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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五部 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三)第2章從中原世族到朝鮮監國
晚清七十年 第五部 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三)第2章從中原世族到朝鮮監國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2章從中原世族到朝鮮監國

袁世凱在近代中國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五十七歲。生于清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國五年(一九一六)。比康有為小一歲;比孫中山大七歲。

袁的壽命雖短,而影響甚大,并且一生事業,階段分明。他在二十二歲以前。和洪秀全、胡傳(胡適的父親)、康有為少年時期一樣,科場失意;屢考不中,可說是個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歲投軍之后,正值朝鮮多事。翌年他跟隨吳長慶的“慶軍”,東渡援韓,迅即脫穎而出。年未三十,他已變成清廷派駐朝鮮的最高負責官吏。甲午戰爭爆發,袁氏潛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殺。甲午戰后,袁因有“知兵”之譽,被李鴻章薦往小站練兵,竟練出一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新建陸軍”。他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裝,在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帝后之爭中,被帝黨的維新派看中,想利用以翦除后黨,被袁暗拒。因此“變法”失敗,光緒被囚,六君子被殺,袁亦以背棄維新派,而背了破壞變法的惡名。

庚子(一九零零)拳亂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詔率其小站新軍去濟南,繼滿人毓賢為山東巡撫。毓賢為組訓拳民來“扶清滅洋”的始作俑者。不容于洋人;改調山西。袁繼任后乃一反毓賢之所為,對拳民大肆鎮壓。義和團運動乃自山東移入直隸(今河北省),竟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親貴所接納,終于惹出了“八國聯軍”之大禍。在這場國難之中,袁世凱也是毀多于譽的關鍵人物。被現代史學家所詬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國聯軍之后,李鴻章積勞病死,力薦袁世凱繼任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事實上便是當時大清帝國的宰相。此時袁氏四十二歲,正值壯年。而大亂之后,百廢待舉。西太后以老病殘年之身,吃一塹長一智,亦自覺朝政有改制變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無奈世凱在戊戌時為帝黨新派嫉恨太深,時遭掣肘。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光緒帝與西后于一周之內先后死亡。溥儀即位,光緒胞弟攝政王載澧監國,對袁世凱乃力圖報復,欲置之死地。世凱雖幸免于難,然旋即奉旨開缺回籍,做了“離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繼起無人了。

這時袁氏五十歲,精力猶旺,而久掌軍政大權,羽翼已豐。雖被迫退休回籍,然固中一有變亂,彼勢必卷土重來,時人皆可預測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內一聲炮響,辛亥革命爆發起來,顓頂的滿族親貴應付不了;這位“洹上釣叟”,收起了釣竿,重握槍桿,就再掌政權了。——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來做了“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的袁世凱學歷和經歷的大略。

一個有重大影響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敗的因素是很復雜的。我們看“辛亥前的袁世凱”,他以一位“考場失意”的青少年,竟于短短的二十年中竄升至大清帝國的宰相,不能說不是一帆風順。其所以然者,眾多歷史家和傳記作家雖各說各話,但是大體上他們也有若干共同語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個好東西。人之初,性本惡。國、共兩黨的黨史家也就把老袁形容成比曹操還要壞的壞人。筆者由于家庭背景的關系(詳下節),接觸袁氏各種史料,包括“街談巷議”,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響,對袁的看法亦時有起伏。——大致在十歲之前吧!我就聽到一則顯然是外人編造的袁某看戲的故事。信以為真,而恨死了“袁世凱”。

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戲《捉放曹》。當曹操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一句話時,袁世凱搖搖頭說,曹操太無用了。他那時如果把救他二叩的恩人陳宮,也一起殺了,這句惡言哪會流傳千古呢,我記得說這故事的老鴉片鬼,更開玩笑的說,袁世凱也太無用了。既有此意,看戲時又何必說出呢?他不說出,又有誰知道他“比曹操還壞呢”?——這故事一出,一屋老頭子笑聲震天。我那時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兒,居然也聽懂這故事,也跟著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后來我長大了,才漸漸了解到,這則動人的故事,應該是說相聲的人編造的,但是我對袁世凱的其它真實的“惡行”,如幼年是紈绔子,不讀書;中年是封建官僚,出賣“變法”,“鎮壓農民起義”;老年更一壞到底,“背叛民國,妄圖帝制”等等,也認為都是惡跡昭彰,“罪無可逭”的。

