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諶洪果:我的教育夢
諶洪果:我的教育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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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學精神的核心在于多樣化

回顧大學作教師期間,我有過不少個體化的選擇和教學實踐的探索,比如宣布拒絕參評教授職稱、邀請知名專家給學生講座、組織形式多樣的讀書活動,以及最后以一種“悲情”的方式辭職等等。在經歷這些事的過程中,聽聞最多的質疑聲就是:你何必標新立異、自找麻煩,好好完成你的教學任務不就得了?別的那么多優秀老師都能“安分守己”,你為什么就要以這樣那樣的方式作為?還有人甚至把這種質疑推到極致,說:假如人人都和你一樣,那豈不是亂套了嗎?

對于這些不同聲音,我當然都是歡迎并認真對待的。我更希望看到,學生老師們對大學校園里的所有問題,都能夠有公開發表批評意見并坦然進行對話溝通的平臺。不過,上述質疑包含著極大的誤會,即試圖以單一化思維來評判多樣化行為。對此我的回應也很簡單:“我就是我,我為什么要跟別人一樣呢?”把這一回答稍加普遍化,可以說:在大學生活中,在事關個性、風格、思想、觀念的問題上,不必強求一律,要學會包容差異。

我多少理解提出質疑者的心態:他們心目中有某種行事為人之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并且不愿意這種標準受到沖擊。當別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時,便本能地想要反對。可惜的是,這些所謂的標準不過是預先刻入頭腦中的那些被格式化了的東西,是僵化的條框和模子。當然,每個人無論怎么轉變,自身看待人世的參照系總是存在的。所以,問題也許不是一個人是否該有自己的標準,而在于他能否強迫別人跟自己的標準一樣。更何況,尤其是在大學里,有關價值觀、生活方式、教學模式等,本來也不存在什么絕對正確的標準。

因此,允許自由地嘗試、實驗和創新,對于大學精神尤為重要。強調學術的自治、自由與獨立,并不意味著不同觀點之間的隔閡對立,而是重在反對以某種定于一尊的模式來囊括或取代多樣化的實踐。多元與差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多元與差異這一正常學術生態的莫名恐懼。霍姆斯曾說,憲法本是為具有根本不同觀點的人制定的。他所描述的制度和他對自由的捍衛也充分證明,一個社會的繁榮與活力,有賴于豐富的思想市場和有助于多樣性生長的土壤。社會如此,大學更應該這樣。多樣化精神對大學而言,就如空氣對于呼吸一樣不可或缺。

大學多樣化精神的萎靡,我在課堂上更是有真切的感受。許多人對于大學課堂的一元化想象根深蒂固,從而很難理解大學課堂的真正意義所在。長期填鴨和應試教育的結果,不僅使太多學生形成思維的惰性,只想消極被動地接受知識,而且令他們對教師也有偏頗的期待,把其當作靈魂工程師或真理的化身。這樣所導致的傾向或風氣即是,課堂成為了照本宣科或自上而下傳授知識的場所,而不再是師生共同探索真理的所在。學生因為沒有主動思考,積極參與,所以在課堂上只是作為客體而存在。他們不是看重課堂上平等辯駁和思維訓練的過程,而是看重那微不足道的正確答案和學分成績。

如果我們秉持多樣化的態度,就會明白,課堂上老師具體持有怎樣的觀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提供的論證是否充分有力,他對問題的剖析是否深刻細致。這才是真正的教學價值中立。如果我們秉持多樣化的態度,也當明白,課堂是開放的、動態的未完成時,老師要勇于接受學生的質疑,學生也要坦然適應老師的挑戰。課堂不需要煽動,也不需要迎合;拒絕東拉西扯,也拒絕意識形態。如果我們秉持多樣化的態度,就應該認識到,學術無禁區,這是實質性的要求,師生在課堂上自由思考的權利不受外在權力的干預;課堂有紀律,這是程序化的要求,師生應盡職本分,以寬容的心態平和理性地討論問題,允許自由批判,不打壓不同聲音。

我強調多樣化,更深沉的關懷在于,大學需要注入多元的力量,并讓這些力量之間保持平衡與張力,相互激發促進,活躍思想市場,提升精神境界。易言之,大學校園的每一份子,都有責任為大學貢獻自己那獨特一元。由于對多樣化精神隔膜,許多學生對于從小到大一直支配著他們身心的單一教育模式的危害習焉不察,卻對大學里出現的微弱而寶貴的多元嘗試機會感到憂懼。例如,我在大學里開設的有些課程(并非全部)注重對人文經典的精讀,也試圖傳達些許純粹的理想主義。在今天大學實用功利甚囂塵上的氛圍里,這顯然不過是非常稀缺的一元,其影響根本就不可能抗衡那龐大的政治與市場雙重化擠壓的力量。但卻有人以為這種開闊思維視野的課程會讓學生變得盲從,使他們因為看重尊嚴個性而不適應社會等。這些無稽看法實在是不了解我的課堂容許學生平等自由批判的氛圍,也低估了多樣化環境下學生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當然,他們也不會真正理解,培養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學生,才是一名教師真正榮耀的標志。

