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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五)第4章一百年后回看戊戌變法
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五)第4章一百年后回看戊戌變法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4章一百年后回看戊戌變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中,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承担了無數次大小“革命”,和兩次大“變法”——由康梁發動的“戊戌變法”,和由鄧小平領導的“小平變法”。粗淺的說來,“革命”易而“變法”難也。蓋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則敵我分明、對象顯著,而手段單純。變法者,變自己之法也。變自己之法則對象不明、敵我難分,而手段千變萬化也。毛澤東不言乎:“矛盾”有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別也。敵我矛盾可以一槍了事;人民內部矛盾則抽刀斷水,沾漣不盡矣。“變法”者亦“人民內部的矛盾”之一種也。

君不見戊戌之變時有新舊之爭、帝后之爭、母子之爭,甚至婆媳之爭。帝黨中有后黨;后黨中亦有帝黨。開衙門、關衙門,糾纏不盡?更不見,小平變法時,鄧公小平既做光緒、又做慈禧;當了兒子、再當媽媽。重用胡(耀邦)趙(紫陽)、又逼走胡趙。力主“開放”、又要“堅持”;堅持堅不了、開放又放不出……,結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煩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么哥!

讀者賢達:您以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鄧老分憂,還在一旁講風涼話哉?非也。在目前,我們實在不知道老鄧在搞些啥子。鄧老本人固亦不盡知也。

蘇東坡不也說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蘇子這話,并未說透。談時政、評當朝;當局者固迷,旁觀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報攤上去翻翻,有幾位大家名筆,不在自說自話,甚至瞎說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變法,非也。時間因素不夠嘛!等它一百年。再回頭看看,自會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放下小平不談;談談一百年前的康梁。

1.1首先看看“社會轉型”說

筆者落筆至此,適逢電視報導,當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級強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一槍未響、無聲無臭的情況之下,壽終正寢。這真是人類文明八千年歷史中從未有過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紐約時報》以跨欄的頭條新聞報導刊載之。但這頭條新聞,在讀者眼光中卻遠沒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參議員的外甥史密斯少爺的強奸案之緊張刺激,讀者如云。

蘇聯,馬克思主義之祖國也。蘇帝死得如此窩囊,連累得馬克思也顯得臉上無光。相形之下,資本主義之父的(亞當)史密斯老先生卻童顏鶴發、老而不死,神氣活現起來。真的,那一度曾與成吉思汗同其威風的老馬,現在居然虎落平陽,連甘乃廸的一個好色的小孫子也不如哉?在我們授世界史的教員看起來,此話言之過早也。

馬克思主義,至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和其它主要學說一樣,也有若干獨到之處,不可一竿子打翻。馬派史學家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分五個“階段”前進的,而每一階段則各有其不同的社會“型態”。在這五個階段一個接著一個嬗遞前進之時,兩個階段之間,前后兩個型態的轉換,就“必然”有個“轉型期”。既然歷史的發展和轉型是個“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鬧革命”、“搞階級斗爭”呢,馬家的門徒說,鬧革命、搞階級斗爭的目的,就是要縮短這個必然發生的“轉型期”。這種轉型現象如任其自然發展,時間可能拖得很長;甚至無限制拖下去。——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便是根據這項學說的推理,認為長痛不如短痛。應該以暴力催生,使社會轉型于旦夕之間,畢其功于一役。所以馬列主義者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列寧如此,毛澤東更下必說了。

當然這種馬列主義的歷史學毛病多著呢!各派史家,根據各民族的歷史經驗,對它加以批駁的,可說是汗牛充棟。筆者不學,亦嘗追隨群賢之末,根據我華族歷史發展之經驗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復。

1.2“轉型期”是社會發展的“瓶頸”

可是馬派史學正和其它主要學說一樣——如湯恩比的“挑戰反應”論、杜威的“實驗主義”說,和二次大戰后支配聯合國主要政策的“經濟發展”論等等——不是“全對”,也不是“全錯”。各該派的主要論斷,在中國歷史上都可找到“左證”。史家對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陸上早期對馬列學說之絕對認可),或通盤否定,都是錯誤的。

例如馬派史學上的“型態”論,和“轉型”說,即有其可取之處。我們反證了它史分五段的“絕對論”(absolutism)。但我們也無法否認,中國近三千年社會發展的程序里,也的確有過兩大“轉型期”。——發生在古代的便是歷時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變法”;發生在現代的便是吾儕及身而見的自“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歷時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階段了。

