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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十)第9章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十)第9章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9章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1.1召見康有為,決心變法

現在再看看慈禧光緒這對母子,是怎樣鬧僵的。

時在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春初,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危機正迫于眉睫之時,我們那位頗有個性而赤忱愛國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過他的身任軍機大臣的族叔慶親王奕劻,向太后申訴他不能作亡園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權改革,他寧愿“遜位”云云。據說西后聞此言至為憤怒,說:“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經慶王力勸,始說:“由他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但慶王復命時,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輕描淡寫的說太后不禁皇上辦事。誠實而少不更事的光緒皇帝得此傳語,就真的大干特干起來了。

他的實際行動的第一步便是〈定國是詔〉,公開宣布他決心“變法改制”。時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歷六月十一日。這便是這件可悲的“百日維新”的第一天。緊接著便是召見康有為。因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論的源泉。但是光緒并沒有看過康有為著《孔子改制考》或《新學偽經考》。他所看重的改制顯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國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緒召見康有為的時間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陽歷六月十六日)早晨五點至七點。地點是“頤和園”仁壽殿。因為此時己號稱“歸政”的西太后,長住于頤和圖。然國有大政,皇帝還是要親去頤和園向太后請示的。此次光緒已早兩日來園駐蹕。他之召見康有為顯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許的。

頤和園是今日名聞世界的旅游勝地。仁壽殿對很多讀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為當年在這座房子里是怎樣陛見光緒的?想讀者們和作者一樣,都有若干興趣。今且將他君臣二人當時相見的實際情況,節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難中,親口向新聞記者說: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見我一次。這次召見是在宮(園)內的仁壽宮(殿),從清晨五時起長達兩小時之久。當時正是俄國人占領旅順大連灣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帶憂色。皇帝身體雖瘦,但顯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額飽滿,眼充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凈,但面色頗為蒼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長而瘦,儀表精明。其態度之溫和,不特在滿洲人中少見,就連漢人中也沒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塊的繡花,而是一圓形的團龍,此外在兩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塊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進來的時候,由幾個太監領先,然后他坐在一個有大黃色靠墊的寶座上,雙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們整個的談話中,他的眼睛時時留神窗戶外面,好像防備人偷聽一樣。在他的面前,有一張長臺子,上面有兩個燭臺,而我則跪在臺子的一角,因為臺子前面那個拜墊是留給高級官員跪的。在整個時間里,我一直是跪著的。我們的交談是用京話。(見中國史學匯編《戊戌變法》第三冊,頁五〇六。原載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國郵報》)

以上是光緒和康有為第一次見面,也是他們君臣之間唯一的一次。康有為向他的主上當然是說了一些廢八股、練洋操,“小變不如大變”,“緩變不如急變”的變法主張。其實這些話都是多余的。光緒這時已決定依照康的條陳變法改制。召見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為提調“制度局”。

康有為師徒這時對變法步驟的具體主張,可以概括言之曰質變而形不變。他們怕保守派顧慮失權失位而反對新政,乃向皇帝建議把一切高官厚祿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職權,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動;然在同一時間,則重用小臣,主持實政來推動改革。例如裁汰冗員、撤銷無職衙門、廢八股、試策論、開學堂、練新軍、裁厘廢漕、滿漢平等、滿族人民自謀生計等等“新政”。

與此同時,光緒帝也真的繞過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當然是康有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則行,無事則走也)。雖然還是個五品小官,但康有為可專折奏事,為天子近臣——成為一個舉朝側目的實際掌權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緒帝又擢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個年輕小官,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襄贊天子,處理日常政務。——這一不次之遷,不但把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都給“架空”了;連無緣再見皇帝的康有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覺。有為說他們四人事實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單薄,沒有威儀,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則滿朝文武的醋勁,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難免有其少年得志的沖動和氣焰。——他們甚至公開討論某職應撤、某官須廢。弄得滿朝文武(尤其是滿族),惶惶不安。

1.2前有古人、后有來者的“架空政治”

這種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辦法,康梁二人都認為是他們的新發明。其實“架空政治”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來者的。

