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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儒家孤魂,肉身何在
許紀霖:儒家孤魂,肉身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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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南方周末》2014年9月4日

二千年的儒家曾經是古代中國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識形態,到了一百年前在西學的沖擊之下,儒家文化解體,失去了其制度之根和社會之根,雖經幾代新儒家學者力挽狂瀾,光大絕學,然而儒家義理猶如孤魂,在少數精英的上空游蕩,而不再在大地有其肉身。

傳統儒家之所以如此風光,乃是有雙重的制度肉身,其一是漢代的五經博士制度和宋之后的科舉制度。儒家是王權欽定的官方意識形態,儒家士大夫也成為帝國官僚階層的唯一來源。其二是宗法家族社會的風俗、禮儀和民間宗教。儒家是古代社會的文化“小傳統”,在民間有深厚的土壤,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綱常倫理。然而,儒家的這雙重肉身到了現代社會已被連根拔起,摧毀殆盡。雖經一個世紀的磨難,儒家到21世紀的中國有了復興的希望,但如今的繁榮更多地只是學院層面的熱鬧,少數精英那里義理儒家的蓬勃興旺,反過來襯托了制度儒家的落寞荒涼。儒家之魂,悠悠蕩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如何改變一個世紀以來儒家的魂不附體、讓其在制度上有所附麗?比較起牟宗三、唐君毅、杜維明等注重義理的老一代新儒家,今日新一代儒家人士開始注意到制度儒家的重要性,而上層頻頻吹來的溫馨暖風和社會的精神饑渴,又給制度儒家的復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時代良機。問題只是在于:儒家之魂,將依附于何張皮上?是目光往上,得君行道;還是視野往下,覺民行道?

王官之學,此路不通

儒家與基督教、佛教不同,不僅是入世之學,且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經世致用,實現治國平天下。儒生們的政治抱負雖大,卻有著自身不可克服的軟肋:與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經濟實力、又可與王權相抗衡的獨立建制;與古希臘公民比較,也沒有參與政治的制度化管道。儒家士大夫雖然謹記孔夫子的“士志于道”,堅信儒家的信仰(道)尊于王權(勢),但在政治實踐之中,“道”卻不得不借助于“勢”,看君主的臉色,借“勢”的跑道踐行“道”的理想。

從古至今,凡是有強烈用世之心的儒家,因為擺脫不了“道”依附于“勢”的宿命,總是習慣于走上行路線,時時尋覓明君,希望將一己之學抬升到王官之學。儒家需要明君,明君也需要儒家。秦二世而亡的教訓,讓漢武帝以下的君主們明白,僅僅靠法家官僚用嚴刑峻法治理國家是不夠的,暴力威懾得了百姓,卻無法征服人心。儒家有民本主義的王道政治,以儒補法,可以為王朝的統治獲得長久的合法性。于是,大部分的中國皇帝,從漢武帝到康熙雍正乾隆,其統治方式皆為外儒內法,偶爾濟之以黃老之學,霸王道雜之,三管齊下。

王權與士大夫的結盟,是一個有限的、互為手段的脆弱聯盟。王權最迷信的,永遠是馬基雅維利之學,再熟悉儒家經典的皇帝,其作為權力的化身,決定了他骨子里流淌的,只可能是法家的血脈,相信“法術勢”這套治理體系無遠弗屆。對于儒生而言,王道政治是體之所在,王權不過是其用;但對王權來說,儒家再好,乃是用也,法家才是體本身。以晚清的洋務、變法和新政為例,士大夫與清廷雖然都為保國,其實是各懷鬼胎。士大夫以富強保中國,最終要保的是天下----那個儒家所心儀的文明秩序,但清廷以富強保中國,最終要保的是江山----那個滿清權貴獨攬天下的小江山。士大夫為了保天下,可以改朝換代;而清廷為了保江山,寧愿天下先亡。

