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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憶傅雷:他們夫婦難逃的命運│鳳凰讀書·紀念
楊絳憶傅雷:他們夫婦難逃的命運│鳳凰讀書·紀念
鳳凰讀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號怒庵,上海南匯人,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早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他翻譯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等名家著作。其有兩子傅聰、傅敏,傅聰為世界范圍內享有盛譽的鋼琴家,傅敏為英語教師。


1966年9月3日上午,女傭發現傅雷夫婦在江蘇路284弄5號住所“疾風迅雨樓”自殺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藥,在躺椅上自殺,享年58歲,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縊而亡。


盡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余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

                                              ——傅雷遺書



憶傅雷

文/楊絳


圖:傅雷夫婦


抗戰末期、勝利前夕,錢鐘書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后經常到他家去夜談。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日子不好過,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但我們還年輕,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過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開日出。我們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樸素幽雅的客廳里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悶苦惱。到如今,每回顧那一段灰黯的歲月,就會記起傅雷家的夜談。


說起傅雷,總不免說到他的嚴肅。其實他并不是一味板著臉的人。我閉上眼,最先浮現在眼前的,卻是個含笑的傅雷。他兩手捧著個煙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來,眼里是笑,嘴邊是笑,滿臉是笑。這也許因為我在他家客廳里、坐在他對面的時候,他聽著鐘書說話,經常是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輕易笑;可是他笑的時候,好像在品嘗自己的笑,覺得津津有味。


也許鐘書是唯一敢當眾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陳西禾同志。一次鐘書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滿面尷尬,直向鐘書遞眼色;事后他猶有余悸,怪鐘書“胡鬧”。可是傅雷并沒有發火。他帶幾分不好意見,隨著大家笑了;傅雷還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嚴肅確是嚴肅到十分,表現了一個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臉只許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嚴父。阿聰、阿敏那時候還是一對小頑童,只想賴在客廳里聽大人說話。大人說的話,也許孩子不宜聽,因為他們的理解不同。傅雷嚴格禁止他們旁聽。有一次,客廳里談得熱鬧,陣陣笑聲,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興。忽然他靈機一動,躡足走到通往樓梯的門旁,把門一開。只見門后哥哥弟弟背著臉并坐在門檻后面的臺階上,正縮著脖子笑呢。傅雷一聲呵斥,兩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陣凌亂的腳步聲里逃跑上樓。梅馥忙也趕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搶先去責罵兒子;在兒子前,她卻是擋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溫言告誡。等他們倆回來,客廳里漸漸回復了當初的氣氛。但過了一會,在笑聲中,傅雷又突然過去開那扇門,阿聰、阿敏依然鬼頭鬼腦并坐原處偷聽。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聽得傅雷厲聲呵喝,夾雜著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我們誰也不敢勸一聲,只裝作不聞不知,坐著扯談。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梅馥抱歉地為客人換上熱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辭出,不免嘆口氣:“唉,傅雷就是這樣!”


阿聰前年回國探親,鐘書正在國外訪問。阿聰對我說:“啊呀!我們真愛聽錢伯伯說話呀!”去年他到我家來,不復是頑童偷聽,而是做座上客“聽錢伯伯說話”,高興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記起他嚴厲的爸爸,凄然回憶往事,慨嘆說:“唉——那時候——我們就愛聽錢伯伯說話。”他當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為愛他深,他告訴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為此對我落淚,又說阿聰的脾氣和爸爸有相似之處。她也告訴我傅雷的媽媽怎樣批評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沖動下的所作所為,沉靜下來會自己責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氣,只為此憐他而為他担憂;更因為阿聰和爸爸脾氣有點兒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兒子拂逆爸爸,也為兒子的前途担憂。“丈化大革命”開始時,阿聰從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掛通了長途電話。阿聰只叫得一聲“姆媽”,媽媽只叫得一聲“阿聰”,彼此失聲痛哭,到便咽著勉強能說話的時候,電話早斷了。


這是母子末一次通話——話,盡在不言中,因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經看到他們夫婦難逃的命運。


有人說傅雷“孤傲如云間鶴”;傅雷卻不止一次在鐘書和我面前自比為“墻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為莫羅阿曾把服爾德比作“一頭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聽未免滑稽。梅馥稱傅雷為“老傅”;我回家常和鐘書講究:那是“老傅”還是“老虎”,因為據他們的鄉音,“傅”和“虎”沒有分別,而我覺得傅雷在家里有點兒老虎似的。他卻自比為“小老鼠”!但傅雷這話不是矯情,也不是謙虛。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實心情。他對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誠。但眾多的朋友里,難免夾雜些不夠朋友的人。誤會、偏見、忌刻、驕矜,會造成人事上無數矛盾和傾軋。


傅雷曾告訴我們:某某“朋友”昨天還在他家吃飯,今天卻在報紙上罵他。這種事不止一遭。傅雷講起的時候,雖然眼睛里帶些氣憤,嘴角上掛著譏誚,總不免感嘆人心叵測、世情險惡,覺得自己老實得可憐,孤弱得無以自衛。他滿頭棱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制不住要沖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自己的書齋;他也像老鼠那樣,只在洞口窺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鶴,翹首云外,不屑顧視地下的泥淖。傅雷對國計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許遵循《剛第特》的教訓吧?只潛身書齋,作他的翻譯工作。


