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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七)第6章“新學偽經”和“托古改制”
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七)第6章“新學偽經”和“托古改制”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6章“新學偽經”和“托古改制”

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內所授的“西學”,包括他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開天辟地的體育課,都是些很原始的啟蒙性的東西,值不得多費墨筆,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筆帶過。

“萬木草堂”中學科的重點,是它的儒教“今文學”,和康氏用今文學觀點所發展出來的兩本教科書《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所以今文學實在是康氏變法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所在。

康有為是在近代中國,受西學挑戰而奮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對傳統中國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社會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師的,雖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國思想的偏鋒。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發展的中學偏鋒,與最幼稚的西學認知相結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為思想,并畫出他自己的“以君權行民權”的建國大綱的政治藍圖。再來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結果弄得人頭滾滾,一敗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標志出中國現代化運動中一個承先啟后的重要階段。我們如不把康有為弄清楚,我們也就很難了解繼康而起的孫中山、陳獨秀、胡適、毛澤東乃至今日的鄧小平和“民運人士”了。康有為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既然是傳統儒術中的“今文學”;但是今文學又是個什么東西呢,康子這兩部大著,所講的又是些什么內容呢,為康氏以后諸大家作導論;也為一般讀者作參考,且讓不學略事鉤沉。

1.1“今文學”淺說

談起“今文學”,我們不得不從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統一中國之后,在文化上做了幾件大事說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謂“書同文”是也。統一之前的中國大陸是七國不同文;齊(山東)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語的;而秦文與六國之文,隔閡尤大。統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們的簡體字隸書。統一后乃悉廢大小篆(包括秦人專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訂“隸書”。六國既被它統一了,秦政府也盡廢六國之古文,一律改用隸書——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人類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東亞大陸上的東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統一列國(前二二一年),七國文明的分別發展,已長達五百五十年。由于各國文字不同、語言各異,再加風土人情、生活習慣也頗有差異:晏子所謂“生于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是也。所以各國雖共有《詩》、《書》、《國語》和諸子百家之學,彼此之間,“大同”固有,而“小異”亦多多也。(請參看現代白種人的歐洲諸國之間的異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異”者,不徒文字書法之不同,義理之間亦每有嚴重區分也。如今盡廢各國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專用的“今文”(隸書)改寫之、統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間的區別立刻就暴露出來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后,今古文之爭,本來就呼之欲出了!這一情況,在中世紀歐洲,和東西羅馬的“圣經學”中,也鬧得很厲害。最可笑的莫過于今日的國共兩黨之爭。它們于政爭之外也就逐漸引起“繁體字”、“簡體字”之爭了。余于大陸上曾聞有“代表代表”的笑話。今日不加澄清,則五百五十年后,“繁文家”勢將解為“代表之代表也”;“簡文家”就要釋為“帶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來也不是請客。你麻煩你的,我麻煩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煩可也。但是麻煩之間要牽涉到政權問題、飯碗問題、砍頭問題,那么問題就大了。

秦始皇搞“書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于統一后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來個“焚書坑儒”并下“挾書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書,看情節之輕重,就要被“黥為城旦”(臉上刻字、下放勞改)、砍頭,甚至“族誅”。這一下便把東亞太陸,搞回到石器時代。民間要做點學問,就只好靠口述錄音了。

最高到有族誅大罪的“挾書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漢沿秦制,書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這條死罪大法,才被撤銷,它前后延長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后,社會上通用的已全是“簡體字”的“隸書”。禁書之前包括七國古文的“繁體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書”,便甚少人通曉了。可是書禁既解,則“燔余之書”(包括始皇燒的和項羽燒的),和匿藏之書(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書”),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勵之下,國立中央圖書館(中秘書)中也堆滿了斷筒殘篇。為整理這些殘書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簡體字(隸書),所謂以今文讀古文是也。“以今文(隸書)讀古文(篆、籀)”事實上也是一種翻譯工作。不同的譯者作相同的翻譯,其結果往往不同。更何況七國古文,各有其“異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會講“標準國語”,這樣問題就大起來了。——君下見吾友柏楊以“白話”來翻譯“文言”(通鑒)哉?更不見,“通鑒廣場”及眾多媒體,見仁見智者,對柏老之棍棒交加耶?這就是發生在兩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爭”的現代版了。明白了柏楊近年之惱火,則兩千年來今古文之爭,可思過半矣。

