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時代作品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字體    

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八)第7章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八)第7章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7章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1.1“圣人”要“國父”拜師

甲午戰后在中國興起的政治改革熱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進、緩進兩派的。康有為所發動的緩進派,比楊衢云、孫逸仙所搞的急進派還要早兩年——孫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廣州行醫時,原來也是個緩進派。他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轉致結交之意。誰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拒不見孫。中山原也是個“舍我其誰”的人,何能拜康有為做老師呢?二人因此就緣慳一面了(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孫上書李鴻章時,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緩就急,遂轉往夏威夷自組其“興中會”,并結交了楊沖衢云來聯合造反。誰知楊衢云又是個唯我獨尊的人(見《謝纜泰回憶錄》)。一槽容不下二驢,中山其后竟變成急進派的單干戶。

康有為原來也是個求政治改革的單干戶。當他在傳統的科舉制度里屢考屢挫的沮喪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舉制度。甚至所有傳統官制和社會習俗之沒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帶租界里的所見所聞,益發增加了他要求改革開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秋,那時年已三十一歲,在北京參加鄉試,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為,感身世之落泊,思國事之蜩螗,內心實在忍不住了,乃認定時在朝中當權得勢而頗負時譽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為目標,投書論國是。主張變法維新——這是他搞變法改制實際行動的開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當權的公卿,寫公開信,論國事,評時政,并自述身世學養,發懷才不遇的牢騷,原是我國古代窮知識分子的老傳統。在那個既無報章雜志能讓你投稿,又沒有民主墻能讓你貼“大字報”的專制時代。這本是窮知識分子發表政見,和在人才市場標售自己唯一的辦法。“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們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條腿“千里馬”自況的韓文公韓愈,便用這種方法在人才市場亮過相。同樣的我們那位“斗酒詩百篇”、古今第一大詩仙李白,也在這一自由市場中標價出售過自己。篇前所言,我們的孫國父,不也上過書?

那些“買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權貴,為著“愛才”、為著“頗受感動”,或許只是為著“沽名釣譽”搞“野無遺賢”的玩意,往往也“禮賢下士”一番。如此勞資兩利。相互宣傳,足使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也得以揚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這個傳統之下,康有為向三位權貴上書之后,竟頗受青睞。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1.2透過皇帝的老師上書

翁同龢那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師”。他是同治、光緒兩個小皇帝的老師,出入宮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維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慶宮去替光緒講書的。在小皇帝日漸長大。垂簾老太后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衛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時人揶揄他二人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其權勢亦可想見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狀元及第”,系出所謂“父子宰相、叔侄狀元”的翁氏名門,真是天下無雙的士林泰斗。

有了這樣一條好“關系”和大“后門”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場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漸高漲。臺閣之中既不乏紆尊降貴的高官時加捧場;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結為榮。這樣一來,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時賢名士,為著國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寫信,也是我國的老傳統。自周武王時代的伯夷、叔齊開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書”是有重大冒險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龍顏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蠶室”,弄到殺頭抄家的下場。

康有為搞第一次“上皇帝書”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也就是他見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這時剛好在皇帝祖墳附近發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災難。這在傳統的迷信上,叫做國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這個天意,上書請皇帝“變法維新”;并責難朝廷“不復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沒有通訊處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遞。孰知翁氏覽書膽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書雖然上不去,可是畢竟是轟動朝野的大事。該害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嘔心瀝血之作;一篇膾炙人口的政論文章,遍傳海內。水漲船高,有為也就隨之文名大噪。因此這年他落第還鄉,辦起“萬木草堂”來,不特新科舉人梁啟超慕名而來;那位潛龍在田的孫中山也想結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鴻章上書的靈感,可能就得自康有為。

1.3“公交車上書”始末

有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書,想不到時來運轉,于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三十六歲的老童生居然在廣州鄉試中了“舉人”。有了“舉人”的資格,康圣人也就可以與比他小十五歲的天才學生梁啟超,聯袂去北京參加“會試”,爭取“進士”的學位,作“天子門生”了。

