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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口述:脫離枷鎖回歸自我
資中筠口述:脫離枷鎖回歸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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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光明網

從跨越兩個時代的文科大學生到外事部門一名工作人員,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潛心學問,到一位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81歲的資中筠經歷了怎樣的人生經歷?夏日的一個下午,在她方莊的家里,資中筠接受了本刊專訪。

資中筠先生臉龐清瘦,顯得很恬靜。客廳的陳設以中式為主,墻上掛著丈夫陳樂民的書畫遺作。在顯眼的位置擺放著一架漂亮的鋼琴,她還常常彈奏。

一見面資中筠先生就笑著說,"說一下過去的經歷,倒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因為這是整個20世紀中國變化的縮影,跟近代史有緊密的關系。"

父親學了10年經濟學,母親受益于黃炎培的辦學

我父母同歲,都是世紀同齡人。父親出生在湖南山溝里,家里算是個小地主,生活還過得去,但也不是很富有。父親起先在家里上私塾之類的,廢科舉以后沒多久縣里就有小學了,就是新式學堂。當時,縣政府拼命宣傳,說服大家把小孩送去上學,上學不僅完全免費,而且還發校服。父親曾對我說,他一輩子上學就沒用過家里的錢,從上小學起就是政府倒貼錢給他們去上學。

父親中學畢業時才17歲,家里給他說了個媳婦,并且限制他上大學最遠不能出長沙,父親不愿意接受這種束縛,逃婚跑了。這也是那時候青年中間的潮流。他跑到上海,本想考清華,但因英文不好沒考上。恰好碰上官費留日招生,他通過了考試,就跑到日本去讀書了。那時青年人都是想救國的,不管是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軍事救國,大概他是想經濟救國。所以,從1917年到1926年,他在日本讀了10年經濟學。父親不像其他留學生那樣從政的意識很強,非要參加什么革命運動,但思想上肯定受到當時的新潮影響,在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后他毅然回國。

母親是浙江湖州人,那個時候叫吳興縣,現在叫德清縣,那是一個得風氣之先的魚米之鄉。外公做過不大不小的官,據說是松江府臺之類,但是去世比較早,因此家里也有點兒困難,并不是很有錢。那個年代女孩子還是要纏足的,可母親家比較開明就沒有纏足。面對當時各種維新、革命運動,外公曾對孩子們說:"我是食君之祿,只能忠于大清朝了,但是你們可以去做你們認為應該做的事情。"

母親有幸考進黃炎培、史良才等人辦的女子職業學校。那所女子蠶桑學校位于蘇州滸墅關,水平大概相當于中專和大專之間。在那里上學的,都是社會上比較開明的女性。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和她是同學。

這個學校培養學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科學的方法養蠶制作絲,改良蠶絲業。現實意義非常明確,與日本絲業競爭,戰勝日本,守住中國蠶絲業的優勢地位和市場。母親這批女學生搞科學養蠶,從德國進口顯微鏡,研究蠶的生長。假期實習分成小組,到養蠶戶家宣傳、傳授科學養蠶的辦法。母親最后的工作是在黃炎培辦的女子職業學校任蠶桑科主任。

父親喜歡新式女性,但又不希望母親工作

母親比父親出道早,父親畢業回國時,她已事業有成,她想做事,一再推遲婚期。從確定關系到結婚,我父親等了她十年。最后母親被感動,就同意結婚了。婚前母親給父親"約法三章":一是不到他們家去當兒媳婦。那時候浙江人看內地的省份,比如湖南,覺得他們閉塞落后。母親是書香門第,又受了新思想的影響,不愿當封建大家庭的媳婦。但是要他們家正式出來一個人到上海來主婚,以表示是明媒正娶。既不去當媳婦,又要明媒正娶,母親這兩樣都要。二就是我父親不能從政、做官。不能從政的原因很有意思,一到官場,就有上下級,對上總要卑躬屈膝,而且母親很討厭那些官太太,不愿意跟那些官太太來往、打牌。三是在經濟上要有自主性,得有經濟權,父親不得干涉。因為我母親喜歡幫助別人,而且她特別喜歡資助別人上學,她希望父親別干涉她這些,別太小氣,這些我父親都答應了。