我國古代社會的“轉型”,確是如馬派史學所說的,那是我國社會發展內因演變的結果。轉型是“自動”的。而我國近代社會的轉型程序,則是如湯派史學所說的,那是外因“挑戰”(challenge)的“反應”(response)。轉型的程序是“被動”的。可是等到這“轉型期”接近尾聲時,朝野雙方,不論黑貓白貓,又一切向“錢”看。大家都知道,經濟“飛”不起來,則另一個“定型”便無法出現。今日臺灣“蔣家政權”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陸上鄧大人卻在繼續“垂簾聽政”,還不是“錢”的關系?等到大陸上也能突破“開發中”(developing)的枷鎖,而邁向“已開發”(developed)階段。海峽兩岸一國一制。我們的“轉型期”就會正式結束。一個新的“定型”就會出現。這最后一段的發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學的重點所在了——不重實際效驗、經濟搞不上去,你得閉起鳥嘴,啥也沒得好說的。回去搞你的獨裁專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樣的神氣,還是不免要鞭尸亡國的。

我國古代社會的“轉型”,確是如馬派史學所說的,那是我國社會發展內因演變的結果。轉型是“自動”的。而我國近代社會的轉型程序,則是如湯派史學所說的,那是外因“挑戰”(challenge)的“反應”(response)。轉型的程序是“被動”的。可是等到這“轉型期”接近尾聲時,朝野雙方,不論黑貓白貓,又一切向“錢”看。大家都知道,經濟“飛”不起來,則另一個“定型”便無法出現。今日臺灣“蔣家政權”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陸上鄧大人卻在繼續“垂簾聽政”,還不是“錢”的關系?等到大陸上也能突破“開發中”(developing)的枷鎖,而邁向“已開發”(developed)階段。海峽兩岸一國一制。我們的“轉型期”就會正式結束。一個新的“定型”就會出現。這最后一段的發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學的重點所在了——不重實際效驗、經濟搞不上去,你得閉起鳥嘴,啥也沒得好說的。回去搞你的獨裁專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樣的神氣,還是不免要鞭尸亡國的。

話說千遍,一語歸宗。近一個半世紀中國變亂的性質便是兩千年一遇的“社會轉型”的現象。在歷史的潮流里,“轉型期”是個瓶頸,是個三峽。長江通過三峽是灘高水急、渡翻浪滾、險象環生的。在這激流險灘中,搖櫓蕩舟、順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風流人物,觸礁滅頂,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壩,你遠看“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你就有心平氣和,享有無恐懼自由之感了。因此在這轉型期接近尾聲的階段,回看百年史實,便知一部“中國近代史”,實在是一部從中古東方式的社會型態,轉向現代西方式的社會型態的“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史”,也可叫做“中國現代化運動史”吧!康梁師徒在這段歷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峽中的一葉扁舟里的兩個小船夫。在急流險灘之間,風馳電掣,順流而下,終于觸礁沉沒——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1.3且看“皇帝”的慢慢蛻變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見的一百五十年的轉型期中,我們的老舊的社會型態——這個左翼史家一古腦稱之為“半封建”的社會型態——到今天還沒有被完全“轉”掉。就以“皇帝”這項制度來說吧!辛亥革命以后,我們雖然沒有皇帝了,卻多的是“變相皇帝”。朋友,您能說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三公不是“變相皇帝”嗎?皇帝爺哪有他們三位的燭裁權力啊!

所以歷史的事實己證明“一次革命論”這項理論是錯誤的。我們的“民國史”上,從洪憲“皇帝”起“轉”了七十多年,才“轉”出個李登輝“總統”來。因此我們在社會發展中“轉型”的程序是十分復雜的,是迂回曲折,進三步退兩步,左進右退,上進下退……,有時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轉,真是花樣繁多——但是從遠景看來,向前發展的大方向是不變的;同時也是階段分明的。

大的階段暫時不談了,就看最近十年這段“小平變法”吧,它自七九年開始,一下便向前猛沖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開始煞車。及八九年“六四”,忽來個立正向后轉,血流如注。這兩年來,它既要繼續開放、和平演變;又要反對和平演變。我們也看不出它怎樣反對“和平演變”。跟毛澤東的“大躍進”相比,則毛是兔子,鄧是烏龜了。但是歷史也證明烏龜比鬼子爬得快。中國發展的“大方向”還是向轉型前進的。(參見拙作〈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1.4“社會轉型”需時數百年

