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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六)第5章解剖康有為
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六)第5章解剖康有為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5章解剖康有為

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舊布新,作“緩進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觀察、成熟的理論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張變法改制者如馮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閎(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認識。但是在傳統士大夫陣營之內,首先以中西理論相結合,并化理論為行動,不眠不休地以推動變法為職志,結果禍延家國、名揚天下,終以變法專家載記史策的,那就只有一個康有為了。——他是近代中國,“現代化運動”這場長程“接力賽”中,第一個“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將。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個廣東佬孫中山,來接棒跑其“第三段”——那個“急進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專制政權)的階段。孫中山“建立民國”以后,問題仍是一籮筐,無法解決,才由胡適來接棒,跑其“第四段”——那個“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的文化革命階段。此是后話。續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話說回頭。在清末搞“緩進派”政治現代化——其實是“政治西化”(更正確一點的說,則是仿效“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為什么輪到康、梁師徒來執其牛耳呢?道理很簡單,康、梁都是廣東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變法改制,廣東佬是得風氣之先的。那時候我們內地人把英美諸“夷”還看成只會制造殺人武器的野蠻民族呢!而當時的廣東佬耳聞目睹之余,才開始承認野蠻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會制度,也遠遠超越我們呢!康、梁師徒便是當時在南方知識分子集團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

廣東、廣西兩省在我國數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個落后地區。蓋漢族文化發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廣東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啟趨說:“吾粵之在中國為邊陲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見梁著《康有為傳》)。

可是三千年風水輪流轉。時至現代,漢家文化萎縮,西學東漸,則搞信奉洋教、變法維新、革命排滿的先進分子如洪秀全、容閎、孫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廣了。讓我們先把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1.1解剖康有為

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廣東南海人,長孫中山八歲。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聯軍”(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入侵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鄉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國就亡國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們那個百足之蟲的滿清大帝國,在咸豐皇帝北狩承德“龍馭賓天”,幼主登基、“兩宮垂廉”,“太平軍”與“捻軍”相繼覆滅之后,居然又搞出個“同治中興”(從一八六一年開始)的小康局面來。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興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來,這個腐爛的王朝,倒頗有點“中興氣象”——至少政局還算安定。這一局面一直維持到“甲午”前夕。

【附注】 一八八五年的“中法之戰”,對國內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響不大。劉銘傳在臺灣、馮子材在安南,畢竟還打了兩個小勝仗,足使當時朝野還保存點幻想。

筆者走筆至此,又要擱筆嘆息兩聲:在同治中興時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興名臣”,被后來國、共兩黨的理論家、宣傳家,真罵得狗屁不值。可是我們一百年后,再回頭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進士、舉人(早一點的林則徐、徐繼畬、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張(之洞)、翁(同龢)、陳(寶箴)、沈(葆楨)、劉(坤一)等等,在后來的國共兩黨政權中能找到幾位?有之,“有古大臣風”的泥水匠周恩來差可與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還有誰?朋友,你能小視我們的“固有文化”和“科舉制度”,不幸的是他們都生在“轉型期”中,而屬于前一期的“型態”,不能應付后一型態的發展罷了。——民國以后的洋奴大班、黨棍政客,是不能同他們比的啊!——這也是康有為青少年期的文化環境。因此這位“大材杰杰、勝臣百倍”(翁同龢評語)的小康祖詒(有為學名),在乳臭未干之時,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為“康圣人”了。

1.2享有特權的小神童

他們南海康家,據有為自述,原是嶺南的書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輝是嘉慶舉人,曾任廣西布政使(俗稱“藩臺”,從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財兩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稱“臬臺”,也是二品官,為一省最高司法長官);祖父康贊修是道光朝舉人,曾任連州訓導(州內管秀才的學官),升用廣州府教授(府學內的候補教育長官)。他父親康達初學歷雖低,也在江西做過知縣,不幸早死。因此有為早年教育的責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為的直系親屬。其它近支有官至巡撫、知府的。所以有為說他康家,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實以教授世其家”,至有為終成進士。(以上均據《康南海自編年譜》)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權的。那時的農村里既無學校,更沒有圖書館。少數兒童能有私塾可讀已是鳳毛麟角。縱有幸能進入私塾,而所讀的也只是些《三字經》、《百家姓》等等啟蒙之書。能讀畢四書五經,那也就到此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運三風水”的科舉考試了。為著參加考試,一般士子所能繼續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學。“帖括”者,用句現代話來說,就是“考試指南”、“托福快捷方式”一類的書。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啟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梁啟超語)。——事實上一般士子,也無錢買經史之書。

