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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二部 太平天國(三)第2章太平開國故事再檢討
晚清七十年 第二部 太平天國(三)第2章太平開國故事再檢討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2章太平開國故事再檢討

在中國近代史上,那位創建“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天王,和后來奠立“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主席,實有極多的相似之處。

洪、毛二人都是有梟雄之才,而失意怨恚的傳統農村知識分子和草莽英雄。秀全考不取秀才,于一再落第之后,沮喪臥病,終于蒙上帝恩召,“升天”拜見耶穌,才決心舍正途走偏鋒,搞他個一知半解,半調子的洋宗教來除妖濟世。澤東考不進大學,在北大“偷聽”時,受盡當時一批趾高氣揚青年高知的屈辱,乃咬牙切齒鉆入“地下”,受學于馬恩列斯,以致終生抱他個有竅不通的半調子洋主義,來“興無滅資”。以流寇方式起家、領導農民暴動,二人后來都做了“皇帝”。做皇帝之后,二人皆強不知以為知,推行個人臆斷而誤盡蒼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殺盡功臣;直至心理變態、嗜欲好色、穢亂春宮。但是他二人命運的收場,卻有霄壤之別。毛氏壽終正寢,被裝入水晶棺內,公開展覽,任人瞻拜或唾罵。洪某畏禍自殺,被裹以黃綾,投入陰溝,任人鞭尸或嘆息。

總之,二人同是草菅人命、膽大妄為的風流人物、草莽英雄;同為半通不通的農村知識分子、小學教員、私塾先生,而幸與不幸之間,懸殊若斯!胡為乎而然呢?暫將毛公留入后篇,今且一論洪公的成敗,以就正于高明。

1.1“改朝換代”與“改朝換制”

首先吾人如用現代社會科學的法則,來分析“太平天國”的歷史,便知洪楊革命實絕無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時代設限”,非人力所可強求也。

怎樣叫做“時代設限”呢?蓋我國歷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亂之時,逐鹿中原,他們所追求的最高目標,都只是個簡單的“改朝換代”——他們要打倒一個腐敗的朝廷,摧毀一個腐爛的社會。然后在一片王石俱焚的廢墟上,改朝而不換制,依樣畫葫蘆,再畫它兩三百年,然后再讓別人去打倒。

不幸自“鴉片”戰后(一八四二),西風東漸,人類的歷史已經由“中古”進入“現代”。我國原有那一套政治、經濟、社會、倫理等等的“傳統制度”,在西洋的“現代制度”挑戰之下,都無法原封不動地延續下去了。因此“時代”和“歷史”對我們這新一輩的逐鹿中原豪杰們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換代”,他們還得有點“改朝換制”的見識和能力——“換制”,不是只把名詞上的“皇帝”換成“主席”或“總統”;把“司令官”換成“司令員”。它們還需要有點“質變”。搞“質變”,不特洪楊無此知識和能力。比他們晚了數十年的“總統”和“主席”們,還照樣變不了呢!

再者,搞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質變”——尤其是像咱們中國這個有二三千年未變的古老大帝國——也非一人一代,便可“畢其功于一役”的“突變”。它是“緩慢”的,經驗“累積”的,分“階段”前進的“漸變”。窮則變、變則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個長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壇上和“先進國家”輪流坐莊,創造一個“超西方”(Post-Western)、“超現代”(Post-Modern)的局面來。

所以在十九世紀中期來替天行道的洪楊諸賢,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其“換制”之識。恕我再重復一句,縱使他們具有(如后來孫中山先生那樣的換制之識),他們也沒有搞“換制”的機運。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與機運之聯合產兒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無“機運”,則哲學家之幻想也;紙上談兵也。“機運”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變成“先知先覺”的烈士。我國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萬千。臺灣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應該有的“機運”,時間差距不過二十年耳。

【附注】 躐(liè)等:超越等級,不按次序。

再從另一方向看:如有“機運”而無“智慧”;身在其位,而識見不能謀其政,則誤國誤民,問題就大了。今日大陸上,養尊處優于中南海深宮之內的“八老”,“可能”就屬于此類。筆者此處對“八老”的評價。只敢用“可能”(英文里叫probable或possible)二字。將來歷史的演變,和史家對他們作正面的評價,也是有“可能”的。

在下今日所以敢斗膽曰之者,卻也是根據一項歷史上的“必然”——此一必然,則為六四“天安門事變”,在今后歷史書內的“必然平反”。六四在“必然平反”之后,則歷史家又怎樣去安插“八老”呢?故筆者不待蓍龜而斗膽先說之。