不過,父親還是有點兒舊的思想,一方面他的擇偶條件很新,就是喜歡受過教育的知識女性,而且要志同道合。但他又希望她結婚以后最好在家里呆著。父親雖然沒提出這個條件,但是最后就把她關在家里了。母親看似約法三章很厲害,實際上犧牲了一生的事業。

父母結婚以后,黃炎培和冷御秋還曾專門跑到家里去跟我父親談判,要請母親去絲業改良委員會任職。在他們的勸說下,父親被說動了。可是不久母親懷我了,暫時不能去工作了。后來又得了肺結核在家修養,慢慢脫離了原來事業的環境,逐漸變成家庭婦女。上世紀50年代,母親曾告訴我,她覺得自己挺遺憾的,后來沒有什么成就,不像費達生一直獻身蠶桑事業,做出不小貢獻。所以母親那個時候精力沒處使,就只好在我的身上下功夫了,對我的管教特別嚴厲。

民國時期的教育很成功

我當時所受的教育,以及整個的民國教育,并不存在中西文化沖突的問題。現在動不動就說"西化"怎么樣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要失傳了怎么樣。其實我們這一輩人,包括我們上一輩人,都不會覺得中西文化有絕對沖突。我從一年級進學校就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三年級開始寫文言文,在母親的"發蒙"下從小讀古書很多,《論語》就是母親教授的。

中學除了國文之外,還有經訓課,就是四書五經選讀。同時念英文,還朗誦美國的《獨立宣言》,另外我們還有公民教育的課程。所以,我從小對于現在所謂的普世價值、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思想有認同,這些都不會妨礙我同時接受傳統道德和文化修養。現在一說西方的東西,都不得了了,洪水猛獸了,非得拿出孔子來鎮一鎮,這正說明我們整個價值觀的斷裂。

我覺得民國時期的教育還是很成功的,那時候的學校,每一個校長都有自己的理念,他按照他的理念辦學校,所以每一個學校都有不同的校訓,但是大同小異,骨子里都是相通的。

畢業論文導師是錢鐘書

1947年,我高中畢業。那時候抗戰剛結束,清華、北大和南開還是聯合招生。從1946年復校后第一次在全國范圍招生,1947年是第二年。原來只在西南一隅招生,復校后短期內不可能擴大名額,而招生范圍忽然擴大到全國,錄取比例之低可想而知。特別是像清華、北大那樣的少數"國立大學"全免學費,是貧寒子弟力爭的機會。我報考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清華落榜,先上了燕大。可我挺不甘心,在燕大讀了一年,1948年又考轉學,直接上了清華外文系二年級。

1949年后,清華開始搞"肅清帝國主義影響"運動,外文系是重點。當然也還是繼續上課,我寫畢業論文,導師是錢鐘書先生。那時候錢先生剛回國,沒有后來名氣那么大,只是感到他是一個比較年輕、學問特別淵博的教授,講課很吸引人。

抗美援朝運動后,同學們推選我向系主任吳達元先生要求取消畢業論文,積極參加抗美援朝運動。這個提議當然被駁回了。不過,最后半年主要是開會、思想改造,我又積極申請入團,就沒心思學習,錢先生雖然不滿意,但還寬厚地給了我90分。畢業之后,原本我被分配到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按專業,我本來分配到它下屬的對外文化聯絡局,進行對外文化交流工作,可是去報到時被扣留在另外一個處--宗教事務處。

在"和大"配合蘇聯搞統戰

1952年,新成立的"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在中國舉行第一次的國際會議--亞太和平會議。這時就特別需要外文人才,我就被借調過去。1953年,我正式調到"和大"工作,1956年被派駐維也納。

實際上,"和大"就是配合蘇聯的外交政策工作。在冷戰背景下美蘇雙方都要爭和平的旗幟,都要把局勢緊張、戰爭威脅的責任推給對方。因此,蘇聯在布拉格開了一個世界和平大會,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就已經派代表去參加了,這個會議之后就成立了國際組織叫"世界和平理事會"。接著,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應地都成立了同樣的組織。

