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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對于廣東人,“漢奸”意味著什么  鳳凰讀書
魏斐德:對于廣東人,“漢奸”意味著什么 鳳凰讀書
鳳凰讀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廣州的商人雖然富有,卻始終沒有獲得榮譽和權力。來自條約口岸的外國人,使得很多儒者鄙視這里的商業貿易。事情雖不是這么簡單,但是對廣州的商業利益確實存在一種現實存在的官方的敵意。商人們帶給國庫的收入也許是重要的,他們的住宅寬敞,他們的地方影響很大,但他們不過是商人而已。


廣州城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它甚至不是一個政治上的整體,因為它在行政上被劃為番禺、南海兩縣。它是省城而不是商城。商業區坐落在城墻之外,幾乎是一塊非法的延伸地帶。在歐洲,進行著廣州城內這種貿易的商人可能發展成為真正的資本家。例如法蘭德斯的商人,起初也只是商販,屬社會的下層。但是,中國社會是官僚的、國家集權的社會,收租或壟斷資本主義是發財的唯一可靠道路。因此,廣州的商人沒有成為一個向統治貴族挑戰的、獨立而強大的階級,而是成了與國家及其官員共生的階層。所謂有地位就是花錢買官,或是像那些有功名的士紳那樣花錢享受,而這兩種行為都消耗了資本。這樣,中國的商人總是卑躬屈膝于社會榮譽的象征——士紳。


奇怪的是,這種商人對士紳生活的追求卻招來了輕蔑和羞辱。大多數保守的社會都認為商業是不光彩的行業,而在中國,儒家的教義更強化了這種看法。不過,這并沒有以猛烈抨擊的形式表現出來。廣州的地方上流人士對這個城市及其商業,似乎存在著一種持久的怨恨,發展著一種反城市主義,證明著廣州自己的不道德,以至社會的無信無義。


請一定注意這種城鄉間的區別,因為它可以說明很多當時看來使人迷惑不解的問題。例如1841年的三元里事件,英國人就對事變之突然感到十分震驚。義律(英國政府派駐廣州商務監督)本來認為,他與廣州人共同的利益可以導致一個暫時協定。這樣,即使“北方”在打仗,貿易仍可繼續。三月休戰以后,余保純告訴義律,欽差大臣將會在皇帝命令重新開戰時通知他,以便雙方能在一起安排一場遠離城市的象征性的戰斗。義律認為,這說明地方當局僅僅是在走過場,廣州人與英國人的共同利益才是真正重要的。這樣,雙方就可能簽訂一項協議。


確實有各種證據表明,這座大城市的如此依賴于對外貿易的人民,已被朝廷所迫,走到了戰爭的邊緣。當我們興高采烈地把自己置于控制城市的地位時,很顯然當地政府對以下兩種情況沒有選擇的余地:或者排除百姓內心的不滿(盡管不是公開的反抗),或者直接明確地不理睬皇帝的意愿。目前的調解實際是廣州省當局獨自的決定。它不可能被干擾而不引起直接的后果,而在對清帝國如此關鍵的時刻,很難想象這里的高級官員們或是朝廷自己會敢于招惹這些后果。廣州城及其商業以及整個廣東省……將在英國的保護下繁榮起來。人民十分清楚,一旦我們的保護撤銷……他們將成為他們政府的新的壓迫的對象。(英國外交部檔案)


義律所沒有理解的是,“形式”比“實際利益”重要得多。因為中國人政治上的反感就始于英國人不肯按正規形式行朝貢禮。這些禮儀細節對義律來說似乎無關重要,他最初就愿意使用那些上下級間交往的固有形式,以便使他新的外交任務的內容為中國人所了解。對他來說,重要的是城市平民的利益。他們無疑希望和平和貿易,但即使他們進攻廣州,也不想傷害民眾的福祉。


我目前的目標是:瓦解那些從別省調集到廣州的大批部隊;在我們再次北上之前,摧毀近幾個月來(中國人)強大的進攻準備;罷免欽差大臣,以馴服和削弱其政府的精神士氣;還要(清)帝國國庫繳納重金以滿足女王陛下政府的正當要求。(英國外交部檔案)


但是,義律并沒有建議傷害“我們面前這座富有、廣闊的城市及其眾多溫順的人民”,因此,他決定接受贖金。臥烏古將軍很生氣,他認為一個領導者怎么能“像羽毛一樣飄忽不定”,把“眼前的商業”看得比“國家榮譽”還重要。義律對此置之不理。他認為容忍是高貴的表現:“我相信,使這座偉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壞,或是免受任何災禍的行為,是軍事史上最值得紀念的紀律嚴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


義律上尉關于這種共同利益的誠摯信念,也使他深信英國應當直接訴諸“人民”。布告被譯成中文,在公共場所張貼。這些告示總是堅持說英國只同中國官府作戰,而不是同中國人民作戰。它們告訴廣州人,英國人“是這個城市的真正保護者”,并要人們“想一想那些他們中間的外省軍隊是不是真正的禍害”。不幸的是,這些告示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本來,義律已經預料到如此侵犯中國當局會引起官員們的憤慨,但未料到地方士紳們也被激怒了。他們認為,蠻夷已經闖到他們家門口了。張貼告示,本來是士紳對農民施加影響的傳統做法,而士紳們實際控制了廣州的鄉村。這是英國人根本的錯誤估計,他們沒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鄉村之間,而不是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再三地與城市居民對話將使農村武裝起來,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農村人愈來愈懷疑城市人已同敵人串通一氣了。