康、梁師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兩度入京。這時中日“甲午之戰”方酣。我海陸兩軍,兵敗如山倒;全國震動、人心惶惶。朝臣或主遷都抗戰,或主訂約媾和,莫衷一是。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師翁同龢,原屬主戰派;而比較知彼知己、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集團,則說動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實行議約謀和,因此也發生一連串的“廣島拒使”、“馬關議約”的國恥大事。——朝中也隱隱地形成帝后二黨,暗中對立。

就在這國族岌岌可危的年頭,北京卻是個熱鬧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虛齡六十歲。這位有權而無知,當國三十五年性喜奢華的女獨裁者,挪用了海軍經費和京奉路款,加上內府外省的各種奉獻,共花去白銀數千萬兩,大修其“頤和園”及東陵的墳墓。奇技淫巧。工匠藝人,麋集北京,極一時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舉制度中的“會試”之年。各省新科“舉人”數千人,各傾家當,齊集北京參加會試。

誰知就在這場熙熙攘攘的假繁榮里,忽然漁陽鼙鼓動地來,王師潰敗,噩耗頻傳。一八九五年初春當乙未科進士正企待發榜之時,《馬關條約》中對臺灣與遼東之割地及兩萬萬兩賠款之噩耗,亦適時而至。一時群情鼎沸。新科舉人數千人乃發動學潮,伏闕上書,誓死抗日。其中尤以臺灣籍青年舉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時,康氏原有他“上皇帝書”的老底子;梁則是一位“筆端常帶感情”的煽動性作家。所以學潮一起,他師徒就領袖群倫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陰歷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師徒經一晝兩夜之力,寫成上皇帝“萬言書”三章,呼吁“拒和”、“遷都”、“變法”。十八省在京舉人集會響應。一時聯署者多至一千二百余人。五月二日(陰歷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師徒領隊,率十八省舉人及市民數千人,齊集“都察院”門前,遞請代奏。——此一群眾集會,也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所發生的第一次學潮吧。這就是那樁名垂史冊的“公交車上書”了。

1.4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康梁這次上書是連一部“黃包車”也沒有的。所謂“公交車”者,在一百年前無人不知;一百年后就無有人知了。原來在兩千年前的漢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舉席的。這些被舉之人抵達京師,照例都由朝廷派“公交車”接送。乘“公交車”是多么光鮮的事。自此以后“公交車”和“舉人”就分不開了。公交車就是舉人;舉人就是公交車。

所以康、梁這次所領導的學潮,實在是一個“舉人造反”的團體行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舉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這造反未成之時,朝廷的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它一面聲明要嚴辦聚案滋事,一面又貼出了黃榜,學潮總指揮康有為,高中第八名進士。這一下“金榜掛名”,數十年灰溜溜鳥氣全消。馬上脫青衫、著紅袍,保和殿面圣去者。還鬧啥學潮呢?那些名落孫山的榜外公交車,也只有打點還鄉,還債、賴債、打秋風去了。臺灣割給日本,讓唐景崧和胡適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們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暫時管不著了。大家鳥獸散,顢頇無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輛坦克上街,天安門的大學潮,也就煙消云散了。

誅心而論,天下原無不是之學潮!康、梁師徒為著變法改制,雖然后來都變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報》不是心血來潮,對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補作了至高的評介。既然領導那個小學潮的康、梁是歷史上值得歌頌的人物,那么硬說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軍濤等是該關該殺的“暴亂分子”,豈不是睜著眼說瞎話?

人生苦短,一時烜赫,究竟是白駒過隙、過眼煙云。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倒真希望領袖萬歲。當朝諸公長生下老。再過他一百年,回頭看看“小平變法”的過程;看看將來的歷史家對他們是怎樣下筆的。

1.5人民問政的開始和“太子黨”

“公交車上書”這一出小鬧劇末搞出什么立竿見影的效果。地還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舉人造反這一鬧,卻鬧出個庶民問政的風氣。關心國事,卻變成了一時的風尚。關心之道,則是糾合志同道合之士,組織社團,報效國家。士大夫們目光遠大、滿腹經綸,就要組織他們的“強學會”、“保國會”;江湖豪杰,氣功師、武術師,忠肝義瞻、視死如歸,就要組織他們的“義民社”、“義和團”來“扶清滅洋”;海外華僑青年,海內知青和秘密會黨,也要組織他們的“輔仁文社”、“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時組織林立,百會蜂起。據梁啟超所作統計,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種公開社團,蓋有一百六十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數的革命造反之外,蓋多為保種強國,扶清滅洋而設也。“扶清滅洋”可能就是后來中共“興無(產階級)減資(產階級)”的老祖宗吧!