1.2從董仲舒、劉歆到黨的領導

兩千年來論今古之爭者無慮數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較深刻的王國維說。志之是不掠美也。這一發生在兩干多年前的學術爭辯,正如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關“海瑞罷官”的辯論。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綱》里的辦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門也就罷了。無奈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利祿禽獸。任何有關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為的是入黨做官,有權便有一切也。要奪利,首先就得爭權。這樣便牽涉到兩位關鍵人物,董仲舒和劉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罷黜百家、獨崇儒術”的儒家大政客。他說服了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和國立中央“太學”,而當“太學生”(也就是所謂“博士弟子”)則是入朝為官的終南快捷方式。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專治《春秋·公羊傳》,可說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議設立的“太學”,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學:五經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經了。董仲舒這批“斯大林主義者”,既然把持了黨校,左右了黨的“意蒂牢結”,操縱了入黨做官的“仕途”凡數十年也就罷了。誰知半路上又殺出個“托派”來。這一托派的首領,便是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奉命整理燔余殘害的劉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劉歆和他的父親劉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圖書館里的編審和管理人員。二人都寫了不少卷有關“目錄學”的名著——那也是人類文化史上最早出現的目錄學。劉歆顯然比他爸爸更有學問、更調皮。他在這些殘書中卻偏偏看中了一本驚世駭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傳》。

漢初今文學家治《春秋經》原只有《公羊》、《谷梁》二“傳”(“傳”在歐西“圣經學”中叫做commentaries)。劉向原也是專攻《谷梁》的“今文家”。如今他兒子忽然憑空突出了古文經《春秋·左氏傳》;而這《左氏傳》的史學內容、文學光彩和哲學義理,都比酸溜溜的“公”、“谷”二傳要高明得多。原發現人劉歆乃奏請皇帝(漢哀帝),把《左傳》以及和它類似的古文經《周禮》、《毛詩》、《古文尚書》等頒入太學,成立正式科系,設置專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與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漢哀帝當時對“春秋三傳”和今古之爭,倒頗有持平之論,但是縱是皇帝也別不過把持黨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們堅決反對把古文經列入官學,并說古文經,尤其是《左傳》,是劉歆偽造的。所以終兩漢之世,官學始終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山林之間,辦辦私立大學,不能入黨做官。——誰知劉歆這位古文家的鼻祖也有其歪運。在公元九年時西漢王朝就被王莽篡奪了。王莽篡漢之后,建立了他自己的大新帝國。王莽和劉歆是少年時期的好友,又是個好古成迷的“新朝”新皇帝,他要改變舊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學里的學制。因此他就任用歆為“國師”,來個經學大翻身。把所有的“今文經師”趕掉,而代之以“古文經師”。不用說《春秋·左氏傳》、《毛詩》、《周禮》、《古文尚書》等等,都變成了新朝的官學。其余各科系自然更是古今并列而以古文為主了。這些古文經,尤其是《左傳》,也就是康有為所說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學偽經”了。(康著《新學偽經考》就是用全力來說明《左傳》是劉歆拼湊的“偽經”。」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新朝”只搞了十幾年就亡國了。公元二十四年,劉秀建立起東漢政權之后,漢宮舊儀,全部恢復。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罷禁。因此東漢二百年中官辦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經”獨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學”之所以能獨霸兩漢四百年坫壇的道理,實在是“政治掛帥”有以致之。它既變成政客黨棍的衣食父母、利祿工具,則“今文學”便和現在的“毛選”和“遺教”等等一樣,也就離學術愈來愈遠了。而潛心學問、有為有守的“古文學”大學者如馬融、鄭玄等所辦的私立大學。反變成清望所歸、全國風從、一枝獨秀的學術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們終于壟斷了“漢學”的名稱。后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謂“漢學”、“宋學”者,前項實專指東漢的馬融、鄭玄、服虔、賈逵、許慎之學也。兩漢官方所堅持的“今文學”不與焉。因此在學術界不知輕重而硬要搞黨的堅持者,讀我書,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為今用也。

