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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一部 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十二)第10章中國近現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晚清七十年 第一部 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十二)第10章中國近現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10章中國近現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1.1教我做research的啟蒙師

在海內外大中學里教授文史學科,簡直就教了一輩子。行有余力則以撰文;以中英兩文著書寫稿,至今也在千萬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還在不斷涂鴉。引句時髦話,說我自己是個“職業史學工作者”(professional historian),大致也不算過分。畢竟搞了一輩子嘛。

俗話說:“家有黃金萬兩,不如一技隨身。”我這個“職業”史學工作者,如果啖飯維生,也有“一技隨身”的話,想來想去,這個“一技”,就應該是英語里的research了。

research這個英文單字,近日幾乎成為現代學人的口頭禪。小至在學術上情竇初開的大一大二的在學青年;老至白發盈頭的國學大師,大家忙個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么通義,翻譯成漢語,可不大容易。

我個人最初對這一辭匯發現翻譯上的困難,那還是大學一、二年級的事。那時我閱讀“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語教科書,學會了這個辭。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漢辭典,都把這個辭譯成“研究”、“探索”……一類的意思。其實“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蓋這個research的英文單字。

“research”是個很具體的治學的法則與程序;而“研究”(正確英譯應為study)則是空泛的抽象名詞。正如我們日常口語常說的,對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討論、討論。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學興起以后的研究法則和研究程序的總名稱。這種法則和程序,在我國傳統學術里有一些與它有關的零星名詞,如“考據”、“訓詁”、“由約及博”(演繹)、“由博返約”(歸納)等等,而沒個涵蓋一切的總名稱。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如今時近二十一世紀,胡、傅之說已早嫌不足。在當前的“行為科學”里,還有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后再找出,大至宇宙發展,小至社會里的酒色財氣等等運行的“規律”(law or rules)。嚴格的說起來,這一整套的法則和運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聰明的胡適把這一套簡化成“科學實驗室的方法”;這也就是他宣傳一輩子的現代化的“治學方法”。雖然以偏概全,也不太離譜。

適之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他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無意中翻到的。以后就受用了一輩子。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看出來的。

郭廷以先生學會這套“方法”,顯然是在清華大學讀研究院時,受了蔣廷黻和羅家倫兩人的影響。羅是清華校長;蔣是歷史系主任。他兩位對郭老師都是最賞識的。蔣是哥大的博士,與胡適一個山門出來的。羅則是胡的學生,謳歌胡適一輩子。

我自己開始學“做research”,則是在大學二年級,上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一課,逐漸摸索出來的。那時我已知道這套治學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樣翻譯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來在比較文化學上,兩種語言的互譯,一般都是具體翻譯易,而抽象翻譯難。例如我國道德觀念里的“仁”、“義”二字,尤其是“義”這個辭,在英語里就無法直譯。《三國演義》上說關云長“義薄云天”。這個“義薄云天”簡直就無法翻譯。因為在西方的道德范疇里,沒有“義”這個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沒有這個同義字了。要把“義薄云天”這宗漢語道德觀念,譯成英文,你就得嚕嚕蘇蘇,轉彎抹角,講它一大片了。

research這個西方概念,也沒個漢語同義字,因為我們原先沒這套東西。我學了這套東西,是在郭老師課堂里摸索出來的。至于怎樣摸索的,那還得從頭說起。

1.2《萬有文庫》沒啥好書

那時是抗戰中期最艱苦的歲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國“流亡學生”于一爐的“國立(第八)中學”畢業。接著參加科舉考試,竟然考進了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戰時中學畢業生參加“全國統考”,能考入頂尖的中央大學,那真比滿清“鄉試”中,考個舉人還要難。

我以一個十九歲來自淪陷區的流亡學生,穿著草鞋短褲,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敵機狂炸聲中,跑到了重慶。頭發已兩月未剃,初生的小胡須,已在腮上唇邊,四處萌芽。加以經年不知肉味,兩條腿瘦成兩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覺可笑。就這樣,我跨入了沙坪壩,那全國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貴的“國立中央大學”;真是板兒進了大觀園。