在這百余種社團中,那最有聲勢、最有內容、也是最先組織的團體,應該是由康、梁領導的“強學會”了,原來康有為在領導公交車上書之后,一時名滿天下,變成了時代的寵兒。朝野士大夫皆折節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認為改制維新是中國必走之路,而康有為是這條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個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為的。不聿我們在一百年后的“恩怨盡時”為他“論定”,才發現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節再詳論之。雖然他也為著他所想象中的“變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個胞弟的生命。

在《馬關條約》簽訂后的幾個月之間,中國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辦報辦學,組織社團從事革新。那時中國居然也有個“太子黨”(且用今日的語言來說)——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張之洞的兒子張權、曾國藩的孫子曾賡鈞、翁同龢的侄孫翁斌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名史學家陳寅恪之父)、沈葆楨的兒子沈瑜慶、左宗棠的兒子左孝同等數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譚嗣同了。

寫歷史的人不能小視“太子黨”這個東西。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家庭影響深遠;教育最好。知道舊政權的內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們如果不流于吃喝螵賭、貪贓枉法而有心為國為民,他們往往是傳統中國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團或進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頭頭。漢、唐、明、清早有先例;國、共兩黨政權中,且變本加厲。——我們只要單挑一、二人如臺灣的陳履安和大陸的葉選平就足夠說明一切了。

清末除這個太子黨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經驗的中年官僚軍人如袁世凱、聶士成、孫家鼎、張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鴻章,都是傾向于改革開放。至于張之洞、陳寶箴、翁同龢等太子黨之父就更不必提了。——這一情況與今日大陸上的政治發展,頗有其異曲同工之處。康有為是搞英國式君主立憲緩進派政治改革的領袖。他對上述的保皇集團應善加領導,耐心教育才對。誰知他一開頭便四面樹敵,自我孤立呢?

1.6“強學會”的成立和聲勢

原來“強學會”在一八九五年夏發起于北京之時,它最熱心的贊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張之洞,而最誠摯的實際組織者,便是上述這批太子黨了。一次翁氏曾折節親訪康有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訪時,二人竟如老友晤談數小時。翁對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為的自述:

“翁說”與君雖初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藝閣(名廷式。翁的學生,亦一改革派)召見后,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數巡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見康著《自編年譜》)

康有為這時是個才拿到學位(進士)的小知識分子。在工部當個芝麻綠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師宰相對他折節若此。試問后來國、共兩黨的高干,做得到嗎?朋友,若說“固有文化”,實應于此等處求之。近來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這個“溫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結果有時亦適得其反者,其中牽涉學理之深邃,就一言難盡了。——這當然是題外之言。

“強學會”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從戶部劃出個小預算,并撥出一部印書機開始的。工部尚書孫家鼐為它找座房屋作會址。其后復由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各捐五千銀元。現役軍人如淮軍中的聶士成和毅軍的末慶,亦各捐數千元。其它小額捐獻更是所在多有。有這樣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背景,學會的會務照理是應該一帆風順的。不幸的是它一開始便發生了若干政策性的爭執。其中有部分負責人想把這個學會逐漸辦成個自給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動改革開放的出版文化事業,庶可自力更生,長久維持。但是這一構想卻為康某所峻拒。他認為這樣做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結果爭辯得“舉座不歡”。

一個社團的成員對政策發生爭執,原是正常而應該有的現象,可是它如發生在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組合里,往往就要產生并發癥而導致分裂和解體。再者這一內因之外,它對外亦示人以不廣。這時因戰敗失勢而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李鴻章,對“強學會”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銀二千元,加入作一會員或贊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請竟被該會所否決。康有為自然也是這項否決的主要決策人。

