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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五部 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八)第7章同盟會是個革命大拼盤
晚清七十年 第五部 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八)第7章同盟會是個革命大拼盤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7章同盟會是個革命大拼盤

可是就在同盟會成立前兩年(一九零三),中山在日本還只是個灰溜餾的會黨頭目。他顯然自覺在日本久住無聊,乃于是年九月底離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時中山潦倒到資斧全無,由僑喬黃宗仰慨贈銀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別八年重返檀島,再轉美洲大陸的道理,顯然是他在遠東兩次“起義”(一八九五與一九零零)之后,一籌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覓機緣。中山先生這個人的長處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必要時破釜沉舟,為著遠大目標,不擇手段,亦在所不惜——這就是不拘小節的英雄本色。寫歷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個循規蹈炬的圣賢或迂夫子,就大錯特錯了。他此次回檀島,發現他早年的小團體早已風流云敵。檀香山已成了保皇黨的天下。他的家這時還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對他的態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織,嫂不為炊”了——這位滿口大話,不事家人生產的“老二”,他們怎能相信他后來競佩“六國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零四年初加入“洪幫”(致公堂)當了“洪棍”。洪門的義氣居然幫助他穿過美國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進入美國。

中山于一九零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應中國旅歐學生之約去歐洲。他在美國由西岸到東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無非是組織“興中會”,并籌募革命經費。顯然的他是一文未籌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據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馮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載,也只找到鄺華泰一人。兩個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嘆。因此在一九零四年風雪交加的嚴冬,中山形單影只地住在紐約市貧民窟中的一間單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蕭然。雖然他個性倔強,永遠不認輸!

可是就在中山命運的最低潮,“山重水復疑無路”之時,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國旅歐學生匯來一筆巨款,據說有八千佛郎(亦譯“法郎”)之多,并約他實時赴歐,共商救國大計。這一下峰回路轉,中山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進入一個新紀元。

1.1大清帝國“墻倒眾人推”

旅歐中國學生何以忽然心血來潮,匯款邀請中山呢?原來就在中山這段不得意的時期,革命意識和時機卻在中國大陸迅速上漲。在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簽訂之后,全國上下還寄望于康有為、粱啟超所發動的“強學會”和“變法維新”。孰知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徹底的失敗了。失敗之余,大清帝國也就在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幾乎遭了瓜分之禍。筆者曾另有專篇紀其大略。別的不談了,就說香港吧!九龍就是在這一年被英國強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時至一九九七,租約期滿,女皇陛下就要按期歸還了。也就是這一年,德國強占了膠州灣;它的老搭檔帝俄也“租借”了旅順、大連。為阻止此二強壟斷中國東海岸,英國又加租了威海衛。法國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廣州灣。大小帝國主義這時在中國都大搞其“勢力范圖”;要不是列強的野心為“均勢”(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們早就把“東亞病夫”這個大清帝國瓜分了——那個不幸的“歐洲病夫”鄂圖曼大帝國就是被他們這樣啃掉的。時至今日那個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獨裁海珊,還想“收復失地”——并吞同文同種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國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可是我們那個昏聵胡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異想天開地搞出一套“刀槍不入”的“義和拳”,來“扶清滅洋”;那就荒唐透頂了。作者落筆至此,何敢冒犯那質量高貴、大義凜然的貧下中農所組織的“義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們氣功未練好,惹起了“八國聯軍”,又抵擋不了洋人的刀槍直入。在<辛丑條約>中累得我們四萬萬無辜老百姓,每人各賠紋銀一兩罷了。——那時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賠了十多兩銀子。因此在下寫這段歷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權利。

拳變剛了,又爆發了兩大強鄰的“日俄戰爭”(一九零四~一九零五)。這兩個混帳的帝國主義竟然為搶奪我中國的土地財寶,在我國境之內,開起火來。而更混帳顢頇的,卻是我們的滿清政府。它無力阻止兩個強鄰在我國土上作戰,竟然公開地把遼河以東的土地,劃為“戰區”,而自己在遼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這時的中國哪里還配稱為“國家”呢?我們連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還有個殖民國來保護它。我們這個“次殖民地”(中山警語)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時有若干知識分子對大清政府發點牢騷和警告,而那批滿族統治者竟能把臉一抹說,大清政權維持不下去時,則“寧贈友邦,不畀家奴”。這種話哪是人類嘴里說出的呢?

