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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瑪莎·吉斯
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瑪莎·吉斯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雷蒙德·卡佛在看書,1984年

我是在1980年認識的雷蒙德,當時我參加了他在華盛頓州湯森港市執教的兩周夏季寫作班。事實上,為了進這個班,我寫了平生第一個短篇,此前我只寫過新聞報道,但是卡佛的短篇《家門口就有這么多水》(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讓我寫起了虛構作品,應該說,它改變了我,因為讀這個短篇,讓我茅塞頓開。


在他的這個短篇小說中,有個男的周末去納徹斯河釣魚。第一天晚上,他和伙伴發現水里漂著一個少女的尸體,他們沒有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就去通知有關部門,而是把她綁到岸邊,然后這個周末余下的時間都在釣魚,卡佛說:“他們聲稱自己累了,時間又晚,以及事實上,那個女孩也去不了哪兒。”


那個短篇是通過一個女性的角度講述的,她是跟朋友去釣魚的那個人的妻子。那個短篇講述得極為巧妙,準確再現了她的恐懼、好奇、反感和渴望的感覺,短篇中那些讓人難以從心理上接受的事實讓我深受震撼。


讀過這個短篇后只過了幾個星期——這段期間,我潛意識里有了個想法后,就一直有所期待——一份宣傳冊到了我的桌子上,宣稱7月份時,卡佛將會在培訓中心(Centrum)教寫作。他可以招收16名學生,申請時,必須提交一個短篇。


我當時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負責一個電影及錄像制作者中心,維持一個非營利性藝構讓我甚至沒時間去打開日程安排手冊。然而在接下來的8個周末里,我取消了其他活動,去寫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我把自己關在公寓里,一直只穿著睡袍,沒有換別的衣服,沒有接電話。


一開始,我重讀了手邊的短篇小說——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和約翰·契佛(John Cheever)3月份剛出的那本厚厚的紅色平裝短篇集。


根據這些典范,我努力想琢磨出短篇小說實際上是什么:對白、敘事、描寫、過渡和場景怎樣起作用。14年后的現在,我醒悟了如果把自己的閱讀限于當代作品,這個過程就會容易一點。當時的情況是,我對簡·鮑爾斯和斯蒂芬·克萊恩同樣看重。


這段時間,我也搜腸刮肚,想找到自己的短篇小說,小小的短篇開筆之作,它也許能超越個人的記事,讓別人讀著也覺得有意思。我不知道從什么角度講述,從多遠距離?怎樣正確展開情節?講述上何時適可而止?


一個星期六上午,我在靠房子后面陽光照耀的臥室里支起一張牌桌,把精神上受傷的南方士兵、灰心的通勤者、濫交的老處女以及被領到黃天鎮的新娘的鬼魂驅趕開,我一口氣寫了12個鐘頭。時不時,我踱過過道去廚房倒杯咖啡。


我的短篇,是關于一個有婦之夫準備離開自己的女朋友,他把她領到一間西班牙風味小餐館,希望他能在那里很快地宣布這件難以開口的事,好讓他們可以享用在一起的最后一頓晚餐。


寫得成功嗎?我的看法是,它要么能在《1980年度美國最佳短篇小說》中穩居一席,要么遠遠不能稱為短篇小說,古怪地讓人們看到兩個心胸狹隘的人,既缺乏意義,又談不上結構和優雅。我在這兩種判斷之間游移得要命,甚至在我把它放進街角藍色郵筒時也是。


***


我第一次見到雷蒙德·卡佛(他身體魁梧,身高6英尺)時,他穿著格子襯衫和卡其布休閑褲,坐在一張帶著圍椅式寫字板的椅子上,他長長的腿伸到我們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們會這樣做,”他提議道,他話音低沉,幾乎是咕噥。我們有8天時間,他提議全班同學下午兩點鐘碰頭,上午用來寫作以及私下跟他討論。“如果你們覺得沒問題,”他又說,然后探詢地掃視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傳閱過,我們就可以先讀一讀,準備評論意見。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聲閱讀他的短篇,有時間的話,卡佛可能讓別人來讀,這樣可以從另一個人口里聽到自己的短篇。小組討論某個短篇時,作者不可以發言,好不讓他為自己辯解,更好地聆聽,記下別人所講的。那次讓我知道這是愛荷華做法,也就是說,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過的愛荷華州立大學寫作班(10年后,他也在那里教過課)上的做法。