在我國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貴的莫過于所語“尚書”了。其實“尚書”一職,在秦漢官制里原是皇宮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宮、尚寢、尚食、尚衣、尚書(可能還有尚廁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黃門內官。只有宮女和太監,才能担任的。男士要當尚書,先得閹割,才能入宮。可是在西漢武帝、成帝之世,皇權上漲。這個原是閹人黃門充當的尚書小官,因為是天子近臣,漸漸就重要起來了。時至東漢之末,十常侍亂政之時,這些尚書們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給架空了。這一架空政治,通過魏晉六朝,就變成九卿備位,尚書當權的怪現象。至隋文帝統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廢,改用“六部尚書”。當然隋唐以后的“尚書”,太監也就沒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這個魔術,卻不因尚書之扶正而消滅。明太祖廢宰相,代之以內閣學士,還不是這魔術的重演?等到內閣大學士又變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們,乃以小臣設軍機處來取而代之。現在軍機又有權了;康、梁師徒乃為光緒設計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軍機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國時代的國、共二朝,此一藝術仍為蔣、毛二公所承繼。

在三〇年代之初,當汪精衛出掌行政院,蔣公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時,那個六部俱全的“委員長侍從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嗎?事實上“侍從室”這個機關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內廷的氣味。“侍從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組組長等小官,如果生在漢朝,都是應該要閹割的呢!

到毛澤東晚年的人民政府時代,那個權傾朝野的“四人幫”,事實上還不是成長于內廷的“十常侍”?替毛公傳達“最高指示”的毛遠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總理?連一個小宮女張玉鳳不也要支取中央書記處機要秘書的薪給,而“五尚”通吃?那時在國務院當“協辦大學士”的鄧小平,哪能同他們比呢?所以這種架空藝術,是我們中華三千年來的國寶。康、梁師徒在自己臉上貼金——這哪是他二人發明的呢?

不過搞這種小臣近臣,來架空大臣權臣的政治藝術,卻有個先決條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漢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蔣委員長、毛主席那樣有“最后決定權”的大獨裁者。一個見著老娘就發抖的兒皇帝,則千萬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時主持變法改制的光緒,卻正是這樣的一位“兒皇帝”。以兒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權臣”,則成敗之數豈待蓍龜?——這種政局的演變,我輩熟讀《通鑒》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觀火,而精敏如康,梁竟無覺察者,便是身為急功“小臣”,以致當局而迷罷了。

1.3維不了新、變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爐、天雨似醬缸”的北京城,是炎熱難當的。可是這個季節卻正是我們那位可敬可愛、也可嘆可悲的年輕皇上,為國為民而疲于奔命的時候。為著推動他的變法改制,他三天兩天都要從那時的禁城、今天的故宮趕往頤和園,向太后請示。(可憐的光緒爺是沒有空調汽車的。)

自他于六月十一日(陰歷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國是詔〉之時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陰歷八月初六),西太后還宮“訓政”,把他關入瀛臺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光緒帝去了十二次頤和園,每次駐留三數日。至于他們母子之間交談的實際情況,外人固無由得知,但是這位年輕皇帝苦心孤詣的懇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訓斥,則盡人皆知。等他回到宮中,詔書雖一日數下,而朝臣對他拖延時日,拒不回報;疆吏(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唯一例外)對他則陽奉陰違,甚至陰違陽亦不奉。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苦衷和借口。蓋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撫的行動。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馬首是瞻;而這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則是頑固派的總頭頭。他仗著太后的權威,對光緒簡直公開抗命。他認為皇帝年輕無知、任性胡鬧,因此把光緒所有的詔命不但當作耳邊風,并糾合朝中保守要員剛毅、李盛鐸、楊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頤和園打小報告,聯銜吁請太后回朝訓政,恢復垂簾,以遏亂萌。——這當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驟當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難。就以“廢八股改策論”這一考試新政來說吧,八股是空話,策論還不是空話?然寫八股文要讀圣賢書,還有個“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寫“黨八股”式的策論則并此而無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個老實的浙江學政陳學棻上奏說:“改試策論,閱卷艱難,不如八股之易。”光緒覽奏不悅說:“陳學棻既不會看策論,可無庸視學。”就把他撤差了。其實如把康有為放出去作學政,以他那一點點的所謂西學知識,恐怕他對策論考卷的批閱,也沒個取舍的標準呢!

