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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五部 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四)第3章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
晚清七十年 第五部 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四)第3章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3章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

袁世凱的一生事業是在朝鮮開始的。在朝鮮他雖然鎩羽而返,但所學到的本領和累積的經驗,卻是其后畢生事業的基礎。

舉其大者:袁在朝鮮學會了與東、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領。在他那個時代,慢說是與洋人辦外交、耍國際政治,一般政客對洋人都是一無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務,便手忙腳亂,亂來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災難也是至為慘痛。筆者在另篇談“八國聯軍”之役,就說過大學士老進士徐桐父子,因不諳外情,便弄出減門之禍(一家女眷十八人集體自殺)!那時的西太后和她的親貴四人幫,競也胡涂到對十一個帝國主義同時“宣戰”的程度——這都是對洋人毫無所知;一旦面臨緊急情況,便方寸大亂,胡干一泡的結果。可是袁世凱經過朝鮮那一段,他就是個“洋務專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會那么胡來了。

比洋務更為重要的則是袁世凱在朝鮮也學會了帶兵和練兵。前文已百之,袁在朝鮮為韓王練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現代化親軍,使藩邦朝野大為嘆服。韓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韓軍總司令,還送他美女四人以為獎勵呢!

二十幾歲的袁老四,一個科考落第的秀才,哪來這大本領呢,說穿了也沒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凱,我們還得看看轉型之前的中國舊式兵制。——須知咱中國人搞軍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將兵。你看諸葛亮,連匹馬也不會騎。指揮大軍作戰不用指揮刀,卻坐著獨輪車,用把鵝毛扇,搖來搖去。等到上帝寵召了,那個“死諸葛”,還能嚇退“生仲達(司馬懿)”呢!——這個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國重文輕武傳統中,文人的驕傲和牛皮;誰知到了清朝,它竟變成了事實和制度。

原來在公元一六四四年,當那位不祥的人物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萬人。后來再加上“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過二十四旗。最高額亦不足十五萬。那時中國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億(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億。十五萬“旗兵”何能統治上億的“漢民”呢?所以清初的“外來政權”,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衛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職業軍人的衛所二級,為地方警衛武裝,以維持各省治安,“以漢治漢”。——這一大明遺規,我們今日還剩個“威海『衛』”。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衛”;今日南京還有個孝陵衛。國府統治大陸時代,縣以下的鄉村政府叫區公“所”,和鄉、縝公“所”。用的都還是明代的老名稱。

這種舊衛所所轄的漢兵,在明原為國防軍,約一百萬人;在清就變成各省區糧餉自籌的保安隊了。此一省防軍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綠營”。清初各省共有綠營兵六十六萬人;中葉稍減。分布地區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師)及邊陲地區為重,內部較少;安徽最少,不足萬人。(見《清史稿·兵志》)

這一綠營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亂”(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約束;綠營之中,將不專兵。省級指揮官,提督、總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職官員的總督和巡撫;而督撫之間又相互制衡。這就逐漸變成清代重文輕武,以文人將兵的傳統制度了。其后不但“綠營”如此,連“八旗”都統,亦更調頻繁,將不專兵。

清廷這種重文輕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嚴肅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禍首吳三桂那樣的武將專兵的漢族藩鎮,永不再見于大清帝國。——走筆至此,筆者不禁想起某次在臺北街頭搭出租車的趣事。在行車途中,那位青年司機正在收聽臺語“地下電臺”。余亦傾耳細聽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個字卻聽得極為清晰,那就是了“……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頗為不解。后來聽朋友相告,說我的哥大小友,民進黨籍的張旭成博士也曾說過,所有在臺灣的“大陸人”,都是吳三桂。聞之不禁大笑。——歷史的發展,真是日月如梭。時間和歷史自會解決其“歷史問題”。很快的這些目前小故事,就會變成歷史上的小掌故,供讀史者笑樂一番。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也是個歷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總之,清廷這一重文輕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結果,不但漢族再無藩鎮專兵,連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滿蒙武夫,亦漸染漢習,以不文為可恥,而搖頭晃腦去做起詩來,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無聊文人,去乘勢投機,攀援權貴。余讀《隨園詩話》,有時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將兵既成制度,則大清帝國,尤其是漢族之中,便沒個真正的職業軍人作統帥或封疆大吏。以致鴉片戰爭一起,領軍去和“英夷”開打的不是職業軍人的“李廣”或“霍去病”,而是詩文做得頂刮刮的翰林學士林則徐。英法聯軍時,最初文武一把抓,獨當一面的葉名琛(一八零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進士。最后弄成“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卻被英國人捉到印度去當俘虜。