通常,雷從問一個問題來開始點評:“這算是個短篇小說嗎?”甚至對結構最糟糕、不可救藥的故事,他也會這樣問,而且極為嚴肅地幫助我們弄清楚為什么是,或者為什么不是。


如果有人開玩笑地提一個問題,他從來不會隨便回答,而總是認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話經常出自緊張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評論時帶著譏諷(不是自貶)或者殘酷(那可要命!)他會安靜地盯著別處一會兒,通常抽著煙,耐心地等待我們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們要做的,是確定這個短篇的意圖,著手幫助作者更好地表達意圖。同時,我們對觀點上的游移、被動的結構和蹩腳的倒置之類保持警惕。卡佛告訴我們要評論得具體,有建設性。


他對每個人都鼓勵,不管某個短篇有可能在我們眼里有多么沒希望。我聽說并不是每位老師都會這樣。我們班上有個女生前一年跟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學習過,斯通建議她完全放棄寫作!當然,她深受打擊。我后來讀到過《巴黎評論》上對威廉·斯蒂倫(William Styron)的一篇訪談,他在訪談中說道:“教師應該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農民一樣精心挑選,不去鼓勵那些沒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對我們都鼓勵,而把剔苗工作留給了上帝。


除了善意與尊重,雷還有極好的幽默感,幾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證明這一點。他跟我們講了他怎樣有一次去旁聽審案,一個女孩上了證人席,站在那里一再說“后來他走了”、“后來我走了”。他很羨慕像這樣自在使用語言,特別是那種用法,出現在他的《涼亭》(Gazebo)中。與此類似,是他喜歡新詞,我記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 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詞,讓他覺得妙不可言,并問她是否可以借用這個詞。


“短篇小說更接近詩歌,而不是長篇小說,”他說過,“是像詩歌一樣,一行行構建起來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議,關于怎樣可以寫得更容易,然而不把這些當成規則:“短篇小說作者如果不去嘗試使用全知全覺的口吻,會寫得很艱苦,受限的第三人稱能讓我們嘗試去寫很多方面。”他告訴初學者。


他主要是告訴我們他覺得行之有效的寫作方式:“我盡量寫得快,不是用速記的方法。我都是在兩天內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話,我想一天內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進第一稿。”他強調道,“第一稿是你所寫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后的定稿。”雷稱這些臃腫而書寫過多的第一稿為“銀行存款”,是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幾個月內的工作對象。他期望我們視需要,可以把一個短篇重寫二三十遍。他說,他的短篇小說《鄰居》(Neighbors)一開始的篇幅是后來定稿的10倍長。他一再提醒我們,寫作是個艱苦的過程,我們應當學會享受改稿過程。


總是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他怎樣能伸進我們的段落拎出一個蹩腳的句子,認真改寫,直到這個句子在他手里變得完美,亮光閃閃。


卡佛跟我們說我們從事的,的確是一項很嚴肅的事業,他說50年代后期在奇科州立大學,約翰·加德納(John Gardner)這樣教導他,他也談到加德納做事一絲不茍,而且有耐心,作為作家和教師都是這樣。如果我們想當作家,應該有心理準備的是,不僅過很久才會進步一點,過程也艱辛;雷跟我們說,我們要準備去出力。


大多數時候,他避免討論發表的事,不過他的確跟我們說了他自己的“重要日子”,那是在1960年,當時他收到了投稿成功的第一封通知,一天之內收到了兩封!一封來自《西部人文評論》(Western Humanities Review),接受了他的短篇小說《牧歌》(Pastoral),他們以發樣刊代稿費;另一封信來自《目標》(Targets,現已停刊),他們接受了他的詩《銅環》(The Brass Ring),并寄來了一元錢。


“一元錢!”一個學生呻吟道。


“可是呢,也沒有誰要求你去寫作。”卡佛覺得好玩,笑瞇瞇地說。


1980年時,卡佛發表的唯一一本小說作品是《請你安靜點好嗎?》(Will You Please Be Quiet,Please?),不過之前他已經出了3本薄薄的詩集。他的作品多數刊登在文學季刊上。他讓我們傳閱《三季刊》(Triquarterly)和《安泰》(Antaeues),好讓我們看看文學季刊是什么樣。


