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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送孩子讀私塾嗎?
你會送孩子讀私塾嗎?
南方周末     阅读简体中文版

開學四天后,崔小萌(化名)決定退學。她要離開的不是學校,而是一家私塾。崔小萌今年15歲,她在私塾中背誦四書五經。


2014年8月23日,一大早,她給父母打了電話,要求接她回去,


語氣果斷,但聽著又有些失落:“我是來學國學,不是來背經的。”


梧桐山是深圳的最高峰,山腳有著全國規模最大的“讀經村”。在深圳這個以創新為標志的城市,教育的民間改革也最先發端。三四十家私塾,散落在火柴盒似的民房里。在巷陌間游走,冷不丁“某某學堂”、“某某書院”的匾額就出現在門首。而孩子們整齊的誦讀聲,也從窗戶里跳了出來。


鼎盛時,近千名孩子放棄了體制內的學校教育,在梧桐山讀經誦典。《論語》、《大學》、《中庸》、佛道老莊……學生們朗朗而讀,喁喁而誦,在一遍遍的記誦中,將圣賢之言裝進腦子。


自2004年第一間私塾開辦,這場投注無數人心血的教育實驗,已經持續十年。在京、滬、浙,乃至全國各地,私塾、學堂、讀經聯誼會等已超過3000所,影響了上千上萬的家長和孩子。


如今,這場體制外的實驗走到了十字路口。


耐心耗盡,動蕩來了


2004年,畫家張中和辦起了梧桐山第一所私塾,取名“蒙正學堂”。他是梧桐山私塾教育的肇始者。后來,在他的拉動下,小學教師,餐館老板,也在梧桐山開辦了自己的私塾。數年間,越來越多的國學愛好者匯聚這里,租民房,掛上學堂的匾額。梧桐山從一個寂寂無名的山村,一躍成為民間國學教育的重鎮。


張中和喜歡南懷瑾描繪的讀書畫面——“一群烏鴉噪晚風,諸生喊破好喉嚨。”培養這個時代的圣賢之人,才是張中和的理想。“我的教育理想十年來都沒改變。”


梧桐山最輝煌的時候,一所所學堂像雨后的蘑菇般紛紛生長,堂主們互相鼓勵,“以后梧桐山的圣賢,得一卡車一卡車地往外拉啦。”


但今年,張中和的學生只有最多時的一半。出現同樣狀況的私塾不在少數。


“原本期望的教學效果沒有出現。”2009年,劉海峰在梧桐山開辦了己謙學堂,“我們像古人一樣付出了那么多,但沒有效果。”


危機發軔于2013年。


這一年,梧桐山讀經時間最長的孩子讀經已近十年,許多則已讀了兩三年不等,按照規劃,他們已經讀完乃至背完了四書、五經。


從小讀經的孩子,可以將經典讀得爛熟,但五六年后,家長卻發現他們中的一部分認字都有問題。而那些曾經引以為傲、將整本《大學》、《詩經》、《易經》一口氣吐出唇邊的文字,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凈,若想重溫,只剩吞吞吐吐和自找難堪。


這是因為,學生從小只是跟著老師一遍遍復讀,就和唱歌一樣,聽熟了就能唱,但既不認識音符,也不了解意思。


很難說之前沒有人察覺,這更像是一個終于耗盡耐心的故事。


“當時家長就‘反’了。”在某一家學堂,十幾個家長,接走了自己的孩子。


對私塾的失望,迅速演變成一場金融危機。失去了每個學生5萬到10萬不等的學費,這一年倒閉的私塾就有十來所。


對一部分堂主而言,更難忍受的是精神上的重創。因為私塾的第一個學生,讀得最久的那一個,往往是自己的孩子。


劉海峰的第一個學生就是5歲的女兒。


曾經每一天,他帶著女兒誦讀古書,將“子曰成仁,孟曰取義”讀得口干舌燥。他想讓女兒逃離體制教育的深淵,想讓她變得不一樣,換來的結果,卻只是互相辛苦。


“她完全不愿讀經了。”疲憊的父親語氣累極了。


2013年9月,劉海峰關掉了自己的學堂,離開了梧桐山。


風雨飄搖,堂主們說,這是梧桐山最動蕩的時候。


十年烏托邦


現代意義的兒童讀經運動,在中國大陸興起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主要推動者是臺灣學者王財貴。隨后二十年,他成為大陸民間讀經運動的精神領袖。