毫無疑問,廣州市民與英國人中間存在某種共同利益。義律甚至聽說公行已正式稟明林則徐,請求不要開戰,以免影響本省的貿易。不論這事的真偽,林則徐本人已確信,行商們為了商業利益而出賣了國家。這使公行在財政上處于比平常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和平時期,守法商人也逃脫不了每一個可能被“敲詐”的機會。從1773年到1832年,他們對政府交納的有記載的捐獻達400萬兩白銀,但人們估計僅其中一家實際上就上交了1000萬兩。在鴉片戰爭期間,他們要顯示忠誠,更增加了捐獻。在皇帝諭令怡良從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師的資金后,一家行商捐獻了一艘利物浦法克特建造的設備齊全的現代化炮艇。可是,不論捐獻多么慷慨,也只能是今后上交更多捐獻的前奏。商人階層以及一大批我們稱之為“買辦”的那些人,仍舊被猜疑。在廣州的滿族統治者確信,成千上萬的漢人,是潛在的——即使尚未成為事實——外國人的合作者。“除業為漢奸者更無庸議外,其余亦華夷雜處,習見為常,且率多與夷浹洽。”成千上萬的工人在澳門、香港為英國人工作,更多的人為外國人供給食品。同敵人打交道簡直差一點就被認為“不愛國”。林欽差盡其所能加強貿易抵制和勞工抵制,在商館周圍建立保甲,只許漁船帶一天的食物,組織專門鄉勇以收錄那些可能投向英國的人。官員們和“正直”的士紳對中英親善表示出了厭惡和担憂。順天府尹甚至建議所有本國船只只準在內河航行。但在1841年3月的恐慌以前,公眾們一直保持漠不關心的態度。


由于虎門炮臺輕易而可笑地又一次陷落,由于“復仇神”號威脅著郊區,由于人們逃離城市和恐怖情緒蔓延,于是朝廷需要開始尋找一個替罪羊。就在這時,士紳們所表示的、農民心中暗藏的那種反對城市、反對洋人的情緒開始顯現。突然間,到處是向蠻夷打開中國大門的“漢奸”。


“漢奸”一詞,早在鴉片戰爭以前就被濫用。例如,嘉慶皇帝就曾稱呼那些充當暹羅人貢使的中國商人為“漢奸”。至少到1823年,偷賣鴉片者也被稱作“漢奸”。甚至僅同洋人在商業或外交上有來往的人也會受到這樣的譴責。最大的叛逆是通過教蠻夷中文或替他們寫文件來“出賣”中國文化的人。1759年,替洪任翻譯稟文的人就被作為一名“漢奸”處死。以后很久,在律勞卑事件中,英國人不顧先例,在商館外張貼了一張中文布告,又招致類似的非難。那時,梁阿發向等待參加鄉試的士子散發宗教小冊子,當局即指責他為英國人寫布告,是“漢奸”。為此,他被警察從廣州追至澳門,后來逃往新加坡。就是在正常情況下,懂得中文的外國人也必須小心謹慎,不要在路上停下來細讀一張中文招貼。否則,他的買辦就會因為教給他中文而受到懲罚。


當鴉片戰爭爆發時,“漢奸”一詞的意義變得更加混亂,連在廣州的所有商業機構都被歸于“漢奸”之列。1839年12月,林則徐宣布禁止同英國通商后,經常斥責那些繼續從事貿易的商人,把他們叫作“奸商”。事實上,他已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表明,他認為最壞的敵人不是英國人,而是那無數同英國人來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因此,林欽差個人非常討厭廣州的商人。他一到廣州,第一件事就是處死了一兩名公行成員以儆戒整個公行。


伍崇曜當時要求謁見欽差,于是林則徐便在粵秀書院安排了一次會見。伍崇曜被引進后,立即逢迎地向林則徐提出,他的全部家產可以用來為即將來臨的沖突服務。林輕蔑地答道:“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錢,只是要你的頭顱,如此而已。”接著,他就下令將伍崇曜監禁。據報道,這位商人在絕望之中向北京送了大量錢財,才得以獲釋。


同英國人做生意,賣給他們食物,甚至為他們工作,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這種合作向叛國發展時,如當中國向導幫助英國船通過很難走的珠江水道時,公眾都加入了憤怒譴責的行列。官府一方,欽差大臣把罪責加在無處不在的“漢奸”頭上,說他們破壞了他的水上防線,以轉移對他本人的指責。民眾一方,廣州人民則開始了一場瘋狂的圍捕。忽然間,鄉勇們像殺英國人一樣,也開始屠殺“漢奸”。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一千兩百余名不幸的所謂“漢奸”被殺害。旗兵胡亂指責農民叛國,并以此作為恣意搶掠的借口。


官府需要一個替罪羊,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把敵人說成是模糊不清又無處不在的“漢奸”。英國人離得太遠,作用不大。積累起來的失望、恐懼,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發泄。對士紳們來說,也許這是個更明智的對策。對儒家學者來說,失敗必須從道德上尋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長時間與蠻夷混居,這本身就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精神上的墮落。不可解釋的緊張狀態常常使受害者在各社會階層中尋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國紅色恐怖中的土著保護主義,就是以加強外部生活秩序、清除社會中的外國人因素的辦法,來防止一場內部騷亂。


對廣東人說來,“漢奸”一詞凝聚了所有以上所描述的反對城市、反對商人、反對洋人的感情。鄉村士紳的這種純正和忠義行為將會得到農民的廣泛參與。




《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美]魏斐德 著/新星出版社/2014-08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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