除了上課,我們只是偶爾才會看到雷,他一個人走過沃登堡(培訓中心的地點)寬闊的草地,不會逗留,我記得在諾曼·梅勒的哪部作品里,讀到過男的在走路時,要么拱著肩膀像頭熊,要么屁股晃來晃去像只貓。(30年來,我對這樣荒唐地區分男的倒是一直沒忘掉。)然而,卡佛走路肩膀拱得像頭熊。他會一個人走進華盛頓州立公園服務區的自助餐廳,把他的桔黃色塑料餐盤端到靠墻的一張小桌子那邊,從來不端到我們平時吃飯的那張長桌上一起吃。他沒把自己當成我們的好朋友,也當然沒往那個方向努力。


我當然對他感到好奇,總算拼起了關于他的一份傳略:


早在1934年,雷的父親從阿肯色州來到瀕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區,想找份穩定的工作。他在大河谷水壩當了一陣子建筑工人后,把全家搬到了俄勒岡州的克萊茨卡尼(雷在那里出生),然后又搬到華盛頓州的雅基馬鎮,他去了博伊西·卡斯凱德公司的鋸木廠工作,負責磨鋸。卡佛在雅基馬長大,那是個圍繞著鋸木廠和蘋果園而建的小鎮子。


我了解那里的風情,那邊的人喝純酒,隨波逐流地過日子。我是在俄勒岡州獨立鎮長大的,那里也有間鋸木廠,另外還有豆田和草莓地。我上的那所高中里,鋸木廠工人的孩子們英語得C——要么更差,他們打球行,寫東西不行。卡佛也說過,他高中畢業時,成績幾乎在班上墊底。


我記得他提到了他戒酒的那天:1977年6月2日。


另外還有那場為時甚久的婚姻,其遺跡,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有顯示。


如果說烈酒是汽油,他的兩個孩子則是火柴,有好多年,他的生活都有焚燒一空的危險。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瑪麗安·柏克在自己還不到20歲時,就生了兩個孩子,他后來在隨筆《火》(Fires)中,說兩個孩子對他的寫作影響最大,“是種沉重而有害的影響。”他用了那樣的詞。


烈酒和孩子,沒有時間,沒有錢,這些是雷所要面對的逆境,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詳盡的記錄。


卡佛有好多年經濟拮據,在他的短篇小說中,男的失了業,人們急急忙忙賣掉他們的汽車。他知道前門廊上傳來的收賬人的可怕腳步聲,走過松動的地板吱嘎作響。他在鋸木廠干過,也采摘過郁金香、當過加油工、在醫院擦過地板。上班后,他會回到因為貧窮而亂七八糟的家里。他有時候出門坐在小汽車里,想在那里寫短篇小說。


在培訓中心晚上時,教授寫作的老師們會在那間軍用小教堂里朗讀自己的作品。輪到雷朗讀的那天晚上,我坐在第一排。從《請你安靜點好嗎?》集子里,他挑選了《肥》(Fat),關于一位被一個肥胖的顧客所迷戀的女侍者。接下來他讀了《涼亭》,來自他的第二本集子,克諾夫書局剛剛買下。這篇是說一對夫婦為了解決他們婚姻中的問題,拿了瓶威士忌躲在一個汽車旅館房間里,也是在這一篇里,敘述者說“后來我走了”,“后來霍莉走了”,很搞笑,雷得停下來好幾次,等笑聲停下來。我在前排,像別人一樣笑得不可開交。后來我記得——就是杜安說“我回過頭看,我們所做的重要決定,都是在我們喝酒時做出的”那一句——我的喉嚨突然一緊,不覺當著大家的面在抽泣。跟卡佛別的短篇一樣,《涼亭》的平靜表面下,有著要命的水下逆流。


培訓中心所做的值得贊賞的一件事,是在寫作培訓計劃中,白天是寫作班,每天晚上都有朗誦會,其他安排就沒有多少,你就需要這些。我看到過一份伯克利大學寫作班的宣傳冊,里面說會組織看電影、舉辦雞尾酒會,還會約見代理人以及心理分析專家!