我這項信念,抗戰時期在沙坪壩上讀歷史,才第一次發生了動搖。郭廷以老師在班上說,袁世凱在朝鮮十二年是愛國志士之行。“袁世凱居然也做過『愛國志士』?”這對我是個小小的啟蒙。后來私淑于胡適老師之門墻,老師一再告訴我要“不疑處有疑”。“不疑處有疑”,那就是一項智慧經驗上的震撼了。及老,閱人更多,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亦漸有軌跡可循。論史論政,固不敢自詡是十分客觀。然無欲則剛:心平氣和,則時以自勉也。今日為袁氏史傳再發掘,只敢說以心平氣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氣和的讀者罷了。——請先從袁世凱的家世與幼年說起。然限于篇幅,只論其可評可議者,不及其它細節也。讀者賢明,不論知我罪我,均盼隨時賜教也。

1.1聊聊咱傳統中國的家族制

在傳統中國里,家族背景,對一個官僚的政治行為是有其決定性影響的。但是家族究竟是個什么東西?亦擬從宏觀史學的角度,不揣淺薄,略加詮釋。

旅美民族學家許朗光教授,曾以三個C字打頭的英文名詞:clan(家族)、club(社交俱樂部)和caste(印度階級制),來概括中國、美國和印度三種回然不同的社會結構。筆者久居聯合國所在地之紐約,亦嘗與役印度,再返觀祖國。涉獵許子之書,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國者,實世界各族中別具一格之“文化整體”(culture entity)也。論其傳統政治社會的組織形式,則是國家強于社會;職業官僚層層節制之農業大帝國也,論其社會階層則以士農工商為序;而貫穿其間者,則為其基本結構之家族也。

傳統中國里的家族組織之嚴密,其所負担的社會職責之重大,實遠非美國之社交俱樂部(包括教會),所可比擬。而中國士農工商之社會階級則可相互轉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階級之壁壘森嚴,絕不容相互逾越也。

傳統中國既然是“國家”(state)獨大,則加入國家的管理階層,換言之,也就是“入朝為官”,便成為全國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貴的職業了。一朝為官,則名利、權勢、榮耀、智慧、黃金、美女……,凡人類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時俱來。官越大、權愈重,則報酬愈多。——因此小人之為官也,則毋須殺人越貨、綁花票、搶銀行。賊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語所謂“賊來如梳,官來如剃也”。君子之為官也,則圣賢之志,救世濟民;菩薩心腸,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須摩頂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為官之道,唯士為能。農工商不與焉。俗語說“行行出狀元”,那是“舊中原”里的土阿Q,自寬之言也。——行行皆可啖飯,原是事實。“出狀元”則只此一行,外行就沒有了。——凡此皆足使來自異文化的觀察家,為之瞳目結舌,認為古怪的支那,為“一條出路之社會”(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億萬,出路只有一條,則此路之大塞車,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雖窄,依法除少數倡優賤民,和近代所謂“禁治產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年,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廢的“科舉”了。但是考科舉卻與買“樂透獎券”無異也。購者千萬、得者萬一。吾人讀史千年,書本上所接觸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強大吏、中興名臣……所謂“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樂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讀多了,就見怪不怪而已。至于“樂透失主”的凄慘情況,就很少人注意了。

記得多年前讀中文版《讀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個奇跡”。何奇也?原來人類在母體中結胎時,卵子只有一個,而向其蜂擁而來,爭取交配的,則精子十萬也。胡適有詩曰:“雖一人得獎,要個個爭先。”十萬取一,才變出老兄:則老兄豈非奇跡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達官貴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舉制度下之“奇跡”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國里,沒啥“人權”也。因此我們那些學富五車的“國學大師”,和讀爛《資治通鑒》、《紅樓夢》和《金瓶梅》的偉大舵手、偉大領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權(詳上篇)。何也?因為“人權”的基礎是西方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而個人主義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可是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卻是我們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傳統中國的社會基層單位,不是個人,而是上引許敦授所說的家族也。

中國的家族原像一窩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蔣總統、鄧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鍋飯,分工合作,共存共榮。一個傳統家族往往是個孔孟主義之下,“五世同堂”的迷你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共產”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產”。分出的各“小房”,還是個吃大鍋飯的“迷你共產主義”!