梁啟超說,開明而通時務的達官如張之洞,也深知廢八股為變法之第一事;然張氏亦不敢輕言取消八股。因為他深“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以上均見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這本來是關系到國內數百萬知識分子命運和前途的大“問題”,哪是空談變法“主義”,所可解決的呢?不論“黑貓白貓,能捉耗子的才是好貓咪”(鄧小平語)。徒足制造“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的廢八股改策論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場昵?

再說改廟宇辦學堂吧!當時那幾十萬座廟宇,幾百千萬佛道各教的神職人員,也都非等閑之輩。哪能只憑一紙上論、兩頁公文就可以把他們趕出廟門,結婚還俗呢?縱使能廢廟辦學,則經費、師資、課程、學童哪里來,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象的“舉行地方自治”,更屬空中樓閣。君不見,我們國、共兩黨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個世紀,還不是連個半調子的“自治”也未搞出來。光緒爺要在一百天之內就可以改舊換新,搞出個奇跡,豈不是癡人說夢?

總之,長話短說,我民族的歷史走進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積重難返。我們的國家機器已全部銹爛,無法修復。我們的社會亦已至癌癥末期;病入膏肓,醫藥罔效。所以在許多激烈的志士們看來,其徹底解決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斷根;憐憫殺人,槍斃了事。——其后接踵而來,相信“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都是主張“不破不立”的槍斃專家。孫中山先生說:“破壞難于建設”,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壞未競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共產黨來了,老毛打砸搶玉石不分,破壞可就徹底了(古代的流寇在歷史上所發生的破壞作用正是如此);他美其名日“搬掉三座大山”。其實他和敝鄉長朱元璋一樣,一座大山也未搬掉,還另加一座新山。這種搬山造山運動,解決不了中國的老問題;也趕不上“先進國家”。所以鄧小平今日還在山前山后亂竄一通,不知伊于胡底?——這些都是后話,將來再慢慢交代。

1.4老佛爺的手掌心

且看于此同時,那位在頤和園內納涼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沒有閑著。身在園中,心在宮內,她特務密布、眼線滿朝,小報告日夜飛來;滿族碩吏、漢族諂臣,求恩乞憐,亦時時跪滿四周。光緒帝的一舉一動都在她的嚴密監視之下。

西太后原是個陰險狠毒、睚眥必報,狐貍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潑婦人。但是她也是個精明強悍,老謀深算而善于縱橫捭闔、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對情敵政敵(包括她的兩個兒子),都會不動聲色,設下陷阱而伺機捕殺。這種復雜的個性,是舞臺藝人扮演不出的。她沒有銀幕上的劉曉慶那么可愛。

遠在戊戌之前,她對那逐漸長大而頗有個性和脾氣的嗣子載湉,已早存廢立之意。這是從單純嫉妒心出發的——一種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現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預,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親王)不依。同時她所看中的對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隱忍未發。

迨戊戌暮春,當載垢要求授權變法時,她當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貍。她縱想結束退休,還宮訓政,她也要布置出一個適當的局面和時機。第一要孫行者跳不出老佛爺的手掌心;第二還要有面子。——她之復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請(在美國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間,她就做了幾項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和罷官,趕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獨對”之權的光緒帝智囊。他這位享有清望的狀元老臣,也是朝中開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緒就失去一個首席謀臣、一個中間橋梁和一個翼護新黨的家長。一箭三雕,翁同和就在六月十五日被“開缺回籍”。兒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華北地區,在內爭上的絕對安全。為此,在翁同和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黨總頭目榮祿署理直隸總督;旋即真除領北洋大臣。統轄董福祥(甘軍)、宋慶(毅軍)、聶士成(武毅軍)和袁世凱(新建陸軍)及京畿旗軍數萬人,拱衛京師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項軍事部署,雖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滿族王公所說)在防備“家賊”方面京津一帶可以說是固若金湯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頤和園,更是警衛森嚴。入覲的命婦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緒除掉少數扈從太監之外,安全措施實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無所有。