1.3“先師”和“素王”

我國漢代的今古文之爭,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頭來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風。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學術”和“政治”的關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時的;搞學術的成就則是永恒的。東漢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學術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結”的都只是一些不學有術之士。

古文經學既被趕出了政治田,和利祿絕了緣,三百余年的演變,終于使它變成一項“純學術”的研究。白頭窮經的老學究們,一個接一個“窮”下去,乃開創了我國古典學術里的注疏箋證、訓詁考據的主流學問來。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這種“科學實驗室的態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和“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適之,后來都網羅到“古文家”的隊伍里去。

而清初的“樸學家”,干嘉的“漢學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傳了。他們自己實事求是,一絲不茍。酸則有之,馬虎則絕不許也。他們自己如此,從而認定他們的開山老師,那位刪詩書、定禮樂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們“古文家”的學派里,孔子就被尊奉為純學者的“先師”了。

今文家就不是這樣了。他們是搞“黨的領導”、“一言堂”、“罷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掛帥”、“學術是要為政治服務的”。然則搞政治又所為何來呢?曰:搞政治是維持“黨的領導”、“以黨治國”、“為人民服務”,“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去擁護革命、參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階段,國父曰:“軍政”、“訓政”、“憲政”是也。其實所有主張搞集權政治的語言,都是大同小異的。今文家搞治國、平天下(那時的“天下”就是中國本部)也有三大階段,曰:“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們看來,做學問、寫歷史,都不應該是“為學問而學問”。它們應該是“有所為而為之”。因此什么“訓詁辭章、考據注疏”,什么“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是些“數百年無用之學”(康有為語)。毛主席不也說過嗎,“這是個原則的問題”;“這是個‘為誰服務的問題!’”(見《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所以治經書、讓歷史、搞文藝重在明了“義理”。義理既明,寫歷史就應該“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至于歷史事實,縱寫它個“七真三假”(四人幫的教條),又何傷哉?孔子不也說過:“大人者言下必信,惟義所在”嗎?

今文家們本身既有此意念,他們心目中的祖師爺孔子,也就是這樣的救世濟民、學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下是搞“純學術”的“先師”了。在今文家的認知中,孔子不只是“刪”詩書、“定”五經的大編輯。他老人家是六經的作者。“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選集”和“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孔子是要根據這套藍圖去變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綱解紐”了的東周衰世。但是他的孫子不是說他的爺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見《中庸》)?他自己不也說:“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見《論語·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襲”的嗎?“和平演變”的嘛!什么鳥變法改制呢?今文大師說: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談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時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偽“托”“古”圣先王,來“改”變“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時者也”。我們怎能以“偽托”小節,來拘泥局限偉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認為孔子不是搞“無用之學”的迂夫子和“先師”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國救民,終日棲棲遑遑搞行動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說的,他是一位“素王”!“無冕之王”(新聞記者)!

1.4“我們安徽”的“干嘉之學”

可是這種只注重哲學的“義理”,而藐視史學“真偽”的“今文學”,兩漢以后就失勢了,因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際,以詩文為時尚,經學浸衰。今文學就尤其顯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學本身的學術性,還是有其客觀的價值。宋明之際它那重義理、薄史實的精神內涵。又被宋儒承襲了。只是兩宋的“道學”是受印度思想的影響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學先生”們,特別推崇《大學》、《中庸》(《禮記》中的兩個短篇),注重在個體的“修身養性”和“明心見性”。對“今文家”的“尊素王、張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們對孔子的看法,還是比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師”的主張呢!明代的王(陽明)學雖繼陸(九淵)而非宋(熹),然在中國哲學大宗派上說,程朱、陸王基本上是屬于“理學”這個大范疇的。