大學的多樣化精神還應當體現在大學與社會之間。與社會相對應,大學也必須捍衛自身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今天中國大學的一大現實是,其對利益追逐和對權力崇拜的風氣,甚至比社會還要嚴重。大學誠然是要為社會服務的,但這種服務功能并非對社會亦步亦趨,而應該引領社會風氣向文明的高度邁進。這是大學的重要使命。對學生而言,大學教育是其人格塑造、能力培養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階段,學生今后當然要適應社會,但也要有改變社會的抱負。

這又回到了所謂理想和現實的關系了。我想說的是,理想的高度決定了現實的寬度。大學不實現多樣化就沒有出路。同樣,時代與社會的發展趨勢,也是越來越走向多元。正因如此,學會多元開放的心態,就非常重要。要在大學期間養成多樣化思維的習慣,坦然接受別人與自己的不同,做獨一無二的自己,同時拋棄自以為義或自以為是的偏見,尊重別人的獨一無二,這樣才能以平等和尊重的姿態謙卑合作,共創未來,形成如費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美好格局。多樣化選擇既是壓力,也是機遇,每個年輕人都應該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多樣化進程中來。如果你不提供屬于自己的一元,你就把標準拱手相讓,把命運拱手相讓。

第二篇:大學教育的自由與開放

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曾說過一句經典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對大學的這番界定,至今仍然是許多中國大學難以企及的標桿。但我認為,梅校長對大學的界定還可更進一步。大學之大,其實也不只在于大師,根本還在于其自由與開放的氣度。如果說多樣化是大學精神的核心,那么自由與開放就是大學教育的靈魂。沒有自由開放的平臺,教師們就不可能追隨自己的興趣,充分閑暇地思考,不受束縛地追求真理。當大學的教師只能受制于評審、課題、獎項等體制化的評價標準時,他們就只能成為教書匠和偽大師。

但我說的自由與開放的重點還不在此,其重點在于大學教育中以學生為主體而形成的自由交流的教學風氣。在這個意義上,教師的角色必須予以重新定位。教師當然要以大師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其專業研究越扎實,其思維方法越獨到,其視野判斷越深邃,對學生就會有更加正面的影響。但這還不夠,而且可能是危險的,因為“大師形象”往往會被自己、體制和學生樹為真理的化身,而這是我在討論大學多樣性精神時就非常警惕的。就教師與學生的關系而言,教師的言傳身教,著書立說,都不過是為了輔助學生的成長。學生才是主角。用蘇格拉底的話說,教師只能充當靈魂的助產士,他與學生的詰問辯難,并不意味著自己就是最聰明或最正確的;而他的學識與方法,也不過是激發學生成長的指引或工具而已。

是的,我提到了蘇格拉底。他與東方的孔子,都是自由開放式教育的典范。《會飲》中的蘇格拉底,在與年輕人飲酒歡宴間,便完成一場生動有力的教學實踐。這樣平等而其樂融融的場景是我向往和實踐的,盡管我早已戒酒了;我也因此很敬佩那個哈佛教授,他與來自不同背景的幾名學生圍桌而坐,抽著雪茄煙斗,討論了一學期的弗洛伊德與路易斯。那才叫真正的“熏陶”,盡管我并不抽煙。《論語》里的孔夫子也是這樣。他雖然比蘇格拉底要平和慈祥得多,但在與學生交往中也是真情自由揮灑。他從來不會有對禮義仁智信等做僵化的定義,而是因材施教,在具體語境中啟發開導學生。這就是自由教育的精髓,如李政道回憶的那樣,西南聯大的學生不是一個模子培養出來的,每個學生就是一粒種子,而教育,要配合這樣的個性來實施。

蘇格拉底和孔子的教育也是開放的教育,他們把遇到的人,無論賢愚;面臨的問題,無論難易;所在的任何地方,無論大街,還是法庭,都當做了實施教育的舞臺。今天的大學,雖然已經成為建制化的機構,但這種開放性精神是仍然是彌足珍貴的。在我看來,大學本就應該沒有圍墻,尤其是精神的圍墻;大學教育也早該超越課堂和講堂,超越那種先生教學生學的方式。教育體現在大學生活的每個細節中。我期待我們的學生也能拿出睡懶覺看黃片打游戲的激情,將自主學習的積極性投入到對真理的熱愛、對責任的担當、對創新的著迷、對人格的完善當中。