李鴻章那時是世界聞名的中國政治家。雖然暫時失勢,他的潛勢力,他的國際聲望,尤其是他在后黨中的地位,仍是一時無兩的,而康有為這個六品小京官,居然公開刮其胡子——這也可見當時康的氣焰了。所以那時縱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記里也說“康祖詒狂甚”。

1.7新政、新思想毀于教條主義

康有為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陰歷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誰知他的氣焰不但未絲毫減退,反而因之水漲船高。

這時在中國最有權有勢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員”,實在是張之洞。張于此時適自武昌調到南京,出任南中國最重要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包括當時經濟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張之洞便派專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為一住二十余日,變成張之洞的上賓。張對他真是言聽計從。這期間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強學會”,和該會的機關報《強學報》之發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張之洞支持的。〈上海強學會序〉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為執筆,用張之洞名義發表的。誰知張、康這段合作的蜜月,后來竟被康有為的教條主義徹底的破壞了。讓我們再抄一段康有為的夫子自道:

入江寧居二十余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自任。隔日一談,每至深夜。魯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梁)星海來言。吾告以“孔予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奚取焉?”(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

吾人讀上段文字,便不難想象出康有為當時氣焰之高了。其語言之橫蠻,態度之惡劣,可說是達于極點。但是這篇回憶還是他失意之后追記的。當他春風得意之時,其猖狂的態度,可能更甚于此。盡管如此,這位比康年長二十一歲的南洋大臣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對他還是曲予優容、熱心的支持和誠懇的勸勉。但是康有為對這位開明的老輩和上級領導,硬是不假辭色。且再把康氏有關的回憶看下去。康說:

在江寧時,事大順。吾曰,此事大順,將來必有極逆者矣。黃仲弢梁星海議“強學會”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濤以論學不合背盟。電囑勿辦,則以“會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開會賃屋于張園旁。遠近響應,而江寧一切不來,處處掣肘,即無楊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這段記述里,康有為認為強學會之失敗是由于張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是張之洞的背盟呢?

康、梁師徒在甲午戰后所推動的這個“強學會”運動,實在是滿清末年在中國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機”(chance)的一個全國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體的群眾運動。它如搞得好,則后來的“華興會”、“光復會”乃至“同盟會”,可能都不會另起爐灶。沒一個“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軍閥亂政,哪還輪到后來的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去搞什么“五四運動”呢?

須知當年支持強學會這批人,實在是中國知識界(也可說是“資產階級”吧)的菁英。他們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當時保守派中的徐桐、剛毅和榮祿等人。這種集體力量之未能發揮,實在是和“強學會”的崩潰血肉相連的;而強學會之崩潰也就直接縮小了其后“保國會”的陣容,和光緒皇帝搞變法維新的聲勢。這種搬石頭砸自己腳的辦法,都是康氏搞“教條主義”的后遺癥啊!

1.8報酬大于貢獻

“強學會”的失敗,在中國現代化發展史上實在是一大頓挫,頓挫于康有為在“今文經學”里的教條主義。“今文經學”是個什么東西呢?筆者為使一般讀者對它有個粗淺的了解,特辟前篇為萬言專論加以闡述。讀者批覽后,便知今文經學在我國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時之外,在學術界并未成過大氣候。所以自漢以后,輕視甚至鄙棄今文經學的儒家,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張之洞之勸康有為搞變法“匆言此學”,實在是一個長輩學人的善意勸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讀過康著《新學偽經考》。看后他在日記里寫道:“看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見翁《日記》)

其實把康說看成“野狐”,又何止張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適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錢穆,對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記得筆者本人在重慶讀大學期間,便有一位同班同學(似乎是黃彰健兄)專治公羊學為畢業論文。余亦偶涉之,但覺以“三世”論,讀《春秋》,未始非“通經”之一說,若要以它來“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學在五〇年代亦嘗試述文,闡兩漢“太學”。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漢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簡直是把持立國意蒂牢結的“學閥官僚”也。——當時也是有感而發。當然那時的“學閥官僚”的學術水平與兩漢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還差得遠呢!(拙文見《附錄》)