其后八旗、綠營都腐爛了,不能再用;另組“湘軍”、“楚軍”、“淮軍”、“自強軍”、“定武軍”、“武衛軍”、“新建陸軍”……幾乎所有的軍頭從曾、左、李、胡開始,到張之洞、胡燏棻、袁世凱,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張且是翰林學士,文采風流。曾、張在中國近代文學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縱是李鴻章也是位天才橫溢的文學作家。——筆者幼年曾能背誦李鴻章考秀才時的墨卷,文題曰:“天臺仙子送劉阮還鄉賦”。那時才十幾歲的李鴻章,竟能改竄《西廂記》,寫天臺仙子送男友還鄉“拜拜”時,叮嚀道:“……野店風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遲眠……。”(真是依依下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顯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閱卷后,大為感動,乃批說;“大盜劫人,不倍事主……天才也。”這一批,小小鴻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歲“中舉”,二十四歲成“進士”。

1.1頭戴紅頂花翎作戰的淮軍

這些能夠“將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個“務實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筆下,討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辦”——等于是買一件家具——沙發、搖椅、毛巾、夜壺一般。所以他對崔鶯鶯小姐那種脈脈的送別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里,無人調護,〔甜心呀,儂要〕自去扶持……”是不會發生太多生理反應的。筆端不帶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試”了。

但是袁世凱卻是這批文人中,弓馬嫻熟,真正打綁腿、扎皮帶,下得操場去,喊“立正、稍息、開步走”的實際的練兵官,和帶兵官。

本來清廷搞“重文輕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這批經過“十年寒窗”磨折,手無縛雞之力;只會下圍棋,不能拿大刀;只會坐獨輪車,不會騎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給你帶兵,你也不愿(因為孔孟之學的大洗腦),更不敢(因銳氣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這項設計到袁世凱時代,就是不才所說的要“轉型”了。——事實上,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便是中國“陸軍軍制轉型”的開始。(注意:海軍轉型較陸軍要早二十年。筆者拙文談馬尾海校時,曾細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軍”、“淮軍”,打起內戰來,雖也戰功赫赫,但他們都是小腳放大的半調子部隊。——劉銘傳與太平軍和捻軍作戰時,是頭戴“紅頂花翎”去沖鋒陷陣的(見羅剛編《劉公銘傅年譜》上冊·同治六年)。那時太平軍作戰,尤其是破城慶功時,穿的則是明朝袍套,看來像一場“京戲”大合唱。筆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圍),一度曾是淮軍對捻軍作戰的后方非正規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隊挖土三尺,全部拆毀之前,曾留有(不開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兩把(武考用的),強弓硬弩數十張;“抬槍”、“鳥槍”不計其數——硬是十八般武器樣樣俱全……,這些大概都是淮軍換用新武器或裁兵時,遺留下來的“廢物”。——這座規模并不太小的“淮軍武器博物館”,如留至今日,說不定可為本地“無煙工業”撈一筆門票錢。可惜當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見不及此。自毀財源,就把這些古董胡亂的糟蹋掉了。據說那些大炮、大刀被用專船運往蕪湖鐵廠,鋸成廢鐵出售,也沒有撈回多少運費。