這個古怪現象,不特熟讀《紅樓夢》、《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說讀者,知其細節。甚至是許多老到像筆者這樣的“中國人”,都是親身經歷過的。——我想這一現象,今日的“臺灣人”家族中可能也還有。十多年前筆者在桃園縣訪問過的一戶張家,便是如此。大陸上肯定也還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戶鄧家,據說便是如此。吃鄧小平先生家大鍋飯的,傭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們是否分過家、析過產,那就要去追間我的同行歷史家毛毛了。——不論毛毛如何說,今日北京鄧府,便是近代中國“家族轉型史”中活生生的過渡現象。老祖父憐兒惜孫,還貪戀那“五世同堂”之“福”。(老蔣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孫一個個的寵壞;庶孫見不了爺爺,就反而變成佳子弟了。)——我保證,鄧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對之外,他們鄧家便再也不會有十余人同吃大鍋飯的事了。歷史三峽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東方傳統人倫,是不會泯減的。它將是“后西方時代”,中國造產品,出口轉內銷的主要項目之一也。

1.2舊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試撰上節的兩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筆甚久,原思整節刪去而終未果行者,蓋中國傳統家族制,今已迅速轉型。它對老輩“中國人”、“外省人”或“榮民老兵”,固屬老生常談。而它對四五十歲以下的“臺灣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華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陸同胞,就是和“辮子”、“小腳”一樣的古董了。——不把這些古董搞清楚,那我們對“袁世凱”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說得明白了。

袁世凱便是出生于河南省東南部項城縣,一宗累世以農為業,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這種家族里,扶植聰穎子弟,讀書上進,參加科舉,幾乎是合族的事業。偶有佳子弟,“連科及第”、“為官為府”(鳳陽花鼓的鼓詞),他不但可以榮宗耀祖;合族上下,都可雞犬升天。——只是這一“樂透大獎”不易取得。屢試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筆者出生的那個臺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與項城之間半日車程耳。所以在滿清時代,皖北和豫東經濟和文化的客觀條件,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只是可憐的我們唐氏老農。歷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個秀才。——俗語說;“窮秀才,富舉人。”考個秀才,管屁用?其慘可知也。不服氣而去造反,在中國歷史上,也只有張獻忠、洪秀全等寥寥數人而已。其它千百萬“屢試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國藩的爸爸曾麟書(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就“認命”了。

項城袁家,顯然原來也是屢考不第的,以致數百年沒沒無聞。——想不到到了滿清末葉的道光年間(一八二一~一八五零),他們袁府忽然一聲春雷,大“發”起來。父子進士,兄弟舉人,一時俱來。不數年間,項城袁氏一下便從畎畝小民,變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為他們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復制如下。再以諸家之說分析之。

在本表中,我們可看到袁耀東(可能是個屢試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師,所謂“世業儒”者也。見《容庵弟子記》,他有子四人:樹三(一八零一~?)、甲三(一八零六~一八六三)、鳳三、重三。長三子均為或考或捐(出錢買)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卻“連科及第”。中舉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鴉片戰爭前四年)在北京考中進士。——舉人和進士是不能花錢“捐”的。

甲三與曾國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一八三八年進士)同時;稍長于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零一;一八四七年進士)。在他學成則仕期間,正值清末內憂外患最烈之時;亦是漢族文臣開始帶兵習武時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樣,在剿滅太平軍和捻軍的戰役中,都是立有軍功的文職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歲。官運方隆時,就一命嗚呼了。

甲三的長子保恒(一八二六~一八七八)也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零)的進士。比他父親的進土晚十五年:比李鴻章的進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時;一直也是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煊赫一時。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五十二歲就死了。因為他曾作過翰林院編修,所以卒謚“文誠”。在滿清頒贈謚法的慣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謚“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張文襄……等等。保恒謚“文誠”,其父只謚“端敏”是子勝于父也。

他們的父子進士之外,樹三的幼子保慶[一八二九~一八七三;此處房兆楹在《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Edited by Arthur W.Hummel.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44.2 vol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1991.)誤為一八九三,今順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齡(一八四一~一八八九)也同為舉人。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兩百年,只考出過秀才來;二者之間,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了。不過據說我的老祖宗們在清初也有借口,說他們是難民,“義不食周粟”。大明遺氏,不屑要滿虜的“功名”。——沒個考科名的傳統,等到子孫要想圖個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這點“酸葡萄”之外,我還是要提醒讀者,帝制時代考科舉,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屢考不取,才是正常現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書讀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當時人稱做:“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讀書只是參加科舉五要件的末項。

他們袁家的“三”字輩和“保”字輩,在道光年間,忽然來個“父子進士,弟兄舉人”,大紅大紫了一陣子。到“世”字輩、“克”字輩,便再度滑坡,又屢試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兩輩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壽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壽,只活了五十七歲。其后保恒五十二;保齡四十八;保慶則只活了四十四歲。可說都是死在壯年。據說袁府其它“保”字輩兄弟,也都壽命不長。