記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將軍,當年被指派出任“代總統”。他不服,吵著要當“正總統”。在吵鬧之間,吳忠信提醒他說,“你的衛兵都是蔣先生的人,你還吵什么‘代總統’、‘正總統’呢?”李氏聞言大悟,就決定不吵了。

同樣的,當“四人幫”被捕的時候,華園鋒、汪東興不都是“政治局委員”?“八三四一部隊”被調出北京換防去了,華、汪二人下也是相繼換防養病?

光緒爺當年在類似情況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訴訴要她授權變法。他和他的青年謀臣們就沒有想到,他們的衛兵也“都是蔣先生的人”;他們的安全也得不到半個“八三四一”的保護,而他們的“變法改制”或“幼稚胡鬧”,總歸會有人反對的——多則幾百萬人,少則是頑固派里面的幾十個滿漢人馬。這批反對派在憂心憂心忡忡之時,乃結伴東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頤和園哭跪,吁請太后回朝訓政。西太后這個老狐貍,最初笑而否言。更有涕泣固請者,西太后就笑而罵之,說:“你們為什么要管這些閑事?難道我的見識還不如你們?”那時也有人到督署訴苦。榮祿說:“讓他去胡鬧幾個月嘛,鬧到天下共憤,惡貫滿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對策是不動聲色,布下陷阱,讓光緒和他的新黨去“胡鬧幾個月”。這時恭王已死,干涉無人。等到“天下共憤”,太后振振有辭之時,只要她臉色一變,則跪在地下顫抖得面無人色的萬歲爺,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還要等到(如當時盛傳的)秋季去天津閱兵,才搞廢立呢?

果然事態發展至九月中旬,當光緒帝還忙著要開懋勤殿,以鼓勵臣民向朝廷直接薦賢進言時,西太后臉色突變。光緒便立刻感覺到大禍臨頭、皇位難保了。為著保位保命,他皇上才臨時抱佛腳,于九月十三日陰歷七月二十八日(一說九月十四日)密詔康有為及四章京“妥速密議,設法相救”。一面又另論康有為“督辦官報……迅速外出,不可延誤”。可笑的是當時這位康圣人竟毫無警覺,他還以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辦報呢!乃大模大樣、安步當車的搭車去塘沽,乘輪南下。他那時要不是以親英出名,而使情報靈通的英國人派專輪趕往吳淞口外,搶救他脫險,老康縱長著十個腦袋,也都搬家了。——康大圣人之所以能跳出老佛爺的手掌心而保全了首級,無他,讓我借用一句鄧公小平逃出魔掌時的四川話:“命大!”

一九八七年之秋,余路過青島,曾拜謁過康公新墓。承陪游同志相告,墓中康老已無頭。他的頭是用不銹鋼假造的。原來康公雖逃過了“老佛爺”,卻逃不過“紅太陽”。他的舊墳被紅衛兵挖掉來鞭尸。他的頭也被紅衛兵拿去展覽,就不知去向了。后來鄧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頭顱。青島地區首長,乃用不銹鋼造了一個。余聞之嘆息。這也是康老的命吧!

1.5袁世凱告密

就在戊戌九月中旬,康圣人悠閑離京南下之時,那留在朝中的譚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緊張了。他們與光緒之間可能有過密議并取得一致意見,認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轉乾坤的辦法,就是說動袁世凱,興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則大事或有可為。

袁世凱那時所統率的“新建陸軍”七千余人,兵力為諸軍之冠,的確是個實力派。他的作風與思想也表明他是個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銜則只是“直隸按察使”,是榮祿下面的一個“從二品”的省區中級官吏,俗稱“臬臺”。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榮祿的“知遇”;當然他對榮祿勾結得很緊,而榮祿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無限。如今光緒要他脫離榮祿、撒開太后而轉投實力毫無的空頭帝黨,這對袁世凱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個極大的賭博。——在這場帝后沖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動,則帝黨就必然殺頭坐牢,全軍覆沒。他如貿然加入帝黨,興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腦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凱是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利害之間,他是洞若觀火的。

就從是非之辨來說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沖動的小六子“張少帥”,他或可不計利害和后果,來搞他個愛國的“苦撻打”。不幸袁氏卻是個比老狐貍更老狐貍的老狐貍,他就不會上那群愛國君臣的大當了。——這一政治秀在當時稍具政治頭腦的觀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后的歷史家來放其馬后炮呢?