淮軍當年的對手方,尤其在捻軍名將任柱率領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極。他們大半是騎兵。主要武器則是削巨竹為槍,成為“丈八蛇矛”(古人所謂“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數火器——三干戰馬夜鏖兵:當他們蜂擁而來之時,勢如疾風暴雨,狂濤駭浪。當者無下粉身碎骨,所請“馬踩如泥爛”也。

任柱是捻軍名將,淮軍畏之如虎。對付他如不用開花大炮、毛瑟快槍,簡直就如無之何。筆者幼年震于傳聞中的任柱威名,及長讀捻軍書,欽慕之余,每思為任柱作傳,而苦于心力不從,至今未能執筆。

所以我國史上,三國演義式的傳統戰場,離我們并不太遠。把它們搬上銀幕,比美國“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1.2“防軍”、“練軍”與小站

總西百之,湘淮兩軍,雖也有一些“洋槍隊”。他們基本上還是一種傳統武裝;是西安“兵馬俑博物綰”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間的“小站”(上引陳志讓書頁四十九誤為“平津之間”),原為平捻之后,部分淮軍北調,担任“防軍”的屯田區。清代軍制中有所謂“防軍”、“練軍”諸名目。“防軍”者駐防之部隊也。而“練軍”則是在從事訓練中之部隊(參閱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戰前,李鴻章最反戰,因其深知中國海陸兩軍均不足以參加國際戰爭,然迫于國內國外壓力,渠亦自知對日抗戰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澤民可能也有此難言之隱)。李氏乃臨時抱佛腳,積極備戰(亦如抗戰前之蔣公也)。在海軍上備戰詳情,筆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復。在陸軍方面,李鴻章則一面商之英將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在天津創辦“武備學堂”,以滿人廕昌主之,培訓新制軍官以逐漸淘汰舊淮軍。另于甲午戰爭前夕,在小站防軍東調之后,以舊營房作為“練軍”之所,來試練一支新軍,以前廣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謂“練軍”,自然練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點稍息、立正階段的訓練(今日軍訓所謂“典”、“范”、“令”),沒啥深文大義也——筆者這一輩,抗戰前在南京孝陵衛,教導總隊營房中,受“學生集訓”,三個月就完成“營教練”(有當營長的基本知識)。當年黃埔一、二期,亦不過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時中國人見洋兵“敬禮”,都覺得好奇怪啊!歸而記之曰:“洋兵肅立,舉手加額,拔毛數莖,擲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時在頭上拔掉幾根頭發,甩到地上。算是對上司“敬禮”,也不簡單啊!也得要洋敦習來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槍上肩”……,沒個洋人來敦,哪行呢?!

所以練新軍必用洋教習,當時所謂洋員。但是那時歐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來教稍息、立正的,有幾個不是冒險家,甚或洋癟三呢?!——筆者曾撰文并舉例細論之。他們彼此之間,互揭西洋鏡的記載,更是說不盡的。

這種冒險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說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練新軍、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沒有他們。善加利用,他們是有其貢獻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駕馭他們的知識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時在中國搞新軍,一般都最重“德式”(蔣公后來亦然)。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練兵,和他名位相埒的總教習便是德人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漢納根本是李鴻章興建海軍中的要員;曾設計大連要塞。豐島海戰時,他也是“高升號”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艦擊沉,我軍死于海者七百人,漢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軍黃海大戰時,漢氏亦在“定遠旗艦”上與丁汝昌、劉步蟾共生死。但漢某原非海員,黃海戰后乃請調至小站搞陸軍與胡燏棻共事。

漢納根是個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處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頑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雖有些新思想,卻沒有與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經驗。不數月便自覺吃勿消,乃掛冠而去。——這時“甲午戰爭”已近尾聲,大清海陸兩軍同時全軍覆沒,京師門戶洞開。政府要趕練新軍,急于燃眉,而朝中無人。時勢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1.3治世能臣,亂世奸雄

袁世凱在甲午開戰時曾在后方幫辦糧臺,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鮮既練過新軍,有知兵之名,聞于朝野,這次練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溫處道”的官階,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練新軍。