袁家這個短壽的傳統,對后來做了總統的袁世凱,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壓力——他在五十五、六歲的時候(與國民黨和日本斗爭最激烈之時),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無多了。

他既有這樁迷信的恐懼,“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虛而入了。克定認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們袁氏家族傳統里的生死大關——項城顯然是聽信了太子之言;墮入“欺父誤國”的太子術中,才決心稱帝的。——這也是民國史上“迷信影響政治”的實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為民國領袖中,只有一個搞封建帝王之術的袁世凱,才迷信嗎,非也。那位基督大總統蔣中正、無神大導師毛澤東,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非關本題,就不用多說了。

以上便是出了個總統兼皇帝之袁世凱的舊中原地區,農業社會之結構與運作的大略情況。至于李登輝總統最近所號召的“新中原”的遠景若何,筆者就無從逆料了。還是靜觀其變再說吧!

以下再談談袁世凱其人。

1.3袁世凱和他的兄弟行

袁世凱是袁甲三長兄樹三的孫子;是樹三長子袁保中的第四子(見上表),他出生時正值袁家在內戰中,打了個小勝仗,故取名世凱。保中也是個秀才,生子六人。世凱行四,俗呼“袁老四”。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為保中元配所生。余均側室(姨太太)之子,在傳統的宗法社會里叫做“庶出”。——世凱晚年欲葬生母劉氏(已扶正),于項城祖塋“正穴”,為世敦所峻拒。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婦和陳志讓、侯宜杰,都認為是宗法禮教中的“嫡庶之爭”,實非也。他兄弟之失和,蓋起于拳亂時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東任“營官”,補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凱出任山東巡撫時,背景堅實。政敵銜恨,然無奈他何,乃殺雞儆猴,拿乃兄開刀,說世敦縱勇擾民,子以革職,并驅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頓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過,而世凱不但未加維護,或不無棄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凱返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應入正穴,而予以難堪,以泄私憤。氣得世凱亦永不再回項城故里,而寄居彰德(今安陽市)——此是后話。因諸家頗有異辭,故于此順補一筆耳。

世凱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個“捐班秀才”。卻生子六人;而他的胞弟“舉人大老爺”袁保慶,則年近不惑(四十),膝下猶虛。經過家庭會議,乃把七歲的世凱過繼給胞叔保慶為子。〔見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編《民國名人傳》,卷四,頁七九(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G.Howard, in 4 vols.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4 p.79.)〕自此他就跟隨養父及養母牛氏生活。保慶宦途不惡,最后官至江蘇“鹽法道”任職南京。道員是當時府縣之上的高級地方官。隨父在任的小世凱,當然也是個尊貴的小“衙內”。不幸的是袁道臺未幾即死于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凱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凱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項城故宅。越年兩喪,世凱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婦孤兒了。——袁氏兩代顯宦,雖然不愁衣食,但他們畢竟是孀婦孤稚。反袁的作家,總歡喜說世凱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其實十三四歲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兒去呢?

十五歲以后的袁世凱,便被他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繼續其科舉教育的“帖括之學”(習作八股文)。在親喪“服闕”(三年)之后,他在堂叔嚴厲的管教之下,顯然是以“監生”(捐來的秀才)身分回開封參加“鄉試”而落第。三年后再考,還是落第。——保恒自己是科甲出身,乃鼓勵其侄再接再厲,然世凱自知久困科場之非計,在此期間,他已與于氏夫人結婚,就永別科闈,另尋出路了。

后世之論袁者,每說他是執袴子,不用功,故兩試不第。在下卻不以為然也。蓋當年科舉考試,誰能期其必中?試看長袁一歲的康有為——嶺南名士,一代大儒,文瞻梁啟超的業師,不能說讀書不用功吧!然康某考舉人,五試不售,困于考場者十八年。可算是十分慘烈也。以故世凱終于投筆從戎,末始不是個明智的抉擇。

1.4小欽差,大監國,抗日反帝

前節已言之,當年科舉時代,落第士子是慘不忍言的。自己前途暗淡不說了,舉家乃至合族的失望,才使你痛不欲生呢!洪秀全天王落第歸來,一病四十日不醒。終于見到上帝爸爸的故事,在那個時代,說來也不算稀奇,只是各種上帝的訓示不同罷了。筆者這一輩老華人,系出舊中原,去古未遠,幼年時聽到有關科場的故事多著呢!