我在"和大"時主要的工作,一方面是專門配合蘇聯開會。蘇聯要想宣傳一個和平外交主張的時候就召開國際和平會議,搞一個名目:"緩和世界緊張局勢",或者"裁軍會議",然后各個國家派代表去參加。另一方面,中國也想趁這個機會打破美國的外交封鎖,與許多沒有建交的國家發展民間往來。

配合蘇聯外交工作這個事情,相信你們會覺得很神秘,確實也是很有意思。戰后歐洲的主要國家知識分子大部分左傾,凡是有名一點的知識分子,不是共產Dang就是共產Dang同路人,或是左翼社會Dang。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搞成相當廣泛的統一戰線。所以我們開會時,真是名人云集,有不少諾貝爾獎獲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約里奧·居里也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是世界和平理事會的主席,幾個副主席也都是大人物,代表中國的副主席是郭沫若,代表日本的副主席是西園寺公一。

當時有一個原則,就是離西方越近越好,可惜真正的西方國家進不去,所以開始總部設在布拉格,后來就搬到維也納。每一次開會要通過好多好多決議,世界上有什么斗爭我們就支持什么斗爭,各個小國家或民族解放組織的代表,唯一的要求就是通過支持他們斗爭的決議。比如通過支持津巴布韋人民獨立斗爭,要求釋放肯尼亞的民族領袖肯尼亞塔等等。

我記得,1958年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時候,我們開會必然有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斗爭的議題。但是阿爾及利亞問題是有爭議的,因為法共和蘇聯對阿爾及利亞武裝斗爭的態度跟中國不一樣,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有爭論。后來幾年主要就是支持越南人民斗爭,反對美國侵略越南。那時越南的代表講話總是得到全場起立鼓掌。

跟著郭沫若見埃及領導人納賽爾、薩達特

1955年在新德里舉行"亞洲國家會議",會上決定成立"亞洲團結委員會",是為亞洲團結運動之始。印度作為中立國家担任主席,出面是尼赫魯的嫂子拉米西瓦里·尼赫魯夫人。后來非洲獨立運動蓬勃發展,特別是埃及出現了納賽爾革命,于是擴大到"亞非人民團結運動"

1958年在埃及開會,成立"亞非團結委員會",把埃及捧上去,主席是埃及人。這樣我們機關又多了一個牌子,叫"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那次會議我跟著郭沫若一起去薩達特家里,他那時是埃及國民議會主席。埃及這些國家的上層人士都是挺神氣的,按現在的話說"都挺有范兒的"。他們自己不講外文,正式講話都是阿拉伯文。但是他們的夫人基本都是新式女性,都不帶面紗,許多曾留學歐洲,英、法文很流利。在我的印象里薩達特夫人挺漂亮、挺新式。那天,薩達特沒有穿軍裝,態度也挺謙和,談話內容并沒有什么特別,無非是我們表示支持埃及人民的反帝斗爭之類。沒想到多年后,他成為第一個與以色列言和的埃及總統,又不幸被刺了。

各代表團的團長還受到過納賽爾的接見,我也陪郭老參加了。他的接見與我國領導人見外賓完全不一樣。他這個人非常神氣,我們所有被接見的人像趕鴨子一樣,先被引到在一間空屋子里等待,包括郭老在內,都沒有地方坐。大家站在很空的房間里等納賽爾。半天,忽然通知納賽爾要來了,讓大家站成一圈,他的助手先在前頭喝道,納塞爾一身戎裝,出現在大家面前,一一握手,然后就站在那兒發表一通講話,連個座都沒有,也不和客人交談。然后就退場了。那個時候我們覺得他太傲氣了。后來我發現不少非洲新獨立國家的領袖都有點這個味道。

困難時期主動要求回國挨餓

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做了秘密報告。這件事對整個歐洲的左翼觸動很大,我自己也很震驚,至今印象還很深。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國內是看不到的,我們在國外自然可以看到,《紐約時報》刊登了秘密報告的全文,我看完后很震驚。你要知道我們那個時候洗腦已經被洗得差不多了,非常堅定地相信國內所講的一切,也就是不管斯大林犯了什么錯誤,也還是要擁護蘇聯,不能讓帝國主義鉆空子。