然而我的確記得曾為培訓中心的學生舉辦過一次初到招待會。雷沒有參加,我想是因為抬出來的是一桶葡萄酒。這次招待會的本意,是讓寫不同類型作品的幾群人融合一下,但是可想而知,寫偵探小說的湊到一起,寫兒童小說、寫長篇小說、寫短篇小說的都各自湊到一起。我們這群人呷著塑料杯子里盛的葡萄酒,坦承了因為有機會跟卡佛學習而感到興奮。一個女的說她是靠從一位姨媽那里繼承的1000美元來參加培訓的;另外一位從圖森那邊搭便車過來,小汽車上其他幾個人是皮瑪族印第安人,他們慢悠悠地開車,讓他急得夠嗆;另外一個小伙子說他是在6月23日,即他生日那天收到的錄取通知。我們試過想猜猜有多少人報名,卻未被錄取。


這時一個在辦公室幫過忙的女的開口說,這個班招生根本沒有什么篩選程序。


我們這群人都不出聲了。


“報名的只有十六個人。”


我記得干酪看上去像是裂了口,胡蘿卜開始扭動,另外管他的,反正雷是不會出現了,我們就開始三三兩兩走回我們的宿舍。


然而這群人中,還是有幾位不錯的寫作者,其中有克雷格·萊斯利(Craig Lesley),他帶來了后來他以《凍殺》(Winterkill)之名出版的長篇小說中的幾章,還有阿歷克斯·漢考克(Alex Hancock),當時已經在寫作《入明》(Into the Light),還有埃莉·斯考特(Ellie Scott),她的短篇如今刊登在很多份季刊上。


***


后來的兩年里,我寫作很用功,同時盡量不去操心發表的事。雷說過無論如何,我們要學會寫作。


到那時,我已經辭了西北媒體項目的主任職務,搬到了西雅圖。我得到一份合同,要組織一次西北地區電影研討會,將在西雅圖中心劇場舉行,那一年的半年時間里,我干那份工作,其余半年里,我寫短篇。


然后在1982年,雷按計劃又要來培訓中心授課,我再次參加了。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顯得疲累,而且似乎抽煙抽得更兇。《我們談論愛情時談論什么》已經出版,《紐約客》上刊登了《大廚的房子》(Chef's House)和《我打電話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這兩個短篇都是關于努很大力想戒酒的酒鬼。在一份當時認為好生活就是雞尾酒——在漫畫里,在小說里,在多蘿西·帕克時代阿爾貢耿旅館圓桌的傳奇故事中——的雜志上刊登這種小說,實在令人驚訝。那個月(1982年7月)晚些時候,這份雜志上刊登了《馬轡頭》(The Bridle),里面一個人喝醉了酒,從一間小屋的屋頂上往游泳池跳——卻跳偏了。在我眼里,他們刊登的整頁添加利金酒廣告——冰綠色瓶體上往下滴著凝結的水——再也不一樣了。


我們問他時,卡佛也承認取得成功,讓他過得輕松了一點。“我不再像以前一樣,浪費那么多時間了。”他說,“我坐下來時,一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關于那個夏天,我最突出的記憶,是跟雷的一次私下面談。從第一次見到他之后的兩年里,我持之以恒地寫作,我很看重這次面談。


他提前就拿到了我的原稿,我在約好的時間去了培訓中心他住的小房子。他請我坐下來——我坐到了沙發上——但是他沒坐,一邊說話,一邊在屋里踱來踱去。他問我以何為生,“作家們得做點什么事情來買時間:寫作不掙錢。”


我簡單解釋了一下我的工作,不過我記得當時我想他應該不難理解。為了那次電影研討會,我得約請發言人、訂機票、訂酒店、跟洗印廠、會議承辦人、放映員和拍攝設備生產商打交道。


“我們需要反映人們如何應對工作的短篇。”卡佛在班上說過。可是我想我的作品在他眼里模糊而且抽象。不管怎樣,他沒有追問。過了一會兒,他從桌子上拿起我的短篇小說盯著看,等他又抬眼看我時,他說:“你是個作家。”這話出自他口,意義重大。


80年代后期,經常看到評論者和編輯哀嘆模仿卡佛的人數量之多,但是雷從來不曾把自己的風格強加給學生。要說有模仿者,那肯定是他們自己覺得這種講故事方式的干凈、樸素和微妙之處堪可佩服,并努力去復制那種風格。


那一年同在培訓中心授課的戈登·利什則不一樣,作為前克諾夫書局編輯和《君子》雜志編輯,利什以東海岸文學新潮的決定者自居。


利什上午跟他班上的學生上課,在室外草地上,我們這些上卡佛的寫作班的同學覺得這是公開邀請,就自己去坐在那一圈人的外圍,聽他會怎么說。利什喜歡定下條條框框:“頭兩個句子形成攻勢,”他解釋道,“攻勢的三個基本因素,是姿態、權威和新聞。”