所以袁世凱青年時代的遭遇,不是什么例外。他和長他十八歲的胡傳(一八四一~一八九五,胡適之父)落第后的故事,簡直如出一轍。胡傳落第后去投奔吳大澂(一八三五~一九零二);袁世凱落第后去投奔吳長慶(一八三四~一八八四),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據當年淮軍遺族傳言,世凱第一個投奔對象原是較高級的劉銘傳(一八三六~一八九六)。劉不納,乃改薦他去山東登州投吳長慶。從此便一帆風順了。

長話短說,袁世凱在朝鮮十二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歸納于如下數項:

一、敉平朝鮮“壬午(一八八二)兵變”

一八八二年,朝鮮在日本暗中煽動下,發生兵變。清廷派丁汝昌率海軍三艦;吳長屢率陸軍(慶軍)六營赴援。終執大院君至華,并驅逐前來干擾之日軍。此時袁世凱才二十三歲,任慶軍營務處。幾乎一手戡平此亂,而嶄露頭角,朝野眾口交贊。事詳不備述。

二、督練親軍、整理財政。再平“甲申(一八八四)之亂”

此時朝鮮內部之糟亂有甚于中國。世凱為練軍四千人以自衛;并為整理財政以自給。迨朝鮮親日派勾結日人,于甲申十二月再度發動政變時,世凱臨機應變,獨排眾議,加以鎮壓。日本勢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鮮。

三、護送大院君返朝(一八八五年十月),出任商務委員,作駐韓“小欽差”,撐持危局

此時世凱不過二十六歲。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鮮竟然大權獨攬,做了藩邦實際的“監國”。頤指氣使,縱橫捭闔,不但三韓朝野大為懾服,環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國主義,亦瞠目結舌,無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廈既倒,一木難支。甲午平壤兵敗(注意:此非袁氏之過),世凱于最后關頭,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時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場不會比一九二八年“濟南慘案”時的交涉員蔡公時更好也!

1.5打赤膊,持大刀,翻墻頭

關于袁世凱在朝鮮這段掌故,筆者在幼年期即耳熱能詳。因我家原是淮軍遺族,傅聞滋多,而廬江吳家(吳長慶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隨表兄弟輩,嬉戲于吳家花園。男孩淘氣,某次以竹竿搗下巨大蜂巢,被數千黃蜂追逐,幾遭不測,如今記憶猶新也。——那時去古未遠。我記得還看過吳長慶逝世時,朝鮮國王所遣專使致祭的禮品。

不過斯時的吳氏遺族對袁的評論,幾乎全是負面的。他們認為袁對他們的延陵公是忘恩負義。——吳長慶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韓國宮墻……”,真是功莫大焉。誰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凱,在中堂(李鴻章)之前進讒言,化功為過,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師班上聽到袁世凱的故事,再在各種參考書內發現袁世凱竟然是個“現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來當年朝鮮那樣復雜的“內憂”(派系傾軋)、“外患”(五大帝國主義環伺)的局面,實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墻頭”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應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職,返鄉務農。

后來李宗仁先生也告訴過我一則,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將軍,褫職還鄉務農的故事。李說“何武的軍職只能到此為止”(見《李宗仁回憶錄》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聯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來。

不過那時應付下了高麗那樣復雜局面的人,又豈止那位打赤膊的吳長慶?縱是“大魁天下”的張狀元(謇);一代大儒的馬建忠;學貫中西、官至宰輔的唐紹儀;身任駐朝督辦的吳兆有;商務委員的陳樹棠,也照樣應付不了。國內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員,也找不出一個才能應變的官吏,可以肩挑此一重担。

量材器使,李鴻章找來找去,只有這個二十幾歲的小毛頭,一代“奇才”(吳大澂評語)、“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的袁阿瞞,足當此任——勝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1.6傳統:“宗藩關系”的最后忠臣

記錄袁氏在朝鮮這段不平凡經歷的史傳,而能遍用東西史料者,當以吾友陳志讓教授最為深入。然志讓的《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黃)袍加身》〔Jerome  Chen, Yuan Shi-kai,1859~1916: Brutus Assumes the Purp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續編諸書,皆雅善敷陳;至于袁氏在中國歷史發展中,

所扮演者究系何種角色,則未言其詳也。臺海兩岸史學界,近年所見涉及袁氏之專著,當以上引侯君(全傳),最為翔實。書中所發掘之新史料亦最多。開于在朝鮮之一段,則譏刺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蓋中朝關系原為已有三千年歷史的東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環。吾人治比較史學,固知東方民族史中之“宗藩關系”,與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關系”,絕不可混為一談!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制度。言其詳,則千頁巨著,不能竟意。——今且試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義之要點在強者剝削弱者。剝削方式容有不同,規模大小、深淺亦各異其趣,然其基本原則無異也。