不久,爆發了匈牙利事件,國際上有好多原來的共產Dang員退Dang。緊接著就接到國內的一些精神,意思就是說我Dang一向是反對個人崇拜的,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國沙文主義有錯誤。但是越到這種時候,共產Dang人越要堅定,就是要經得起考驗。在這種困難的時候有些人退Dang了,Dang就更加純潔了。我當時還不是Dang員,就想要特別注意自己要經得起考驗。我當時認為,這是斯大林個人犯了一些錯誤,不能因此對共產主義事業動搖。

1958年,我們聽說國內"大躍進"了,糧食多到吃不完,農村吃飯不要錢,興奮得不得了,以為中國了不起了。到1959年的時候,又聽說國內經濟不好了,大家生活很苦,有的地方還在挨餓。現在的人一定不能想象,我們幾個年輕人,包括我跟陳樂民就覺得自己在國外養尊處優非常慚愧,就申請回國跟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也就是一塊兒去挨餓。我們根本沒有想過為什么會造成經濟困難,是不是政策失誤了。只是覺得在這種時候,我們在國外與國內生活反差太大,是慚愧的事情。

1959年夏,我和陳樂民暫時奉調回國,不久就真的感到匱乏的滋味了。后來,趕上中蘇交惡,和平運動也分裂,我們就沒有再回維也納。以后幾年我也嘗到饑餓的滋味,身體浮腫,不過比起農村來還要好得多。

不喜歡人們總是介紹我曾是國家領導人的翻譯

我最不喜歡人家老介紹我是毛澤東、周恩來的翻譯,好像這樣就算是抬高身價,是一種恭維。我是做過這方面工作,但不是我主要的工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跟"文革"時期不一樣,工作秩序還比較正常。我1959年回國,當時國家領導人見外賓由國務院外辦派翻譯,外辦掌握一個各語種的外文干部名單,大約經過審查、歷史沒有問題、業務又比較好的。想必這個名單里就有我。平時,這幾個人在本單位該干什么干什么,遇到領導人有外事活動,由外事辦公室抽調使用。一個語種有兩三個人,需要時通過本單位辦公室通知你。

大概從1959年到1964年,這段時間我此類任務比較多,因為我會兩種文字,英文和法文。從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到所有領導人可能都翻過,當然周總理最多,因為他外事活動最多。周恩來比較喜歡用我們這些在"和大"工作過的人,因為我們接觸面廣,當時世界各地的熱點問題都知道一些。雖然外交部也有很好的翻譯,但是他們分管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別的地區就不熟悉。

每年國慶周恩來都要舉行一次國宴,有時春節請外國專家等,他也出面。宴會上,我們幾個翻譯就坐在一個地方,總理起來要巡回祝酒了,趕快跟在后頭一桌一桌轉。例如他要與拉美的人說幾句,西班牙文翻譯就趕快向前幾步。

我第一次接觸周總理是1954年,"和大"接待一個印度藝術代表團,那個時候印度是我們除了蘇聯之外最重要的邦交國了,對他們的接待規格很高。為印度藝術代表團舉行的一次酒會上,大家都是走來走去,亂糟糟的。忽然周恩來來了,他進來不是前呼后擁,雖然有警衛,但我們看不見。周恩來進來就跟大家碰杯,這時我跟幾個同事在一塊兒扎堆聊天,我印象挺深,他忽然過來跟我們說:"你們認得我嗎?我叫周恩來。"我們幾個姑娘大為驚喜,趕快說認得,他隨便問了幾句就走開了。

第一次見毛澤東就更沒什么特別。記得是1959年國慶節,我陪著來參加10周年國慶的一批世界和平理事會的領導人,到天安門城樓上看焰火。時間到了,就有禮賓官叫我領著他們去一間小屋子見毛主席,說了幾句客套話。這些工作沒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那個時候的領導人,也沒有現在想的那么神圣不可侵犯。

我為什么對這樣一種介紹反感呢?因為好像一個人的身價隨著他為之服務的人的身份而提高,而我追求的是自己獨立做出的貢獻。即使是翻譯,實際上國際會議的同聲傳譯和經典著作的筆譯比給領導人翻譯更難,更見水平。另外,到"文革"之中,一切都不正常了。毛主席完全被神化,極少人能接觸到。"身邊工作人員",包括翻譯,真的被賦予一種特殊身份。我那時已經在干校勞動。我出于潔身自好,也怕現在人不了解情況,引起誤解,所以總要予以澄清。