可是康有為在他求學時代就不一樣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圖書,堂叔家還有座“二萬卷書樓”,古今典籍應有盡有。再加上一個身為名“教授”的祖父,終日耳提面命。有為本人又聰明好學,有神童之譽,因此他在十一歲讀畢“四書五經”之后,就開始讀《綱鑒》、《大清會典》、《東華錄》及《明史》、《三國志》等典籍;并不時翻閱《邸報》(近乎民國時代的政府公報),熟知朝政時事。腹有詩書、下筆成篇,有為自然就“異于群兒”。這也就養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壞脾氣。不過若論考試必備的“帖括之學”,他卻未必就高于“群兒”。因此在“四積陰功五讓書”的科場之中,康祖詒在廣州府連考了三次,到十六歲時才搞了個“秀才”頭銜。——注意:比康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個科場中考秀才,三戰三北,才發瘋去見上帝的。

1.3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當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參加“鄉試”考“舉人”了。當年廣東人考鄉試可在兩處參加。一在本籍(廣州),而成績較優秀的秀才(監生和貢生),則可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所謂“北闈”中的“南皿”。“皿”字是“監”字的縮寫。南皿便是來自南方諸省的有資格進“國子監”(國立大學)的監生。鄉試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樣的“舉人”。可是考于北京的舉人可能就要比在廣州考取的舉人更光鮮些。

有為于十九歲時(一八七六),在廣州第一次參加鄉試,顯然是帖括之學未搞好,結果鄉試不售。三年之后(一八七九)在叔父“督責”之下,重赴科場,又不售。再過三年(一八八二),有為換個地方,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還是名落孫山。

三戰三北,這時康有為已是個“老童生”。他易地參加北闈,可能就是避免在廣州科場出現的尷尬場面。明清兩朝的社會中,把“老童生趕科場”,是當成笑話來講的。康有為自命不凡,是位極端倨傲的老少年。他顯然是受不了這種冷眼和暗笑,才避開鄉人晉京趕考的,殊不知“北闈南皿”比廣州鄉試更要難上加難。蓋在廣州和他競爭的只是兩廣一帶的當地學生。參加北闈南皿,他就要與整個華南菁英為敵,而南皿當年往往為江浙才士所包辦(參閱《清史稿·選舉志三》)。康祖詒舍易就難,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的“傳統中國”里,知識青年的“晉身之階”(the ladder of success)只有科舉這一條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專書論之。考場往往是“賺得英雄盡白頭”的牢房。我鄉某前輩,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壯志,老而彌堅,在“江南鄉試”中,前后一共參加了二十四次。最后一場失敗之后,曾賦詩自況曰:“可憐明遠樓頭月,已照寒生念四回。” “明遠樓”為南京考場所在地,而“江南鄉試”總是在中秋前后舉行之故云。這時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還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機會呢!

果然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康祖詒二十八歲,又老起臉皮走入廣州考棚,去和當地的青少年,一爭短長。榜發,又來個“鄉試不售”。三年又過去了,我們發現祖詒又在北京南皿試場出現;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緒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連續兩度落第。——計自一八七六(光緒二年)至此(一八八九·光緒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敗。這對一個自負極高的知識分子的心理的打擊,是不難想象的,虧他還有這個耐性和雄心。所幸蒼天不負苦心人。康有為本已絕意科場,終老山林。可是他敵不過可憐的寡母(三十左右開始守寡)和諸叔的強大壓力;在他三十六歲時(一八九三),還要提著個“考籃”,再與一些十余歲嘻嘻哈哈的小把戲,排隊走入廣州考棚,拚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為這一次“中舉”了。——前后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后時來運轉,連科及第。兩年之后,他在北京“會試”高中,居然當了“進士”——真如鄭板橋所說的:“如今脫得青衫去,一洗當年滿面羞。”——板橋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