須知東方(基本上是中國)的宗藩制度,實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據可靠史料如清人顧棟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七零~前四七六年),周天子之下有二百零九個“諸侯國”。其中與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國。國有大小;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與諸侯之間,都有若干義務要遵守,相輔相成。但是他們之間,卻沒有“剝削”的關系。——因此他們之間的情勢,就很像今天的“聯合國”。

聯合國今日有一百八十五個“會員國”。大的會員國之下還有若干“附庸國”(dependent states),像英國的百慕大和香港;美國的波鄉黎各和關島。加起來也有二百一十七個代表單位之多。——兩者之間連數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無巧不成書。

今日的聯合國對它的會員國有許多義務,如解釋法理、保護安全;乃至提升經濟、衛生、文教、環保等等之工作。聯合國如本身有力量,則由“安全理事會”執行其義務。這在我國周朝,便叫做“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聯合國沒力量,要由美國來代勞去打韓戰、越戰、波斯灣或臺灣海峽……,這在周朝便叫“王綱解紐”、“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大諸侯齊桓公如美國,可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國傳統上的“宗藩關系”,也就是諸侯與天子的關系。很像今日“聯合國”和一百八十五個“會員國”的關系。彼此之間有義務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間卻沒有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他們之間不同之點便是,中國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個“天子”,不像今日聯合國里只有個宰相(秘書長),而沒個皇上;中國古代有“王畿千里”、“帶甲百萬”,今日聯合國只有商地十余英畝,警衛數十人而已。——但是他們在園際關系上所發生的“作用”(function),則極其相似也。

中國古代這種國際關系的組織形式,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公元前二二一年),廢封建、立郡縣之后,在中國本土,就名存實亡了。但是他在中國中央政府與四鄰的少數民族之間,卻一直活生生的存在著,至今未廢!——細說需有專書,今且讓我們只重復一句;中國中央政府與四鄰少數民族的“宗藩關系”,是一種古代東方的“聯合國”與“會員國”的關系。這種國際關系,歷經秦、漢……,通過唐、宋、元、明、清凡兩干余年,雖時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質,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喪、教育、文化、考試等等)一樣,根本沒有變動。

若論其“歷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則是一個東方“文明整體”(culture entity),或“宇宙國家”(universal state)中,“細流”(tributaries)逐漸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歷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但是這種東方式的文化“熔爐”(melting pool),是一種“自然的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絕少經濟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們宗藩之間是有戰爭的;有時且十分激烈。但這種宗藩之爭的“頻率”(frequency),卻遠不及“藩藩之爭”(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數民族內部的“部落之爭”(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時是為維持“區域和平”(regional peace)所發動的“保安戰爭”(peace - keeping wars) ,如今日聯合國之在波斯尼亞,及非拉等地所發動者。均頗有其苦心也。蓋有時用和平方式,如發給西藏之“金瓶”,讓其以抽簽辦法解決政權“繼承之爭”(war of succession);解決不了,則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慶時代,初告統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請以“南越”為藩國國號。南越為古代大國,占地甚廣,嘉慶帝恐其借口侵略鄰邦,乃反勾其名,成為“越南”。亦為區域和平著想也。筆者曾有拙著專論之,不再重復。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慶帝如仍在北京,當有明詔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詔,便命大將鄧小平發兵“懲”之。

總之,我們東方文明在人類歷史上,也曾撐過半邊天,漢家自有法度!只不幸這種舊法度在鴉片戰后,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已不能繼續存在。沖激于“歷史三峽”之中,隨波逐流,它就非“轉型”不可了。

長話短說。袁世凱這個不世“奇才”,這個“治世之能臣”,便是在這中韓“宗藩關系”轉型末期,不顧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戰初期堅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也。明乎此,我們對當年袁世凱在朝鮮,打拼些什么?又如何個打拼法?就可思過半矣。

1.7“唯利是圖”竟成國際道德

須知朝鮮當年的一切,正和中國國內一樣,政治、社會皆在青黃不接的“轉型”期首先在宗藩兩國的朝廷認知中,“朝鮮為大清之屬國”(早期韓政府向列強行文的國書上,便是如此自稱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讀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韓人民讀史,讀到這一段,那真是深惡痛絕,認為韓王何以如此下踐。這種心理在現代史學上便叫做“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讀史治史,不可以為時不過百年的“現時”價值觀念,去強奸古人。遙想當年勢能九合諸侯的齊桓、晉文(現代的羅、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屬國”為恥;且以大周屬國為榮。韓“王”自稱為“天子”屬國,已逾兩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為天子屬國為恥,而痛恨韓人之橫加阻擾呢!