時代發展至清初,由于異族入主,文綱孳嚴,清初諸儒,再也不敢亂碰什么華夷之別、君臣之分的義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無斯盛,歷朝“諸夏之君”卻遠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們對滿族的統治也頗能相安。繼續搞其《明夷待訪錄》(清初明遺老黃宗羲所著)一類的學問,冒砍頭之險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諸儒乃摒棄“理學”,而一頭栽入故紙堆,大搞其“漢學”(他們叫做“樸學”)。此風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間而大盛,人才輩出,學風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寧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領風騷之時,盛極一時的“干嘉之學”,簡直就變成“我們安徽”(胡適口頭語)的“徽學”了。受了老鄉戴震的絕大影響,那位“三分洋貨、七分傳統”的青年古文家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時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師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顯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當今執社會主義經濟學牛耳的千家駒教授對他的評語。最主要便是胡適鉆入古文家的字紙簍。做了“新思想”(也是現代的今文家吧)“選將”的緣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個改朝換代的時代里,億萬人民為之家破人亡。青年華裔自相殘殺,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則不知何擇何從。他們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丟得干凈,而在有關國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時卻發現他們所仰望的“啟蒙大師”,搞新思想義理的一世祖,卻在大鉆其《水經注》。而他老人家對“民主法治和人權自由”等等的理解,與其說是“科學的認知”,倒不如說是“宗教的信仰”。——《水經注》何物哉?“數百年無用之學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這種心情也幫助我們理解到,梁啟超何以在一夕之間,就變成了康有為的信徒。它也幫助我們理解到,為什么國故學中的“今文經學”,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復活起來?何以胡適的“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始終搞不出個氣候來?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能顛倒青年,左右國政!

1.5現代今文學的宗師

在清末今文經學之復振,實始于劉逢祿(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諸大家。龔、魏都曾親歷鴉片戰爭之痛。定庵(自珍字)強調“自古及今、法無不改”。魏源則認為“知”出于“行”,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他們的學理.都是康有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學”的。他由理學,轉治《公羊》,則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響;而廖平又是曾國藩幕僚湘潭王豐運(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學生。廖氏無行,學凡六變。但是他的〈知圣〉、〈辟劉〉諸篇,則是康有為的兩大理論著作之所本。梁啟超說:“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為,然有為蓋斯學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也。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后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見梁著《清代學術概論》)

本來嘛!任何學說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相襲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發展出來的。有為思想的來源雖出自廖平,但是他學問比廖大;悟解力也超過廖平,甚至龔、魏諸氏。其影響力亦遠大于上近諸子。因此我們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現代今文學的宗師,那就非南海莫屬了。——這是康有為在現代中國學術界的地位。

1.6“長”于“素”王,“超回”“駕孟”

今文經學既然是指導康有為搞維新變法的意蒂牢結,因此我們在列舉有為變法的實際行動之前,最好把為幼稚西學所滲透的康氏今文學的要義,再約略提綱挈領一下。梁啟超說得好:“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語見《康有為傳》,載《飲冰室文集》)真的,我們如不把“開宗明義”的“戊戌變法”的“意蒂牢結”先搞明白,以后接著而來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聯俄容共”、“法西斯運動”、“解放運動”、“反右大躍進”、“文革”乃至今日的“開放與民運”,都不容易說清楚。因為它們都發生在同一條三峽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階段罷了。——我們要把三峽看成一個整體的地理單位。各階段的連鎖反應,(讓我套一句時髦名詞)也就是一種分不開的“辯證發展”而已。

康氏今文經的第一要義蓋為他自吹的為往圣繼絕學。康氏認為東方文明的正統是儒教;儒教的正統是今文學,而今文學自東漢以后,二千年來都為“偽經”所篡奪。所幸天不亡中國,如今又出了個康圣人來恢復圣教真義,來以夷制夷。康氏對他這種繼絕學的自信心,已發展到入魔的程度。在萬木草堂時代,有為竟自號“康長素”。“長素”者,“長”于“素”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上“康圣人”呢?