在一千余場講座中,王財貴的理論一以貫之:中國的孩子需要學習中國的經典,學習的方法則簡單明了——大量讀經,大量背誦。


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對經典的推崇。“讀童蒙不如讀唐詩,讀唐詩不如讀古文,讀古文不如讀四書五經”。讀了四書五經,其他的也就無需花時間,這被譽為“教育的經濟學”。


而讀的過程,也無需講解和認字,不認字的跟著老師讀就好了,學會拼音后就自己看,高深的內容小孩子本就無法理解,而且即使不理解,經典也自有妙用。


“讀一遍有一遍的好處,讀一百遍有一百遍的好處。”


在王財貴流傳最廣的一次演講中,他舉了一個例子,闡釋了經典的魔力。因為懷孕的母親堅持讀了十個月《論語》,出生的孩子不僅相貌不凡,而且知禮懂事,晚上從不哭鬧。


“第一批推廣讀經的人,許多是佛教徒,讀四書五經和讀佛經的感覺差不多。”一位私塾堂主說了自己的理解。


這還是一種推廣的“不二法門”,由于不講解,讀經教育中,對老師的要求簡化到了極點,只要是對私塾教育感興趣者,都可以組織私塾。


在梧桐山,私塾的堂主和老師們背景各異,輟學學生、茶藝服務員、IT工程師、餐館老板、報社編輯、健身教練……熱愛國學的人們匯集到梧桐山,他們一邊自學一邊授課,最主要的教材就是王財貴編寫的一套注音版的《國學經典誦讀系列》。


憑了經典本身的價值,“老師只有一杯水,但可以給學生一條河”。


私塾老師吳太雪在高二時接觸到了讀經,那時她的學習不上不下。聽了王財貴的講座光碟,才恍覺原來經典的價值那么永恒,立誓將《論語》讀完一百遍,說不定對數學也有幫助。還沒讀完,她就退了學,輾轉來到梧桐山。


如今,在她的私塾里,每天都二十四小時循環播放著一位法師對《弟子規》的講解,無論學生是在上課、玩耍還是吃飯,又或者根本不在屋里,電視里的諄諄教導都永不停休。


這是一種混雜著教育觀和文化情懷乃至文化自尊心的理念。人們將對體制教育的不滿投射其中,又將對傳統文化的熱忱附著其上,最后形成的,既有一種宗教性的熱忱,也有一種使命感:“我們是在為國家和民族,培養真正的人才。”


讀經的雄心還不止于此。


“我們要培養的人物,能夠引領人類前進方向。”一家私塾的堂主說。


在這家私塾的教學規劃表上,學生除了要讀背四書五經外,還要在六年的時間內,用同樣的方式,在完全不懂外語的情況下,跟著錄音機,朗讀背誦英文的十四行詩、德文《圣經》、法文《圣經》以及日文的《論語》。


與體制內教育的強烈對比,吸引了許多熱忱的家長:學校沉重的課業負担,白熱化的考試競爭,甚至復雜的人際關系,都推著家長將孩子送入另一種聽起來遠為純粹而雄心勃勃的教育。


“現在大學讀出來也找不到工作”、“我想讓孩子了解一些傳統文化,變得知禮”這是家長頻繁給出的理由。


“這是一種烏托邦。”北京師范大學國學經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梓教授發現,許多讀經教育的推動者,熱衷于培養圣賢,而傳統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他看來,應該是培養既有知識又有文化的現代中國人。


“在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傳統文化成了社會產生認同的最大公約數。”


劉海峰會告訴家長讀經的好處,在古文方面,讀經一年有高中語文程度,讀經二年有大學語文程度,讀經三年有中文系語文程度,大家都這么說,“但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治“病”學校