【附注】 上段文字開始為“在下今日所以敢斗膽月旦之者”,實在不明所以,懷疑是排版錯誤,故以“曰”字代替。

不待蓍(shī)龜:古時卜筮,用蓍草和龜甲,以卜吉兇。所以這個成語就是指比喻事情是明擺著的。

以今鑒古,言歸正傳,我們再去看看洪楊之變:

我們讀史者,如把“太平天國”十四年中所已經發現的史料和史書,攤開來心平氣和的去審查審查,我們便覺得他們在“智慧”與“機運”兩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對他們所起的并且只是些負作用;而“機運”對他們也只有半個是正面的——洪楊那個時代,他們只具有個極大的“改朝”的機運,而無“換制”的機運。洪秀全搞了十四年,所靠的就是這半個“機運”。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個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決中國近代史上“換制”問題的。“換制”的問題如果解決下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長久。后來的孫、袁、蔣、毛、鄧五公,對這個“換制”的問題都無法解決,況洪楊乎?此筆者所謂之“時代設限”也。

【附注】 李登輝總統可說是部分的解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換制”問題。可賀也。但是這一換制“階段”之跨進,非李公個人之力也,“時代”與“機運”使然也。干萬不能棋錯一著,走火入魔!

但是話說回頭,洪、楊如真是英雄,他們應能掌握那半個“改朝”的機會,學學闖王李自成,一鼓作氣把北京打下,登極太和殿,號令全國,過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幾十年(如“毛主席”)的皇帝癮。并此而不能,終至尸填溝壑,及身而敗,那就太窩囊了。

筆者于此短篇拙作中,無意效顰賈生,來寫篇《過洪論》,只想就其犖犖大者,略舉數端,以見太平興亡之由而已耳。

【附注】 犖犖大者(luò luò dà zhě):犖犖即明顯,指明顯的重大的方面。

1.2洪天王就是愷撒瓊斯

據筆者的一家之見,太平天國運動最大的致命傷,實在是他們一知半解,卻十分自信,而萬般狂熱的宗教。興也由他、敗也由他。

洪秀全本人實在不是一個如一般史家所稱頌的,什么領導農民起義,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領袖。相反的,他從頭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個狂熱教派(a fanatical Christian sect)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當他這個狂熱教門形成之時,卻正趕上發自廣西的清末改朝換代的機運。洪氏及其一些狂熱信徒乃被卷入了這個有時代性的政治漩渦里去;從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來,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的變成“逐鹿中原”豪杰中之一股了。終至釀成死人數千萬的“太平天國”大悲劇。

“宗教”原是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由于許多特殊原因,雖然它在我國歷史上,還沒闖過太多的禍亂,但是在所有其它民族的歷史里,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謂“宗教戰爭”,己不知發生過幾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蘭教之興起、十字軍之東征、圣女貞德之奇跡,固不必提。且舉一兩樁近在目前的小例子,來比較一下,便可概其余。

近在一九七八年,美國舊金山有一名叫吉姆·瓊斯(Jim Jones,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師。他在不知不覺中忽然發生了神靈感應,使他變成了一位有奇異療效的醫生。他能為病人醫治一些奇病雜癥,包括肺癌。一時聲名大噪,信徒四集。群眾增多了,瓊斯竟自稱是“耶穌轉世”(Reincarnation of Jesus);甚至說他自己便是“上帝”(God);并自封為“愷撒大帝”(Caesar)。號稱是苦難人民的救世主、社會主義之大護法。他并組織了一個人民公社,叫做“人民廟”(People’s Temple)。廟內廢除私產,全體信徒同吃同住同勞動。瓊斯視其全體信徒為上帝兒女;全體“兒女”亦齊呼瓊斯為“爸爸”(Dad)。大家毀家紓難、捐獻相從。舊金山附近一時被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魚亂。居民與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驅逐。瓊斯終于在美國無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竄至中美洲之圭亞那(Guyana)南部,人跡罕至之熱帶叢林中,自建其“瓊斯室”(Jones-town),劃地稱王,不受美國之法律約束。然瓊斯本人及其絕大多數之信徒究系美國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來,不加聞問。美國三大電視臺之一的“國家廣播公司”(NBC)亦想搶此奇特新聞,前去一探虛實。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乃由國會議員里奧·阮(Leo J. Ryan)率隊乘小飛機,前往視察。孰知打草驚蛇,“人民廟”中的狂熱叛逆分子竟認為阮氏一行四人為政府特務,乃一舉將其槍殺。

人民廟徒既闖下大禍,瓊斯深知政府圍剿之不可免。同時他也認為他和他的全體信徒的大限已至,乃決定集體殉道——全廟成員自“爸爸”而下凡九百一十一人(亦說九一三人),竟于十一月十八日一夕之間,全體服毒自殺。一時消息傳來,舉世震驚。電視上男女老幼,尸體橫陳——有舉家相擁而亡者;有少婦懷抱嬰兒而死者……情況之慘絕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

筆者親眼目擊之余,關掉電視,太息唏噓,不禁試問:胡為乎而然歟?