前引房兆楹論袁之文,日:袁世凱并未實授“溫處道”。這實在是多余的話,須稍加解釋。蓋大清帝國是個傳統的法治國家(注意;“傳統”二字是指東方式的法制,與西式略有軒輊)。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編制。官員有定額;任免有定期;銓敘有定制(參閱《大清會典》)。縱是皇帝也不能胡亂改制——《漢書》上所謂,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 蔣、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還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蔣雖視法律為具文,究竟還有一部《六法全書》。毛公則六法皆無!做了二十多年的統治者,連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沒有,卻瞎扯淡說什么“無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筆者所強調的“轉型”問題了。——老法律丟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來,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這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壞的模式。李登輝總統今后的一切設施,“必須依法行事”。這就是個劃時代的里程碑!鄧后大陸要做到這六個宇,大致還需要四十年。到那時中國政治社會,甚至整個文化大轉型,或可初步完成。——歷史走出“三峽”,海晏河清可待。十二億聰慧勤勞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聯合國中,掛掛頭牌、坐坐莊,這又算什么稀罕呢?——十七、八世紀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掛過頭牌;十九世紀英吉利的維多利亞老旦也唱過太陽不落;二十世紀美國的威爾遜、羅斯福,不也曾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紀我們“支那曼”中,為何就不能再出一兩個劉徹、李世民、愛新覺羅玄燁,來壓壓陣、坐坐莊?——受了幾百年的鳥氣,現在起來伸伸腰、露露臉,一洗當年滿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呢?舜猶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何況是一個有極光榮歷史的偉大民族呢?歷史家千萬莫打破鑼!

再回頭說說袁世凱的“溫處道”。

小站練兵處在當時的文官系統中,原是個地方軍制中,無定制、無定額、無定期的臨時建制。這時中央的“督辦軍務處”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資格“道員”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資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級。——“道員”是有定額、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隸各省的地方官。(“候補道”當時是可花錢買的。關節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補”。但這種“捐”來的官銜,是為科甲士林所不齒的。劉銘傳的兒子,就因私下捐了個候補道,受了爸爸嚴厲的體罚,而羞憤自殺的。見上引《年譜》。)所以袁世凱的“溫處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轄溫、處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檔案中,顯示有“缺”(要是現在就用電腦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員“開缺”(離職),或根本建而末置,或置而后撤;既缺則這一名額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謂未實授者,就有語病了。——清制中的“總兵”(師長)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額也有地方頭街的。但是有些總兵,竟不知他那頭銜的“鎮”(地名)在何處呢!

再者,袁之練兵小站,實是眾望攸歸的結果。袁那時頗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職小站是恭親王奕欣、慶親王奕劻、兵部尚書榮祿、軍機大臣李鴻藻、翁同龢,和后來有名的“東南三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眾口交贊,一致掬誠推薦的。而且這些大臣之中像李鴻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慶王等彼此之間矛盾極深,甚至是終生的政敵。要他們一致贊譽,一致推薦袁老四這位小小的前駐韓商務委員,直隸總督的一個小下屬,他本身沒兩手,不成的呢!——所以我們執簡作史的人,因為對“袁世凱”三個字有成見,便硬說他出任要職是出于個人吹牛拍馬、攀援權貴而來,是有欠公平的呢!

漢末政論家許劭(子將)評曹操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大笑,認為評得對(見《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孫盛《異同雜語》)。據說袁得勢時,時人亦以項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為忤,且大為得意,認為比得對。所以近世治民國史者,對袁公為“亂世之奸雄”這一評語,大致是沒有二話的。其實袁氏又何嘗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國時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勸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來在臺灣被處決的陳儀,對袁之干才,都是誠心誠意傾慕的。讀者知否,論人品論學識,“六君子”(如劉師培、楊度等)都不能算是壞人呢!陳公洽雖在臺灣出了紕漏,但他也是國民黨高干中,極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筆直書”,都不應以人廢言。

1.4鮑爾、包爾達、袁世凱

有的朋友或許要問:袁世凱連個秀才也未考取過,更未進過軍事學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軍事知識,能獨當一面去訓練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支現代化的陸軍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軍事知識得自實際經驗呢!