克雷格·萊斯利當時也回到了培訓中心,參加了利什的那一組學習,他得到的建議讓我吃驚不小。克雷格交給利什一個短篇,關于在彭德爾頓牛仔競技表演大賽的幾個印第安人,他們在一輛皮卡的后車廂里喝一瓶用牛皮紙袋裝著的桃紅葡萄酒。“那不是新聞,”利什說,“我們都看到過印第安人喝葡萄酒,給我看看幾個印第安人在一輛皮卡的后車廂喝馬提尼酒吧,這才是新聞!”


就他本人來說,雷喜歡各種形式的寫作,包括福克納華麗的行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黑暗和康拉德的浪漫故事。他說他從海明威那兒學會了刪掉形容詞、副詞,卻又告誡我們:“海明威說的關于寫作的話,你們也不能全信。”他在喜歡的作家方面趣味廣泛。他說有一次他在聽到約瑟夫·布羅茨基朗誦后深受觸動,回家后熬了一晚上寫詩,決心再也不離開詩歌創作。他滿懷熱情地跟我們提到了他熱愛的一些作家:不只是托爾斯泰、喬伊斯、巴別爾和弗蘭納里·奧康納,而且還有他的同時代人:瓊·迪迪安,拉瑞·沃伊伍德(Larry Woiwode),杰弗里·沃爾夫(Georffrey Wolff)和托比亞斯·沃爾夫(Tobias Wolff),萊斯利·西爾科(Leslie Silko),巴里·漢納(Barry Hannah),安·貝蒂(Ann Beatie),詹姆斯·帕迪(James Purdy)——這是一位大師級藝術家,雷懷著欽佩之情讀了好多年他的作品。


他主要是尋找情感。這里有句卡佛說過的話,我記在筆記本上:“一個短篇小說、一部長篇或者一首詩應該產生一定次數的感情沖擊,你可以從沖擊的強度及次數上,來判斷這部作品水平如何。”


他對瀕大平洋的西北地區的同行特別看重,為他們感到驕傲和快樂。“西部的文學還處于初創階段。”他說。他讓我們去閱讀理查德·域果(Richard Hugo,當時住在蒙大拿州)的作品,當然是讀他的詩,另外還有他關于寫作的隨筆——收在那本《此鎮一觸即發》(The Triggering Town)。雷支持比爾·基特里奇(Bill Kittredge)、厄秀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約翰·基布爾(John Keeble)、瑪麗琳·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以及吉姆·韋爾奇(Jim Welch)。他支持苔絲·加拉格爾(Tess Gallagher,當時已是他4年來的伴侶),還支持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他們是好朋友。


雷跟我們說過,理查德·福特也是個喜歡改稿的人,這種同道中人的數量蔚為壯觀。“他先是用第一人稱寫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心一瓣》(A Piece of My Heart),效果不好,他花了3年時間才寫完,然而他用第三人稱重寫了一篇,又花了一年半時間。”福特的書當時已經絕版,不過我還是記下了他的名字。


雷有種觀點,認為西海岸寫作正在復興,跟20年代的巴黎或者不管你可能提到的哪個美國南方時期不無相似之處。10年后,我看到霍華德展示他在象鼻蟲出版社(Zyzzyva,只出版西海岸地區的作家)出版過的作家地圖時,我幾乎相信的確是那樣。


1983年,卡佛有了件天大的好事:他獲得了哈羅德·史特勞斯和米爾德里德·史特勞斯夫婦生活獎,每年35000美元,為期5年。我從私心出發,對其中一個條件感到不滿:他應該是不會再教書了,而是會全職寫作。


他放棄了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的教職,也放棄了教寫作班,我再也沒能跟他學習過。


我后來再次見到他,是他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朗誦會后在西雅圖的一個派對上。我心懷期望地問他是否懷念教書,他說:“談不上,沒有。”“嗯,你也許不再是我的老師了,”我說,“可我還是你的學生。”


他說:“你真是好心腸。”那是他喜歡說的話。


我第一次短篇小說投稿成功后,雷在回信中寫道:“跨過發表那道線挺重要,非常有助于確定一件做了那么久、那么認真的事情是正確的。我為你感到高興。”