崔小萌退學的鹿鳴學堂,是梧桐山規模最大的私塾,學生人數常年超過百人。


六歲那年,她就在鹿鳴學堂待過一年。那時學堂還沒有搬來梧桐山,在深圳市內的一個小區里。學生只有她和堂主孟丹梅的女兒。


每天她和堂主的女兒從早讀經到晚,但讀的什么都忘了,崔小萌有印象的,是那時堂主的女兒好像得了厭食癥,每天背完經吃完飯就要吐。


一年后,她被父母接回家。再次來到鹿鳴學堂時,已經十五歲,作為問題少女被送了進來。


“老師面前我很乖,但在學校天天打架。”崔小萌留著一頭長發,語音平實,只有當對方表示難以置信,才習慣性地皺皺眉。


崔小萌代表了一大批被送來私塾的學生——問題少年。


“家長將孩子送來私塾的動機有兩種,一種是真的有傳統文化的情懷,另一種就是孩子太頑劣,在學校混不下去了,想用傳統文化在道德上‘治病’。”一位私塾堂主說,現實是,后一種占的比例更大。


“有的私塾,完全成了問題少年學堂。”堂主們都認為,這影響了讀經教學的效果,他們抱怨道,管理問題少年,吃力不討好,耗費了大量精力。


“我感覺是那一年的私塾產生的陰影,太壓抑了,長大了才要發泄出來。”2014年,當崔小萌再次來到鹿鳴學堂,她感到這種壓抑的氛圍依然存在,她的同學們,那些13歲以上的大孩子,顯得都有些沉郁。


學堂實行封閉式寄宿制管理,不能看電視,不能用電腦,不能用手機,也不準隨便出入。目的是為了將學生隔離于社會的“污染”之外,好讓他們“一心只讀圣賢書”。


但崔小萌說,每天讀完七八個小時的經書后,那些大孩子,也會偷偷地抽煙,跑出去上網吧,或者打架談戀愛。每天讀誦圣人的教誨,并沒將他們變成謙謙君子。“有的比我在學校認識的壞學生還要壞。”她想了想,接著補充,“是那種陰陰的壞。”


崔小萌來到學堂的時候,堂主的女兒在讀經十年后,已經被送到了北京,進入王財貴開辦的文禮書院。


“十年讀經,十年解經”,王財貴為讀經的孩子構想了一個超過二十年的學業過程,先用十年時間記誦中外經典,再用十年時間加以意義的理解。


“這也是為私塾的孩子找了條出路。”一位堂主說。


2012年9月28日,書院在北京正式成立,這所私塾路上的清華北大,面向全國招生,標準可謂嚴苛,“能背誦經典三十萬字(中文二十萬,外文十萬)以上”。


“我的女兒背完了二十萬字,”孟丹梅說,“是作為陪讀生進去學習的。”


但一位同學告訴崔小萌,孟老師的女兒曾經說過,她其實想當明星。


一直到今年,書院才有兩個學生真正達到了背誦三十萬字的要求,一位還來自臺灣。


“我覺得這顯然不合理,現在我們國內最有學問的學者,是古典學者,也沒有人能背誦三十萬字。”徐梓對此不以為然。


但這個標準卻實實在在改變了崔小萌和她的同學們的生活。


原先,對于背誦,學堂并沒有嚴格的要求,現在則有了“包本”的制度,所有學生,都要求將某本經典讀誦百遍后,進行“包本”,也就是一次性背誦,同時錄像,作為以后進入文禮書院的證據。那些原本幾年前就背完了的學生,由于沒錄像,背了也不作數,重背時,又早忘得一干二凈,狼狽不堪。


這成了一種變相的考核,學生和老師,圍繞著“進書院”開始緊張地運轉,一堂讀經課的時間也從六十分鐘增加到了一百分鐘。


“讀經的學生,不上書院是沒前途的。”老師們這么動員他們。


“多一個上書院,學堂的名氣就大很多,方便招生賺錢。”崔小萌說,一個學生一年的學費是五萬塊。


“我不想上書院。”崔小萌的同學劉靈(化名)也和她在同一天退學了,“但我一說完,老師臉就沉了下來。”劉靈想學中醫,老師告訴她,中醫是聰明人學的。


“這不成了另外一種應試教育嗎?”崔小萌本想離開體制學校,沒想到又進了另一所——“讀經學校”。


這里是南方周末

微信號:nanfangzhoumo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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