那時全國統考,只考“筆試”,未考“口試”。我考入中大時,首先還要在形式上補考個口試。我乃到歷史系辦公室的門外去排隊候試。當那位助教喚我進去時,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嚴,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的“教授”。我向這“教授”鞠個躬。他頭也不點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兩眼向我一瞪,問道:

“你在中學里讀過些什么書?”我一下就被問慌了。想不出在中學里讀過些什么“書”。只是記得戰前我校有一部嶄新的《萬有文庫》。我們師生愛惜它,借閱時,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說:

“讀過《萬有文庫》。”

“《萬有文庫》?”教授說:“《萬有文庫》里,沒什么好書!”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還讀過些什么?”教授又追問一句。

“還讀過《史記菁華錄》。”我恭敬作答。其實那不是在“中學里讀的”;是在私塾里讀的。姑且舉出來搪塞一下。教授聞言還是面無表情。

“還有呢?”教授又問一句。

“還讀過《資治通鑒》。”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學時期”讀的;雖然不是在“中學里面讀的”。

“哪一段?”教授又問。

“都讀過,只漏掉一本。”我誠實地回答。因為我家那部《通鑒》丟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揮。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來又向教授鞠個躬,然后緩步退出門外。結束了這場緊張的口試。在門外,我悄悄地問一位似乎更年長一點的同學: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氣的回答我一聲。

抹抹我頭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來,猶有余悸。

十多年后,郭廷以老師在我紐約的公寓里吃稀飯——他那時長途飛行勞頓,時差又作祟。有點發燒,在我家休息。后來精神好轉時我戲說此一故事。

郭老師居然還完全記得我們那一小段對話。并解釋給我新婚的妻子聽,為什么《萬有文庫》里沒有好書。——郭老師的記憶力是天下無雙的。他能說出我同班同學每一個人的名字。

口試完畢我就到柏溪分校去報到入學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級新生所在地。郭老師那時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級的,所以我就選不到他的課了。只記得他有一次專程來柏溪向我們新生講演訓話,面目還是如許森嚴,戴的還是那副黑框大眼鏡。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來。十分莊嚴肅穆。至于他那次訓了些什么話,我已完全記不得了。

大二,我們就選入沙坪壩了。“中國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課。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師課堂里的學生了。

1.3定遠軍艦四炮齊發

那時沙坪中大,師生兩造的陣容都十分整齊。學生個個都是鄉試出身的舉人,不用說了。教授陣容也十分堅強。但是中大畢竟是繼承明朝國子監:民初兩江、東南的國學傳統。講起歷史來,內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馬行空。

我記得繆鳳林老師曾把二十五史“圈點”三遍。胸若淵博,口若懸河。動不動就來一套“漢唐明之往史可證”。他老人家還寫了一套長逾千言的白話詩,印發我們誦讀。也是開口閉口漢唐明不斷的。

金毓黻老師授我們“宋遼金史”,也是一揮千里的。我記得他老人家講到王安石變法時,把變法條款,一條條寫在黑板上,然后逐條評論說:這條很好!那條不好。這時我們在大二,已有幾分“胡迷”傾向,對金老師那樣傳統史學中“贊論式”的史評,已大為存疑。但是在班上師威咫尺,誰也不敢問一聲。

沈剛伯老師那時授我們“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襲、粉筆一枝,其外別無長物,但講起希臘羅馬來,卻一瀉如注。在沈老師堂上,我們向不記筆記,大家只是跟隨他那口湖北調,前仰后合,歡聲雷動。

在這群天馬行空的教授陣容里,郭廷以老師倒別具一格。我記得他上堂時,總是抱著大宗講義和參考書,另加拐杖一枝。他面目森嚴地講起課來更是一章一節,有板有眼,一絲不茍的講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腳也不蹈;聲音亦無陰陽頓挫。他有條有理的口述下去,我們記筆記的,也就頭也不抬,眉也不皺,奮筆疾書,他講啥、我記啥。只要你記得快,筆記并不難記,因其章節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師咳個嗽,我們也可照樣記下,不爽絲毫。一學期下來,厚厚的一本筆記,便是一本很詳盡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