接下來一次見他,是在華盛頓州立大學,那是我們在1986年秋天聚到一起緬懷理查德·域果時。但如果不是1987年春天發生的某件事,本來有可能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直接聯系,那時,一位在電影界的老朋友讓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變。


在此兩年前,我放棄了舉辦電影研討會的那份合同,幾乎跟過去幾年里我請到西北地區的電影人都失去了聯系。但是那年春天,吉爾·戈德米洛在為她的第一部故事片《等待月亮》(Waiting for the Moon,關于在巴黎時的格特魯德·斯坦因)巡回宣傳而路過西雅圖時,她給我打了個電話。


在派克街市場的紅門餐館杯盞之間,戈德米洛跟我說她在從巴黎回國的飛機上,讀了《我們談論愛情時談論什么》,她想起來我認識卡佛。“我就是有這種感覺,”她說,“那些故事實際上都發生過。據你了解,是不是真實的?”


對一位小說作家來說,“真實”有可能是個令人不安的詞,我記得我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膀。


她對我那樣回答根本不在意,而是為這些短篇小說有可能拍成電影而激動。“我有個想法,”她說,“通過安排順序,那些短篇有可能講述一個人的生活——我已經確定了應該有一個主角,其他方面,我想盡量忠實原著,甚至會讓兩個故事之間銀幕全黑一下。你覺得怎么樣?”


“這是個很有文學味的想法,”我說,“一個純粹主義者的卡佛電影。”


可是等她問我能不能幫她寫劇本時,我給嚇住了,不僅是因為我對她這位影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而且是因為我從來沒寫過電影劇本,顯然她需要一個真正的編劇。我又要了杯金酒。


可是她堅持那個主意。我認識雷蒙德·卡佛,了解那一地區,也就是說地點——雅基馬,奇科,尤里卡,庫珀蒂諾,我了解那種飲酒文化。(她剛剛把空了的霞多利酒酒杯給了侍者,要他拿瓶礦泉水來。)我沒有參加作家工會,所以她請得起我。她知道我很欣賞她的電影,那對她意義重大,這一點在長期合作中很關鍵。她指望我會極端忠實于卡佛的作品,比任何“真正的”編劇都更注意這一點。另外早在1980年,我在培訓中心上培訓班時,就給她寫過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關于雷蒙德·卡佛的。顯然,她剛剛在一個舊鞋盒里看到了這封信,并把這看作一個啟示。


她的提議讓我受寵如驚,我很快地合計有多大機會能繞過哈羅德·史特勞斯和米爾德里德·史特勞斯夫婦生活獎的那個讓人討厭的附加條件(即他不能教寫作)。嗯,好吧,我一邊跟侍者換高腳杯時一邊想,不過他也許可以指導……


1987年10月,我們飛去了錫拉丘斯,拿40頁的初稿給雷和苔絲看。當時他正開始癌癥療程,他的肺部給切除了三分之二。“現在沒事了。”他一再說,“我沒事。”


他們端上了阿拉斯加三文魚,在西岸地區,這表示熱烈歡迎,我試過不出聲地隔著桌子向吉爾示意,要她放心。


我們吃完后,雷把初稿拿去書房。吉爾和苔絲攤開手腳坐在客廳的地毯上聊天,我心不在焉地坐在沙發上,想知道樓上的雷是怎么想的。在把那些短篇像吉爾所設想的串起來時,我假定有一位主角。可是我也悄悄往劇本里放進不少傳記方面的信息,暗示那個主角就是雷。他是否會覺得我抹去了藝術和藝術家之間的距離(他的作品中,本來已相隔不遠)?他是否會覺得這樣侵犯了他的隱私?我有點担心。


過了段時間——差不多有一個鐘頭,我想——雷下來了。他們那幢兩層樓的房子有一座木頭樓梯,我聽到每一步咚咚響的聲音。他走進客廳,吉爾和苔絲陷入沉默,雷看著我,用他輕聲咕噥式的聲音說:“很棒,我覺得很棒。”