再問曰:現代化陸軍是一種科技專業,行伍老兵,焉能勝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當年中國可也,在目前美國猶可也——君不見剛離職不久的美國陸海空三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四星上將(華盛頓只有三星)、在越戰和波斯灣之役均戰功赫赫、將來還要問鼎白宮的黑人大將之鮑爾(Gen. Colin Luther Powell)將軍哉?鮑爾非西點產也;與孫立人母校之維吉尼亞亦無緣也。此公行伍也。憶五零年代中,筆者在紐約市立大學教夜校糊口時,鮑爾斯時即在敞校上學,系一成績劣等之學生也。彼亦從不諱言其在母校為“全C生”(straight "C" student)。余近讀暢銷之《鮑爾回憶錄》,訝其四十年來作文并無大進步。設回母校重讀,仍難免其為“全C”也。鮑君時在紐約市大(C.C.N.Y., C.U.N.Y.)參加學生“備役訓練”(R.O.T.C.)。畢業后入伍為伍長,初不意四十年中累遷,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混帳的《紐約時報》,瞧不起鮑君,暗笑他為黑人幸進。——但是黑青年在陸軍中可以幸進,白兒童就不能在更為科技化的海軍中,行伍幸進哉?!兩周前由于誤掛越戰勛章,而被媒體揭露,競至愧恨自殺的海軍上將包爾達(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國海軍中最高級之軍令部長也。包爾達少年為一頑童,不容于父母。十七歲時(一九五六)乃誑報年齡入海軍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遷至今日上將軍令部長,為美國海軍中之第一人;麾下節制將士凡四十七萬人,戰船千艘。初不意以誤佩兩枚“V”字勛標,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記鮑、包二君,均為今日美國行伍出身的陸海兩軍之最高級將領也。我國陸軍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訓練總監袁世凱,又何足大驚小怪哉?!

1.5早年留日的文武學生

世凱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軍”為“新建陸軍”。兵員亦增至七千人,步騎炮工輜俱全。原有洋員敦習之外,并于廕昌的“武備學堂”之教練學員中,擇優借調。其著者則有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梁華殿等人。梁后來因意外早死,而王、段、馮皆一時俊杰,成為后來“北洋系”之重心,所謂龍、虎、狗也。

此后中國南北諸省分練新軍成一時風氣,青年學子被派往日德諸國學習陸軍,亦絡繹出國;返回成為新軍中堅者,亦多不勝敷,而袁之小站,雖是群龍之首,卻不隨流俗。蓋當時各省督撫(其尤著者如湖廣總督張之洞)籌練新軍,類多籌其款,掌其權,而實際訓練則委諸專業軍人執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離身,詩文不離口。武場操練細節,則向不與聞也。因此各省“新軍”幾為留日陸軍學生所包辦。然留日學生龍蛇混雜。泰半學生均未嘗涉足日軍訓練下級軍官的“士官學校”。一般都只就學于日本為賺取華生學費而特設的預備學校,所謂“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們在這種預備學校中要先學點“稍息、立正”的初步訓練,和“請坐、吃茶”的口頭日語,然后加入日軍聯隊當兵。成績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學校”那時在日本亦系初辦,一年卒業。稍息、立正之外,亦所習無多。縱如此,那時華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蔣方震、蔡鍔、閻錫山、吳祿貞……亦鳳毛麟角也。筆者曾自日本士官檔案中查出歷屆華生全部名冊。后來作黃埔軍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之老總統蔣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嘗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學籍到聯隊學兵為止。何應欽、張群則真是士官畢業生。岳公是個認真求學的好學生,學業因辛亥革命而中斷;二次革命后流亡東瀛時,始續學畢業。蔣公的把兄黃郛則真正畢業于日軍測量學校,一工兵專才也。

但那時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國留日學生,不論入學士官與否,一旦歸國都制服鮮明,馬靴、馬刺耀眼爭光(但多半不會騎馬),再加上指揮長刀著地,行路鏗鏘有聲,嚴然“將軍”也。

