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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九)第8章附錄:漢代的太學
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九)第8章附錄:漢代的太學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8章附錄:漢代的太學

本篇承宋晞兄“派”稿。筆者不揣淺薄,冒昧執筆,僅就哥倫比亞太學及華盛頓大學合設之“中國歷史研究部”所藏之漢代史料,搜集成章,時間卒迫,參考書籍尤嫌不足,草草為文,以壽“許”恪士師,尚乞海內師友,不吝匡正!

我國漢代的太學創立于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其后發展極速,至東漢中葉竟擁有教授(學官博士)七干余人,學生三萬余人,其規模較諸二十世紀世界各國任何大學亦不多讓,實為我國教育史上極光榮之一頁。但是這樣宏偉的一個國立大學,為什么至東漢末葉日趨衰萎,魏、晉以后兩漢太學之遺規遂不可復振?今日之談史者,回首兩千年前之史實,實不無余憾。筆者寄跡海外,數據與時間均屬有限,初不敢言為兩漢太學作一有系統之研究,但愿就手邊史料整理所得,略論兩漢太學興廢之由耳!

太學設立之背景

上古時代我國高等教育原屬“官辦”性質。迨乎春秋之末,封建制度開始崩潰之時,私學乃興。孔子便是開這個風氣之先的第一人。其后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戰國時期實是我國古代私家講學的黃金時代。但是私家自由講學的另一種副產品便是處士橫議,干訐朝政。秦滅六國之后,獨裁者之不能容忍這種“民主作風”實是集權政治發展中的必然結果。

始皇頒挾書之禁后,私學遂為非法。然秦代中央政府內仍立有各科“博士”七十余人,諸子百家兼容并包。在政府直接指導之下,六國時授徒講學之遺風似未全廢。他們只是不許結黨干政,以古非今罷了。顧炎武說:“秦之任刑雖過,而妨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于三王也。”(《日知錄》卷十三)始皇焚書,并非廢學,他只是壓抑私學,獨辦中央政府直接管制的官學而已。

漢興以后,挾書之禁末解,中央政府“猶襲秦制,諸子百家,各立博士”。(王國維《漢魏博士考》)劉邦初年曾“以儒冠為溲器”,未嘗崇儒。其后竇后好黃老;漢室后代帝王每談起他們的“漢家法度”,總歡喜引用他們祖先的“霸王道雜治”的傳統,可知漢初仍有六國遺風,學術思想,尤其是政治哲學未嘗定于一是。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除挾書之律后,百家之學更漸有待蘇之跡象。

但是漢初大局甫定,中央政府對學術文化建樹甚微,漢之博士雖襲秦舊制,秩比四百石,其位不為不尊,但是事實上“博士”一職在漢初只是如現代政府中“顧問”、“參議”一類的閑差而已。叔孫通以后未聞漢初博士有何重要建樹。身為博士者其職業仍只是各招生徒,私自講學而已。

這時官府的鼓勵雖小,但是歷經高、惠、文、景四朝太平盛世之后,學術之日趨發達自是必然的事。加以戰國以后,孔孟之言已是學術界的主流,其尊君抑臣的口號又頗合統治者的胃口,因而儒家逐漸有一馬當先之勢。文景之時,諸家博士廢置情形,史無明文,而儒家已駕乎諸家之上則是事實。景帝始立“一經博士”,儒家獨尊的局面已具雛型,而武帝即位后數度親策賢良文學,首膺圣眷者又系儒生,至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增置“五經博士”,儒家獨霸之局遂大定。

武帝時的“博士”不但是沿秦舊制,位備承問;且奉天子命循行四方(《漢書·武帝紀》)。博士之職位,頓形顯赫。故武帝之增設五經博士,不只是補足景帝所未立之二經,實是對這個久同虛設的博士制度作一番大規模的整理。早已沒落之諸家博士當于此時正式廢除,中央政府既首先制定儒術為立國的政治哲學,則儒生想乘機取得政權自是無可避免的反應。迨公孫弘以《春秋》博士于元朔中“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漢書·公孫弘傳》),一反漢家以列侯為宰相之往例,儒黨始首次取得了政權。接著董仲舒于武帝親策賢良文學中高第,這個獨崇儒術的漢家太學,便在他兩人的建議之下,正式創立了。