可是那時的帝黨中的首腦分子,已面臨不測之禍;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馬當活馬醫,顧不得許多了。九月十四日(陰歷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凱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頤和園面圣,光緒對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諭,“按察使開缺”;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并隨時具奏應辦事宜”。這一下袁世凱便從一個“從二品”的中級地方官,升調成為一個“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與各部“尚書”通稱“堂官”,幾乎是平等辦事的。袁是個精明強干的人(不像康有為那樣木訥)。他知道他的擢升,有個中原因,尤其是在“謝恩”時,皇帝面諭,要他與榮祿“各辦各事”。

這時榮祿已獲得情報,他一面調兵布防,以備不測;一面制造英俄開戰的假消息。并派專差急催袁世凱回津。當袁氏正在進退兩難之時,便發生了譚“軍機”深夜密訪的敏感事件。據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記》所載:九月十八日(陰歷八月初三)譚嗣同夤夜來訪,并開門見山的告訴他,西太后與榮祿有弒君和廢立的陰謀。皇上希望袁氏保駕,率兵誅除榮祿并包圍頤和園。袁間如何處置西太后呢,譚說他已雇有好漢數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記中說他聞言“魂飛天外”,但是嗣同此時已“類似瘋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譚送走。

上節已交代過,袁世凱是絕不會接受譚嗣同之密謀的。兩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譚的計劃向榮祿全盤泄漏。其實譚氏這一秘密計劃,西太后與榮祿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動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陰歷八月四日)自園還宮。二十一日正式臨朝“訓政”,并下令京師戒嚴,火車停駛。隨即幽禁皇帝、緝捕新黨;盡廢新政、恢復舊法。這就是所謂“戊戌政變”了。——西太后發一陣雌威,新黨新政也就從此煙清云散;皇帝也關入瀛臺。

1.6戊戌黨人碑

在政變驟起時,第一個關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為了。誰知康競能于前一日,大搖大擺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啟超,幸好平時也有親日言行。這時乃由日友保護躲入使館,化裝逃去。其它與新政新黨有關,未及選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數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謂“六君子”——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和康廣仁。這六人未經審訊就于中秋前二日陽歷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殺,由頑固派的大頭頭剛毅“監斬”——剛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講那句有名的混帳話,什么“寧贈友邦,不畀家奴”的滿族恊辦大學士——一個渾球。

就義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覺得他是新政前鋒;新政失敗他有殉難的義務。嗣同告訴勸他逃走的朋友說,變法就必然會流血;要流血,就應該從他開始。所以他就從容就義了。嗣同是一位無私的愛國者、一位真君子;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楊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輕生重義的豪杰御史。他雖然也是維新派,但是在政變已成事實,西太后正式“訓政”。皇帝被幽,舉朝戰栗之時,他本可閉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詰問光緒被黜之故,并抗疏堅請慈禧歸政,以致被捕就義。我們試查明、清兩朝千百個御史,和國、共兩黨中專打蒼蠅、窮拍馬屁的所謂監察官員中,有幾個楊深秀呢,孫中山就是看重像楊御史這種言官,才堅持要搞“五權”憲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歲的康廣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廣仁沒有做官,也沒有在維新運動中當過重要干部。所以變法失敗之后,他無心避難,也沒有逃難。因為他實在沒有被殺的罪狀。但是他終于陳尸菜市口,只因為一條資格——他是“康有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殺之前,在獄中以頭撞墻,悲痛呼號,實在也是很夠慘烈的。