親愛的讀者,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個“不語怪力亂神”的文化傳統。因此這一種在世界各地,史不絕書的“宗教狂”,在我國歷史上卻并不多見。偶亦有之,它也不能為我們知識分子(包括古今的歷史家)所能了解、所能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來登大寶、奪政權,在中國歷史上也從來沒有成功過。

【附注】 不語怪力亂神:即“子不語怪力亂神”,一般都斷為“子不語怪、力、亂、神。”即“孔子不談論怪異、勇力、叛亂和鬼神。”不過也有個解釋說是應斷為“子不語,怪力亂神。”亦即“孔子不說話了,惟恐用力分散影響集中精神。”看著不太對頭,僅參考。

因此我國傳統歷史家,對這一類史籍秉筆直書之時,不是咒罵他們“妖言惑案”(如赤眉、黃巾和白蓮教、天地會);就歌頌他們只是單純的“農民大起義”、“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陸上對“太平天國”的研究),搞宗教只是“偽裝”或“假托”而已。

我國傳統和現代兩派執筆人都把這極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給完全忽略了,因為這宗史實在其它民族史中(包括奉行猶太教,耶穌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各民族的全部),雖然司空見慣,而在我們中華民族史中卻發生得太少了——我國史家沒有對這項史實執筆的經驗,所以一碰到宗教難題,往往就王顧左右而言他了。

不幸的是,我們“洪天王”所搞的卻正是“瓊斯愷撒”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洪秀全也是我國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

再舉個小例子:在目前美國還合法存在,并且活動頻繁而怨恨蝟集的另一個狂熱的基督教支派,“統一教會”(Unification Church)的教主文鮮明牧師(Rev. Sun Myung Moon),不也是說他見過摩西、耶穌、釋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且分別和他們談過話嗎?

您說他在胡扯,而文牧師這位韓國佬卻能指定數以萬計的美國男女青年,在紐約市的“麥迪遜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集體“盲婚”。他后來又去南韓的漢城搞集體盲婚,規模更大。這是二十世紀七、八〇年代的美國和南韓啊!這個時代的青年人,可以說是人類萬年歷史上,最桀騖不馴,最不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師有啥魔術,能把他(她)們數萬人,指定盲婚?據最近消息,文鮮明已打入蘇聯,看樣子他又要在莫斯科來搞其盲婚了。

這就是“宗教”啊!毛澤東、希特勒、斯大林也斗它不過的“宗教”啊!

明乎此,我們對一百多年以前,洪秀全、楊秀清,這兩位“禾乃師”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過半矣。

【附注】 禾乃師:楊秀清使用的一個職位或者是宗教頭銜,這個奇怪的名字其實是把“洪秀全”的“秀”字拆開,不過意思不是“洪秀全之先生”或“國師”之意。而是軍師的意思。

1.3文才不足,宗教層次也不高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畢竟只是個專制時代“三家村”的土塾師,沒學問,更沒有文采,所以他在廣州屢試不第,考不了秀才。

廣州一向是我國華南人文薈萃之區,在那兒考個秀才舉人,是極度困難的。那位才氣縱橫的文士,后來做了漢奸的汪精衛。便是當年廣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們要讀讀那些膾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J等等《雙照樓》的詩詞,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么“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為家共飲和”(《劍詩》);什么“龍潛海角恐驚天,暫且偷閑躍在淵”(《龍潛》)等等鄙俗的詩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為什么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毛澤東也是一位土塾師,他那幾首舊詩詞,什么“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也就不夠通順了,而洪塾師還遠不如他。洪秀全的文才大致是在毛澤東夫婦之間。毛江夫人有詩曰:“江上有青峰。藏在云霧中,平時看不見,偶爾露崢嶸。”這和洪天王的“暫且偷閑躍在淵”真可說是無獨有偶了。

洪秀全雖沒文才,他顯然具有極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囂塵上的所謂“特異功能”。因此當他二十五歲那一年,一八三七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廣州應試再度落第之后,受了過度的刺激,他那隱伏的宗教感和潛存的特異功能便被激發了。

我國帝制時代的貧家子弟想僥幸科名,原是一個全家乃至合族的投資事業。往往合家把微薄的資產和集體的希望都投在一個聰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連科及第,則合家也就雞犬升天。可是相反的,如在科場上一再失意,各落孫山,則其打擊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兩度落第之后,回到花縣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四十余日,在昏迷中便發生了神靈感應(vision)——他拜見那黑袍、金須、莊嚴肅穆的“上帝”。上帝說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紹給其“胞兄”耶穌;并囑咐秀全仗劍“下凡除妖”。