賢明的讀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時的中國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國內憂外患,發展到日俄戰爭前后,已變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碼知識水平的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燃眉之急。認識它的嚴重性,已不限于“得風氣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華僑了。因此就在這一兩年之內,國內救亡團體之組織乃風起云涌。少數愛國者甚至下惜采取犧牲個人的行動,以暗殺滿清當道。一九零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吳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零五)在北京車站謀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慘烈殉難,便是個突出的例子。這種恐怖主義雖無補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憤之深;也炸得清吏膽寒。辛亥革命時,我們安徽第一大碼頭蕪湖,就是被兩顆“咸鴨蛋”光復的。老鄉吳樾導夫先路之功也。

這時長江流域的革命小團體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筍。一般性的民變和小規模的組織撇開不談,那兩個最有影響的“華興會”和“光復會”,也就在這兩年成立的。“華興會”是黃興、劉揆一、宋教仁、吳祿貞、張繼等于光緒二十九年除夕(一九零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說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長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為主體。“光復會”則是一九零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當選會長。成員有徐錫鱗、秋瑾、章炳轔、陶成章等人。以蘇浙皖三省青年為主體。與兩會同時,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陸軍之內,組織了一個“科學補習所”(一九零四年五月成立)。社員中有曹亞伯、張難先等,后來也都是革命陣營中的骨干。一眼看來這些革命小團體,似乎是各地區青年分別組織的。其實不然。他們彼此之間乃至他們與“留日”、“留歐”、“留美”等學生團體的“海外關系”不但聲氣相通,會員之間更有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復雜的往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們的宗旨、目標和方法,實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義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團體出現如“共進會”、“日知會”、“文學社”等等,其實都是上述這些小組織的駢枝機構。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君不見紐約市愛好“國劇”的“票友”們,他們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類的戲目,但是他們卻組織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結果沒一家可以單獨“上臺”唱戲的。要“宣揚國粹”,還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們或問:諸公諸婆為什么不聯合起來呢?朋友,要能聯合起來,豈不變成德國人和日本人了?那還是什么中國人呢?

長話短說,時至二十世紀初年,大清帝國害了癌癥,氣數已盡,非垮不可了。“墻倒眾人推”!眾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罷了——這便是滿清末年,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勢和性質。

1.2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范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干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則以一九零三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范”。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干干干;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這個口號,孫文和楊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志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這樣一來,就使得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歐洲的香餑餑了。

1.3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

首先匯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宸組等人。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內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湖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對這些小把戲一面羈系、一面“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內鼓動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所以他們都變成留歐、留日的“官費生”。

那時的“官費”和后來的“庚款”一樣,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個“官費生”都是個小富翁。加以他們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爺,輕財仗義。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發現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孫文卻是滿口流利英語的留學生老前輩。敬佩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乃通過與中山有舊的鄂籍旅美學生劉成禺,邀請中山先生赴歐一晤。

這時待在紐約的孫中山,原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我相信他那時在紐約以“打工”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紐約市內的一個窮光蛋,也以打工為生。深知這批打工仔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也,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我們打工仔前輩中最大的一條“龍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樂透”頭獎。因此一下把“銀盤”扔掉,一溜煙就跑到歐洲去了。——在歐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聲望的。因為他是當年震驚世界的倫敦“西安事變”的主角。

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極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M.D.學位的老留學生。(其實孫文并無M.D.學位,但是那時的留學生都以為他有,孫公亦未嘗自謙。)那批斗志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復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愿再用這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這時中山自覺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當局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爭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中山既得巨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街余“萬余佛郎”,乃乘高級郵輪,直奔遠東去者。

【附注】 那時留法公費生每月學雜費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蘇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孫博士,并恭送中山離境了事。

1.4 “老孫”、“小黃”合作的開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零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橫濱,當即由日友宮崎寅藏介紹認識了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孫”(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與“小黃”這兩位華裔革命家的約會,為什么要通過一個日本人來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熱心,往往有甚于中國人自己。那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今日在海峽兩岸、法國、美國跑來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膚的“宮崎寅藏”呢!抗戰前的斯諾、史沬特萊、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還不是另一種“宮崎寅藏”?