王權與儒生相互利用,結成同盟,因為終極目標不同,終有決裂那一天。對儒家士大夫來說,伴君如伴虎;人君一時之喜怒哀樂,足以毀棄自己一生之辛苦努力。西漢年間,一代梟雄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帝國提供了陰陽五行宇宙論的大儒董仲舒備受榮寵。然而,皇帝要的只是董氏宇宙論為帝國論證合法性的一面,而討厭董氏用“天人感應說”在皇權之上置放一個更高的“天命”。漢武帝建元6年,皇帝祭祖之地遼東高廟失火,書生氣十足的董仲舒認為這是上天對當政者發怒,寫了《災異之記》,奏章還沒上,就被人偷偷告到朝廷,漢武帝大怒,決定將董仲舒斬首。后憐其才,又下詔赦免,但被罷免官職,從此,董仲舒再也不敢造次,干預政事,晚年居家以修學著書為事。

儒法的合作結盟,看起來是王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但這個結盟在實力上是不對等的,也缺乏制度的保障。王權是主動方,士大夫是被動方。儒家在政治上有多少發揮的空間,端賴皇帝是否明君,是否有肚量采納儒生的進言。中國歷代有盛世與衰世,有治亂循環,個中原因并非取決于制度,而是看是否有明君賢相主政。文景之治也好,開元盛世也好,漢武帝、唐太宗也好,正如錢穆先生所言,只是人事好,并沒有立下好的制度。一朝明君,氣象萬千;昏君其后,人亡政息。所缺乏的,正是長遠的制度性設置。

牟宗三先生有一卓見,認為古代中國政治只有治道,而無政道。儒家提供了一套以民為本的形而上義理,法家有成熟的控制社會、駕馭官僚的治理術。但儒法兩家,一個義理上過于空疏,另一個只是在統治上下細密功夫,二者都無法開出超越于人君的、具有最高立法意志的政道,即剛性的憲政架構。

傳統的儒家政治,并非一無可取,在幾千年與王權又聯合有斗爭的歷史實踐之中,積累了豐富的政治智慧:道統與政統的雙重權威、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民間的清議傳統、文官考試與御史制度等等,這些政治智慧與制度實踐以民意為依歸、以天理為最高價值,以儒家士大夫為社會中堅力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權獨霸天下,使得中國政治在若干朝代和歷史時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與有序,使得古老的中華帝國在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和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持續了二千多年的文明歷史。

然而,儒家政治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內在限制,其有形而上的義理,有治道層面的技藝,然而缺乏的是政道層面的根本大法,縱然設計如何完美,最終還是依賴于圣君賢相的個人德性,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統治的合法性、權力的有效限制和權力的有序更替這三個現代政治的核心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上的儒家在現代社會之中不再具有獨立的光復價值,其未來是否有價值,全看儒家在制度上與誰結合勾兌。假如繼續外儒內法,延續古老的秦漢體制,兩千年都沒有走通的老路,豈能指望在21世紀枯木逢春、病樹開花?

政治儒家真正的希望,在于與現代的法治與民主制度審慎嫁接,以超越私利的精英智慧平衡一人一票的民粹政治,以天下為公的公意聚焦權利至上的私利之爭。儒家政治本身無抽象之好壞,就看其與誰交友結盟。倘若能夠像牟宗三、唐君毅老一輩新儒家那樣,在法治與民主的現代政治框架之中發揮余熱,那么就有可能實現自身之創造性轉化。

轉型為心靈宗教,可欲不可求

王官之學的上行路線是一條死路,儒家還有另一個選項,便是走下行路線,到民間發展,將儒學改造成儒教,成為像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和道教那樣的心靈宗教。