太學:儒家的“中央黨校”

漢代的太學,既是武帝根據公孫弘和董仲舒的建議而創設的,則董氏的興學意見書——這有名的“董仲舒對策”實不可不讀。武帝親策賢良文學時,仲舒對策曰:“臣聞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軟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接納了他的意見,乃于元朔五年應“丞相弘之請”,為“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人,給予官定身分——“員”,并立下太學生員畢業后由政府分發任職的章程。同時把這五十位太學生集中起來教授,是為漢代太學最早期的形式。讀仲舒對策,我們知道這太學創立的宗旨原是為國家“養士”。然西漢私家講學之風本盛。漢初博士已各有弟子。仲舒本人于孝景時為博士,史言其“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同上)一個博士便帶有這樣多的弟子,則“養士”又何需乎這為數不過五十人的太學!

所以仲舒的目的不只是為國家養士,而且是要利用這個新機構來維持儒家既得的特殊地位,訓練儒家的建國人才,將來好讓他們學優而仕,掌握政柄。這五十名太學生,但須受一短期訓練便可由政府分發任職,按章程規定:博士弟子,授業一年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高第可以為“郎中”;“秀才異等”亦可顯親揚名。同時在受業期間,他們還享有“復其身”(不服兵役、勞役)的特權。(《漢書·儒林傳》)這在當時是如何令人羨慕的特殊階級。而他們的教授——五經博士之受特殊尊崇自更不難想象。加以武帝復廣立郡國之學,其中高材生又可由地方政府保薦升入太學,則地方學校教學的方針屬向,自不待說。這樣一來,士心所歸,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則百家自然不黜自黜了!

所以武帝時的太學,以現代術語明之,實是當時執政的儒黨所辦的“中央黨校”,其目的是訓練精通儒術的理論家與政治人才,借以總攬全國的政教,使天下歸儒!

太學的發展

武帝之后一傳至昭帝,太學生增至百人;再傳至宣帝,又倍增之。元帝時設“員”千人,成帝時太學生一度增至三干人。(《漢書·儒林傳》)王莽秉政時規模益大。迨至東漢,太學發展尤速。東漢盛時京畿有“學官博士,七干余人”。(《三國志·魏志·王朗傳》引《魏名臣奏疏》)順帝以降,太學生多至三萬余人。(《后漢書·儒林傳》)

漢武帝創立太學之初,規模極小。以故太學校址似在長安城內。其后師生人數增多,城內無法容納,太學乃遷至城外。據《三輔黃圖》的記載,這城外校址設在“長安西北七里”,其中竟然“有市有獄”。這顯然是一個規模極大的太學區,亦如今日美國因某些大學而成市的小鎮一樣。西漢末葉王莽為宰街時曾“建弟子舍萬區”,其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光武中興以后,太學隨都城遷往洛陽,校址設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后漠書·光武紀》李賢注引陸機《洛陽記》)順帝時更大興土木,增修校舍,造二百四十房,凡千八百五十室。(《后漠書·翟酺傳》)至于東漢太學的建筑圖樣,吾人不得而知,然就史書記載可以推知者,其中有課室,有禮堂(即所謂“辟雍”。辟雍在東漢時,似非太學員生所專用,游士學者蓋均可假以講學,此非關本題,有暇當另考之),有宿舍。“博士舍”之外,太學生且可奉母挈眷,同居于校園之內。(《后漢書·魯恭傳》)一般學生住宅,亦似甚寬敞。好活動的學生,留客止宿,交朋結友,往往至“賓客盈室”。(《后漢書·仇覽傳》)

太學生的選拔和出路

漢代關于博士的策試及太學生的選拔均屬太常卿。元朔五年所立的“博士弟子”五十人,想系自一般博士的門徒中所圈定。然當時政府的規定則是“太常擇民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充“博士弟子”。其后選拔的方式,蓋系自郡國之學內擇其優秀學生,由地方官保薦入太學深造。《漢書·儒林傳》載其選拔的程序為:“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文翁為蜀郡首時,曾“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走刀布蜀物,齊計吏以遣博士”。(《漢書·循吏傳》)所以文翁所派赴京師受各種訓練的學員,均保領有地方政府津貼的官費生。