有人或嫌我們“轉型”(也可說是“現代化”吧)太慢了一點。君不見日本轉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嗎?其實日本轉型是個例外(容后節細論之),其它民族社會轉型,均需三兩百年,始見膚功也。

我國古代的商鞅變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變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統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來(毛澤東語)。但是秦皇“任刑太過”(顧炎武語),再繼續向前“轉”進。又實驗了一百余年,至漢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個“霸王道雜之”(漢宣帝劉詢的話)的中央集權文官制和重農輕商的大帝園的“定型”來。這一漢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兩千年。基本上沒有原則性的改變——所以毛澤東告訴郭沫若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這兩個定型之間,“轉型期”延長至三百余年!

近代歐洲社會的“轉型”,實始于十四世紀初年(一三零零)的“文藝復興”。一轉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紀(一六零零)之末,才逐漸“定型”;變成以自由個體為社會基礎,以大規模機器生產財富來源的“資本主義”(capitalistic)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和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來。這一現代西方的“定型”已維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蘇聯帝國之崩潰,原蘇聯各邦同意再組邦聯。西歐各國與此同時也正在大搞其“幫同型”(common currency),一個新的西方政治社會的“轉型期”,又已顯其端倪矣。——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尚前途漫漫,而當代西方社會又已開始轉型,這大概是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會轉型史中,以日本轉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躋身世界先進強權之列。這可能是維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與中古歐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態”甚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實行“歐化”(歐洲式的現代化),則社會發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鳴驚人了;另一點則是島居小邦的關系。西方的現代化,尤其是“經濟起飛”,都是從“小邦”(small state)開始實行的[而現在又逐漸走向大型的經濟邦聯(economic commonwealth)];美國獨立之初不也是十三個小邦的邦聯嗎?現在亞洲的“四條小龍”還不是四個“小邦”?

我們中國是個有特殊歷史和“亞洲式社會”(Asiatic Society)背景的大國,一旦搞起“西式”的“現代化”(簡稱“西化”來,鑿枘不投,就沒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輕松了。我們搞“西化”,尤甚是搞脫胎換骨的“全盤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變法便是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盤西化”的胡適則是另一小段的領袖。

1.5固有文化的“現代”處理

“全盤西化”這個口號多嚇人!胡適原來就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咒罵之下,這位調和性極重的啟蒙大師乃改口說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實“充分世界化”這口號大有語病,甚至欠通。“全盤西化”這口號聽來雖嚇人,但是我們今天如把海峽兩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國共兩政權管轄下的中小學教科書翻開來看看,其中除掉我們繼續用筷子吃飯一些小事物之外,還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來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們幾乎在不知不覺之間,是真的“全盤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會上,我們雖然還遺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殘余,如中央政府的極權制,和農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們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無可取哉?——怎能如此說呢?“中國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禮,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說一無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屬于前一型態或中古型態的文化了。它要經過一個痛苦的西式“現代化”(二次大戰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屬于轉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態或現代型態。就以中醫來說吧!我國傳統醫學是世界之寶,豈但“國寶”哉?但是“中醫”(尤其是婦產科、小兒科)如不經過“現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謂中西醫結合),則是一殺人如麻的劊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維新之后,嚴禁中醫幾至百年之久。國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殺中醫。)再說海峽兩岸今日最時興的“氣功”吧!如不經過一番現代化的處理,則天大迷信一條也;刀槍不入的“義和拳匪”也。把它說成中國固有文化,豈不丟人哉?

以此類推,則我國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孔孟之道、四維八德……無一不需“現代化”(包括“科學化”、“民主化”)的處理始能適應于次一型態的社會。五一不需經現代化處理而能公之于全人類(世界化)的。因此所謂“西方文明”,非本質優于我“東方文明”也。近三百年來西風之所以能壓倒東風者——包括西方小說之能夠壓倒東方小說者——“固有”與“現代”之別也。近百年來吾人所見之所謂“西方文明”者,“現代文明”也。他們通過這個“現代化程序”。早于我們三百年;而吾人口口聲聲所說之“東方文明”者,仍停滯在“現代化”前朝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諸“現代文明”就相形見絀了。等到東西兩個“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現代化的程序,到那時兩個“現代文明”,截長補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們如果要把全部“中國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現代化的處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分段前進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戊戌變法”,便是這“分段前進”的“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現代化”的一小段。

1.6從“科技現代化”到“政治現代化”

但是康梁所領導的這一“小段”又是整個的“現代化運動”中的哪一段?