我特別記得他講甲午戰爭,黃海之役那一段。老師說:“……劉步蟾忽然下令開炮,定遠艦上四炮齊發,把天橋震斷,丁汝昌被摔下橋去,受了重傷……”他講得像背書一樣,聲調既無節奏,內容似乎也平淡無奇,但這樁故事,我們記筆記的人聽來,可說是驚心動魄。尤其是上一課堂才聽的“漢唐明”一鍋煮;下一堂課,則是“四炮齊發”——二者之間的“史學”距離,未免太大了。

聽中國傳統史學聽慣了,對漢唐明一鍋煮,不覺稀奇;但是在“四炮齊發”之后的結果如何?就有“且聽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欲了。

郭老師講這節課時,不但念出他講義上的正文,并在黑板上寫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參考書。我們急于要聽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閱參考書了。——中文參考書閱覽之不足,為著求知欲,也是為著時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書了——老師不是說過,開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書?

1.4洋書中竟有新天地

我個人那時便是郭師班中幾個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當過淮軍,到過臺灣,到過高麗。對他們當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詳,但永遠是一知半解。這一下好了,在郭老師班上愈陷愈深,興趣愈濃,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頂的圖書館中,想借閱那些洋書了。誰知這些洋書自南京裝箱運至重慶后,迄未開箱。當那個圖書館員拿到我的“借書條”,口中喃喃自語說“尚未開箱、尚未開箱”時,圖書館范(?)館長適自他身邊走過。他便把我的借書條順手遞給范館長。館長見條,未加考慮便說“開箱、開箱”!——這倒使我這個并不認真的借書者感到過意不去。我并不那么認真要讀此書。勞師動眾,私衷何敢?

后來我才知道這原是出于羅家倫校長的條論。他說在空襲無常的時代,珍貴圖書,能不開箱,便不開箱。但若有師生要借閱,則務必開箱。——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羅校長的學術眼光與氣魄。為我這位大二的小蘿卜頭,無意中的要求,大學圖書館竟為我劈鎖開箱,把兩本大洋書讓我借出。——書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縱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錯錯已成,追悔莫及。

這是我治中國史征引西書的破題兒第一遭。書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師講義上那許多故事,卻都被我找到了。并且還找到一些郭師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別有天地,眼界大開。因而我把我課堂上所記的筆記,也大事補充了一番,并注明出處,真是得意非凡。

這時我有一位中學歷史老師劉次辰先生,他剛從國立第八中學升入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作講師。該院新成立,圖書設備全缺。劉老師苦無教科書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壩,乃專程訪我取經。他看到我那本中國近代史筆記,竟如獲至寶。他借去之后乃將練習簿拆散,叫他班上學生每人各抄敷頁,拼起來,便成為一本厚厚的中國近代史講義了。此后他隔周必至。我那兩學期的筆記,也就變成他現炒現賣的教科書了。

劉老師抄得得意之余,曾力勸我將此冊筆記出版,他保證有銷路。但是這是郭廷以老師的講義,我何能據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過劉老師對我的鼓勵,倒啟發出我另外一種靈感——我自己為何不能另起爐灶,自著其書呢?!既有這樣的靈感,我也想找個好題目來“上窮碧落下黃泉,勤手動腳找材料”,自著其書了。——這一個構想與籌畫,也就是我個人“學做 research”的開始,而這個起步,則是自郭廷以老師的“中國近代史”班上得到啟發的。

1.5從海軍史到郡縣考

說做就做。我真的選了個海軍史的題目作期終作業,“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寫了起來。

我在試撰中國海軍史時,遇到很多困難,我想只有郭老師可以指導解決。不幸在當年大陸上受高等教育的舊傳統里,師生的距離太遠,學生對老師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學”而無“問”。我們自己在做些什么研究,老師全不知道。我們也不敢告訴他們;更不敢間他們。——十余年后,我個人教讀海外,我看到外國大學里,師生融融樂樂、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了解到我們舊傳統里“程門立雪”那一套師生關系,太可恨了。——那是學術界被官僚作風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結果。我國民主政治搞下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這種官僚傳統,演化為入黨做官,變成黨僚作風在作祟。

就以胡適之先生來說吧!適之先生在美國和我們這些后輩學生真有說有笑,有問難、有辯論,親如家人。可是我看池后來在南港,卻被他的“秘書”、“副官”、“部下”、“學生”們,“先生”長、“先生”短的捧成個官僚。蔣老總統在“官邸”之內,被內侍稱“先生L而不名。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內,也被他的秘書、副官稱先生而下名——“院長”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書們,捧著個小本子,終日低聲下氣的跟在屁股后面寫“起居注”,把“胡院長”捧成個“蔣總統”。這哪是“胡適”呢?這是對適之老師莫大的侮辱!但是適之先生是位最通情達理之人,最能隨俗。他對“捧”他的人,有時也破格愛護,屈予優容——這是“人情”,而胡適則是個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環境硬要強迫他“做官”,他也可做總統!