康有為不自量力,引學術入政治,也就從“迂儒”逐漸蛻變成“學閥官僚”。把支持他變法改制最熱心最有力的張之洞、翁同龢等都擯之門外。以他這個六品主事的小官,來獨力抵抗那紅頂如云的頑固派,那就是螳臂當車了。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數名昏聵老領導授意之下,御史楊崇伊一紙彈章,張、翁等實力派在一旁幸災樂禍,康有為的“強學會”就煙消云散了.強學會一散,小會分立。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新政新思想,就沒有共同語言了。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說過:“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于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那時去古未遠;我們記憶猶新。對汪精衛,余曾撰文論汪之“十大錯誤”。認為汪犯了九大錯誤,社會和歷史都原諒了他,使他有“復出領導”的機會。只是他把第十大錯誤做得太“絕”了。歷史無法原諒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漢奸”之名遺臭史冊了。

康有為當年犯了他那教條主義的絕大錯誤,但是這錯誤雖使他鎩羽而去,卻沒有影響他衣錦還鄉,為老太太做壽的風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覓前途。誰知一八九七年山東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國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個更嚴重的危機。在朝野束手之時,聞鼙鼓而思將帥,大家又想到康有為畢竟是個人才;他的變法維新的主張,也是“今日中國之必需”,這樣康有為也就東山再起了。

1.9瓜分的威脅和圖強的意志

所謂曹州教案原是發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兩位德國傳敦上在山東巨野縣為暴徒所殺的小事——在當前紐約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為暴徒所殺(最近遺有一位前來開會的日本大學校長被殺)——可是這件小事卻被那時后來居上的德意志帝國主義引為借口,強占了膠州灣;并要求在山東省筑路開礦。老實說,我們本錢大。出租膠州灣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這時甲午新敗,大清帝國已至死亡邊緣,德國人一開其端,其他帝國主義援例一哄而來——俄國人要租旅順大連,英國人要租威海衛和九龍,法國要租廣州灣,日本要在廈門一帶打主意……,這樣群盜入室,劃定“勢力范圍”、割據自雄,那問題就大了。——弄不好,大清帝國就要步波蘭后塵,被列強瓜分了。

為應付這種嚴重局面,那在總理衙門辦外交的清室諸大臣也并不太顢頇。李鴻章就是個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訪問俄期間(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與俄國訂有密約以應付貪得無厭的日本。膠州交涉期間,翁同龢、張之洞乃至康有為等也想聯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國主義哪就那么笨讓你去以夷制夷呢?他們要搞他們自己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劃定他們自己的“勢力范圍”(spheres of influence);要把東亞病夫“瓜分”掉(partition of 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張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為棘手,而瓜分之禍,則迫在眉睫。這時當政不久的光緒皇帝和有遠見的大臣們,就感到與其治標則莫如治本。這樣他們就想到要“變法圖強”。要變法,就少不了那個變法專家康有為了。而康氏自己也當仁不讓。一八九七年底,有為乃攜滿篋奏稿與所著新書,趕往北京。

康氏這時在北京自然又變成變法的智囊了。因為他畢竟寫過一些小冊子,什么《俄國彼得大帝變法考》、《日本明治變政考》、《法國革命記》、《波蘭分滅記》等等。若論內容,這些名著只不過是今日臺灣主局初中歷史教科書耳。然在那時的一般朝野人士則聞所未聞。據說光緒皇帝后來看到《波蘭分滅記》,曾為之掩卷流淚,西太后讀之也頗為感動。

再者,有為此時既然仍在工部掛名為主事,他的上皇帝書依法也可由本衙門代遞。不幸康氏個人與“本衙門”之內的人事鬧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階層的留難。所幸光緒曾看過他公車上書期間的奏章而極為重視,此次知康來京即思召見而為老叔父恭王奕欣所勸阻,乃明諭“總理衙門”中諸大臣先期約見,談個底子,然后再由皇帝親自召見。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陰歷正月初三)康有為乃應約至總理衙門與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廖壽恒(刑部尚書)、張蔭桓(戶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來一套舌戰公卿。旋奉論作書面條陳,以待皇帝召見。在書面條陳里,康的主要建議是先設立“制度局”,來從事研究設計如何更改全部舊法與官制。康甚至主張“六部盡撤”、“則例全廢”,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電、會社、海、陸軍)。各省則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

筆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嘆不盡,近年來余亦嘗與一些新朋友嚴家其、阮銘、陳一諮諸先生談小平變法。殊覺康、梁變法與小平變法有其異曲同工之處。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陳諸公叫“體改所”罷了。“司令員”與“司令官”有什么分別呢?!而時間卻浪費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敗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1.10只保中國,不保大清?