保送升學雖是官定章程,但京畿畢竟是人文薈萃之區,終兩漢之世,政教兩界的要人,微時多曾“游學京師”,“受業博士”。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這些人顯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以私人資格入學的。王莽秉政時曾規定:“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漢書·儒林傳》)所以漢代太學生出身的社會成分極為復雜。一則因為太學本是當時的最高學府,再則因為它是利祿之途中的快捷方式,所以各界士子皆趨之若騖,其中有衣錦披朱,世襲功名的“公卿子弟”,也有地方政府選送的公、私費平民學生;有日食萬錢的紈绔子,也有貧至“無被,臥牛衣中”的寒士(《后漢書·王章傳》);有仗義疏財,接濟同窗的義士(《后漢書·申屠蟠傳》),也有半工半讀,親任舂杵,或為同學管伙食以自糊的苦學生;更有來自外國的匈奴留學生(《后漢書·儒林傳》)。而太學畢業學生的成就,上自帝王、公卿、宏儒、碩彥,下及郡國小吏,無不應有盡有。其中學生之作息情形,有閉戶讀書的;有清談嬉游,考試舞弊的;有貿然上書當局,議論時事的;更有組織學生團體,煽動風潮的。總之今日我國國立大學內學生活動的一切現象,漢代太學無不具備,只是那時的太學,比現在國立大學的規模更要大出十余倍而已。

【附注】 此篇作于五〇年代,那時兩岸的大學規模都很小。今日自是另一景象也。

太學里的教授和分科

太學里的教授在武帝時便是新設的“五經博士”,其后諸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五經博士共分十四家。以故終漢之世,太學里的學程亦分成十四種。以東漢時七千名博士學官計之,則每一種的博士當在五百人左右!這些博士的選聘,按漢代成規約有三種方式:

其一為公卿“保舉”。如陽朔二年,成帝詔曰:“丞相御史,其與中一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漢書·成帝紀》)其“保舉狀”則規定應選者應“生事敬愛,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卅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后漢書·朱浮傳》引《漢宮儀》)第二種方式則為天子“征辟”。太學設立時的第一個贊助人,原《春秋》博士公孫弘的第一任官銜便是以“賢良征為博士”。(《漢書·公孫弘傳》)后漢時征辟之例尤多。但是光武中興后激勵氣節,要士人“不求聞達”,所以有許多人“稱疾不就”。第三種方式則為“策試”。漢制規定,由太常卿“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續漢書·百官志》)

在這樣隆重方式下選出的博士,高位殊榮,自然自視不凡,不愿他人與之競爭。加以文人相輕,再“各以家法教授”,門戶之見極深,因而太學里便要鬧各學派互不相讓的爭執了。

學派的爭執

武帝初立太學時,學官所立“《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劉歆傳》)其它師承系統,多見擯于學官之外,引起學界的不平。至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漢書·宣帝紀》)最后由宣帝親自“稱制臨決”,乃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谷粱春秋》博士,班固所謂“義雖相反,猶并置之”。(《漢書·劉歆傳》)這一次由皇帝親自作主席的辯論會,總算有限制地破除了太學里少數學派把持的局面。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迨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之后,古文家異軍突起。這一學派的領袖劉歆乃思打入這“中央黨校”,將《左氏春秋》、《古文街書》、《毛詩》、《逸禮》等列入學官。諸博士又群起反對。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結果竟是“諸博士或不肯置對”!這分明是作無言的抗議。(同上)其時因為既立學官的諸派博士勢力太大,皇帝也奈何他們不得,只好把劉歆外放以息此爭。且看班固的記載:“‘哀帝時’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后漢書·賈達傳》)

這是我國古、今文學派斗爭之始。然而兩漢以后,康、梁以前,這兩個學派的爭執幾乎是純學術性的。但是在西漢末季,這兩派的爭執實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因為那是事關學官的廢立,亦即為操縱執政黨“中央黨校”的問題。所以漢代自孝宣以后,我國學術界(當然是與政治息息相關)已不是“罷黜百家”的問題,而是已淪入儒家內部“解經”問題的派系之爭。這與歐洲中世紀教廷內解釋《圣經》之爭,以及現代集權國家內解釋“思想”和“主義”之爭初無二致。不過劉歆以外放“河內太守”了事,尚沒有釀成今日所謂“曲解革命哲學”一類的血案而已!