傅雷愛吃硬板。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干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讓給梅馥了。朋友們愛說傅雷固執,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執,有時候竟是很隨和的。他有事和鐘書商量,盡管討論得很熱烈,他并不固執。他和周煦良同志合辦《新語》,盡管這種事鐘書毫無經驗,他也不擯棄外行的意見。他有些朋友(包括我們倆)批評他不讓阿聰進學校會使孩子脫離群眾,不善適應社會。傅雷從諫如流,就把阿聰送入中學讀書。鐘書建議他臨什么字帖,他就臨什么字帖;鐘書忽然發興用草書抄筆記,他也高興地學起十七帖來,并用草書抄稿子。


解放后,我們夫婦到清華大學任教。傅雷全家從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過天津。傅雷到北京來探望了陳叔通、馬敘倫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們家來盤桓三四天。當時我們另一位亡友吳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華教授法語,央我們夫婦作說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語,只愿教美術史。從前在上海的時候,我們曾經陪傅雷招待一位法國朋友,鐘書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美術批評家)。他對美術批評始終很有興趣。可是清華當時不開這門課,而傅雷對教學并不熱心。盡管他們夫婦對清華園頗有留戀,我們也私心竊愿他們能留下,傅雷決計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譯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鐘書鬧過一次蹩扭。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討論翻譯,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


這就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項極繁瑣的工作。譯者盡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里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凈荊假如傅雷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心說誠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談一下,準會想得周到些。當時他和我們兩地間隔,讀到鐘書責備他的信,氣呼呼地對我們沉默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就又回復書信來往。


傅雷的認真,也和他的嚴肅一樣,常表現出一個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稱贊我的翻譯。我不過偶爾翻譯了一篇極短的散文,譯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當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謙遜一句。傅雷佛然忍耐了一分鐘,然后沉著臉發作道:“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贊是不容易的。”我當時頗像頑童聽到校長錯誤的稱贊,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錯誤。可是我實在很感激他對一個剛試筆翻譯的人如此認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虛懷若谷,才會過高地估計別人。


傅雷對于翻譯工作無限認真,不懈地虛心求進。只要看他翻譯的傳記五種,一部勝似一部。《夏洛外傳》是最早的一部。《貝多芬傳》雖然動筆最早,卻是十年后重譯的,譯筆和初譯顯然不同。他經常寫信和我們講究翻譯上的問題,具體問題都用紅筆清清楚楚錄下原文。這許多信可惜都已毀了。傅雷從不自滿——對工作認真,對自己就感到不滿。他從沒有自以為達到了他所提的翻譯標準。他曾自苦譯筆呆滯,問我們怎樣使譯文生動活潑。他說熟讀了老舍的小說,還是未能解決問題。我們以為熟讀一家還不夠,建議再多讀幾家。傅雷悵然,嘆恨沒許多時間看書,有人愛說他狂傲,他們實在是沒見到他虛心的一面。


1963年我因妹妹楊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訪了傅雷夫婦,梅馥告訴我她兩個孩子的近況;傅雷很有興趣地和我談論些翻譯上的問題。有個問題常在我心上而沒談。我最厭惡翻譯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膽創新,把洋名一概中國化,歷史地理上的專門名字也加簡縮,另作“引得’域加注。我和傅雷談過,他說“不行”。我也知道這樣有許多不便,可是還想聽他談談如何“不行”。1964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養,來去匆匆,竟未及拜訪傅雷和梅馥。“別時容易見時難”,我年輕時只看作李后主的傷心話,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羨慕傅雷的書齋,因為書齋的布置,對他的工作具備一切方便。經常要用的工具書,伸手就夠得到,不用站起身。轉動的圓架上,攤著幾種大字典。沿墻的書櫥里,排列著滿滿的書可供參考。書架頂上一個鏡框里是一張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張傅雷年輕時的照片,是他當年贈給梅馥的。他稱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瑪格麗特;據傅雷說,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瑪格麗特。幾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瑪格麗特呢!梅馥不僅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不僅是非常能干的主婦,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孝里里外外的雜務,讓傅雷專心工作,她還是傅雷的秘書,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沒有這樣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譯這幾部傳記的時候,是在“陰霾遮蔽整個天空的時期”。他要借偉人克服苦難的壯烈悲劇,幫我們担受殘酷的命運。他要宣揚堅忍奮斗,敢于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可是,智慧和信念所點燃的一點光明,敵得過愚昧、偏狹所孕育的黑暗嗎?對人類的愛,敵得過人間的仇恨嗎?向往真理、正義的理想,敵得過爭奪名位權利的現實嗎?為善的心愿,敵得過作惡的力量嗎?傅雷連同他忠實的伴侶,竟被殘暴的浪潮沖倒、淹沒。可是誰又能怪傅雷呢。他這番遭遇,對于這幾部傳記里所宣揚的人道主義和奮斗精神,該說是殘酷的諷刺。但現在這五部傳記的重版,又標志著一種新的勝利吧?讀者也許會得到更新的啟示與鼓勵。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復生,可是被遺忘的、被埋沒的,還會重新被人記憶起來,發掘出來。



(摘自《傅譯傳記五種》)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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