【附注】 那時日圓比中國銀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費留學生,生活比在國內上學更為節省。加以留東不要簽證,來去自由,而當時日本經濟剛起飛,都市中聲色狗馬,樣樣比中國新鮮;連下女和阿巴桑都頗有文化。加以當時日本無種族歧視,而日俗男尊女卑,連甚于中國。公共浴塘中有時且男女同浴,使中國留學生大開眼界。身入寶山花叢,還念啥鳥書呢!——筆者的父執輩(包括一位親舅舅),當年留日者不計其數,我長大后曾習日語三年,才發現他們一句日語都不會說。總借口說“忘了,忘了”,其實很多連假名亦不會發音。但他們之中卻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當時各省“新軍”都是革命溫床。胡適之先生也曾告訴過我說,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為他們是留日學生中“極少數”能念日文、說日語,“還能用日文寫信”的。胡漢民、汪精衛、吳稚暉等“黨國元老”,也算是留日學生,卻一句日語都不會說。女人比較有語言天才,據說居正夫人就說得一口流利日語,所以居院長留日時私生活“很規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訴我的)。——以上所說的還是文科畢生;武科畢生就更不必談了。但是不論他們學的是怎樣的二百五,一旦回國搞起“新軍”來,那可就神氣了。文人上司(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奉天將軍增祺等)哪知底蘊?下面的學員就更被嚇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時尚在讀“陸軍小學”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見《李宗仁回憶錄》)。

1.6槍桿與政權,智慧和機運

上述這種情況,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來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凱雖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歲起便身在軍中,和上述美軍中的鮑爾和包爾達一樣,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統帥,對軍中一切操作,無不里外精通。這就不是林則徐、葉名琛、張之洞等“翰林學士”所可望其項背了。——林、張等人是以文馭武;袁老四則反其道而行,以武馭文了——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中一個新的“轉型”的開始。自袁以后的當國者尤其是蔣、毛二公,皆是以武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許認為毛澤東是文人;其實連鄧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鮑爾及袁世凱一樣是行伍出身的統帥。在江西蘇區時他就直接在戰場指揮作戰。嗣后國共內戰,毛公不但親自指揮四大野戰軍,還要“胡宗南聽指揮”呢!“韓戰”中幾個重要戰役,據說也是毛親自指揮的。不用說“八二三炮戰”也是毛司令員在北戴河沙灘上,右手擁抱美女,左手拿電話機指揮開炮的——“風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虛語。不能直接將將,而胡吹“黨指揮槍”,豈非騙人哉?!

鄧小平和陳毅元帥一樣(陳原為新聞記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帶兵官,所以黨才能指揮槍。江澤民工程師未帶過兵,也要搞黨指揮槍。只在軍中施點私恩小惠,拉拢三兩位大將作肱股,以為這樣槍就服從黨,以后就不會有“苦撻打”(coup d'etat),不會有“宏大”(junta,軍人竊權)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師如果也要以文馭武,搞黨指揮槍,要學學李登輝技正也——把軍隊國家化,搞出個憲政法治來。大兵哥不敢犯法,總統主席才不會受“宏大”的威脅!君不見二次大戰時最跋扈、也是最目中無人的麥克阿瑟老兵乎?他橫眉怒目,不聽調度。一個原為賣領帶的小售貨員,竟能以短短一張紙,把他“撤職”!再有二話,就要“查辦”。——李登輝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領!而江主席尚沒有也。今為老李所取笑,豈不該三思哉?!