曰:從兩千年的中國通史來看,它是第二個“轉型期”中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階段”。借用大陸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詞,蓋亦可叫做“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進”、“緩進”二派。急進派以孫文為首。他們搞的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暴力革命,以美為師。緩進派則以康有為為首。他們主張“變法維新、君主立憲”;和平演變,排除暴力,以英國制為鵠的。——這兩派之同時興起、殊途同歸,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敗,清廷喪權辱國的影響。在此之前,這兩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興”(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間,中興名臣所推動以科技為主。以船、炮、路、礦為內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謂“洋務運動”。

這種早期的“新政”,事實上便是我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第一階段”:也就是“科技現代化”的階段。再用個最新的名詞,那就叫做“四個現代化”吧!

其實搞這四個現代化的老祖宗還不是李鴻章等“中興名臣”呢!當然更不是鄧小平和陳云。它的兩位老祖宗卻是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繼畬(一七九五~一八七三)兩位總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鴉片戰爭時期就開始呼吁改制,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見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國圖志序》)。魏之所謂“夷之長技”者,用句目前的語言來說,那就是“西方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也就是“科技現代化”,也就是“四個現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們搞“洋務”的歷史又“重演”一次罷了。

科技現代化經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興,竟成顯學。一時新政云涌,人才輩出,中興名臣如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陳寶箴、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等,把四個現代化實在搞得有聲有色。雖然我們歷史家一直在咒罵昏聵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軍、修鐵路(天津到沈陽)之款數千萬兩,拿去修治頤和園。縱使如此,我們的海軍那時在規模上,還是超過日本的;路礦的資源就更不必談了。自鴉片戰敗(一八四二)之后,我們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縱自“同治中興”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誰知至“甲午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壇壇罐罐,被東洋鬼幾炮就打掉了。

我們甲午戰敗(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資源之下廣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們之敗,是敗在顢頇落伍、貪污無能的政治制度!我們的“祖制”,也就是屬于前一型態的老制度。搞“堅船利炮”搞了數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夢初醒。原來沒有個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炮,舊瓶裝新酒,也無濟于事。以古方今,這也是我的小老鄉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認為“四個(科技)現代化”之不足恃;他寧愿坐牢,也要堅持搞“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的道理。——魏京生要改變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遠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他們那時所堅持的“變法改制”這個大方向,正和大陸今天的“開放政策”一樣,是歷史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時代精神。除了最無知守舊和自私的少數冬烘之外,基本上是無人反對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內)。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間,主張變法改制的時論和奏章,真如狂風暴雨,雪片飛來。在當時這類文獻里,我們讀得最沉痛的,莫過于日本的戰勝者,對我國戰敗者的“勸降書”了。

1.7一封沉痛的日本“勸降書”

在中日“甲午之戰”的后期,我國當時最現代化的“北洋艦隊”,被日方打得幾乎全軍覆沒之時,剩下的幾艘殘艦,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軍提督(海軍總司令)丁汝昌率領退守威海衛,被日艦重重包圍,走投無路。當丁提督與他的高級僚屬海軍總兵張文宣正頂備自殺殉國之時,他收到一封敵軍主將的勸降書。這封勸降書值得一讀。以明國恥,以志其慟。今且節錄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佑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仆與閣下從事于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仆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仆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茍能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試,考試必由文藝,于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黷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能行于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脫之字,否則可能是譯者文字欠通順所致,因此函原稿屬英文。]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茍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于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于敗[亡]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漢譯全文見王蕓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民國二十年,大公報出版,第二冊,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伊東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陽歷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后(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殺了。

伊東這封“勸降書”雖算不得是我國清末變法改制的重要文獻,然此書出自把我海陸兩軍都打得全軍覆沒的敵軍主將之手,它對麻痹已久的中國朝野,簡直是一記“震擊治療”(shock therapy),使戰敗國人民覺悟到“政治改革”實遠比“科技改革”更為重要。因為在此之前,倡導變法改制的雖亦大有人在。——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吁請改制,便在甲午戰爭的六年之前。康之前還有馮桂芬、容板等人。但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認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這一次為日本小弟所戰敗,情況就不同了。再加上伊東這封連勸帶諷的勸降書,一朝傳出,對古老的大清帝國,真是一極大的震撼。自此以后“變法改制”的呼號乃如狂風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師徒,風云際會,也就一馬當先了。康粱師徒何以會有這樣的機運?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見分曉。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三期。

2011-10-27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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