洪秀全這種病中經驗,在我們不語怪力亂神的傳統士大夫筆下,簡直是胡言亂語、荒謬絕倫。同樣的,在現代派的革命史家書里,也認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們看來秀全只是“假托”迷信,來爭取工農群眾,參加革命罷了。其實這殊途同歸的新舊兩派史家對洪秀全的解釋,都是因為浸染于一個無神的文化傳統,而無治宗教史和神學之經驗的結果——把一個有神的宗教史,當成無神的思想史處理了。

其實秀全這項vision,在任何有宗救傳統的社會里,都是司空見慣的。治宗教史或神學的作家,并把這靈異分成數種。一般于昏迷中受神靈之“詔”,清醒后記憶猶新,能遵“詔”辦事或傳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類。至于一些于昏迷狀態中,能為神鬼傳語(多用韻文、詩歌),而醒后自己本人卻一無所知者,西人叫做“巫師”(shaman

)。其實“先知”與“巫師”之別,只是替鬼神傳語的方式之不同罷了。當然先知與巫師亦各有真假之別。貨真價實的亦確有其“靈異”(miracle)之處;假的則是一些“魔術師”(magician)了。

根據上項分類。洪秀全(如所言屬實)則應屬于“先知”之列。先知之巨子如摩西、耶穌、穆罕默德皆是也。穆罕默德原是個文盲。據說他那部《可蘭經》,便是“上帝”(Allah)的圣意,通過穆氏口述,由穆罕默德那位頗有文化,比丈夫大出十來歲的富孀夫人,一口氣筆錄下來的——信不信由你。

至于摩西的“十誡”和耶穌的《圣經》(The Holy Scriptures)當然更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學上替上帝傳言的超級“彌賽亞”(Messiah)。等而下之,則有各教的“圣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 leaders)了。我們這位自稱是“上帝之子”、“耶穌之弟”,銜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彌賽亞”、“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稱上帝”、“耶穌化身”,下凡打倒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彌賽亞”、“愷撒瓊斯”,實在是屬于同一類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屬于走火入魔的那個低等級。

楊秀清和蕭朝貴二人,可能是屬于后一型態的shaman(巫師、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狀態”(ecstatic 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楊則有“天父(上帝)附體”,蕭則由“天兄(耶穌)附體”,各自替上帝和耶穌“下凡”傳語,發號施令。如此一來,他二人托天父、天兄傳旨,則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俯首聽詔了。

楊和蕭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種宗教狂熱的氣氛下,可能都變成了“乩童”。此事都發生在一八四八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們聯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靈異”,他對楊、蕭二位“神靈附體”,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靈附體”這一套,在中國農村原極盛行,其情況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楊蕭兩位的神跡,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術表演。可是在他們打到南京之俊,“天父”還要藉秀清之口,向天王為東王“逼封萬歲”,并藉辭笞撻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問題了。

1.4“邪術惑眾”和“聚眾滋事”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異功能”,似乎也是事實。他和能治怪病的瓊斯牧師,甚或《新約圣經》里的耶穌醫師,都確有其相似之處。據太平天國方面的資料,則秀全確實有“能令啞者開口,瘋癱怪疾,信而即愈”的本領(見《洪仁玕自述》)。清方的資料也有記載說“韋[昌輝]妻病危,醫藥無效,洪逆治之立愈”的故事(見半窩居士著《粵寇起事紀實》)。

洪氏這些法術,證之以今日風行海峽兩岸的“氣功師”、“針灸師”,以及一度風行美國的印度“瑜伽師”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實。前些年有位瑜伽師在紐約表演喝硝鏹水、嚼玻璃瓶等絕招時,觀眾之中竟有諾貝爾物理獎金得主承認他是“對科學的公開挑戰”(an open challenge to science)。二十世紀第一流的世界科學家尚且如此,何況十九世紀僻居鄉曲的大清帝國農村中之貧下中農乎。

既有此絕技隨身,因此秀全于三十一歲(一八四三)于廣州三度落第之后,就舍棄功名而專心的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場失意,卻在教場得意。他和馮云山在廣西桂平紫荊山組織“拜上帝會”之后,不朞年便從者如云,遠近來歸了。