屬于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

1964年,我大病一場,前后兩年,緊接著就趕上"文革"。說來我還要"感謝""文革",要是沒有"文革"的話,我的病不會徹底好。我得的是嚴重的神經官能癥,這個病就是由于工作壓力大、太緊張了。現在的翻譯特別嬌氣,同聲傳譯一個鐘頭換一次,我們那時都是從頭盯到尾,8個鐘頭最多兩個人輪流,有時就是一個人,而且秘書工作、起草文稿等都要做。

尤其是中蘇有分歧之后,雙方常常為了一個決議要爭一夜,就是一個字也要爭奪。其實,我覺得一點意思都沒有,這個用詞分寸如何?罵帝國主義到什么程度?一個文件中出現幾次美帝字樣,那個時候覺得重要得不得了。國內都有指示,爭不到自己要的,蘇聯代表回去難交差,我們代表回去也交不了差。我們這些翻譯就得陪著,一個字一個字地摳。那個時候年紀輕,不在乎,吃興奮劑,硬挺著。我最長的一次,連續不睡覺,工作了48個小時。忽然有一天身體就完全垮掉,病倒以后非常虛弱,大夫說我以后不能再做高強度腦力勞動的工作了,當時我挺傷心的。病初步好轉后就上半天班,休養時間太長,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趕上"文革",不久就下放,成天去干體力勞動,不讀書,不看報,病就給養好了。

我一直被認為是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業務上又需要"用其一技之長"。到"文革"前已經工作十五年,連個科級都不是。級別不高對我有一個好處,就是在"文革"的時候沒有達到挨斗的級別。雖說沒有被作為"當權派"來斗,但還是挨了不少大字報。群眾批領導時,認為領導的修正主義干部路線的典型表現之一,就是重用我這種人。這主要是因為我的"資產階級"出身。起先我還不知道,我被使用的情況很突出,在別人看起來,就是你一天到晚跟領導做重要的事情。"文革"初期,同事們貼我的大字報,我才知道雖然我努力改造,但是在群眾眼中,我從來被認為沒有改造好。在單位里打掃衛生,我都是一馬當先,但是也白搭,人家不承認,出身是無法改變的。確實,由于出身的原因,我舉止跟勞動人民可能還是差得比較遠,由于工作的性質,不大可能多參加機關的群眾活動,總是不能"打成一片"。運動一來,各種不滿發作出來,后來我感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又覺得不能怪我,感到委屈。不久,我就被下放勞動了,起先是在京郊。林彪的"一號命令"后,我們單位整體去河南,我一家三口在河南農村待了一年半。

要求調到研究部門,脫離迎來送往的"官場"

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后,周恩來預計將會有一個外事工作高峰,所以就要求有外事工作經驗的外文干部先調回北京待用。那時,我在干校一心學習當農民,已經不問天下事,不作回京的打算了。1971年秋我忽然從干校奉調回京。當時"和大"已經撤銷,合并到對外友協,我就分配在對外友協"美大處"工作,隨后任美國組組長。尼克松訪華時,我就被借調到外交部參與了接待班子。尼克松訪華的整個隨行團有400人,其中200人是記者,包括各大報紙、通訊社、三大電視臺和幾家廣播電臺,所以接待任務很重,需要很多人。我被分配到記者組。第一次開會,發現許多過去群眾團體的熟人,我們以前開國際會議常常互相借調,所以很熟悉,大家有劫后余生之感。他們不少人比我受沖擊大,有的真的是從監獄中放出來的。對外交部的人我的感覺相反,過去比較熟的人都不見了,大部分還在干校。留在部內的是被認為"站隊站對了"的,還有新上來一批都比較年輕,而且態度相當不可一世。

尼克松訪華整個過程非常機密,我們被調上來的這些"外單位"的人就算外圍,不能了解太多情況。我們這些非外交部的人其實都是外事崗位的"老資格",如今受此歧視,都感覺不平,但也無可奈何。這就是當時的政治氣氛。