光武中興之后,“復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戴、小戴;《春秋》有嚴、顏。博士中選聲望高者為“祭酒”(教育長),恢復太學,由太常卿差次總領之《后漢書·儒林傳》)。然光武帝本人則對古、今文學派之爭無成見。尚書令韓歆乃上疏欲將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于云臺議其事。博士范升反對最力,光武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后漢書·范升傳》)古文大家陳元聞訊,乃詣闕上疏書奏,與范升辯難書凡十余上。光武帝卒從陳元議而立左氏學。而當時太學內,“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講嘩,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左氏》終以阻力太大,旋被廢除。(《后漢書·陳元傳》)

至東漢末靈帝時,大儒盧植再請置《毛詩》、《左氏》、《周禮》博士,然終不得立。終兩漢之世,博士學官始終為十四家所保持。(《后漢書·盧植傳》)由此可見他們爭論的焦點還是學官廢立的問題,鬧至滿朝歡嘩,公卿廷辯,可知影響政治之大。須知我國古代的“學官”乃至遜清的“言官”,在我國專制時代所發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現代民主國家中之報紙。身為博士或御史者多是善于反映民意的博聞強識之士,他們在重要的政治決策中有發言權,而且因為他們博古通今,強辯足以飾非,在政治舞臺上又是一種極重要的政爭工具,與實際掌握政權的人互為表里。何況他們在國家“管”、“教”兩項大政中又實際地負了二分之一的責任,明乎此則東漢學官之爭即毋須多贅矣。

太學之變質

前已言之,太學設立之初原系替儒家創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個“罷黜百家”的工具。歷經兩百余年之演變,儒家獨鳴之形式已成,罷黜百家之目的完全達到。其它學派與政治完全脫離關系。先秦時代“百家”皆有參政機會的局面一掃無余。因而近人治學術史者嘗謂漢武以前是“子學時代”,其后兩千年為“經學時代”。其實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說法。東漢時代諸子之學固然式微,但是儒術亦隨之蛻變。蓋儒教本是人類最少“排他性”的哲學。各種學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據為已有。漢初儒家首與陰陽家合流即其一例。其后漢人所謂“陽儒陰法”,所謂“霸王道雜治”,所謂“調理陰陽”,都是以儒為體、以百家為用的表現。因而各學派中從“少長貴賤皆從法”的研究,到“燒爐煉丹”的迷信,都成為“儒生”的余事。

相反的,各家學說為求不與實際政治、社會生活脫節,也就讀幾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態出現。漢末張道陵輩,以黃老之徒自居,謬稱其曲解老莊之學為道教,其實他們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陰陽讖緯之說濫觴后的余孽。而真正“既聞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后面。漢末“以生道殺人”的諸葛亮,分明是個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卻要自稱儒生。

加以光武中興以后激勵氣節,儒生以宦徒為可恥,沽名釣譽者更不惜“五月披裘”,裝模作樣。因而東漢時私家講學之風特盛。他們也“各以家法教授”,與太學諸博士在學術上平分秋色。《后漢書·儒林傳》論曰:“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這些私家講授的學者,生徒極眾,門下“著錄”(登記)每至萬人以上。所以以規模論,則擁有十四家博士、七千名教授、三萬名學生的太學,在當時也就算不得太“大”了。

漢代太學至東漢順帝時已達最高峰,但是這時的太學已不是儒術的最高學府,實際上只是一部分享有特權的儒士利用政府權力所把持的一所固立大學而已。

太學與私學的比較

東漢的私學既如此發達,其中的生徒和教授實往往駕太學而上之。論博大精深的學術造詣,論高風亮節的道德涵養,這些私家教授都遠非那享有特權的太學十四家博士所可比擬。博士聲望日低,“游士”聲望反而日隆。他們偶游京師,批評朝政,不特“太學生爭羨其風”,以為“處士復用”,公卿輩亦均“折節下之”!