【附注】 朞(jī):指時間周而復始。

本來在農村中搞群眾組織,在中國任何朝代里(包括國、共兩黨)都是官家所不許的。君不見今日朝中鄧小平等八老都在靠氣功師保健、保命;但是他們對風起云涌的民間氣功組織,馬上就要下禁令了。“氣功”何傷哉?“聚眾”犯法也。因為在中國從“家天下”到“黨天下”的傳統里,“聚眾”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則不免集體械斗、打家劫舍、鏟富濟貧、吃大戶、搶倉庫、殺官紳、鬧學潮……乃至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官家為防患于未然,也就對聚眾滋事,嚴申禁令。文禁不了,使用武力鎮壓。有機槍、有坦克。殺他一條血路,則滋事者便鳥獸散,俟機再聚。沒機槍、沒坦克,又招安無方,那就揭竿而起,殺官吏、占城池,稱王稱霸了。

1.5洪秀全的“老三篇”

再者洪秀全在丁酉年(一八三七)“升天”時所看到的那一位穿黑色長袍、留齊胸金須的大王爺,和他的兒子,可能是我國小說《烏盆記》里的包公,或《三國演義》里的關云長和他的兒子關平或關興,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當時也不知道他是老幾。

等到他再度翻閱六年前所收藏的梁發著《勸世良言》時,才豁然大悟,原來這位大神便是梁發書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兒子原來就是耶穌。可憐我們這位洪塾師那時還未讀過《圣經》,不知道上帝是“無形無體”,也不知道耶穌是上帝的“獨子”。可是洪氏顯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過“天堂”、見過“上帝”,上帝并且介紹他見過他的“長子”耶穌。因此洪氏讀過《新舊遺詔書》(新舊約)之后,認為《圣經》記載有誤,乃以上帝次子的身分,把《圣經》竄改了七十余條。當歐美在華傳教士,聞風大嘩之時,洪二太子還下詔親征,和他們舌戰筆戰一通。他認為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過天堂,焉知天堂內之事乎?真應閉起鳥嘴……此是后話,下篇再詳敘之。

總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變成一位虔誠而狂熱的基督徒,迨無疑問。等到他與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馮云山,組織了“拜上帝會”之后,乃決心做個終身的職業傳教士,應該也是順理成章的。

不過洪、馮二人傳教之初,他們在廣西所傳的大致也只是個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當洪氏于一八四四年底東歸花縣繼續其塾師生涯時,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論乃日趨精密。據說在其后兩年(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他居然寫了“五十余帙”的勸世詩歌。其三篇精品,我們也或可稱之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們是:

《原道救世歌》

《原道醒世訓》

《原道覺世訓》

雖然寫了這許多,秀全顯然的還認為他悟道不深。因此他于一八四七年再去廣州,向美國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 Roberts)處又學習了三個月。不幸的是羅氏是位頭腦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華裔教徒對洪又大為嫉視,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廣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繼續傳教。

筆者細讀秀全此時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頗覺其不可小視。相反的,我倒覺得它們是“中國宗教史”上一個大大的里程碑。——三篇振聾發聵之作。

理由是這樣的:

我們這宗已有三千余年歷史的“中華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和“敬鬼神而遠之”的倡導之后,我們是個號稱無宗教的民族。其實不然,我們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漢武好“方士”,到后來在社會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們世俗的宗教信仰卻沉入一個很低級的“泛神論”(Pantheism);也可說是低級的迷信,卻實際主宰了我們的社會生活,尤其是中下級的社會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學,自當別論。但“佛學”與我們的社會生活實在沒有太大的關系。)

沒有一個高級的一神論的宗教作主宰,我們的社會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遠之”,可是鬼神既不放過他們,他們也“遠”不了鬼神。原本是個“無神”的佛教,在社會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樣,弄得遍地皆鬼,分身不得。

可是現在好了,世界萬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作個東方的彌賽亞。他要禁絕一切“邪神”,獨崇“上帝”——把中華民族自一個泛神論的迷信火坑里,“救”了出來。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義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國老百姓只許拜一個“真神”上帝,其它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釋迦牟尼、驪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關王、灶神門神、龍王閻羅、牛頭馬面、送子觀音、財神菩薩、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輿風水、陰陽五行、三教九流……總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絕之列!