朋友,我們東方的政治哲學,是以倫理學為基礎的。它是不鼓勵以“國”為單位,去搞“種族主義”和“部落戰爭”的。我們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統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無類;看到“百武彗星”橫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詔罪己……,認為朕躬于“德”有虧。大明亡國時,許多三韓士子,也搞“反清復明”。認為滿虜愛新覺羅,入主中國,其“德”不足云云。余讀韓儒所撰《熱河日記》,真是感慨良多。總之,咱東方政治哲學,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這雖是個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們的蔣總統、毛主席),至少還“要臉”。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國際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要臉”。絕口不談“仁義”,公開的唯“利”是圖。

就如這次海峽危機吧!美國政府送來兩組大炮艦,氣勢凌人。你問它所為何來?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為維護民主,伸張正義而來!——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圖,在國內宣傳的主旨,卻是曲不離口的“維護American interest; American interest!”(為著美國的利益!美國的利益!)它不如此宣傳,便會使美國選民,怪他們政客“師出無名”——下流吧!

其實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學,也并不如此。這種下流哲學實始自白色帝國主義興起之后的代言人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1496~1527)。“馬基雅利主義”一出籠,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變成“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曹孟德了(威爾遜博士可能是少數的例外)。——毛澤東很欣賞尼克松。就是因為尼克松“美國利益”不離口,反倒是一個坦白的真小人。——其實毛公有所不知,自馬氏哲學(包括馬基維利和馬克思)風行之后,倫理學中的義利之辨,已經換了位置。我們孟夫子所討厭的這個“利”字,在現代西方倫理學,尤其是政治學中,早已變成了一個“道德名詞”(moral term)。因此“保護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wn interest),以至保讓你國家的利益,便反而成為道德哲學中,至高無上的道德教條了。——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絕對命令論”(categorical imperative)應該也有新的內容了。

1.8五帝窺韓的底牌

這種殖民哲學和侵略行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會也在急遽轉型的朝鮮,沖擊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韓國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維新派、激進派。各派分別搞親清、親日、親俄、親英美法……,各是其是,動蕩不停——但是卻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動。

環伺的帝國主義之中,野心最大,動作最積極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當代西方的“殖民主義”,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擴展商務,從根本做起——其時日本旅韓僑民為華裔的十二倍:商業大致是華商的四倍。接著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親日派,得機發動政變,組織親日政府,割斷中韓之間的宗藩關系。最后勾結法國,各取所需——法國占領安南;日本占領朝鮮。——可是日本那時實力未充。它兩次發動政變,都受制于袁世凱,末得逞。日本之勾結法國亦為李鴻章所阻。李雖然在“中法戰爭”(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丟了安南,他卻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國,緩沖了日本。對訪華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權性的讓步,許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鮮現場,卻不遺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勢力趕出藩國。維持了中朝的宗藩關系,直至甲午戰敗為止。

第二個覬覬朝鮮的便是俄國了。但是和日本一樣,它得先挖中國墻腳,扶植親俄勢力,才能深入。這一陰謀也受制于我們的“小欽差”而中途泡湯。詳情可參閱陳、侯二氏之巨著。

英國此時志在西藏、九龍、長江各口岸,和山東沿海。對韓則不欲打破中韓“宗藩關系”之現狀。蓋“朝鮮為大清之屬國”,終較朝鮮淪為日本或俄國之殖民地,對英為有利也。因此駐韓英使厄士頓(W.G.Aston)雖認為袁世凱太跋扈而主張朝鮮“獨立”;駐華英使巴夏禮(Sir Harry S. Parkes)這個火燒圓明園的老牌帝國主義,反而暗中協助李鴻章以遏阻法國和日本的勾結。另外他更鼓勵英籍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國主義摩倫道夫(P.G.Mollendorf),去朝鮮協肋袁世凱整理韓國稅收,加強海關監督。有著英德兩強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鮮表現得比袁世凱更為跋扈而有效率。韓廷因此稅收大增,袁世凱所訓練的五千親軍,也軍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為之側目。