這幾年,中國社會世俗化的進程掏空了國人的心靈,在精神虛無、價值真空和意義迷失的多重困境之下,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以及各種民間宗教發展迅猛,伴隨著世俗化所造成的心靈秩序危機,宗教復興呈不可逆轉之勢。在這一大趨勢秩序,儒家的位置在哪里?有沒有可能轉型為像佛道耶回那樣的心靈宗教,在民間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將儒學改造成儒教,歷史上有過嘗試。明末的左派陽明學泰州學派,改變了朱子學的王官學傳統,轉而眼光往下,到民間講學,相信人人心中有良知,皆可成為圣人,他們在庶民百姓、販夫走卒之中啟蒙布道,發展信眾,距離心靈宗教只有一步之遙。儒學的宗教化努力,最徹底的自然要數民國初年康有為、陳煥章發起的孔教會。康有為只是精神教主,孔教會的真正掌門人是哥倫比亞的哲學博士陳煥章。他不僅按照基督教的模式設計孔教,而且還賦予其若干現代的內容與儀式。但最終還是不免失敗。個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康有為、陳煥章這些人身在民間,心系廟堂,守不住民間的寂寞,總是想通過國家權力的運作,將儒教抬升為國教。圍繞在孔教會周邊的,多是滿清的遺老遺少、失意的下野政客、傳統的鄉間士紳,知識陳舊,利欲熏心,對救心無所興趣,滿腹的救世雄心。孔教會甚至連晚明的左派王學都不如,其嚴重脫離社會,與庶民百姓無涉。他們取了耶教的形式,卻沒有耶穌的精神,缺乏與王權抗衡、孜孜于民間播種、通過拯救人的靈魂來改變世界那種真正的宗教氣質。

這些年以蔣慶為領袖的一派新儒家,也在重蹈當年孔教會的覆轍,他們在民間建立書院、精舍,卻不安于草根社會,總是想重返廟堂,讓儒教成為國教,讓四書五經成為欽定的教育范本,甚至列入國家考試的范圍。假如哪一天儒教真的成為了國教,四書五經重返高考,那么儒教的生命也就此完蛋,不是成為宰制性的意識形態,就是為學子們既重視又厭惡的晉身敲門磚。

我個人的觀察和感受,海峽兩岸的民間儒教學有很大的差異,臺灣的儒教有草根氣、人情味兒,安心于民間社會,關心庶民疾苦,致力于心靈秩序重建;而大陸的一些儒教徒們雖然身處民間,卻沾染了江湖氣與官氣。這二者位置不同,其實是精神相通的:都是要當天下老大的霸氣。

研究儒教與孔廟的臺灣著名學者黃進興先生分析過,傳統的孔廟是一個與國家權力緊密結合的圣域,孔廟的祭祀是國家權力的展現,是一般百姓不敢進入、令人敬畏的封閉空間。許多大儒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皇帝的冊封,在孔廟當中有自己的位置。有一個筆名叫“夢醒子”的儒生,做夢都想在孔廟里吃一塊冷豬肉,感嘆曰:“人生啊,不吃一塊冷豬肉,愧為此生!”黃先生指出:中國的百姓對孔夫子是尊而不親,儒教“基本上是一個國家宗教,不是一個私人宗教;它是一個公共宗教,不是一個個人宗教”。儒教的基本性格太精英化了,關心的是治國平天下的大事,在一個缺乏民主的社會當中,儒教為了實現救世的理想,除了往國家權力的身上靠拢,別無它途。

一般庶民百姓,天高皇帝遠,之所以需要宗教,乃是為了救心,精神有依靠,命運有托付,生死有安排。佛教、道教、耶教和回教皆有此承諾,故可以成為庶民百姓個人之信仰,儒家雖然有宗教性,但畢竟是讀書人的宗教,更重視現世、人文和理性。蔣慶在貴州建立陽明精舍,帶領一幫弟子們苦讀圣賢書,卻與周邊的村民們毫無關系,不被當地人認同。村民們還搬走了精舍特制的瓦片,去蓋了一個村里更需要的觀音廟。足見如今的儒家復興依然是少數精英折騰的圈內事,與社會底層全然有隔。