1.4學問是失意苦讀的收獲

康有為考秀才曾三戰三北;考舉人又考得六試不售。到后來由舉人考進士,反而一索即得,豈科舉考試真要靠“一命二運……”哉?其實考生勝敗之間,亦可另有解釋。蓋縣試、府試(考秀才)和鄉試(考舉人)的要點是文采重于學識。有文學天才的青少年再加點“帖括”(八股文)的訓練,就可以應付了。像“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就可以十二歲“進學”成秀才,十七歲中舉了。而中舉之后還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學問”。他的老師康有為則正相反。康氏有學問而無文采。落筆無才氣就要見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場了。至于中進土、點翰林,光靠才氣就不夠了。赴考者總得有點真才實學和真知灼見。所以科舉時代,不通的舉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進),隨處皆有;狗屁的進士、翰林則不多見也——畢竟是國家的最高學位嘛!所以康有為六困于“鄉試”,一朝“會試”,他就以“會元”(會試第一名)自許了。

記得李宗仁代總統以前曾告訴我說:民國時代的職業軍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裝桐油之外,就是廢物。其實科舉時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讀書、考試、做官之外,也百無一用。做官要科舉出身,考試及格。考試不及格,預備再考,帖括之外也沒什么好預備的。但是也有少數士子,除掉預備考試之外,是為讀書而讀書的。讀久了也就可以變成一些專家學者。專家學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為有學問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國藩、張之洞那樣。專家學者始終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優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時心血來潮,也可搞搞無利而有名的“上皇帝害”。那時的中國既然沒有太多的官辦學堂,他們也可以辦學設校和開門授徒。——學問小的就做最起碼的“三家村塾師”(鄭板橋就做了半輩子塾師);學問大的就辦私立大學、開書院,像東漢的“馬融絳帳”、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種書院了。

康有為正是這樣。他在一八七六(光緒二年)十九歲,第一次“鄉試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陣子塾師之后,乃投奔當時有名的進士、理學大儒朱次琦,繼續學習。朱是一位大學者。康有為跟他學了不少東西,尤其是宋明理學。可是一學五、六年還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學問”卻一天天地大起來——從儒學到佛學,從佛學到西學,熬了十年寒窗,竟然變成當時中外兼通的大字紙簍。因此在朱老師于一八八二年病死之后,有為又一再鄉試不售。在繼續當了一陣子蒙童塾師之后,也就自我升級,試辦小書院,授徒講學了。

康有為那時因數度晉京,道游港、滬、天津等洋碼頭。并專程游長城、西湖;訪金山寺、黃鶴樓、白鹿洞等名勝古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游日廣。在名儒碩彥、達官貴人之間,論學衡文,評論國事,他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儔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頗負時譽。偶爾以老監生資格教讀廣州學宮,遠近學子,亦聞風向慕。在這些慕道者之間,居然有一位頗有才名的新科舉人,后來成為康圣人第一號大門徒的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這一記“秀才老師、舉人學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聲價十倍了。

1.5梁啟超投師始末

前段已言之,廣東新會縣出生的梁啟超是十二歲“進學”,十七歲“中舉”(都是虛齡)的神童。他在考中舉人時,竟被頗享時譽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許配給啟超為妻。這不用說是當時傳遍華南的師徒佳話。但是啟超是聰明的,他知道他這位新科舉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學問”。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書”(一八八八)回來之后,便親自投拜門下,做了有為的第一號大門徒了。

梁之謁康是在他“己丑中舉”(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時康有為三十三歲,啟超十八歲。據梁啟超回憶說,他自己那時是“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見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詞章訓詁康氏則斥之為“數百年無用舊學”。他師徒初見時自辰(上午八時)至戌(下午七點鐘)一日之談,啟超覺得簡直是“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直至“竟夕不能寐”。從此梁舉人就盡棄所學,去向康秀才從頭學起了。

行文至此,筆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〇年代中期某夕,余隨侍先師胡適之先生談訓詁學終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詩數首,有句曰:“著書為探生民術,忍共胡郎辨爾吾。”適之師作《吾我篇》與《爾汝篇》時,才十九歲。余發此感嘆時已三十中年。歷經寇患內爭,家破人亡。自覺“數百年無用舊學”,不忍再為之肝腦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嘗發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覺信心大增。翌年(一八九一,光緒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諸高足簇擁之下,乃移居廣州“長興里”,正式掛牌講學,這就是后來哄傳海內的“萬木草堂”了。

讀史者皆知道“萬木草堂”是后來康、梁變法理論的溫床;也是戊戌變法的干部養成所。但是康有為大師究竟在這所“堂”里,講了些什么學問和理論呢?這兒倒稍有厘清的必要。

1.6圣人知道多少“西學”?