最后就是美國了。我們的蔣老總統說得好:“美國也是帝國主義。”這個青年帝國主義,首先要統一北美,視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獨霸南美,名之曰“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內戰后目光漸及遠東,終于占領了菲律賓。在這一系列擴張行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國主義者。英法聯軍時的美公使伯駕(Peter Parker),和八國聯軍時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都是力主占領臺灣的老牌帝國主義者。后來臺灣給日本占領了,老美好不懊悔。——這時五帝窺韓所共同討厭的人物便是袁世凱。美駐韓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向不承認中韓之間有什么“宗藩關系”。因此他一有機會便要質問:“袁世凱算老幾?”這時孚特的態度是絕對親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鮮送給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討厭在朝鮮以主人自居的“中國人”。“中國人在朝鮮算老幾?”這才是決定美國人對中韓關系的墓本要素——其情況與今日如出一轍,真是“歷史比小說更有趣”。——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國主義,在朝鮮半島耍弄帝國主義國際政治的底牌,而他們的共同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把我們小欽差袁世凱趕出朝鮮。

最后就要談到中朝兩國關系的本身,和袁世凱在朝鮮所作所為的歷史意義了。

1.9一個現代“班定遠”的失落

前節已言之,袁初到朝鮮時才二十三歲。但是在其后兩年中的表現竟弄成支撐韓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讀者知道,武昌起義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時期(詳見下篇)。那是第二次。在這第一個“非袁不可”時期,二十六歲的袁世凱并無心戀棧;他的堂叔袁保齡也勸他不要干。他在一八八五年二度去韓時,是李鴻章勉強他去的。李鴻章何以強人所難呢?那是因為偌大的中國竟找不到第二個人可以支撐韓局——有傳統訓練而大魁天下的張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狀元;有歐洲留學歸來,精通數種西語的文法大家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零零)……,他們都是吳長慶之下的要員,有在朝鮮工作的經驗,但是他們都干不了這差事呢!

李鴻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認為應付朝鮮那個復雜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這不是李鴻章的任用私人吧!后來因為忌袁者眾(包括張、馬),朝廷派有邊事經驗的吳大瀓(胡傳的上司,久駐寧古塔)去加以詧查。吳的報告是正面的。他認為世凱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鮮去主持要政的,應該是個欽命大員(欽差)。但是袁老四才二十六歲,又沒“功名”。因人設官,他只能戴個“三品頂戴”;官階只能當個“商務委員”,算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之下的一個附屬機關,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這個娃兒小官的權責,那可嚇壞人了。

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訓練、用德式操法、歐美配備的朝鮮親軍五千五百人——這種現代武裝,小站之前,中國都還沒有呢!韓王李熙在閱兵之后大為贊賞。他要封世凱為全國陸軍大統領(大元帥、總司令)。世凱固未謙辭,而阻力卻出自國內。李鴻章怕他太招搖,會引起國際反感。袁只顧整理朝鮮;而李則困于中法戰爭,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凱替韓廷整理財政,亦大有成績。李熙對世凱的忠誠服務稱賞之余,競根據咱中韓老傳統,贈世凱“宮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婭之情。四人中有一姬為韓國貴族,李熙之內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為世凱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后共生子女十五人(七男八女)。世凱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騮教授也,夫人則名揚海內外之原子物理學家吳健雄教授也。

家騮幼年頗受祖母寵愛。余嘗戲問家騮兄;“祖母也說漢語嗎?”

“啊,說得很好呢!”

我又戲問曰:“大腳呢?小腳呢?”

袁教授說他祖母晚年常臥病在床,總是蓋著被褥。大腳小腳,就不知道了。

那時在韓國的宮廷之內,大院君與國王李熙的父子之間,以及大院君與閔妃的翁媳之間,都時有爭執。韓國那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員,亦不大協調。社會上的士農工商亦至為復雜。但是袁君指揮其間,以宗邦監國自居,上下亦尚能悅服。

只是不幸值此“轉型”時代,千年不變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須轉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現狀既然維持不易,那時清廷亦曾有進退二策。進則師秦始皇之故事,廢封建、立郡縣,改土歸流。徙韓王于國內,使半島郡縣化。然大清積弱,自身難保,此策斷難執行。退則包包迭迭,宗邦自藩國全部撤退,任朝鮮自主獨立。無奈此策亦不可行。蓋朝鮮斯時無獨立條件,而五帝環伺。宗邦遽撤,則朝鮮必淪為列強之殖民地。

如此進退兩難,則只有讓那位卑權重的袁世凱去作個小班超,在五強之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了。斯時五帝的駐韓公使,都以“欽差”自命。縱是北美合眾國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稱欽差。——周旋于五大帝國主義的欽差之間,我們這個只有三品頂戴的小班超,真也難為他了。——最后落荒而走,形勢之必然,非戰之罪也。擲筆幾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脫稿于北美洲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八卷第五期

2011-10-27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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