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卻是本篇所討論的唯一的對象。

“胡適學”如今已再度成為顯學。以后更要發揚光大。將來“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于胡適本人的著作。筆者不學,早已不想追隨時賢,重入注疏之林。只是個人曾一度追隨胡師整理其“自傳”。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輝的一生,分為前后兩大段。三十年來拙見未改,既承盛會之中老友不棄,謹再就原論補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1.4幾句瘋話,暴得大名

胡適活了七十二歲。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個“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啟蒙大師。他沒有槍桿、沒有政權,但是年未而立便把當今世界上一個影響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稱快。

青年胡適究竟“啟”了些什么“蒙”呢?讓我們三言兩語帶過: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盤西化”也;曰“廢除文言、使語文一致”也;甚至“廢除漢字,用羅馬拼音”也……

這些話出諸一位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之口,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之中,任何一個時代里都是罪足砍頭、甚至誅九族的瘋話!可是在二十世紀的初季,胡適竟靠這些瘋話而“暴得大名”,享譽國際;出了一輩子鋒頭,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適是在替他青年期那個時代說話!他是那個時代的文化發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適的青年期究竟是個什么樣的時代呢?讀者如不憚煩,且讓我們為這一時代精神的發展,再來搜搜根。

1.5李鴻章的“四個現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國三千年歷史上,只發生過兩個社會轉型期,而這兩個轉型期的形成,卻有性質上的不同。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期”是“自發的”、“主動的”——它是我國自己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輿外族無關。

但是發生在我們現代的“第二個轉型期”則是“他發的”、“被動的”。我們原對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社會型態、生活方式十分滿意。我們原不要“轉型”,而我們終于轉型。實在是外族強迫的結果。

外族怎樣強迫我們呢?說來極簡單。在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國主義不斷地侵略我們,我們不停的打敗仗、割地賠款。要對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這樣我們就出了第一個夷務專家魏源。他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換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學習科技。用目前的語言來說,就是“四個現代化”。

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進一步發展的便是張之洞一黟人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用句目前的語言,那就是“四個現代化”(用),加“一個堅持”——“堅持孔孟之道”(體)。

把這項體用之學發展到最高峰的,還是我的老鄉李鴻章。在甲午之前,李鴻章所搞出的一些“壇壇罐罐”(借用鄧小平語),像強大的“北洋海軍”,真是煞有介事。誰知李氏這寫壇壇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幾炮便打得精光。

1.6魏京生、康有為、孫中山

甲午戰后,搞“四化”的人泄氣了。他們知道光是發展“科技”,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光是發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國問題之真解決,還得靠“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因此一時之間,全國的進步分子,都變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義者又分為文武二派。文派主張緩進,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他們的領袖便是康有為。武派主張激進,搞美國革命式的“建立民國”。他們的領袖便是孫中山。辛亥革命一聲炮響,兩派合流,就真把個民國建立起來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在民國初年還是徹底的失敗了——失敗到“民國不如大清”、“袁世凱不如光緒爺”……軍閥橫行。

我們搞了半個世紀的“四化”(科技現代化),救不了國。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現代化”,還是救不了國,并且愈來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國的上下階層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個胡適和胡適的時代了。七十年過去了,同樣的失敗,在大陸上又激出個“河殤派”來。

1.7“西化”的最后階段:“全盤西化”

胡適(乃至今日的“河殤派”)認為只有兩位西方老頭“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國(這兩位老頭的中國名字是陳獨秀取的)。但是中國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們民族文化里有其內在的死桔。我們民族文化害了癌癥,已面臨死亡了。“中國不亡、實無天理”(胡適語)。與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國文化”這個病老頭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氣管抽掉,讓他早日死去。老頭死了,孔家店打爛了,然后子孫們脫胎換骨——“全盤西化”!