我在大學里也一向身體力行地實踐著自由開放的教育主旨。課堂內外經常性地與學生自由互動、平等辯駁自不用說。宣布不參評教授職稱,我公開撰文,接受訪談,目的在于激活對大學學術制度的討論;讀書會,我創新形式,微博公布內容,歡迎關心公共理性的校外人員參與其中,當讀書活動受到阻礙,配合抗爭過程,我前后撰寫了六篇文字,不厭其煩與學生交流其初衷、意義及其背后的學術尊嚴;被迫辭職,我發表公開信長文,不僅敘說個人遭遇,更是在對大學體制的一些問題進行描述和反思。最重要的是,這次辭職事件所引發的全國范圍的母校學生校友的激烈論戰,我認為是自己作為大學教師開展的最為精彩最有意義的一堂課。在所有這些事件中,我自己的言說、行動和選擇不一定就是正確的,有很多可供探討批判之處,但能將之轉化為教學案例(包括這三篇反思大學教育的回應性文本),以此推動的多元自由開放的教育理念,這是我倍感欣慰的地方。

我得再次強調,自由開放式教育意味著學生才是大學真正的主人。大學生要把自己作為有獨立思考判斷能力的成年主體來看待,從奴性的觀念窠臼中解放出來。周其仁教授十多年前就講過,美國的年輕人在車庫、地下室里勤奮創業,我們的年輕人卻在地下室、出租屋里勤奮備考。我舉這個例子,不是為了臨淵羨魚,或者提倡大學期間就盲目創業,而是為了退而結網,讓我們認識到正是在強調自由開放多元的大學體制下,才能一波又一波涌現出喬布斯、比爾蓋茨、扎克伯格這樣的不循規蹈矩引領科技和商業進步的精英。

自由開放的教育,還意味著對大學教育的理解,也要從服務于政治、服務于市場等外在目標中解脫出來。正如我在前一篇所指出的那樣,大學的服務功能是自然之事,本不必刻意強調。關鍵在于,如何服務得更善更好。大學只有保持自主自治的精神,只有具備自由開放的靈魂,才能更好地服務于人類進步的需要。在這個意義上,自由的教育,意味著師生要不計功利成敗地追求真理,就像王小波所舉的那位老師所言:“我現在所教的數學,你們也許一生都用不到,但我還要教,因為這些知識是好的,應該讓你們知道。”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服膺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Andrew Abbott教授對教育的看法:教育沒有目的,目的就是教育本身,因為教育是好的。教育使人獲得了自由,讓我們擁有從固定觀念跳出并反觀自身的能力。通過教育,我們培養了一種熱愛自由的思維方式和習慣,從而不斷賦予人生和事物新的意義。教育使人的心靈變得更寬廣,使人們有勇氣面對未來的不確定生活的挑戰,自由地判斷和抉擇,自由地創造可能的幸福,而不是把命運交給偶然和強力。總之,為了自由而偉大的夢想,請忘記教育本身的工具主義目的。

第三篇:大學與社會的距離——新的趨勢

上一篇里我提到的Andrew Abbott教授根據他的統計得出一個結論:大學所學的專業與今后的就業沒有必然關聯。我想從這里入手,來討論大學與社會的關系。第一個層面當然還是學生最關注的所謂學以致用,今后進入社會后的前途問題。我有一個朋友,在大學期間是一個活躍分子,卻不見容于校方,只好中途輟學,現在在做一個民間大學的校長。他的傳奇經歷毋須多述,他說的這段話倒讓我感慨良多:“聽一些大學生提問,所問各異,實則類似,即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但以我的接觸,很多大學生所談論的現實,都建立在父母熏陶傳授和自我想象放大的基礎上,少有真正體驗生活、認識社會帶來的。父輩的經驗不足為憑,自己的想象放大亦無必要,還是放下恐懼去切身體驗為妙。”

這位朋友經歷獨特,其懇切之言,也呼應了前兩篇我所論的大學的多樣化精神及自由開放靈魂。我從來不會號召學生以某人為榜樣,因為每一個人的道路都應該是獨一無二、不可復制的。大學長期奉行的僵化規訓和單一管制思路,導致大學與社會之間越來越同質化,無以體現大學與社會之間的力量制衡及及大學相對于社會的獨特優勢。正是基于這一緣由,許多學生才對今后走向社會充滿恐懼,自廢武功,一心只想找個鐵飯碗。有些奇怪的是,很多人卻因此反過來指責學生適應社會難的原因主要在于大學教育與社會實踐的脫節。就如我前文所言,工具主義甚囂塵上、理想主義如此稀缺的中國大學,那種抱怨教育純粹性和理想化之危害的聲音卻不絕于耳,沒有什么比這更吊詭的事情。