后來我在大陸上也參加過若干次學術會議。我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和我們一道擠大巴士、吃大鍋飯的平民作風,倒頗像“胡適”,令我這位“歸國華僑”,內心肅然起敬。而回到臺灣的胡適,反被副官們捧得不像“胡適”,也真是天大怪事。

話說回頭,那時我雖然未敢去找郭老師,而郭師對我們倒頗為關心。一次我和數學友嬉笑于松林大道之上,忽見老師手拄巨杖自坡頂施施而下。我們趕緊收起笑聲,肅立道旁讓路。老師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說:“唐德剛你那篇文章寫得不錯,嗯。”他說得我好臉紅,無言苦笑以對。老師走了,我們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這要在美國,我們就和老師一齊嘻嘻哈哈了。郭老師本來就很嚴肅,再加上個嚴肅的師生傳統,使我們見到他正如小鬼見閻王一般。他說了一句話就走了。我們立刻開溜,溜著好輕松。

郭老師的一句評,當然對我也是個大鼓勵,因為在課堂上,批評其他名作家是習以為常的。海軍史的嘗試是我寫長篇的處女作。其時我與那《海軍整建月刊》的主編通信頻頻,都是用老腔老氧的文言文寫的,使他把我誤認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認為“犯不著”。因此做了一陣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極。

附帶說一句。那時中大二、三年級學生為大后方報刊寫專欄是成筐成簍的,沒啥稀奇。好友龐曾濂(史系三年級)那時竟在重慶《大公報》上寫“星期論文”,鄭士镕(政治系二年級)我們叫他“鄭狀元”。他以〈三民主義憲政論〉一文,榮膺當時教育部主辦“全國大專學生論文競賽”的首獎。“狀元”是當時陳立夫部長親“點”的。龐、鄭二人那時都享譽全國,文名借甚;所論也都擲地有聲。——我那點灰溜溜的假教授論文,在沙坪學友中是上不得枱盤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約保密。

龐、鄭兩兄今日皆定居紐約。我們幾位白頭宮男,偶爾相聚,戲談沙坪往事,還是歡笑不絕的。

我那部處女作俊來寫得半途而廢。主要的原因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尤其是洋書。第二則是那位主編希望我“倒寫”;我不習慣。那時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戰正烈。主編要我以當前大戰為借鑒,先自“將來”寫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時對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學生和朋友王書君教授,一肩挑起來了。書君近在哥大榮任“訪問學者”,他的兩本有關二次大戰海空戰鉅著,正暢銷兩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個改變我寫作計畫的原因,是research經驗多了,在其他課程的期終作業里也可盡量發揮。我選賀昌群老師的“南北朝史”和“秦漢史”,秦漢史的期終作業,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發表了。稿費是夠三個臭皮匠,吃一頓“小金剛”(沙坪壩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館)。

大三時,我選修顧頡剛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終作業寫成〈中國郡縣起源考〉。曾蒙顧老師用朱筆作長批,說什么“有眼光、有裁斷”,大大獎勵一番。前年顧師百年冥誕,各界盛大紀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請東,便道去蘇州參加。我問顧潮學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說她們正替顧師編年譜,查看顧師日記,發現了我的名字,“還有分數呢!”——半個世紀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對名師。但是這篇短短的期終作業后來在“安徽學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學報上發表了,史系主任李則綱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華教授都批覽了。它竟變成我進入安大教書的敲門磚。后來我進哥大,它也幫我在哥大的“中國歷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為它證明了我可讀中國古書。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紹成“小門生”的身分,去替胡適老師寫自傳。替胡老師寫自傳(寫傳記或年譜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師是不要的。這一點我想羅爾綱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終作業,混了這么多碗飯吃,真如胡老師所說的:“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于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然追根究底,我這項“一技隨身”,實啟蒙于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那一課。

