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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慈母與蕩婦:女性偶像的黃昏
【思享】慈母與蕩婦:女性偶像的黃昏
騰訊思享會     阅读简体中文版

編者按

著名作家、文化批評家朱大可說:“我只想扼要地指出,經過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多次文化變異,它業已完成了母權偶像(如弄權的悍婦呂后、武則天和慈禧)→情欲偶像(西施、趙飛燕、王昭君、貂蟬、楊玉環、陳圓圓同祝英臺、七仙女與白娘子等)→賤婦偶像的戰略轉型。這意味著端莊的母親偶像,已經退出中國文化的闊大舞臺。”文章原載于《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12期,作者朱大可。


人類母親偶像的通常有三種使命:生命的賦予者、對生命的呵護(母愛)以及對人間苦難的拯救。觀世音菩薩就是如此,她對華夏民族的意義已經超越了佛陀,如同圣母瑪利亞超越了耶穌。這位東亞母親是拯救苦難和鼓勵生殖的首席救星,她響應著男權社會發出的最熱烈古怪的呼聲。有許多證據表明,正是東傳的耶穌故事成為遠東地區觀音形象的母本。這位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個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后才逐漸變性,轉型為華夏社會的偉大母親。


與此相對的媽祖則是海洋社會的偶像,在她的命名里,包含著“所有媽媽的祖先”或“第一個媽媽”的語義。她居住在自己的廟宇里(有時也在佛寺和道觀中安身),并在華語地區受到廣泛祭祀。媽祖擁有色彩艷麗的偶像,卻拒絕提供獨立的僧侶、儀典、經文和教義。這完全符合民間母親宗教的基本特征:停留在情感和經驗的層面,保持著單純天真的容貌,并且拒絕向過于思辨的神學升華。


對媽祖大規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監鄭和所點燃的,而其精神動力則來自他的孤苦童年。鄭和早年喪失雙親,為此,他畢生都在尋找母親的代碼,并執意要為其打造最富麗堂皇的神殿。據福建沿海的民間傳說稱,鄭和在建造媽祖廟時曾見到一位乞丐老嫗,容貌酷似他的母親。他為此收養了她,并專門建造了一幢云南風格的木樓“母親樓”供其居住。該樓直到上世紀30年代才轟然倒塌,被歷史的塵土所吞沒。這是媽祖的另一個人間影像,她佐證了母親偶像的非凡意義:只有她才能慰藉受難者的孤寂靈魂。


觀音和媽祖就這樣平分了大陸和海洋的地理空間。她們是高貴的呵護者、所有中國男人的母親和民間關愛的最高代表。這是傳統社會給我們留下的精神遺產。在那些苦難迭起的歲月里,她們坐在香火繚繞的大殿,永恒守望著中國人的蕓蕓眾生。


但在她們身后,近現代中國并未產生新的母親偶像。觀音和媽祖閉合了新母親偶像的創造機制。中華民國制造過“總統夫人”的偶像,她在美國國會的演講一度成為傳奇。此后,紅色意識形態系統又推出的“國母”和“大姐”等新階級貴婦群像,指望她們能夠成為道德楷模。與此同時,救火女英雄向秀麗、內戰女英雄劉胡蘭,以及勞動模范郝建秀等等,從更為平凡的角度,匯入了女性偶像的熾熱隊伍。“文革”之后,在抹除了造反女英雄的記憶之后,新的知識偶像開始涌現,我們可以看到史良、林巧稚和謝希德等人的身影。在一個知識救國的時代,這些“居里夫人的中國姊妹”,為飽受驚嚇的民眾提供了走向現代化的希望。


但是,官方宣傳譜系并不能把這些文化精英有效地升格為大眾母親偶像。她們的影像稍縱即逝,無法抗拒時間的瓦解力量。只有那些以“祖國”“人民”“故鄉”和“黃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熱烈響應著中國人的戀母情結。但這同樣不是真正的母親偶像,它們只是一些母親的概念代碼,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裝點著人們的幸福生活。雷鋒抄寫的“山歌”證實了這種代碼的存在。我們聽到了一個年輕士兵對母愛的真誠呼告,他在歌唱中不倦地尋求政治孤兒的心靈慰藉。