在這種情況下,太學里想真正治學的學生,因而也就感覺到太學里的研究科目不夠多,學術水平不夠高了。且看東漢時最杰出的一位太學生鄭玄求學的經過。《后漢書·鄭玄傳》曰:“玄……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但是鄭玄覺得太學里的教育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欲,所以他“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結果還是不滿足,且“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這樣優秀的學生競至“三年不得見”,可見當時私家講學之盛況。康成(鄭玄之字)學成東歸后,設帳講學,生徒隨亦數百千人。到他七十四歲病死的時候,遺令薄葬,但是“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轅绖赴會千余人”!足見這時私學的學術地位,實非太學所可比。

太學設立之原來宗旨,以近代術語明之,原為研究儒黨的“主義”和“思想”。迨至東漢中葉,天下歸儒已成定局。各龐大的私立大學之內所談的和黨校所談的,也是一樣的“主義”和“思想”。而私家所談的遠比太學所談的科目更多、更博大、更精深,則太學便失去了學術上的領導地位,但是它在政治上卻仍然保留了獨霸的特權和榮譽,其為當時極重氣節的士林所鄙,自是必然的下場。家君治漢學,嘗謂東漢私學起于光武之激勵氣節,而后“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曹操,在政治上并無過可言,然渠為一己篡奪之私欲,極力破壞東漢兩百年之士風,實罪無可逭,確是千古不磨之論。

在東漢這種士風之下,居學術高位的博士,有時還得不顧學問,替那不學無術而偏要“正坐自講”的皇帝作御用文人,這與今日大陸郭若沫輩之甘心做“毛澤東思想的小學生”實同樣的無聊。因而其時極多有志操的學者寧愿私家授徒,不愿應征為博士(《后漢書·儒林傳》),這和今日的情形亦頗相同。

太學沒落的近因

太學既失其學術上的領導地位,因而就被士人看成征逐利祿的衙門。太學博士秩比四百石,外放內遷均可做大官,各方群起征逐,仕途遂雜。公卿“保舉”博士,又多“舉不以實”(《后漠書·楊震傳》),為真正讀書人所不齒,更為落選者及其“保舉人”所嫉忌。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在學術風氣這樣濃厚的東漢,無怪乎有人要廢太學、興辟雍了。

再者太學本身的學風亦江河日下。史言其“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更有行賄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后漢書·呂強傳》)這種為利祿而學問的學校,學科范圍既有限制,教授亦非上品,生員的選拔又充滿貴游子弟,“天下英雄”沒有自由競爭的機會,因而遺賢遍野,“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衰頹也。”諸葛名言,信其有征。⑦]

東漢末葉,太學既去其為國家養士掄材之道,因而真正的人才和榮譽反而出諸士林之內讀書人的彼此推重。漢、魏之間因而乃有“月旦評”一類的言論機關出現。名滿全國的學人,不是在朝的博士,而是在野的“躬耕南陽”一類的名士了。此風濫觴,魏、晉之際,當朝者懲前代之失,其養士制度遂不再借重太學,而改用士子之間相互評議的“九品中正”制度。至九品制度再生流弊,公平合理的、普遍性的考試制度始正式確立,以迄于今。

今日吾人回顧兩漢太學興衰之史跡,固然太學非不能養士也,良以統治當局見識不足,使本可大有發展之制度失其學術性,失其“天下英雄”自由競爭的方式;使太學卷入政治漩渦,變成少數人把持之局面,為少數人創造特權,而至于失敗。史書足以資治,撫今思昔,讀史者能不慨然!

注釋:

①《漢書·終軍傳》:“……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顏師古注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旨京師。”

②《后漢書·孝質帝紀》:“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弟受業。”

③兒寬以郡國選受業博士,貧無子用,嘗為弟子都養,見《漢書·兒寬傳》。太學生公沙穆,客傭,憑舂,見《后漢書·吳佑傳》。

④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以及東漢大儒鄭玄等均出身太學。西漢太學已有學潮,見《漢畫·鮑宣傳》。后漢學潮更甚,見《后漢書·黨錮傳》。

⑤如蔡玄,史言其講授《五經》,“門徒著錄者萬六千人”,見《后漢畫·蔡玄傳》。

⑥《后漢書·儒林傳》載,明帝曾集諸儒“正坐自講”。《章帝紀》亦載有章帝親決五經異同。

⑦此處筆者所述僅就“制度”二字立論,非言太學無絲毫建樹也。漢末黨錮之禍時,太學生的表現,何等輝煌,因為太學畢竟是擁有二萬多青年的一所大學。

*原載于《中國歷代大學史》,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編印,一九五八年八月再版。

2011-10-27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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