社會惡習對大學心靈的戕害,從學生實習的反應就能看出來。幾年前,有學生從派出所實習歸來,問其心得體會,洋洋自得答曰:最大的收獲是學會了好幾種捆人的辦法。如今倒很少有學生這么明目張膽炫耀了,但不少學生回味感嘆的仍然是對金錢地位的羨慕嫉妒恨,說起權力關系學一套套如數家珍。短短一兩個月的步入社會,就可以完全顛覆大學四年對于法治正義理念的苦心經營,讓人不禁苦笑這到底是法學教育的成功還是失敗。答案也許只是,這些東西學生在大學期間也許早就耳濡目染了,或者更干脆地說,學生對這些東西其實是充滿悟性的,比學什么都來得快,還用得著大學里專門教專門學嗎?那么,回過頭來,大學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學何為?

這些現狀反映出大學教育的真正危機以及捍衛大學自主教育的緊迫性。我們的教育所提供的理想、信念、良知和原則,并沒有扎根于個體的生命,學生面對社會腐化的力量,往往難以抗拒,甚至主動擁抱。所以,大學教育一定不只停留于那個有形物理空間中的四年集中時光,而應是每個人自覺的、自主的、自我的、終身的教育,時時知道自己的不足,不斷追尋永恒的真道。這種教育應以個體的生命見證,強勁挺拔地介入社會,影響社會。不是和社會一起變矮,而要讓社會隨你,隨千千萬萬不同的你們一起變高。

這個意義上的大學教育,也必然是一種公民教育。它不需要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表面個個精明,實則互害墮落。它的使命就是培養人格健全的新公民、好公民。青年學子,總會有各種困惑。但我發現很多學生跟我交流的時候,總喜歡問一些過于宏大、與個體生命和社會關懷都不搭界的問題,比如來就問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中國向何處去?這些問題我當然是無法回答的。提問的方式反映了生命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缺失。大學理想總是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回應,并在從小事做起的公民行動中尋求有效的改造方案。大學的教育不僅要扎根生命,而且要扎根社會,以尊重禮讓、責任理性、同情互助等公共精神來塑造社會的面貌,使社會不再是叢林或散沙,而是在個性尊嚴自治合作基礎上形成的真正的共同體——生命的共同體。唯有將教育的視角從個人、家庭、社區逐漸擴展,才有可能培育真正的愛國情懷。

在我辭職事件期間,有兩種反應很有意味。一是《環球時報》的一個評論旗幟鮮明地說,要把自由知識分子趕出大學。這種論調是典型的泛政治化思維,把大學這片教育凈土當成了意識形態的政治陣地。我對這種立場所反映出來的對大學自由思想管控打壓的趨勢一則以憂,因為其結果是敗壞了大學的自由獨立的風氣,致使校園學術氛圍凋敝,沒了追求真理的熱情與活力;官場陋習大行其道,從上到下彌漫著弄虛作假和犬儒主義。大學的精氣神都難以尋覓,甚至遠遠落后于時代和社會發展的潮流。以防范警惕的政治心態來治理大學,怎能實現“大學復興承載家國之夢”的歷史使命呢?

然而,我對上述大學精神扭曲式微的狀況也一則以喜,理由在于我辭職時看到的另一種反應,那就是不少投身于民間教育和公民社會的有識之士所言的:中國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希望在民間。把大學作為體制內的一個機構加強控制,使大學中人逐漸喪失獨立思考的銳氣能力,逐步走向固步自封抱殘守缺,反倒使民間教育、自下而上的教育、更加多樣化的教育、滲透于社會生活各領域各層面的教育,有了蓬勃發展的機遇,并且事實上這種發展趨勢早已到來并充滿活力。酒吧、書店、餐館、社區、車站各個地方,網絡在線、語音視頻、微博微信各個平臺,都在拓展著教育的邊界,也證明大學教育沒有圍墻、沒有邊界。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這種教育景觀正在沖擊改變著傳統大學那種權威主義的、集權管制的、自上而下的、規模生產的教育模式,而走向分散化的、個性化的、反權威的、多維度的,以求知者內在需要為主導的教育嘗試,這才是多元自由開放平等的教育舞臺,頻繁的互動、深度的交流與創新的可能隨時發生,隨處顯現。

我們正在面臨一場偉大而激動人心的教育革命,我們要做的就是積極參與到這一潮流中來。這是我追尋的大學夢、教育夢和Caption的夢,其核心在于睜眼看世界,一人提一盞燈,照亮自己,也照亮未來。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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