洪氏這個“老三篇”雖未跳出摩西“十誡”(見《舊約.出埃及記》)的范疇,但是它是“十誡”的“中國化”。他這個“天條”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它所具有的豐富的“宗教感”,也是擲地有聲的。

我國傳統的儒宗史家(如最近去世的錢穆教授),對它嗤之以鼻(見錢著《國史大綱》第六三四頁),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認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動群眾,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見。——洪氏的“老三篇”,事實上是中國宗教史中,從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是一種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種道德規范,它把煙酒嫖賭,也都一體禁絕。

治“穆斯林神學”(Muslim theology)的可蘭經學家們,認為先知穆罕默德之下凡,是上帝派他把阿拉伯民族由“泛神”轉向“唯一真神”的救世主——亦如摩西之感化猶太;耶穌之感化歐洲白人也。循理類推,則洪秀全便是黃種人的穆罕默德了。不幸的是洪秀全所遇的“曾妖”,卻遠比穆氏當年在麥加所遇的異端,要強大得多,所以太平“天國”,就沒有鄂圖曼“帝國”那么幸運了。

【附注】 鄂圖曼帝國:即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1.6“有割與無割,誰非上帝生”

有些太平史家認為秀全在一八四七年向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學道之前,未讀過“新舊約”。此點筆者亦難茍同。不用說上述老三篇《秀全一八四五、六年的作品》,非有新舊約根底不能寫出,猶憶筆者于五〇年代之初,參與哥倫比亞大學所編之“中國文化史精義”計劃翻譯太平天國史料。在太平《幼學詩》中便碰到“有割與無割,誰非上帝生”的詩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學詩》(載《太平天國詩文鈔》,該書有<蔣中正序>),則改為“有知與無知”。我當時翻譯,本可舍難就易,但自覺“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幾經周折,才把“割”字譯成(circumcise)。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蓋在古猶太民族之社會習俗上,男性在“幼兒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實在是一樁極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猶太教”(Judaism)里,“有割”與“無割”,蓋為兩種不同之人類;未經“摩西十五律”所規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難成為“上帝之選民”也。

《幼學詩》是太平天國早期的文獻。詩中呈現著濃厚的儒家道德觀。如所詠“妻道”一節說:“妻道在三從、無違爾夫主,牝雞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強調的還是儒家的“三從四德”和大男人主義。但是它在基督教的教義中,卻已相當深入了——基督教義對“無割之民”,并不歧視。所以秀全在唔羅孝全之前,便早已學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古怪的教義了。

1.7“太平天國”是宗教名詞

所以筆者不揣淺薄,認為太平諸領導,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個發宗教狂的狂熱教主,和吉姆·瓊斯是同一類的人物。瓊斯所追求的也是一個“天國”。——一個不受世俗權威干擾的,任由他和信徒們去過那自由自在的共產主義的宗教生活——“瓊斯堂”的生活。

洪秀全、馮云山早期所追求的顯然也只是個“瓊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二人一到紫荊山便寫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選擇險固所在棲身焉”(見《太平天日》)。他們并沒有與滿洲皇帝爭天下的大志。

后來楊秀清等一伙加入拜上帝會,想建立一個“小天堂”,可能還是這個意思。不過古語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提到在人間建一個“最小最卑盡綢緞、男著龍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們可能就開始羨慕蘇杭寧這個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國”。他們所想象的只是一個“瓊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國”罷了。

所以“太平天國”這國號,原來實在只是夢想中的“小天堂”,一個宗教名詞而已。這一名詞可能在天王登極之前早就出現了。

1.8金田“團營”是什么回事?

且看我國近代史書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義”。據忠王李秀成就義前的親筆“供狀”:太平軍舉事之初,洪秀全之外,只有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它干部與一般會眾均絲毫不知也。

既然數千會眾奉教主之命齊集金田村來“團營”,而又不知團營的目的何在,則團營在會眾心目中,實在只是一種宗教活動罷了。其實李秀成的話是事后說的。在“金田團營”的當時,縱使他們七位開國元勛,也未必就有此乘勢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團營原是一種宗教活動,團營以后的發展是順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團營以后,又怎樣的一步步造起反來呢?

原來廣西省在上個世紀,四〇年代的末季,貧農、教門(如“天地會”、“三合會”械斗成習,聚眾滋事,早巳弄得全省騷然。清代廣西省的政治區劃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廳”。在洪楊金田起義之前,據清方官書報導這種打家劫舍、殺官紳、占城池的暴亂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見《欽定剿平粵匪方略》)。

地方官吏如巡撫鄭祖琛等無力應付,只得隱瞞“賊情”,設法招撫。孰知愈招愈熾——這時武裝暴動的群眾,也早已目無官府。

清廷得報,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則徐,并自各省調兵。筆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調去了一千名。精兵四集,官方乃決心用武力鎮壓。林則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檢大員接替,始有李星沅,繼有賽尚阿,以“欽差大臣”頭銜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勞崇光,以替鄭祖琛為廣西巡撫,協同提督向榮,認真督剿。他們最初的目標原是“三合會”、“天地會”一類更嚴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經占領縣城的天地會首領陳亞潰(貴)、楊撈家、徐亞明諸大股。據王定安著《湘軍記》所載:“時粵匪二十余股,多為勞崇光所殄,惟秀全等獨存”云云,也確是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時的官方,原沒有把“洪秀全”這位落第秀才的“聚眾滋事”,看得太嚴重。可是等到其它各股一一散滅,四方“零星敵匪”無枝可棲,乃紛紛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帶的天地會領袖羅大綱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來歸,秀全坐大,官軍對洪乃開始彈壓,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帶數度接戰,官軍一再挫敗之后,才知道他們有眼不識泰山——秀全這一股之兇狠,實遠非陳亞貴等所能望其項背。官軍之畏葸無用,和會黨臨陣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勵了秀全的黨羽,他們益發不把官軍看在眼內,而企圖大舉了。