這也難怪,儒家非啟示性宗教,不以信為第一要務,儒家更強調的是個人修身,在知識上有所覺悟,并通過道德的實踐,成為眾人表率的君子和圣人。但這個知識和德性的要求太高,只能是少數讀書人的理想,對一般庶民來說,他們只需要“信”,更確切地說,是通過簡單的宗教儀式,獲得神靈的庇護。無論是超越之神的庇護,還是簡化的宗教儀式。這兩點恰恰是儒家的短板,儒家要在民間改造成為耶教、佛教那樣的心靈宗教,既不符合儒家的本來性格,也缺乏自身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空間。韓國與臺灣的儒家傳統保持得如此完整,至今也沒有開拓出個人宗教意義上的儒教,何況儒家傳統曾經中斷過的中國大陸乎?

作為“文教”的儒家,希望在民間

歷史上的儒家,從靈魂而言是一個整體,但其有三個肉身或存在形態,一是作為王官之學的國家宗教,二是作為心性之學的心靈宗教,這兩個都具有相當明顯的宗教性格,第三個是作為倫理道德之學的秩序宗教,這個層面上的儒學,與其說是宗教,不如說是秋風所提出的“文教”。

所謂“文教”,按照我的理解,指的是儒家并非西方意義上的宗教,而是儒家特有的“人文教化”,形成與宗教相對應的“文教”。其中包含四層含義,第一,作為“文教”,儒家不像一般的宗教那樣訴諸于信仰與啟示,而是通過理性的自覺和道德的踐行,得道行道,第二,作為“文教”,儒家不是通過祈禱、禮拜的宗教性儀式與神溝通,以獲得神的庇護,以期在另一個超越性世界里面獲得生命的永恒,而是注重于現實生活,通過人文教化,在世俗性的日常生活禮儀之中,將儒家義理化成人心,造就美俗。第三,作為“文教”,儒家主要不是為個人的心靈秩序提供安身立命與終極價值,而是依據“仁”化為“禮”,為整個社會建立公共性的倫理道德秩序。第四,作為“文教”,儒家的倫理道德價值及其規范,內化到其它正式宗教、民間宗教、祖宗崇拜、日常生活祭祀之中,即所謂的“神道設教”。儒學可以說是一種“潛宗教”,潛移默化于民間,百姓日用而不知。

歷史上儒家的三個肉身,到了現代社會,與國家權力重謀蜜月的王官之學已是一條死路,而注重修身的心性之學也只是少數精英的事情,與一般國民無涉。儒家在未來中國最重要的功能,在我看來,應該發展以公共倫理道德為核心的“文教”,重建中國人的社會良序。

那么,作為倫理道德秩序之“文教”,儒家與其他的宗教以及自由主義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

中國與西方不同,是一個多神教國家,儒道佛三教合一,其中道與佛是宗教,而儒家是“文教”,各有各的功能和底盤。秋風認為中國是“一個文教,多種宗教”,一語道出了儒家與其他宗教的關系真相。儒家因為只是一種致力于公共秩序的“文教”,因而它對注重個人心靈秩序的其他宗教,在態度上是開放的、包容的。雖然儒家自宋明理學之后,化佛為儒,有自己的心性之學、修身之道,自有安身立命所在,但畢竟過于理性化,陳義過高,只是讀書人的宗教,一般民眾消化不起。即使在讀書人中間,作為心性之學的儒學也有其有限性,因為其只談現世,不論來世,人文有余,神性不足,故對一些特別重視生死輪回、有神性追求的儒生來說,在儒之外,還會談佛信道,或皈依耶穌。

反過來說,生活在儒家世界的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和回教徒,他們也會尊奉世俗的儒家倫理,孝敬父母、祭祀祖宗,入鄉隨俗,從而出現儒家化的基督徒、儒家化的佛教徒、儒家化的回教徒、儒家化的道士等等。作為“文教”的儒學身段柔軟,潤物無聲,鑲嵌到各種外來和本土的宗教傳統之中,一方面將外來宗教本土化、儒家化,另一方面也從其他宗教傳統之中獲得新的養分,進一步固化自己超越于一切宗教之上的“文教”地位。