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我常常有一種挫折感。從我開始工作一直到"文革"之前,一直都是論資排輩。有些人讀書不多,水平不高,就是資格比我老,而我永遠是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文革"之后強調起用年輕人,那時提拔干部得30歲以下,我這種"文革"前的老人,總好像是留用人員,既不是新上來的人也不是根紅苗正。同時,自己閱歷也比較多,經驗也比較多,而此時不得不去服從那些比我資歷、水平差好多的人。明明他說的根本就不對頭,或者他根本不懂,還得尊重他的意見。特別是"文革"中荒唐事越來越多,隨著是非觀念的覺醒,我感到無法繼續做馴服工具。這時候,我原來受母親的影響、希望遠離官場的本性就浮現出來。以前一直是把它作為"革命工作",此時越來越感到就是"官場",一級壓一級。同時又感到自己勞碌半生一事無成,什么也留不下。于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稍稍可以表達一點自己的意愿時,我就堅決要求調到研究部門,脫離這種迎來送往的活動。

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檔案資料對研究幫助很大

那時候,我們這些所謂高級翻譯、高級外文人才,登記在冊不能離開外交部系統。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外交部所屬的單位,就是國際問題研究所(現在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當時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外交部是最邊緣的部門,通常是儲存歷次政治運動被貶的干部的地方,等"落實政策"再調回本部。我回絕了到駐外使館的"商調",主動要求到研究所。

國際問題研究所有非常好的圖書館,這是得天獨厚的,即使在"文革"時候,它都有特權進外國的書,檔案資料非常全。我意外地發現整套的美國解密外交檔案,如獲至寶,在圖書館看了半年,寫出了《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對臺政策》一文,發表在研究所的刊物《國際問題研究》上。這篇文章完全是從美國的檔案里挖掘出來的材料。文章發表時,正好趕上中美關于對臺軍售的談判。我的文章正好說明美國一直有把臺灣分離出去的設想,而且完全是美國自己檔案里頭的證據。當時,外交部長黃華主持整個談判,他看了非常高興,就推薦《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其實,我并沒有受命寫這篇文章,但是大家都以為我是配合談判寫的,所以這篇文章就受到很大注意。當時,中美關系到了一個轉折點,全世界都關注,所以全世界的各種語言都翻譯了。后來我到美國去開會,拜訪一名國會議員,發現他的桌上都有我的文章。之后,有機會去普林斯頓大學交流,我老老實實一直在檔案館和圖書館研究,收獲很大,回國時復印了一大批資料回來。就寫出第一本書--《追根溯源: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

脫離枷鎖回歸自我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飛機上遇到李慎之先生,正好我們坐在一起,就談起對現在外交的看法,一路談得很好。我們都認為當時的外交太僵化。我原來不認識他,這樣一位老干部,思想如此解放,談話如此坦率沒有官腔,印象很深。他剛組建中國社科院美國所,下飛機時,他就邀請我到美國所工作,還說"外交部的事情,我去運作。"大概是運作了一年,也沒成。后來李慎之提出要我去當副所長。按照人事慣例,外交部不放人就是"耽誤我的前途"了,他們也覺得不好意思。從此之后,我真正走上了學術的道路,這一年是1985年,我已經55歲了。

其實,大概從"文革"后期開始,我的思想就開始有變化,可以說是自我啟蒙。改革開放以后逐步從枷鎖里脫離出來,回歸我早期的教育所形成的本色,這是不費什么勁的。我接上了自己的傳統之后,就越想越明白。我幾次要求調工作或辭職似乎都是在逃離,實際上是在回歸自我。我自問不是大膽叛逆之人,只能潔身自好,在有限的可能條件下盡量追求"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可能我們這一代人正義感比較強烈,對謊言和非正義之事容忍度較小。自己衣食無憂,總不能忘懷民族的前途,不能無視民間疾苦,也是基本教養之一,總是忍不住要發出聲音,并非是有什么改天換地的雄心壯志。在完全退休之后,講真話的空間更大一些,所以如果學術上、思想上有一些成果,大部分還是在退休之后。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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