朋友,沒啥稀奇呢!政制“轉型”罷了。吾一愿老李勿為“島氣”出岔;二愿阿江能認識歷史遠景,拿出氣魄,迎頭趕上也。——大清傳統,以文馭武。袁、蔣、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顛倒的再顛倒過來,近代中國文明就要從波濤洶涌的“歷史三峽”中,平安“出峽”了。——再說句政治學中的“老生常談”:“制度者,智慧和機運之聯合產兒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中,從專制“轉”民治,我們可敬可憐的老圃父,有此wisdom而無此chance。我們那位自己指著鼻子說:“你們追隨我革命”的蔣總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聲聲“完全為人,毫不為己”,卻只會打爛仗、玩女人、作舊詩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而無其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這場千載一次的“轉型史”中,他陛下既無此chance,更無此wisdom;所以下場最慘——幾乎是“眾口鑠金”、“遺臭萬年”,不學試究古今之變,略為之不平也。

今日呢?!朋友,論chance真正是“千載難逢”也。中國政制“轉型”已至“水到渠成”的邊緣,一蹴可幾。當年的孫文,哪有此機運?國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但是今日身居駕駛艙中的偉大的舵手們,有沒有其wisdom呢?

不才之見是雙方都有此智慧;但是雙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里,縱有“靈犀一點”,也就沖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里,有機會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聞鄧上皇“南巡”時之豪語乎:“政權在『我們』手里!”悲夫,“我們”是老幾?!“我們”之外的“他們”,又是老幾?!自命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爾”、“我”之分,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鄉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與孫國父的“天下為公”的器度相比,則顯得“小”平之所以為“小”了。江公現在也在“講政治”。如果江的“政治”,連個“全C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輝、連戰、陳履安、錢復、張京育……這幾十個大博士、“全A生”,來聯合造反呢?!——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遺留給第三代小和尚,裝滿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輝總統有沒個“布袋”呢?旁觀者清,曰;重著呢!大的、宏觀的,免談。且談點微觀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總統回到他幼年受敦的淡水國小,講小學生所應學習的歷史教育,應該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這就是個大布袋。李總統原是位農業經濟專家,談小學生的歷史教育,本已撈過了界。——記得《史記·陳丞相世家》里,有個小故事:一次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國內一年“決獄”(審判囚犯)多少?陳平說不知道,應該去問“廷尉”(司法行政部長)。皇帝又間,全國錢糧多少?陳平還是不知道,說應該去問“治粟內史”(農本局長)。皇帝有點不高興了,說,那么你做丞相干嘛?陳平說,為官各有職守。我做丞相呀!干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搞務實外交,平兩岸關系,制定防空飛彈系統,清除黑金……大事多著呢!哼!一番話說得萬歲爺直是點頭。

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當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況一個國家的元首、皇帝和總統。更何況李總統幼年所學的“中國史”,都是當年日本軍團主義的宣傳品——說古代中國本是個騙來騙去下等民族的集合體。近代中國連“What is China?”都沒個定義(見《重光葵回憶錄》),日本侵華是為著宣揚王道,日本占領臺灣是出臺灣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殺根本沒這回事,日本并吞朝鮮是韓人向化,慰安婦是出諸韓婦、臺婦之自愿,日軍侵略東南亞是皇軍趕走白種帝國主義,解放被壓迫民族,日本向盟軍投降叫做“終戰”……,這種不知不覺,潛藏于下意識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可能就是構成李總統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總統曾是大陸青年的一盞明燈。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實在是很可惜的。若把這一轉變,完全歸罪于中共玩弄中國的民族主義,那也是個錯誤的觀察。——江澤民、喬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為國家做點事的務實派(與老毛和林四的胡來是完全不同的),把他們全看成瘋子、壞人或三頭六臂的蘇秦、張儀、季辛吉,都是不正確的——他們哪有那飛天本領,要社會主義就有社會主義,要民族主義就有民族主義呢?!