我無法在此詳盡地回顧中國社會偶像的演變歷史。我只想扼要地指出,經過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多次文化變異,它業已完成了母權偶像(如弄權的悍婦呂后、武則天和慈禧)→情欲偶像(西施、趙飛燕、王昭君、貂蟬、楊玉環、陳圓圓同祝英臺、七仙女與白娘子等)→賤婦偶像的戰略轉型。這意味著端莊的母親偶像,已經退出中國文化的闊大舞臺。


2006年新浪舉行的文化偶像評選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間,除了情欲型偶像,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母親偶像的蹤跡。但事實上“母親”并未徹底蒸發,只是它與人的相對位置發生了改變。人與偶像的垂直關系消失了,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水平關系:由于資本邏輯的作用,母親急速下降到了情婦的級位,她們從神位上走下來,悄然溜入了男人的臥室。這種劇烈的結構轉換引發了母親偶像的死亡。在偶像的暗淡黃昏,母親的愛意癱瘓在了情欲泛濫的現場。


在貴婦型母親死亡之后,“賤婦”開始大規模涌現,她們的性感身影遮蔽了母親的衰老容顏。臺灣政界“賤婦”璩美鳳一腳踢開了華語傳媒的大門。繼那些性感歌星、影星和球星之后,這個政治陰謀和性文化的雙重受害者,搖身變成利用性形象進行自我形象塑造的高手;而在廣州,一位年輕女人以“博客”的方式展開自我性隱私曝光;某四川女歌手利用“性丑聞”來自我炒作。在她們的四周,環伺著賽金花、柳如是等諸多下半身偶像。她們從歷史傳說的粉紅色塵埃里復活,與“新生代”性工作者一起,充當文化蕩婦的代言人。她們在本質上與生殖與守護無關,而是成為一種純粹的身體型代碼,為華語地區男人的秘密情欲提供服務。


所有這些跡象都已經清晰地表明,官方媒體嚴肅的規訓化聲音,無法滿足日益高漲的娛樂需求。公眾渴望民間丑角的誕生,并且對每一個自我獻身的“嘔像”作出熱烈反響。2005年,是中國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紅衣教主”以及全體“超女”預備隊,在短短數個月里大量涌現,形成巨大的大眾文化風暴,令所有的觀察者目瞪口呆。一方面是學術掮客大肆推銷儒家經典,一方面是大眾媒體炒作文化嘔像,這種尖銳的對比,顯示了后集權時代文化價值體系的嚴重分裂。


人們已經看到,“流氓雀”裸身上網,孤身跟網友展開大戰,而她年幼的孩子就在身邊。這種古怪的場景展示了一種嶄新的母親造型的出現。她是無畏的母親,同時也是性感的女戰士,奮戰在口水飛揚的互聯網沙場,給那些膽敢冒犯和辱罵的敵手以迎頭痛擊。


“芙蓉姐姐”的出現,引發了小規模的結盟浪潮。有報道稱,她的擁躉們自稱“小蓬蓬”,模擬金庸武俠小說,組成虛擬的“芙蓉教”,推舉“芙蓉姐姐”為芙蓉教主。這是“哄客社會”誕生的重要跡象。這種蓄意的幕后炒作的成功,意味著炒作者完全掌握了大眾心理的秘密。


看過程菊花舞蹈視頻之后就會發現,這是一個罕見的自我獻身的丑角,應大眾媒體的娛樂需求奮然出場,以呆傻可愛的形象,從她的古怪“道具”——一種蛹狀的呼啦圈里脫繭而出,完成了她對于娛樂群眾的獻身,成為引逗大眾爆笑的杰出明星。菊花的這種“蝶化”,似乎是所有丑角明星誕生的戲謔性象征。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鬧劇里,電視、平面媒體和互聯網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它們以花臉代替花旦,以嘔像替換偶像,用愚樂取代娛樂,進而以丑女經濟代替美女經濟。自從內地進入周星弛式的娛樂時代以來,歷經大約八年的反諷式話語的煉制,中國大眾文化突然發生了劇烈的價值飛躍。它不再是精英文化的附庸,而是要獨立自主地開辟反偶像和反美學的奇異道路。