諸烈士既死,新黨中堅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時俱盡。那些原與他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開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和)、或被阻(如張之洞)、或緘口自保、靠邊站(如李鴻章、劉坤一、孫家鼎)……朝中無人,大清帝國的內政外交決策大權,便掌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頑劣無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則其后朝政每下愈況,終于引起“義和拳”和“八國聯軍”之禍,那也就是順理成章的發展了。

1.7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變法”是我國三千年歷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后,和鄧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幾個驚人的變法運動之一。

商鞅“作法自斃”終遭“車裂”(四五部馬車或牛車把他拉裂成幾條肉塊),死得最慘。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條主義,結果也被砍頭。王安石以舊瓶裝新酒,用已銹爛的國家機器,來改造積重難返的大病態社會。他能保全了首級,也算是“命大”。

鄧小平是我民族的變法專家之中,年齡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還高一級)、個子最小(比拿破侖還矮幾公分),而更是夫妻兒女,全家總動員的一位。他也生個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黨,要三上三下;搞改革體制、變法維新,是否也要來個三上三下?天機不可泄漏,目前誰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觀火,但知他已搞了兩上兩下。今后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樣的大運亨通,大洋三岸的觀察家們,就各說各話了。其實今日之搖頭晃腦的專家學者、吵吵鬧鬧的無冕之王、港臺媒體,乃至張半仙、李鐵嘴等數不盡的算命先生,包括閉門造車的筆者自己,都在胡說八道。——將來謎底揭曉,諸公猜錯了,原屬活該;諸公猜對了,也只是巧合。若說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過去未來,那就是三國演義了。黃藥禪師說得好:“后事還須問后人。”大考之后,分數貼出,將來的老師,自會有公平的評斷。

至于康有為戊戌變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遠,史料齊全。水晶球內,事實昭然;而載湉康梁、慈禧榮祿,威權久泯,恩怨已斷。當今史家,如熟悉史實,剔除成見,未始不能作論定之言,以彰史跡而戒來茲。筆者不揣淺薄,試作此想,曾為這樁公案,騰出四章,凡數萬言,以窺其堂奧。長話短結,試問戊戌變法在歷史上,究竟應該怎樣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長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國近代史,在社會發展的性質上,原是一部“轉型史”——從中古東方型的社會,轉入現代西方型的社會。這一轉型自鴉片戰爭開始,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徘徊于中古邊緣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艱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時的光緒爺要把這百年難變之“型”,而變之于指顧之間,其必然失敗,實無待多費筆墨。把這一現象“概念化”一下,我們可以說:“戊戌變法之失敗”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但是歷史上的“必然”,往往又為“偶然”所左右。因為失敗的時間、空間、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響……在在都決定于“偶然”因素。這些“偶然”有時也就“必然”的成為下一階段歷史發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敗”和“局部失敗”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間,對下一階段歷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再如:失敗于“百日”和失敗于“十年”,也都是人為因素的“偶然”;但是這不同長短的時間,對于下一階段基因的發展,也就“必然”有決定性的影響。

研究戊戌變法,我們之所以要用兩篇篇幅來解剖康有為一人的緣故,便是左右這個歷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為這個“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為換成康無為,則“戊戌變法”這段歷史失敗的過程,和它對下一階段所發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1.8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在這段歷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理論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為在這三方面,連最起碼的條件,亦不具備。因為生為現代中國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他的見識和學養實應兼跨古今兩代,和中西兩型。康氏對西學那一點點粗淺的認識,不但跨不過這兩條鴻溝,他強不知以為知,適足以為害。——毛澤東搞“大躍進”,餓死農民兩千五百萬,就是類似的強不知以為知,最慘痛的一件史例。