【附注】 陳亞潰的原名是“亞貴”,正如孫中山原名孫文,清廷官書多寫成“孫汶”,以示貶斥。

【附注】 畏葸(xǐ):害怕,畏懼。

因此所謂“金田起義”者。事實上只是客觀形勢,積漸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貧苦人民在搞一種狂熱的宗教活動。人多勢大了,難免就有些鏟富濟貧、吃大戶、抗官軍的激烈行為。另一面則是一個腐化專制的政府。它認為這群人民,誤信邪教,聚眾滋事,目無官府,需調軍警彈壓。雙方沖突已久。只是在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彈壓行動中打死了清軍副將伊克坦布,并傷斃官軍三百人。這一下革命群眾信心大增,乃藉教主三十八歲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公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來個“恭祝萬壽起義”(洪仁玕語),慶祝一番。——所謂“萬壽起義”,事實上也是事后追封的。

作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興寫了“五條紀律”,什么遵條令、別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儺(粵語和睦)、同心合力,作為對官軍再度接戰的準備,如此而已。

【附注】 儺(nuó):(1)行走姿態柔美,如“佩玉之儺”;(2)古代臘月驅逐疫鬼的儀式——儺舞。儺戲(中國地方戲曲劇種之一,演員戴木面具,多用反復的、大幅度的程式動作表現請神驅邪、祈福及簡單的戰斗故事)。儺神(傳說中驅除瘟疫的神靈)。

洪秀全是位多產作家,也是位歡喜寫“詔諭”的教主。但在這段所謂“金田起義”時期,卻沒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師辭>或<討武曌檄>、<討粵匪檄>一類的文字。所以所謂“金田起義”這個榮銜實在是洪楊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頭追封的。其情況蓋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軍節”。——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賀龍葉挺在南昌“暴動”,叛離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誰又想到二十余年之后,竟被封為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呢?

【附注】 曌:同“照”,武則天為自己名字造的字。

“金田起義”既沒個確切地點,而且沒個確切日期,也沒一張正式文告。因此它不像是個有計劃的革命發難的行動。洪仁殲事后追述說:“本不欲反,無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這句話,大致是可信的。

總之,金田團營,乃至后來的男女分行、財產歸公的“圣庫”制,都與在近年美洲發生吉姆·瓊斯型的宗教狂,有其極其類似之處。只是客觀環境不同,使他們各走各路罷了。

1.9“水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一八五一年春,洪楊在金田起義之后,和清室官軍在桂平、武宣、象縣一帶,糾纏了幾個月。這一時期官軍的表現實在太窩囊,而此時又民心思亂,太平軍的裹脅則愈來愈大,越戰越勇。宗教熱愈沸騰,“越寒天、越退衣”,簡直到了瘋狂境界。三月二十三日(陰歷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縣東鄉鎮,與天兄耶穌同時“登極”,自封為“天王”,自稱為“朕”,群下對天王則稱“主”。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天王乃率眾竄占永安州城(蒙山縣治),一占數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動。朝廷在痛懲疆吏失職之余,更增調大軍圍剿。

洪楊既占永安,也自知“騎虎難下”(楊秀清語)。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漸化宗教為政治,改組軍隊,重編會眾,以應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舉。

太平軍于一八五一年九月(本文均用陽歷)竄入永安至翌年四月突圍,在永安共駐了八個月。這八個月中最大舉動便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分封諸王了。史學界朋友們總把這“永安封王”視為洪楊軍政組織的起步,筆者卻不以為然。“水安封王”還是一群狂熱教門的宗教行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詔>。他說天父上主皇上帝權威大于一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下在”。一切但聽命上帝可也(這是洪氏自稱)。分封五王者實只是“姑從凡間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楊秀清)為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為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衰封前導副軍師(馮云山)為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后護又副軍師(韋昌輝)為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達胞(石達開)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另詔(天王)后宮稱娘娘;(諸王)貴妃稱王娘。

