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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沈從文  汪曾祺
我的老師沈從文 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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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游國恩,羅庸,許駿齋,余冠英,王力,沈從文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余兩門是選修。西南聯大的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中文系的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概論、文學史(分段)……是必修課,其余大都是任憑學生自選。詩經、楚辭、莊子、昭明文選、唐詩、宋詩、詞選、散曲、雜劇與傳奇……選什么,選哪位教授的課都成。但要湊夠一定的學分(這叫“學分制”)。一學期我只選兩門課,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種地步。


創作能不能教?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很多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們當時的系主任羅常培先生就說過:大學是不培養作家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沒有上過什么大學。他教的學生后來成為作家的,也極少。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現在能算是作家的,也還有那么幾個。問題是由什么樣的人來教,用什么方法教。現在的大學里很少開創作課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教。偶爾有大學開這門課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創作靠“講”不成。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己“寫”。沈先生把他的課叫做“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后。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讓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贊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么就寫什么。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里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么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么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后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做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煉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前已說過,他大都是看了學生的作業,就這些作業講一些問題。他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閱很多參考書。沈先生讀很多書,但從不引經據典,他總是憑自己的直覺說話,從來不說亞里斯多德怎么說、福樓拜怎么說、托爾斯泰怎么說、高爾基怎么說。他的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有些學生聽了一堂課,往往覺得不知道聽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講課是非常謙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臺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嘩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聽“懂”了他的話,——聽“懂”了他的話里并未發揮罄盡的余意,你是會受益匪淺,而且會終生受用的。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話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講課時所說的話我幾乎全都忘了(我這人從來不記筆記)!我們有一個同學把聞一多先生講唐詩課的筆記記得極詳細,現已整理出版,書名就叫《聞一多論唐詩》,很有學術價值,就是不知道他把聞先生講唐詩時的“神氣”記下來了沒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講課時的精辟見解記下來,也可以成為一本《沈從文論創作》。可惜我不是這樣的有心人。


沈先生關于我的習作講過的話我只記得一點了,是關于人物對話的。我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早已忘記干凈),有許多對話。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我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盡量寫得樸素。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真實。


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么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我以為沈先生這些話是浸透了淳樸的現實主義精神的。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后面寫很長的讀后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后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么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后感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可惜!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后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記得我寫過一篇不成熟的小說《燈下》,記一個店鋪里上燈以后各色人的活動,無主要人物、主要情節,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紹我看了幾篇這樣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學生看看別人是怎樣寫的,自己是怎樣寫的,對比借鑒,是會有長進的。這些書都是沈先生找來,帶給學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里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


沈先生就是這樣教創作的。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教創作。我希望現在的大學里教創作的老師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試一試。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干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為了防止超重太多,節省郵費,他大都把原稿的紙邊裁去,只剩下紙芯。這當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戰時期,百物昂貴,不能不打這點小算盤。


沈先生教書,但愿學生省點事,不怕自己麻煩。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奪金標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云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并不裁斷,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夾了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沈先生做事,都是這樣,一切自己動手,細心耐煩。他自己說他這種方式是“手工業方式”。他寫了那么多作品,后來又寫了很多大部頭關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這種手工業方式搞出來的。


沈先生對學生的影響,課外比課堂上要大得多。他后來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全家移住到呈貢桃園新村,每星期上課,進城住兩天。文林街二十號聯大教職員宿舍有他一間屋子。他一進城,宿舍里幾乎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學生,客人來,大都是來借書,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寶貝,談天。


沈先生有很多書,但他不是“藏書家”,他的書,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給人看的,聯大文學院的同學,多數手里都有一兩本沈先生的書,扉頁上用淡墨簽上“上官碧”的名字。誰借的什么書,什么時候借的,沈先生是從來不記得的。直到聯大“復員”,有些同學的行裝里還帶著沈先生的書,這些書也就隨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書多,而且很雜,除了一般的四部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譯本,社會學、人類學、黑格爾的《小邏輯》、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飾錄》、《糖霜譜》……兼收并蓄,五花八門。這些書,沈先生大都認真讀過。沈先生稱自己的學問為“雜知識”。一個作家讀書,是應該雜一點的。沈先生讀過的書,往往在書后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那天天氣如何,也有時發一點感慨。有一本書的后面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這兩句話我一直記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難過呢?


沈先生對打撲克簡直是痛恨。他認為這樣地消耗時間,是不可原諒的。他曾隨幾位作家到井岡山住了幾天。這幾位作家成天在賓館里打撲克,沈先生說起來就很氣憤:“在這種地方打撲克!”沈先生小小年紀就學會擲骰子,各種賭術他也都明白,但他后來不玩這些。沈先生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他寫章草,筆稍偃側,起筆不用隸法,收筆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歡寫窄長的直幅,紙長四尺,闊只三寸。他寫字不擇紙筆,常用糊窗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從前要求他寫字的,他幾乎有求必應。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變得很珍貴了。


沈先生后來不寫小說,搞文物研究了,國外、國內,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歷史的人,覺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輕時就對文物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對陶瓷的研究甚深,后來又對絲綢、刺繡、木雕、漆器……都有廣博的知識。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藝制品。他從這些工藝品看到的是勞動者的創造性。他為這些優美的造型、不可思議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藝發出的驚嘆,是對人的驚嘆。他熱愛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對一件工藝品的孩子氣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動。我曾戲稱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學”。他八十歲生日,我曾寫過一首詩送給他,中有一聯:“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是記實。他有一陣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馬漆盒。這種黑紅兩色刮花的圓形緬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進城就到處逛地攤,選買這種漆盒。他屋里裝甜食點心、裝文具郵票……的,都是這種盒子。有一次買得一個直徑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撫摩,說:“這可以作一期《紅黑》雜志的封面!”他買到的緬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數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從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擺得一屋子,這間宿舍成了一個展覽室。來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樂。這些挑花圖案天真稚氣而秀雅生動,確實很美。


沈先生不長于講課,而善于談天。談天的范圍很廣,時局、物價……談得較多的是風景和人物。他幾次談及玉龍雪山的杜鵑花有多大,某處高山絕頂上有一戶人家,——就是這樣一戶!他談某一位老先生養了二十只貓。談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談徐志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臺蘋果,一邊吃,一邊講,還說:“中國東西并不都比外國的差,煙臺蘋果就很好!”談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測繪內部結構,差一點從塔上掉下去。談林徽因發著高燒,還躺在客廳里和客人談文藝。他談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終生未娶,長期獨身。他養了一只大斗雞。這雞能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起吃飯。他到外搜羅大石榴、大梨。買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輸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他再去買!……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么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這些人的氣質也正是沈先生的氣質。“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沈先生談及熟朋友時總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邊有一條小巷,大概叫作金雞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樓。樓上住著聯大的同學:王樹藏、陳蘊珍(蕭珊)、施載宣(蕭荻)、劉北汜。當中有個小客廳。這小客廳常有熟同學來喝茶聊天,成了一個小小的沙龍。沈先生常來坐坐。有時還把他的朋友也拉來和大家談談。老舍先生從重慶過昆明時,沈先生曾拉他來談過“小說和戲劇”。金岳霖先生也來過,談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金先生是搞哲學的,主要是搞邏輯的,但是讀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江湖奇俠傳》。“小說和哲學”這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他說《紅樓夢》里的哲學也不是哲學。他談到興濃處,忽然停下來,說:“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說著把右手從后脖領伸進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為得意。有人問金先生為什么搞邏輯,金先生說:“我覺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閑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里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余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聯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上午


選自:《人間草木》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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