我想一下子摟住吉爾尖叫起來,可是控制住了自己。雷過來跟我一起坐在沙發上,我們把那篇初稿討論了一個半鐘頭左右,慢慢地一頁一頁翻過去,過了一遍他在頁邊寫下的筆記。


1988年5月,我在西雅圖的埃利奧特灣書店又見到了雷,那是他最后一次參加朗誦會。他在那天收到了14頁的選擇權合同,我也收到了我的那份,我承認沒讀就交了出去。


“我沒讀就簽了名。”雷說完哈哈大笑。


那天晚上,他讀了《大象》(Elephant),關于一個被家里每個人追著要錢的人,這個短篇也是一開始讀著滑稽,但是到最后,你聽得見自己的心跳。他似乎讀得有點透不上氣,但還是讀完了。他的臉龐浮腫,有傳聞說他的癌癥已經轉移到了他的大腦,可是雷仍然堅持說他沒事。“我會撐過去的。”他告訴我。


當時,我最小的妹妹也在跟癌癥做斗爭,她極其想聽到哪怕有一次交談不以那個沉重的問題(“你到底怎么樣?”)開始。可是她的決定,是從不掩蓋事實,她已被告知自己是癌癥晚期。


一個月后,雷和苔絲舉辦了婚禮,我還是沒有意識到什么。


這段時間,因為作家協會在舉行罷工,整個電影業陷入停頓。出于這個原因,吉爾商談推遲實施選擇權的期限。8月1日,罷工仍未結束,我們實施了選擇權。


8月2日,雷因為肺癌,在安吉利斯港去世。


8月3日,作家協會的罷工問題解決了。


1988年8月4日,苔絲·加拉格爾把雷蒙德·卡佛安葬在安吉利斯港。


我無法去送葬,因為我當時有合同在身,那一周要為帕金斯—科伊律師行打字,我坐在律師行位于25層樓的波特蘭辦公室,感覺痛苦。休息時間時,一位律師的秘書大步流星從餐廳那邊走過來,在聊她的一個女友為什么要離開丈夫。說話中間,她點著一根煙,狠狠地抽了兩口又摁滅了,然后從冰箱里拿了罐減肥可樂就急急忙忙往門口走,撇下一句話還回蕩在空中:“他老公就是從來沒能讓她的裙子飛起來。”


我把那句話記下來,覺得那一刻,是我個人跟雷有了交流。


***


到這時,我已經搬回俄勒岡州。我一直不曾輟筆,又發表過幾個短篇,得過幾個獎項,然后在1989年,有人邀請我去瑪麗爾赫斯特學院教寫作。


我們始終未能拍成我們的卡佛電影。最后,吉爾距離她的最低預算還缺25萬美元。她生命中的4年時間都投進了這個計劃,卻未能留下一部電影。1992年秋天,她接受了圣母大學的一份教職。


對我們來說,人們是一步步去世的。我放棄打磨那個劇本時,第二次失去了雷。現在留下的是他的詩和短篇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他仍然是我的老師。


時不時,一位學生會打斷我講課,問起雷蒙德·卡佛。“我是說,他是個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老師?”


“你們有多少人讀過雷蒙德·卡佛的作品?”我讓大家舉手時,通常班上有一半人會舉手。


我一再說,你們一定要讀作品。找一本《我打電話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從頭開始,通讀這本書。這是卡佛自選短篇集的唯一版本,是按作品寫作先后順序排列的。讀讀《肥》,這個短篇讓人讀了難以忘懷,寫得用筆儉省;讀讀《大教堂》(Cathedral),這對卡佛來說,是關鍵的一篇,里面的語言開始變得豐滿;讀讀《差事》(Errand),寫的是契訶夫(雷熱愛的一位作家)去世時的一個時刻。


我跟我的學生說,要是你按順序閱讀這些短篇,你會看到在不犧牲準確的前提下,雷把更多經歷、更多感情投入自己的作品中。這是我們所有人——理查德·福特,戈登·利什,吉爾·戈德米洛、苔絲·加拉格爾和我們這間教室里的每一位——都付出很大努力想做到的。


瑪莎·吉斯(Marth Gies),美國女作家,著有《整夜不眠》一書,并發表過多篇短篇小說。

❶簡·鮑爾斯(Jane Bowles,1917—1973),美國作家、劇作家,作家保羅·鮑爾斯的妻子;

斯蒂芬·克萊恩(Stephen Crane,1871—1900),美國作家。

❷指斯蒂芬·克萊恩的幾個短篇小說中的人物。

這兩句的原文為“Then he goes”和“Then I go”,語法上不正確。

多蘿西·帕克(Dorothy Parker,1893–1967),美國女作家,曾長期為《紐約客》供稿。以她為代表的《紐約客》作家群當時經常在阿爾貢耿旅館聚會。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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