這就是胡適青年期,那個“五四”前后的時代的時代精神;它也是中國近代“轉型期”中,一階段按一階段,循序而來的“西化運勤”的最后階段。說“瘋話”時青年胡適,便是這一階段的發言人。他在他本階段所起的“啟蒙”作用,和魏源、張之洞、康有為及(早期的)孫中山在其各自的階段中所發生的作用并無兩樣。

1.8科技現代化只有一個,政治現代化花樣繁多

“西化”這個東西,在魏源時代叫做“通夷務”;李鴻章時代叫做“辦洋務”。張之洞叫“習西學”;胡著叫“西化”。二次大戰后改名“現代化”。在現在大陸上叫做“向先進國家學習”或“向國際水平看齊”等等,其實都是一樣的貨色,只是時間有先后,學習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務”(正如鄧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單純科技。張之洞所倡導的只是“半個西化”。上述魏、康、孫三公所堅持的則是“政治西化”。至于二〇年代進入中國的共產主義,和三〇年代進入中國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權”、搞“民權”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澤東否定“人權”這個概念說,沒有“天賦人權”,只有“人賦人權”,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現名“現代化”)也是分門別類、花樣繁多的。當然我們如專搞“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那么“四化”或“現代化”就只有一個。但是我們進化到政治、經濟、社會、倫理各部門來,那么花色就談不完了。蓋“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并不是個整體。筆者即嘗為“西方”學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傳統之間,別其異同。如希伯來之異于亞利安也,盎格魯•薩克遜之異于日耳曼也;拉丁之異于條頓也……如此,再回看我國近百年來的“西化運動”又何擇何從哉?

1.9孫中山權“變”,胡適不“變”

就以孫中山先生來說吧。孫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國模式。二次革命之后乃漸次主張獨裁,最后干脆“以俄為師”。粗淺的看來,中山先生是因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為求速效乃舍棄溫和的美國方式,改采激烈的俄國辦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則是中山所采取的辦法,實在是從盎格魯•薩克遜的民族文化傳統,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傳統里去。

須知文藝復輿以后四百年來的歐洲和南北美的歷史,原是一部白種民族的春秋戰國史,時歷數百年,民族數十種,大小百余戰(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強凌弱、眾暴寡,五霸七雄兼并的結果,最后最大的勝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較溫和有禮的盎格魯•薩克遜。邱吉爾擴大之為“英語民族”。

英語民族為什么能建立一個“日不沒”的帝國主義大帝國,和一個“超發展”的民主合眾國呢?卑之無甚高論,實在是因為他們善于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他們搞“等富貴,均貧賤”,用不著“階級斗爭”。他們搞“攘外安內”也不需要“西安事變”。他們要把討厭的最高領袖趕出唐寧街或白宮也用不著“三大決戰”和“苦撻打”。愛國青年也毋需打什么“紅旗”或穿什么“褐衫”或“藍衣”。他們的政治領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還能向外擴張,克敵致勝,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國。——他們這套本事,不但我們自高自大的黃帝子孫學不到,連和他們同文同種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諸大民族也望塵莫及。

英語民族的國度里的富強康樂,和燦爛的文化,當初不但降服了胡適,也降服了孫中山。所以五四時代胡適所倡導的“全盤西化”(后又修正為“充分西化”),更正確的說,應該是“全盤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學家約翰•杜戚的“實驗主義”原是“英美傳統”經驗的概念化。所以胡適之就做了杜學東傳的一世祖而終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孫中山原來也是服膺全盤英美化的。可是孫先生是個搞行動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凱爭政權、搶總統。為追求政治上立竿見影的效果,“孫文主義”就發生修正從權之變了。——他從一個比較高級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傳統,轉變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義俄的偏激傳統里去。——孫中山栽培了共產黨。

可是在過去四百年的“春秋戰國”里,英美傳統卻是最后的戰勝者。二次大戰后,德義日三個戰敗國,均以政從“英美化”而復興。君不見在九〇年代的世界里,東歐各國乃至共產主義的“祖國”蘇聯,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1.10臭烘烘和香撲撲

胡適思想最大的特點便是它永遠不變。適之老師言必稱美國,也一輩子未改過口。

他四十歲以前是一位最有影響力的青年“啟蒙大師”,他啟蒙的實效便是介紹美國——介紹美國的哲學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他終身治學是“圍繞著方法二字打轉”。他整理“國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國大學研究院里寫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方法”。

四十以后的胡適是咱們中華民族的“自由男神”。他這個男神和站在美國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雖然性別不同、膚色有異,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卻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來的中國卻是搖擺不定,甚至十年一變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因而“美國”這個百年不變的抽象名詞,在中國也就時香時臭;因而代表“美國”這個抽象名詞的另一個抽象名詞“胡適”也就香臭隨之。