1.7不容“顛覆政府”

拙文原是談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這些時下英雄好漢呢?無他。筆者覺得洪憲之可哀者,是袁世凱處身在那一“轉型”階段,他是既無改制的“機會”,更無改制的“智慧”,所以敗得百身莫贖。而今日這批領袖們,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機會,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積的)。若再慘敗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國家民族之不幸。我們搞比較史學、比較傳記的人,以古證今,骨鯁在喉,順便提一下罷了。

現在再回頭談談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練兵大臣,槍桿在手,乃一心一意要為大清帝國練出一支德式新軍。不在話下,袁世凱是精明強干,對洋員華員,皆駕馭有方,知人善任。文員則扳請總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參謀營務處總辦”,庶務軍需一把抓。武員則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國留學生,配合洋員,以德國模式嚴格訓練。袁本人亦著軍服、扎皮帶、穿馬靴、掛佩刀;日則觀操、夜則巡營。軍令如山,紀律嚴明。小站中嚴禁吸毒。某夜袁巡營見一軍人偷吸鴉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營肅然。

袁軍中無日本留學生。其原因蓋有二端。日本軍制原襲自德國。袁軍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國教習,購用克虜伯軍火。軍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國留學生。既然直接取經德國,又何需作日本的再傅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學生原為革命黨之淵藪,為防制革命黨人滲透北洋新軍,干脆不用留日學生,則革命黨不就不禁自禁了。——從鬧革命的立場看來,袁世凱實為民國史上的第一個“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黨都有其“不斷革命論”的主張。既然“不斷革命”,就必然有“不斷反革命”。——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百余年來,革命與反革命大家輪流做,這叫我們笨拙的歷史執筆者,如何下筆呢?所幸中國近代政治轉型史,已近尾聲。臺灣已無“反革命法”。大陸在現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辭為“顛覆政府”。如此,則當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黨滲透新軍,也是一種反對顛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數十年國共兩軍中類似的措施,嚴格多矣!搞比較史學者,怎能獨怪老袁哉?!

1.8打入政治核心

總之,袁世凱當年在小站所練的“新建陸軍”,是近代中國第一支現代化部隊,全國矚目。但是建立這支武裝,袁某也是嘔心瀝血的。君不見蔣方震(百里)后來主辦保定軍官學校,在無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場檢閱臺上,當眾舉槍自殺。又不見蔣公介石(中正)受命主辦黃埔軍校,還下是一再辭職,一再不辭而去。其憤激之烈而未舉槍自殺者幾希。

袁公練兵小站之艱難,不在二蔣之下也。他本是李鴻章的親信,甲午兵敗李氏搞掉黃馬褂和花翎之后,世凱便成為孤軍孤兒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處境,晚年還余嘆猶存地告我說:“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九章第一節)

俗語說;“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凱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讒言四起。那時他的頂頭上司,便是個野心勃勃的滿族軍閥和大官僚榮祿(一八三六~一九零三)。榮有專殺之權,在讒言四逼的情況下,榮便有心找個借口,殺袁而并其軍。誰知一次榮氏親至小站檢閱,預備就采取行動時,卻被袁軍的整齊軍容和鮮明的器械所感動——榮是個舊軍人,未見過這種現代化的新式部隊也。他競認為袁是個練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為心腹肱股。——兩情相悅,就這樣袁老四這孤兒就找到另一個干爹,而大紅大紫起來,成為榮祿麾下的第一號大將。

榮祿是李鴻章失勢后,得西后專寵的大清帝國宰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閣作軍機),手握重兵,權傾一時。筆者在論拳亂前文中,就提過他的兵權。那時清廷防衛京師門戶的防軍,有兩大系統,約十余萬人。

第一是“京畿戍衛系統”(禁衛軍),由西后近支親貴掌握。

第二是“北洋國防軍系統”,由榮祿掌握。這些原是甲午戰爭中,各地勤王之師的殘余。榮祿把他們集中起來,改編成“武衛軍”,共有“前、后、左、右、中”五軍。榮氏自將精銳的“武衛中軍”;而把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改名為“武衛右軍”,納入他的指揮系統。——這一系統的“武衡”五軍,分駐北京內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軍”為最強,嗣擴充至萬人以上,聲威遠播,朝野側目。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就這樣袁世凱就從一個練兵褊將,擠入大清帝國的政治心臟。此后不論是“戊戌變法”、“八國聯軍”、“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建立民國”……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脫稿于北美洲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八卷第六期

2011-10-27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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