然而,丑角時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眾媒體,而是那些渴望民間丑角誕生的娛樂群眾。他們對每一個自我獻身的嘔像做出熱烈反響,以期從他們那里榨取最大的“娛值”。他們匯聚成龐大的“哄客社會”。“哄客”是針對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費主體,享受丑角帶來的狂歡,并通過收視率和點擊率進行投票,在互聯網上表達意見,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他們的趣味決定了“丑角經濟學”的收益,也決定了丑角的命運。在某種意義上,哄客是丑角的同謀,但他們的叫囂卻是丑角時代的最強音。


侏儒式的巨人,面容丑陋的美人,舉止粗鄙的淑女,身段走形的模特,技藝拙劣的舞蹈家,恐怖走調的歌手,文字惡俗的作家,這些丑角是價值倒置的英雄,向精英主義制定的公共審美尺度,發出咄咄逼人的挑戰。尤其是那些歌者和舞者,冒著被恥笑的危險,以驚人的率真,展開電視-互聯網抒情,引發公眾無限驚嘆。先鋒藝術家甚至借此炮制了全新的劉胡蘭雕像,乳房堅挺,無比性感,猶如一枚超級肉彈,擊打著敵人的萎縮神經。


正是資訊時代的電視和互聯網,向小人物提供了無限多的機遇,使城市草根有自我書寫的契機。從“芙蓉姐姐”和程菊花的故事里,人們可以探測到“阿甘正傳”的諸多元素:她們看起來都有點呆傻,但并不傷害他人;她們都喜歡自言自語,熱衷于炫耀自己的身體;她們的舞蹈(歌唱)跟阿甘的奔跑有著驚人的相似點: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卻飽含著被人關注的渴望。


這里蘊藏著一種近似于主流意識形態的語法,而正是這語法導致了“芙蓉”們的榮譽轉型:從一個令人發笑的丑角,搖身變成全新的勵志偶像。據說她表情端莊,登上北京大學講壇,向學生們發表演講,懇切地宣敘人生的哲理,以及她個人艱難奮斗的感念,并再度展示了自己的“S”形造型。盡管這只是一種商業炒作的噱頭,卻提供了主流體制改造丑角偶像的廣闊前景。它預示著一種體制化的奇跡:國家有足夠的力量來規訓丑角,把她們變成符合規范的新人。


主旋律電影《建國大業》,令人意外地展示出老式偶像翻新的努力。在這部票房空前的國家大片里,再現了“國母”宋慶齡的光輝形象。她與偉大領袖“促膝談心”的身姿,重現了這個前母親偶像的傳奇魅力。但它只是稍縱即逝的印象而已。這個記憶中的舊時代偶像,已經無法被納入當代趣味的框架。在即將推出的《建黨大業》中,借助偉大領袖的情侶和妻子,策劃者企圖重蹈這個華麗的覆轍,完成其修復官方道德偶像的意圖。


女性偶像的性感化、情欲化和縱欲化,阻止了母親偶像的復蘇與誕生。符號資本主義的市場游戲,就是把情欲變成有效的文化商品。它需要制造大批人工偶像,來完成情欲營銷的使命。母親偶像妨礙了情欲的表達,她們必須被懸置或遺忘,借此為“蕩婦”偶像的生產和推銷騰出位置。在“蕩婦”流水線的盡頭,我們看到了無數情欲消費者的身影,他們是肉體敘事的最大買家,維系著欲望市場的可持續繁華。


母親偶像的缺失,并不意味著中國人個體人格的普遍成熟,恰恰相反,它隱含著一種失去社會平衡的心靈危機。在母性偶像的關愛、勸慰和軟化功能萎縮之后,管制日益嚴厲的父性體制,將變得更加堅硬、無情和粗暴;而另一方面,作為“文化之父”的魯迅,像一座永恒的精神搖籃,滋養和激勵著憤怒的青年。一些互聯網的觀察報告已經證實,在不公正指數急劇上升的嚴厲現實中,這種浸透著仇恨汁液的抵抗,早已成為BBS的基本話語母題。母親偶像的死亡,不僅為父式官方威權提供膨脹空間,也為暴力化的民間話語反叛,開辟了洶涌廣闊的道路。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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