至于康有為的漢學,他的火候可還在梁漱溟、錢賓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條主義的大錯。康作詩說:“良史莫無兩司馬,傳經唯有一公羊。”兩千年舊史都趕不上兩司馬,可能是事實。傳經唯有一公羊,從今文家觀點出發,也沒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說。百家爭鳴,原是盛事。他千不該萬不該,是不該真來搞個通經致用,以死硬的教條主義來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條主義,而能虛懷若谷的與以張之洞、翁同和為首的開明派合作,則變法維新亦有其建設性,而不致走上后來頑固派獨大的局面。教條主義之為害中國,康有為是始作俑者。——這也是個歷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論家、思想家也就罷了,康有為至少可以做個民胞物與、襟懷豁達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沒有做政治家的秉賦。他生就是個驕傲不群、木訥乖僻,而又頑固急躁的知識分子。他十九歲結婚;我國千年舊俗,花燭之夕,親友們熱鬧一番,鬧鬧新房,也是常事。而他這個乖僻的新郎,卻不許鬧新房,弄得頗失親友之歡。那時有為篤信周禮,一切要按“禮”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結苫廬,轅绖白衣不去身,終年不食肉。他自記說:“時讀喪禮,因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儼恪,一步不遠。”但是他自己也說,他這樣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夸“少年剛毅,執守大過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別人如何批評呢!

記得清人筆記亦嘗記有某翁,因篤信“正心誠意”之說,他“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也要在日記里“正心誠意”地記錄下來。康有為正是這樣木訥乖僻之人。

這種少年康有為型態的知青。我們小中大學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個性與生活方式,本不應彼此相強。但是這種人就不能當“公開”、搞“P.R.”,尤其是不能做政黨的黨魁了。

有為青年期,在一再“鄉試不售”的沮喪心情之下,也曾習禪打坐、誦佛道經典以自遣。有時竟弄到“哭笑無常”的程度。這也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自編年譜)。“哭笑無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現象。據心理醫師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現象為不正常而求醫,則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變成“瘋子”。做瘋子仍可做大學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瘋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國明、清兩代舊俗,考生進學或中舉點進士,都要拜主考官為“房師”,以報答主考官對他才華和學問的賞識。可是康氏驕傲成性。他要孫中山拜他為師;他自己則拒絕拜自己的主考官為師,弄得狂名滿天下。最后應朋友之勸,康氏總算拜他的鄉試主考官許應驥(后任“禮部尚書”)為房師。但他們的師生關系卻弄得形同水火。其后維新期間,對康氏痛心疾首,而參劾最厲的也正是許氏。許氏之劾康,與其說是由于意蒂牢結,倒不如說是感情用事。據說康亦慫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個火上加油的筆墨官司。光緒袒康革許。斯為光緒親政之后,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后帝后兩黨之水火,就更無法收拾了。

據說康有為于六月十六日光緒召見之時,在“朝房”(等候召見的地方)與榮祿不期而遇。二人談到變法。榮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內變掉呢?”有為忿然回答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我們在一百年后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時的榮祿有力足以殺康;而康絕無力量可誅榮。在這百日維新剛啟幕之時,康對舊派第一號大頭頭,作此毫無必要的憤激之言,也可想見他在處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訥了。

總之,“戊戌變法”實在是我國近代史中,繼“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而來的第一個“政治現代化”(也可說是清末的“第五個現代化”吧),但是這個運動不但未能領導我們的政治體制前進一步,反而倒退了數十年。胡為乎而然呢?

我們知道戊戌變法主要的推動者是光緒皇帝。若以《春秋》的標準作“誅心之論”,要從為國為民、犧牲小我的動機著眼,光緒帝這位愛國青年,實在是我國歷史上極少有的“堯舜之君”。但是光緒帝畢竟是長于深宮之中,受制于無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個兒皇帝。經驗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應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像蔣經國那樣——然后才能試行變法。縱使時機發展至法有可變之時,也應分為輕重緩急次第施行。詔書一日數下,朝野莫知所適,也不是個辦法.不幸這位年輕皇帝,顯然感到國亡無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軍師謀臣,應該有見及此。不幸康某木訥執拗,識見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言念及此,我們不能不說康有為實在只是一位狗頭軍師。他不能担當推行政治現代化的天降大任,而開了倒車。

值此兩千年未有的轉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干里。有心掌舵的人,總應略通古今之變,粗識中西之長。虛懷若谷,慎重將事。君子誤國,其害有甚于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鑒往知來。摩挲舊史,涉獵時文。擲筆幾上,吾欲何言?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

2011-10-27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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