儒家的這種超越于所有宗教之上的性格,頗有點像現代社會的自由主義。那么,作為“文教”的儒學與同樣追求公共良善秩序的自由主義是否沖突矛盾?儒學與自由主義雖然都是世俗化的學說,但同樣各有各的側重和底盤。自由主義雖然也有自己的倫理價值,但骨子里是一套政治哲學,追求的是符合自身倫理價值的政治哲學,而作為“文教”的儒家,雖然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本質上是一套倫理哲學,追求的是日常生活的禮治秩序。真正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有全面沖突的,不是作為“文教”的儒學,而是作為王官之學的政治儒教,當然這一沖突也并非絕對,正如我前面所說,政治儒學中的若干智慧同樣可以彌補自由主義政治之不足。

作為“文教”的儒學與自由主義,不應對抗,否則親痛仇快,便宜了它們共同的敵人法家。兩家最好的相處之道,乃是周末夫妻,有分有合,互補短長。按照哈貝馬斯的理論,現代社會分為系統世界和生活世界。系統世界是一個以市場和權力為軸心的世界,自由主義理當為系統世界的主人,以權利與契約規范市場,以法治和民主制約權力。而系統世界之外,還有一個非功利的、人與人情感交往的生活世界,這個世界對于許多國家來說,皆由各自的宗教所主導,而對中國來說,儒家顯然應該成為生活世界的主人。

哈貝馬斯特別強調,系統世界與生活世界各有各的價值軸心,只要不越界筑路,都是合理的。問題出在當今社會之中,系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將市場與權力的原則擴大運用到生活世界,以至于人與人之間的自然交往充滿了去人格、去情感、去倫理的功利氣味,不是等級性的權力宰制,就是市場交易的金錢掛帥。在中國,還有相反的情形,即生活世界對系統世界的反向殖民化。儒家作為生活世界的倫理原則,侵入到市場空間和政治領域之中,在平等的契約空間中拉關系,在嚴肅的法治秩序中講人情,這是儒家不守本分的僭越,其危害性一點也不亞于系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在21世紀的今天,系統世界越來越全球化、普世化,那是文明的天下;而生活世界不同,它是文化的空間,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族群理應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生活世界。文明是普世的,文化是特殊的。儒家之所以對于中國很重要,乃是中國人不僅生活在由普世文明所主導的系統世界,而且還有一個活生生的、有自身歷史傳統和文化個性的生活世界。“歷史的終結”對于系統世界來說沒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將生活世界也一并終結了,形成科耶夫所担心的“普遍同質化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需要儒家,需要一個有謹守生活世界本分的“文教”儒家。

未來的中國文化秩序,應該是三個層面的,第一個層面是政治文化層面,涉及到何為公共政治秩序中的正當,何為公共的政治之善,政治自由主義將扮演核心的角色,而儒家傳統和社會主義傳統也將貢獻各自的智慧。第二個層面是公共倫理層面,涉及到何為公共的倫理之善,何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之道,這將是作為“文教”的儒家的地盤,而倫理自由主義與各種宗教傳統也將補充其間。第三個層面是個人的心靈層面,涉及到何為德性、何為現世生活的意義、如何超越生死、獲得救贖或得救,這將是包括儒道佛耶回在內各種宗教的多元空間,中國特有的多神教傳統將讓國人有自己的選擇空間,甚至兼容并包,多教合一。

儒家孤魂,肉身何在?王官之學,已證明是一條死路,心性之學,只是精英宗教而已。儒家在未來中國最廣闊的愿景,乃是造就公共倫理秩序的“文教”。這個“文教”,希望不在于國家權力之推廣,而是與公民社會結合,在民間自然、自發地生長。自孔夫子起,儒家起源于鄉野,發展于民間,中間雖然一度入室廟堂、成為官學,但最終隨王權的解體而衰敗,成為游蕩了一個世紀的孤魂。儒家要想重新拾起蓬勃的生命,唯一的出路還是回到原點,回到民間。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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