孫、黃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見如故。黃興這時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實力派、中堅人物。他有個生氣蓬勃的“華興會”。會中圍繞著他這個三十歲的青年領袖,是一群干勁沖天的小“湖南騾子”。他們勾結了長江中上游最有勢力的會黨“哥老會”,在中國內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兩湖地區已搞過數次造反行動,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這群小頭頭逃到日本,個個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機滲透回國,重新來過。他們留在兩湖地區的還有千千萬萬的小革命,分散在“新軍”之內;附托在教堂邊緣(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學堂、巡警等不同的機構里。他們個個都“新”得要死;和“舊”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風俗、老習慣過不去。他們有他們的小組織,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黃克強(興)、趙伯先(聲)、宋漁父(教仁)等等卻是他們的小鬼大王、精神領袖。他們勒韁以待,靜候驅策。——另外“華興會”還在日本辦了個機關報《二十世紀之支那》,風行一時。

在華興會帶頭之下,“光復會”中的人馬也圍撞了過來。這光、華兩會,在宗旨上,在社會成分上,并沒太大分別。只是光復會出自文人薈萃之區,多了一些進士、舉人和國故大師如蔡元培、章炳麟這樣的人。他們也有一批組織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等。在基層為他們披堅執銳的,也有個駭人聽聞的“青幫”。

總之這兩個團體的靠拢,已把長江流域的革命菁英,籠絡過半矣。其實那時留東學生兩萬人,人數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學生會的組織。這些地方性組織雖非革命團體,然類多傾向革命。一經號召,都是革命的后備軍。所以孫,黃接觸之后,他們就想組織起一個全國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這些革命社團,卻都有其先天性的缺點。就談打倒專制、建立民國吧!他們之中幾乎沒一個人知道,一個沒有皇帝的國家,是個什么樣子。換言之,他們都是一批末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不會講大話、談學理;只能動手、不能動口。他們也沒有海外關系。同文同種的中國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歐美華僑社會是什么個樣子;對歐美國家去協商、去折沖樽俎,是如何個協商法、折沖法,這一點他們就得聽孫中山的了。

我們的園父中山先生原是個見多識廣,能說會吹(學術名字叫做“宣傳”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說“興中會”單在南洋即有會員十萬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銀山。千萬華僑是如何地富庶多財、慷慨好義,為革命之母。三合會、致公堂足如何地兇狠,清吏無不聞聲落膽。他與歐美朝野兩界的過往,又是如何地得心應手……。總之,這些小革命團體之所無,正是這位孫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攜手合作,截長補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現說現賣,一九零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國留學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群眾大會歡迎孫逸仙先生。先生著筆挺的白嗶嘰西裝、戴通草帽,按時出現于講演臺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現代政治家姿態。向廣大而熱情的政治群眾發表了政治講演。他使盡他天賦的講演天才——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的演說天才(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毛對孫的評語)——使盡了渾身解數。中山一炮而紅。他風靡了當時在場的一千數百位聽眾;透過這些聽眾,他也風靡了在東京的兩萬名中國留學生。透過中國留學生,他也風靡了數以千萬計的黃海彼岸的祖國同胞。——孫文在中國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從此確立了。

一個星期之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起劃時代作用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墜地了。(為免日本政府干涉,會名中刪除“革命”二字。)

1.5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同盟會”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說明得很清楚。它是許多小革命團體(加上許多革命單干戶)所聯合組織的一個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盤。其性質就頗像抗戰末期就開始組織,今日在大陸上仍變相繼續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會”最早的團體盟員計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科學補習所”等等。按道理,這些小團體一經入盟,小團體本身就不應該繼續存在了。但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干法。咱中國人知識分子是歡喜搞小圈圈的,所謂“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也。原是無黨無派之人,一經卷入“黨派”,還要再制造小派系,何況原先已有黨派了呢!“國共合作”期間,有所謂“跨黨分子”(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都是“跨黨”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員也大多都有雙重黨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員,他同時也是“青年黨”或“民社黨”黨員。這樣一來許多盟員就要發生“雙重忠誠”(double allegiance)的問題。一旦這雙重忠誠發生抵觸,盟內黨內就要鬧分裂了。

事實上,同盟會成立之初,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當時當選“總理”(也就是黨魁)的孫中山先生本人就是個“跨會分子”。他原是“興中會”的黨魁。但此時興中會已不復存在。原興中會員加入“同盟會”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馮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卻念念不忘他的興中會。所以等到“同盟會”需要有個“會旗”時,中山就堅持非用原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會旗不可。黨魁示人不廣,這一下就和他的副黨魁黃興幾乎鬧翻了。——這點小芥蒂,在這兩位可敬的民族領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帶進棺材里去的。