做會了research,興趣也廣泛了,學不主一,東掐掐、西抹抹,結果一事無成,連郭老師所啟蒙的一本簡明中國海軍史,也沒有繳卷,真愧對數十年來的良師益友。老大徒傷悲,悔恨無已。“我被聰明誤一生”,但愿后輩青年學子,毋步老朽后塵。

1.6紐約接機以后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畢業后,曾考取中大歷史研究所作研究生。無奈離家日久,返鄉省親心切。其時家鄉敵軍已退走,川皖之間尚有安全的陸路可通,我就還鄉了。翌年湯恩伯打敗仗,河南陷敵,我又得機入“安徽學院”作講師,中大便沒再復學。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學;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回憶沙坪師友,就如同隔世了。

誰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發自臺灣的國際郵箋,字跡好熟悉。一看原來是郭廷以老師寄來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說即將訪問紐約,并寫出班機時刻,盼我能接機,余事面詳。我接書真十分興奮。屆時乃開了我那百元老爺車趕往“荒怠機場”(Idewild Airport,后改名甘乃迪國際機場)接機。那時荒怠機場名副其實,還是一片荒野。四周蘆葦高過人頭。汽車自蘆葦夾道中,緩緩開入機場。但是地雖荒僻而接機者仍是人頭濟濟。我站在鐡欄之外,見百碼之外的機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機人群均搖手歡迎。郭老師剛出機門,還在梯上時,我就認出了。——那倒不因為他是中國旅客的緣故,而是因為他那熟悉的體形和動作,雖然他已不用手杖;藍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裝。我雖然舉手大搖,我想他是不會認識我的。他有學生千百人,相別十余年。他何能認出我呢?當他走近了,我正預備自報姓名時,老師竟搶先破容一笑說:“德剛,你來啦。”我接過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擁抱),師生都高輿無比!

那是郭老師第一次訪問美國。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隨員,他的秘書,他的代表,他的翻譯,和他的司機。到處奔走洽談,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時正忙著組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五〇年代的臺灣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經濟上也一窮二白。郭師美國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會,申請補助,第二是想輿美東諸名大學掛鉤。——那時美國的“名”大學,都還在美東呢!

天下事最難的是伸手向人要錢!次難的是訂立不平等條約。人家榮華富貴,你一窮二白,攀起親來,門不當、戶不對嘛!縱使貴人好見,而貴人之下的與你說相同語言的“二爺”、“馬弁”等人的臉色有時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師原本是一位寡言鮮笑的嚴肅學者,為著中國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顧的假學者、爛政客,強作笑容,低聲下氣,我這位老師的道童、隨員、小和尚、汽車夫、樊噲……每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為之惻然。——然郭老師有傳教士精神,為著“近史所”這個baby,他任勞任怨,篳路藍縷,一鍬一鏟地為它奠基,真令人感動,也令人悲傷。——這是他第一次的美東之行。

其后郭老師又數度訪美,一次并偕一青年隨員李念萱兄同來。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近史所已逐漸成型。當我于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圖書館時,郭師曾看中了我館珍貴的“復本書”(duplicates)。我也簽請哥大備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并為他承担運費。郭師如獲至寶,連說:“這樣我們圖書館就有基礎了。”那時書市不大,基本參考書和政府檔案如北京政府公報,都早已絕跡也。

郭廷以老師原是位純學者,寡言鮮笑,應付復雜的政治環境,原非其所長。在他“拜拜”成長期中,他這保母是焦頭爛額的。——筆者那時也被無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圍政治,在數個政客互斗之間,也額爛頭焦,不能自拔。

我們沙坪老師生偶爾聚會,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疊疊山,我們師生兩造的辛酸過程,可說彼此都終始其事。郭師向我求援和訴苦信件,我相信還可找出不少封來,雖然一大半都給我丟了——何從說起呢?!

郭師后來在紐約逝世時,張朋園教授和我,可能是他僅有的兩個“老學生”去給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平生為老師送葬的唯一的一個人。

師生遇合有綠,謹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2011-10-27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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