康有為不但自封為今日的親王,他的五位及門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門“十哲”的名號。試列如后:

陳子秋號“超回”——超越顏回也。

梁啟超號“軼賜”——軼義為超卓。啟超超過子貢也。

麥孟華號“駕孟”——騎在孟子頭土也。

曹泰號“越伋”——孔伋(子思)何能與曹某相比也。

韓文舉號“乘參”——把曾子當馬騎也。

這個康門五哲之名(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見了。所以梁啟超說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于學術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注腳、群山皆其仆從之概。”(見同上)

1.7“最高領導”都是獨夫

乍聞之下,我們會覺得康有為害了自大狂。其實非也。這是我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傳統儒生治學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種舍我其誰的個人英雄主義。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全是個人英雄的“單干戶”和“個體戶”。他們真要“在位”,中了頭獎,當了個“總統”、“主席”、“大元帥”、“最高領導”等等,未有不是“獨夫”的。得不了獎,齏志以歿的,也不甘心與草木同朽。他們還是要以“帝王師”自詔。大家都有“舍我其誰”的抱負;誰也不會想到“以天下為‘公’任”。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孫文說“天下為公”;毛澤東說“為人民服務”。這些話其實也都是一種“舍我其誰”的雋語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國脊梁”之譽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標準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儒生。不幸他這“舍我其誰”的脊梁,卻碰到一個“唯我獨尊”的腦袋,所以漱老就被罵得名滿天下了。再反看過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謂“三圣七賢”諸大師,和大師的弟子們,哪一個又不是超回駕孟,以“脊梁”自任呢?只是沒有這天賜良緣,在金殿挨罵就是了。事實上這些大師和他們的弟子們,也確有其“治國平天下”之才,只是時代下同了。他們乃至那些總統主席們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為明君賢相。因為在那個時期,當明君、作賢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這框框是數千年億萬勞碌子民,和數不清的明君賢相,智慧與經驗慢慢累積起來的。明君賢相們,只要篤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讀他“半部《論語》”,也就可以馬馬虎虎地治國平天下了。不幸他們卻生在我輩這個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語)和“文化污染”(小平語)的時代,要來搞個張文襄公的“五知”(見《勸學篇》),可就不那么簡單了。“五知”者:

一、知恥——恥不如日本……

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埃及……

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

四、知要——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小平應三復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圣……

張之洞這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高論,用句目前的新名詞來說,便叫做“文化融匯”(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截長補短。可是鐵鏡公主說得好,“駙馬爺,您要我怎么‘長’,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間的“長短”,不但駙馬爺不夠格,康有為、張之洞也不具備“知道”的條件;鄧小平、陳云也要傻眼。連個“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適,縱粗知其長短,亦不知如何去“融匯”,因為acculturation不單是“智慧”(wisdom)的問題;它牽涉到“實驗”(experimentation)、“時機”(timing)甚至“機運”(chances)等多種條件的匯合。這是整個社會長期的運作;佛語所謂“福慧雙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說大話,搞點“黑貓白貓”,從頭來起,也未始非解決之道。

如此說來,則康有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種cultural 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問題的學術問題,所謂“今古文”的教條(dogmatism),搬出來和人吵架,使它成為變法維新的絆腳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歷史不會重演,而前車則可以為鑒。如今大陸上總算天不亡中國,把個大教條專家放進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繼起的小教條們,還在搞什么他們自己也一竅不通的“姓社姓資”的空頭主義,吾為之掩卷嘆息也。

當康有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交車上書”和“強學會”之時,全國風從,連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都甘附驥尾,是何等聲勢?!其不旋踵而滅者,亦是空談主義,以短取敗。讀者如不憚煩,下篇再結論之。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五期

2011-10-27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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