五四時代的胡適是芬芳撲鼻,三〇年代的胡適則“臭名昭彰”(這是他最得意的共產門生,現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駒先生對老師的評語)。的確,這時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獨立了。文學界、思想界為“左聯”所篡奪;政治界為蔣廷黻、蔣中正、張學良所遺棄。胡適變成了孤家寡人,“陽春教授”。四〇年代他又時香時臭。五〇年代也就是筆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時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邊罵他思想有“毒素”;左邊罵他是“買辦學者”。——永遠笑嘻嘻的白面書生胡適之,卻永不認錯,死而后已。

1.11國民黨容忍“異黨”,共產黨“一分為二”

胡適死后,“胡適的幽靈”(胡老師生前的自挽辭)時隱時現,其遭遇和生前還是一樣的——一個思想家,升華到“胡適”的階層,也就無所謂“生死”了。——國民黨為著“異黨”問題,竟然把胡老師的第一號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誰知現時現報,目前卻被個不講理的異黨逼得走投無路,連老夫人攜點細軟出國,也要被異黨奚落得尷尬無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最可笑可嘆的卻是共產黨。“我的學生毛澤東”背叛了老師之后,把老師和老少同學們“脫褲子、割尾巴”割了敦十年。誰知毛死之后,尸骨末寒,胡適的幽靈便把他的貴黨一分為二。胡老師當年要把可教的國民黨一分為二,我曾當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誰知他剖國未成,如今卻把個不可教的共產黨一劈為二,劈得如此干凈利落!

胡適的幽靈,不但把中共一分為二,它竟然把鄧小平也砍他個“三七分”——鄧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適,三分列寧”。“三分列寧”為的是政權也,面子也,飯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適”者,時勢也,真理也,現代化也,前途也。

鄧公如此,該黨亦然。

吾人但見許家屯、千家駒、嚴家其、蘇曉康……流落海外,走投無路。但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這七分冰山,我知其駱駝鉆針眼也。——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諸民族,在政治上斗不過盎格魯•薩克遜的關鍵所在了——他們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決內部的問題。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毛公早言之。而共產黨內乃至中國國內,以胡適、列寧為界,一分為二,分得如此干凈利落,實出我輩臺下看戲人意料之外也。

至于他們雙方如何繼續糾纏下去,那就騎驢子看話本,走著瞧吧。好戲多著呢!

1.12大方向和水的方向

列寧之余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適的幽靈,竟有如此力量,則非始料所及也。

其實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原為現時代的時代精神而已,何可歸功于一人。只是胡適之是這項外來思想,最有力的啟蒙大師。五四以后,大師小師之間也只有他一人,不計毀譽、不論成敗而堅持到底。時至今日“胡適”與“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開了。“胡適”這個具體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這個“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與列寧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國的將來。

胡先生告訴我,中國傳統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師。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響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運用西方邏輯推理治中國思想史,也是如此說的。胡先生說,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爾大學時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園內的鐵索橋上,俯視綺色佳大峽谷,見到山巖被水沖刷成溪的跡象,而對老子以“至柔克至剛”的哲理頓有所悟。

事實上胡適的思想也就是山峽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繞、它停滯、它鉆隙……不論經過何種阻擾,它是永遠地流下去。溪流沖石,千年萬年,巖石總會消蝕成一個大峽谷來。——這便是胡適的大方向;一個潮流的方向;中國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讀的一首宋詩,大體是:千巖不許一泉奔,攔得溪聲處處喧,等到后頭山腳盡,悠然流水出前村。這實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況,也是胡適思想終能風靡全國的道理。

1.13瘡痍滿目的小框框

當然天下原無十全的圣人。我們尾隨適之老師順流而下,但并不是說適之先生所有的教條都是金科玉律。胡適和孫中山先生一樣,他躋身圣賢的條件,是他的宗師形象和學術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師如談起具體的小問題來,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學者一樣是瘡痍滿目的。

胡適以二十來歲的青年,一日自海外歸國,便大講其五千年文明的優劣而要以一廂情愿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讀文言、毀滅方塊宇等等,未免是瞻大妄為。至于他的什么“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為社會科學前期的輔助技術而已,談不到是什么真正的“治學方法”。不過這些都是若干無關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筆者對這些小框框所論已多,不想重復。烘云托月,還希望后來的注疏家去繼續發揮吧!尚感讀者賢達,不吝教之。

*為紀念適之先生百齡冥誕而作

2011-10-27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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