華興會當時是“同盟會”團體盟員中,最具實力的一個。華興會員在第一次入盟時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個《二十世紀之支那》這個雜志和社址。這刊物旋即易名為《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黃興既坐了同盟會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棄“第二種忠誠”而和中山合作無間,但是華興會在精神上卻并未消失。那些后來不愿或無意與“同盟會”發生直接關系的小團體,像共進會、日知會和文學社等等,實際上都與華興會有最密切的關系。

至于光復會,它在一開頭便是“同盟會”中二懇興下大的盟員。會員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個人。同盟會早期的重要位置,他們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蘇報案”在上海坐牢期滿,于一九零六年夏季,東渡日本,接編《民報》之后,光復會的會員在同盟會內才稍形活躍。《民報》也以太炎接編而聲價十倍,暢銷一時。與保皇派的《新民叢報》之筆戰,尤其膾炙人口,譽滿神州。

孰知好景下長,《民報》發刊未及兩年,日政府在清廷壓力之下,贈中山巨款一萬五千元,禮逐中山出境。孫公未與眾議,乃收下巨款(留兩千給《民報》),便于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率爾離去。這一下不得了,幾乎觸怒了留在東京的全部盟員。他們在章太炎、張繼等的帶頭之下,發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驅孫怒潮——同盟會分裂了。光復會也恢復了它自由的組織,和同盟會分頭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錫鱗、秋瑾等起義失敗就義,后來國民黨黨史上都認他們是同盟會的死難先烈,其實他二人都不是同盟會會員。后來那位被蔣志清(介石原名)親手刺殺的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原來倒是同盟會員,并做過《民報》總編輯。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連治黨史的也難下筆了。

同盟會這次雖然分裂,但是并沒有把這一大拼盤鬧垮。第一是因為這時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國性的。在千萬革命志士、無數革命集團各自為戰、群龍無首的狀態之下,“同盟會”和“孫逸仙”卻正好具備這個“首”的資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訴李秀成的話:“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會的團體盟員此時已不發生決定性作用,因為絕大多數(數以千計)的新盟員,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單干戶。他們在入盟之前并沒有個小組織。因此也沒有“第二種忠誠”——他們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為同盟會的理想奮斗到底。這種單干戶最標準的代表,便是汪精衛(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廣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則是“舉人”叢中“每發必中”的名“槍手”或“捉刀人”,在科舉中為人“代考”。一九零二年胡為某兄弟捉刀皆中舉,曾獲報酬銀洋六千餅(見汪、胡二人自傳)。那時的六千元銀洋是一宗嚇壞人的財產。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變成《民報》的臺柱。再與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從龍、風從虎,幾管毛筆,橫掃天下。而他們的對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內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們的文壇對陣,其光輝燦爛,真照耀古今。那時還是個中學生的胡適,也為之目迷五色,贊嘆不已。所以同盟會自然也就成為中國革命獨一無二的發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沒有參加過小組織。因為廣東佬那時,不論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會黨”,汪、胡不為也;搞保皇要抬舉“載湉小丑”(章太炎辦《蘇報》所用的詈辭,章也為此坐牢),汪、胡亦不為也。所以他二人就變成排滿革命的單干戶。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種忠誠。追隨中山,作其肱股,而終身不渝了。中山也幸虧有了這哼哈二將。

但是那時保持同盟會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應該還是黃興。黃興是“同盟會”中的實力派;也是孫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眾望所歸,用不著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黃興這個人雖也是個跨會分子,卻有點儒家氣質——也可說是“固有文化”的涵養吧——他識大體、有氣度;他拒絕了趙匡胤的那件黃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勞任怨的維持了“同盟會”的團結,這才有后來的中華民國。

不幸后來有一些史家,按傳統治史的方法,把締造民國的功勛,全部派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對黃克強的貢獻,顯然是只給了些低調的認可。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氣壞了。君度不知吹斷了多少根胡子。他為這位民國的cofounder老泰山明怨白謗,真忙了大半輩子。最近我的朋友汪榮祖教授著書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臺灣初版),也頗為克強不平。其實歷史書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楊衢云烈士還不是因為少了個女婿,而至今無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國現代化是分階段前進的。中山的歷史功勛如只限于同盟會那一階段,而沒有“聯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歷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光鮮的。黃公不幸,沒等到歷史進入另一階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復何言?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一期

2011-10-27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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