康有為這一制度的構想,顯然為光緒皇帝所看中。這位有心為治的年輕皇帝就預備召見康氏面詢變法了。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國政如麻之時。光緒一面要應付列強(尤其是俄國)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舊派群臣之間,折沖抉擇。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進呈的泰西新學。最重要的,他還要應付那個泰山壓頂的慈禧老太后——光緒的任何決定,都要以西后一言為準。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決定權的。

這一個春天可說更是康有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風得意的一季。這時他獨承天眷,終日忙于草折著書。另外,在舉朝矚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擁之下,他更要恢復他那一度風行天下的強學會的組織。

前文已交代過,當“強學會”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強迫解散之后。結社集會已成一時的風氣,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強學會被禁,全國雖失去一個統一領導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組織,如湖南的“湘學會”、廣東的“粵學會”、湖北的“質學會”、廣西的“圣學會”、浙江的“保浙會”、云南的“保滇會”、上海的“蒙學會”、“農學會”等等則如雨后春筍,一時俱起。但是這些組織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還是康梁師徒。康氏如今東山再起,他就想再來個統一組織、統一領導了。

以他原有的“粵學會”為基礎,康、梁師徒乃于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創立了“保國會”于北京的“粵東館”。這個“保國會”雖比不上當年“強學會”的聲勢,然也網羅了一些豪杰。沒來為變法維新而殺身成仁的“六君子”——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譚嗣同等幾乎全部都是“保國會”的發起入或贊助人。

這個會言明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以“講求變法、研究外交、謀求經濟實效”為方法。它一開頭就以顯明的政治面貌出現,并且得到光緒帝的認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認為它是近代中國,政黨政治的第一次出現;而康有為則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政黨的黨魁。

可惜的是這個黨魁的格局太褊狹了。他雖沒有后來中共所具有的“三寶”(理論、武力和統戰),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寶,打打“統戰”嘛,那時強有力的所謂東南三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后任兩廣總督),都還算是開明的。而這三督和一般開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國”的圈圈之內。少了這批開明而成熟的實力派(西太后也讓它三分的實力派),則康、梁等保國分子,就只是“兒皇帝”之下的一群紅衛兵了。紅衛兵能奪掉誰的權呢?所以保國會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與、御史潘慶瀾便交章彈劾;老頑固派剛毅、榮祿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謊言,說“保國會” “只保中國、不保大清”。老婦人耳朵軟,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則帝后異途,沖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輕皇帝,認為他既然有了這一群年輕有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國之君”——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困的確已到了被列強瓜分的邊緣——他就要不顧一切地去變法改制了。

1.11可敬可悲的光緒皇帝

我們治中國近代史的人,每談到戊戌變法,總是過分的突出了康有為,光緒皇帝似乎只是個次要角色。這個印象是與歷史事實不符合的。

其實戊戌變法的中心人物還是光緒皇帝。康有為只是他看中的一個變法顧問而已。但是康派之畢其功于一役的過激作風,卻頗能說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輕皇帝。皇帝既有過激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機派的聯合陣線和反擊。而康派的教條主義和過激作風,也拒斥了開明而強大的中間派。開明派和中間派靠邊站,剩下的過激派和頑固派兩極分化,勢均力敵,就短兵相接了。在這兩派較勁之時,過激派也就是所謂帝黨吧!原是個紙老虎、空架子。一旦臨陣交鋒,其結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現在且讓我們搜搜根,看看光緒皇帝是怎樣搞起維新變法的:

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孫子、咸豐皇帝奕詝的胞侄、同治皇帝載淳的堂弟、醇親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兒子。慈禧是他的親姨媽。當同治皇帝于一八七五年駕崩之時,西太后已當政十余年,權勢已立。她不想為自己的兒子載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聽政,所以她就選擇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載湉來承繼咸豐。如此,她就又可以繼續去“垂簾聽政”了。