康有為當時在“萬木草堂”中,向梁啟超等學生所講的學問,總的說來,大致有兩大類:“西學”和“中學”。康山長(滿清書院院長例稱“山長”,康似未用此頭街)在那里又講了些什么“西學”呢?原來他數度自廣州乘洋輪北上,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時,途經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見“西人宮室之華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康氏在內心欽佩之余,乃大購漢譯西學之書。潛心閱讀,久之也就變成當時寡有的“西學”行家了(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五年、二十二歲諸節)。康有為這種經驗與體會,實在和孫中山早年乘海輪的觀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為清末提倡西學的先驅。這種不尋常的文化經驗,我們內地的士大夫就望塵莫及了。

但是有為不諳外語,而當時漢譯(或自日文重譯)西書,極其有限,且所譯亦均為最初級的作品。這些作品中所介紹的史學文學和政治社會等科的內容,大致可比上五四運動以后的“高級中學教科書”的程度(毛澤東就是這個程度);至于所談的聲光電氣等自然科學,其程度則遠在“初中”之下了。不過康有為畢竟是位有“超進士”程度的儒家大學者,又是長于理學佛學的文章家,特別是善于演繹義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聞一知十、舉一反三——最長于望文生義,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東扯西拉,大寫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實這不是“康子”一個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轉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繼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為時人尊為國學大師,而好以圣賢自詡的學人,也每每自覺微吾曹則民族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無不如此也。余夜讀康子選集,至其《大同書》未嘗不掩卷長嘆。如此書生,真欲作“帝王師”耶?然自思論聰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為乃師是書而焚香頂禮,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時代的關系了。——這也就是筆者常說的笑話:若論對“天文學”的了解,則諸葛亮也比不上臺北街頭的一個小學生了。

吾友劉賓雁先生每嘆今日中國之厄運,是沒有產生一個“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結果。愚不謂然也。蓋真能扭轉乾坤,領導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濫調),通過這個“掘亂世”、致“升平”、入“太平”,長遠一個半世紀的“現代轉型期”,不能依賴一、二至圣大賢,穩坐沙發之上,手不釋卷,而胡思亂想出來之所謂“主義”也、“思想”也。它要靠數不盡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乃至軍閥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綜合“經驗”、“思想”、“實踐”、“試驗”等過程,并配合主觀和客觀的“機運”(chances & 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積累而制造之也。哪能專靠一兩位“思想家”呢?

寫到這兒,我們也就要替“實驗主義”那個框框之內的歷史哲學家,尤其是杜威、胡適、鄧小平師徒的理論,說點公道話了。他們“實驗主義者”認為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之內(其實自然科學亦何嘗不然),是沒有什么“終極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斷制造,和不斷揚棄的程序之中。

“實驗主義先生”和“孫中山國父”一樣,學名譜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譜,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個之多。曰“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也;曰“實用主義”(pragmatism)也;曰“機會主義”(opportunism)也;曰“機具主義”(instrumentalism)也。

杜威的“實驗主義”事實上是個“實驗報告”(lab report)。他把美國這個大實驗室中,兩百年來實驗的結果。加以總結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適就不然了。胡氏沒有進過實驗室。他所著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談“概念”還不是多談“主義”,而他的“主義”,卻沒有觸及當時中國的實際“問題”。所以他那套“經驗主義”,很快的就讓位了。

我國“實驗主義”的“二世”鄧小平所搞的“黑貓白貓論”,事實上是一種“機會主義”。但是我們可別忘了,“機會主義”原為“實驗主義”的基礎。只是“實驗主義”重在“實驗”。任何實驗其結果都是有正反兩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難的實驗。所以鄧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簾聽政”的西太后;他是個穿著牛仔褲的“實驗室主任”(lab director)。實驗成功便可加入楊振寧、李政道行列,得諾貝爾獎金。實驗失敗,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輪了。

筆者在本節內寫了偌大一篇似乎與主題無關的議論,目的無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國政治社會和文化型態從中古的東方式,轉型入現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復雜的運動。歷史包袱太重,康有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點點中學程度的西學常識來搞變法維新,真是毗蜉撼大樹,其失敗在起步之前就已決定了。百年回看戊戌變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學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簡單了。下面辟專篇再細論之。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四期

2011-10-27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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