其實太平軍竄入永安州時,男女老幼不過兩三千人(筆者另有考據),史傳三四萬人皆非也。在兩三千的烏合之眾中,封出五位二十來歲的王爺(達胞那時可能還不足二十),來管治四方“各國”,豈非形同兒戲!但是我輩生長于傳統中國農村之中。看慣佛道二教的什么“設壇”、什么“打醮”等等,就知道沒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裝異服的道士和尚,扛著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薩”、“十殿閻王”等等,就知道這些狂熱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這一套。

不幸的是上個世紀的五〇年代,滿清的氣數將盡,全國,尤其是廣西;在廣西,尤其是久經“土、客”械斗磨練的“客家”農民,正蠢蠢欲動。經過洪楊這一有組織的狂熱的宗教活動,聚眾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來了。

1.10只追不堵和“拖死官軍”

太平軍盤據永安八個月之后,廣西官軍約一萬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軍團團圍住。面對“數倍之敵”,洪揚之眾便不得不突圍以自保了。據參加此次突圍的老長毛事后回憶,他們三二干人,置婦孺于全軍中段(客家婦女皆天足),青壯前后簇擁,一舉沖出重圍。既出重圍,他們前逃,清軍尾追,其情勢就變成我國歷史上所屢見不鮮的“流寇”了。

傳統流寇的作戰方式,多為裹脅農民,鉆隙流竄,飄怱如疾風暴雨;其鋒不可當。攖其鋒者,無不粉身碎骨。因此官軍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們照例是以鄰為壑,只追不堵。堵則自取滅亡,有百害無一利;追則可以趁火打劫,隨地報功請賞,有百利無一弊。正面官軍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險要,或旁敲側擊,絕不正面堵截。在這一公式之下,則流寇一起,便滾起雪球,如入無入之境。尾追官軍也就養寇自重,呼嘯相從,絕不放松。好在中國太大,大家都可無限制的玩其走馬燈,所以黃巢、張獻忠等起義時,都有“拖死官軍”之名言;官軍亦樂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榮的下斷升遷就是個好例子。

三〇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圍“長征”時,追逃雙方所運用的,還是這一傳統公式。追的“中央軍”和逃的“紅軍”,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紅軍過境之處,指揮官軍堵剿的地方將領如湖南何鍵、廣東陳濟棠、廣西李白、云南龍云、四川劉湘、西北諸馬……都只守不堵,“赤匪”過境而去,便皆大歡喜。

倒霉的是我們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帥張學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攖其鋒,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丟盔卸甲,“得不到補充”而牢騷滿腹。少帥那時如已開始研究《明史》,讀一篇<張獻忠傳>,就不會吃那個大虧了。

我們歷史公式里的“洪楊發賊”,永安突圍之后,無人敢堵。他們乃沿途裹脅(李秀成便是被裹脅者之一),直迫省會桂林。圍城一月不克,乃竄入全州,長驅入湘。湘人本好武,見新朝崛起,貧農礦工船夫會黨赴義如云,一時聲威大振。

太平軍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長沙。圍城八十余日不克,乃舍長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漢陽;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擄民船、挾眾七萬五千人(號稱五十萬),順流而下,克九江、安慶、蕪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軍占領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個月,乃形成太平天國在長江下游的割據之局。更在下游的鎮江、揚州則變成時得時失的外圍據點。

1.11“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楊自“永安突圍”至“奠都天京”為時尚不足一年;其行動之快、發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后國民黨“北伐”之下。然國民黨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據地”的兩廣,然后才“誓師北伐”的有計劃的政治擴張。洪楊北竄則是占一城丟一城的流寇行為。所以國民黨于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時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楊奠都南京時,只有南京、鎮江、揚州孤城三座而已。

洪楊如真是英雄人物,則應并此三城而舍之,傾巢北上。以他們那時的氣勢,要一鼓作氣打下北京是絕無問題的。因為此時北京已風聲鶴唳,貴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豐皇帝亦已準備遷都熱河,而太平義師,朝氣正盛,弱點未露。全國人民與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懸,神州正可傳檄而定。誰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個“瓊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諳“世事”,而太平軍實際總指揮楊秀清,則是一只狗熊。富貴對他來得太快了。四年前還只是一個赤貧的燒炭工,如今叱咤風云,錦衣玉食,做了“東王九干歲”,一頭栽入“六朝金粉”里去,他就不能自拔了。

對這群來自落后地區的貧下中農來說,那個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離開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隸”是“罪隸之省”(這都是天王詔書上的話),北上爭雄的勁頭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傾巢而出,尾追而來的欽差大臣向榮的官軍,也就于南京東郊的孝陵衛,自建其“江南大營”;另一欽差琦善,也于揚州郊外建其“江北大營”。兩兩對峙,彼此慢慢扯皮,就勝負難分了。

 

2011-10-27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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