載湉四歲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宮之中,成長于婦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練而無知的滿族老婦:個性又潑辣兇狠,殘酷無情。她不是個好媽媽。所以光緒帝自孩提時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責,便跪地顫抖,齒牙撞擊作聲,至年長親政時,亦不能改。但載湉是個聰明俊秀,有見識有良心而愛國的佳子弟。在一個狀元老師的教導之下,熟讀儒家禮教的詩書。知識漸開,自知為一國之主,也頗想做個明皇圣主,至少不能作“亡國之君”。

一八八七年二月光緒帝十七歲行“親政”禮,實習做皇帝。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冊立一后(葉赫那拉氏)二妃——瑾妃十五歲、珍妃十三歲。二妃為親姊妹(他他喇氏)。載湉不喜皇后而愛二妃,尤其是聰明美麗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獨裁,宗法禮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愛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歸政”,遷往新近完工的“頤和園”去頤養晚年。按法理,載湉這時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專制政體之內,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獨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認她身在園中、心在宮內。日常政務,不妨由兒皇帝去管;軍政大權,她是一寸不放的。這時的王公大臣、軍頭疆吏,原都是她當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們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視為當然。

在這種母后專政的壓制之下作兒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個鞠躬盡瘁的諸葛亮,或勤政而不攬權的周恩來。要有野心,則做個日積月果,奉命操勞,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蔣經國,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則是做個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禍。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變,那就誤己誤國了。

所幸光緒親政之后,國無大故,而李鴻章等所主持的,側重路礦、海軍的所謂“洋務”、“新政”(也可說是“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吧),表面看來,實頗有可觀。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軍在噸位和炮力上說,且超過日本。——事實上中國這時也真是個海軍大國,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軍。她之所以不顧國情民意,挪用海軍經費數百萬兩去修造頤和園,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覺當家數十年,歷盡艱辛;如今國家承平,海軍強大;她自己退休了、“歸政”了,理應造個好的花園來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1.12“東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國主急起直追。到一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鮮,搶奪中國主權,做個后來居上的東方帝國主義。為對付日本,那時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務的恭親王奕欣,和一手創造“北洋海軍”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均知國際戰爭不可輕意發動。透過總理衙門,他們條陳“東事三策”:上策是“郡縣化”,把屬國朝鮮變成一省;中策“國際化”,開放朝鮮,制造國際均勢,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驅逐日寇。

當時李恭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實際主政經驗但是清望頗高的翁同和,乃至那些清議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車”,以及許多李鴻章的政敵御史等人,則力主用兵。其時親政未幾而求勝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來就是個主戰派。再加上個有“獨對”(可以單獨向皇帝說話,在蔣毛二公時代叫做“通天”)特權的狀元老師之不斷慫恿,也就主張用兵。至于那個有最后否決權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個村婦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數朝臣諫諍之下,她也就批準了兒子的要求,“下詔宣戰”。一戰至全軍盡墨,舉國惶惶之時,他們又把這戰敗責任,一古腦放在李鴻章頭上,把李氏罵成“漢奸”——“漢奸”一辭后來之流通全國,就是從罵李鴻章開始的——使鴻章百口莫辯。

老實說,大清帝國之亡國,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戰爭”。甲午之敗把我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一階段,歷時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所謂“同治中興”)的“科技現代化”的總成績,給寃枉地報廢了。甲午之敗也拆穿了大清帝國五十年科技建設的紙老虎,而使新(德日)舊(英法俄)帝國主義加緊進逼,而形成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危機。甲午之敗也使那個有見識有權力,集中興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團,膽戰心寒而全部自動或被迫的靠邊站,對變法國強喪失了信心。這一集團的隔岸觀火,乃導致上述朝政之走向“兩極分化”。皇帝與太后既然不能靠邊站,乃各趨極端,一分為二。林肯說:“一個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二期

2011-10-27 12:03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傳奇人物傳記 風華絕代 物華天寶
此間選取古往今來傳奇人物的傳記與軼事,事不分大小,趣味為先,立意新穎,足以激越古今。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