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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亮:我一生和整個民族同步
張賢亮:我一生和整個民族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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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2008年7月21日 《南方都市報》

我是中國第一個寫性的,第一個寫饑餓的,第一個寫城市改革的,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第一個寫勞改隊的……———張賢亮

張賢亮是誰?聯系采訪前,我詢問了身邊的朋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朋友幾乎都對這個名字不感到陌生,即便是一下子沒反應過來,當聽到《牧馬人》、《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時,都表現得異常興奮,看得出這是屬于一代人的作品。當然,80年代以后的年輕人,對他的作品和名氣都感到陌生。張賢亮說,他兒子是個“80后”,在看他的作品之前,也只知道他爹是個作家,很多人找他,也很有名,寫過什么一概不知,也一篇都沒看過。

于是我很躊躇,在這個遠離了張賢亮風行一時的年代,重訪張賢亮除了讓歷史能保持溫度之外,還有什么更大的作用?雖然張賢亮的經歷幾乎與這個時代的進程高度合拍,他的每一步的跌宕起伏都能夠與時代底色的變化完美地縫合在一起。甚至有人說,張賢亮的30年就是改革開放的30年。

直到有一天,一個同樣是80年代的人啟發我說,一個從貴族變成勞改犯,歷經幾次大劫難都不死后成了一名大作家,接著走上紅地毯成了政治明星,最后又變成商海大亨的經歷幾乎是一部傳奇,幾乎聚集了所有能吸引眼球的時尚元素時,我一拍大腿:嘿,這不就是張賢亮嘛!

(旁白:1954年,張賢亮18歲。在北京讀高中的他因為出身“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又屬于“關、管、斗、殺”分子的子女,上學時備受欺辱。畢業前夕,老師找到張賢亮,說學校經常掉東西,又查不出是誰,你的帽子多,多背一個也無妨。張賢亮為了保住讀書的機會,答應了,不久卻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學校開除。為了給“新北京”建設騰出地方,1955年7月,張賢亮攜“老母弱妹”“移民”“甘肅省寧夏專區賀蘭縣”。1957年7月,文學青年張賢亮發表長詩《大風歌》,斯時正值“反右運動”高潮,引起全國高度關注,《人民日報》發專文嚴厲批駁。張賢亮升格為全國矚目的“右派分子”,開始了自己長達22年的農場勞改生涯。1978年,時年42歲的張賢亮身在銀川附近的南梁農場,等待著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變革。)

一本資本論改變我一生

進勞改隊時,文學作品都被沒收了,只有《資本論》沒沒收,通過《資本論》我發現,不是我錯了,而是當時的中央決策錯誤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時候才21歲。雖然我絕對不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者,但全國都說我錯了,報刊雜志對我的批判鋪天蓋地,周圍的同事大會小會都對我批評,那樣的環境使你不得不認為自己錯了。我的的確確是抱著我錯了、愿意通過勞動改造自己世界觀的心態進的勞改隊。后來我才發現,不是我錯了,而是中央高層的決策錯誤,這是在1958年“大躍進”及三年“自然災害”中。

這對我來說是個艱難的覺悟過程,你知道怎么來的嗎?主要是一本書。因為勞改時不許看任何其他作品,馬克思的書是讓看的,馬恩列斯毛嘛。雖然勞動很緊張,可是作為知識分子養成了一個閱讀的習慣,這就和茨威格的小說《象棋的故事》一樣。在非常有限的時間空間,比如下雨,出不了工,我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

讀《資本論》實際是別無選擇。我被通知進勞改隊時隨身帶了些書,那個時候進勞改隊都要帶自己鋪蓋的,不像現在還發制服、棉被,所以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書籍都帶去了。進去時就檢查,別的書,包括唐詩宋詞、古文觀止,還有大量的小說,文學作品都被沒收了,恰恰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沒沒收。馬克思嘛,可以讀(哈哈)。這本書原來我沒看過,是臨走時隨便塞的。因為它很厚,比別的書都厚,它又是精裝的,可以當枕頭,我這樣帶上的。很偶然的。

《資本論》雖然是一部批判資本主義的著作,但是它貫穿了歷史唯物主義,貫穿了一個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精神,同時也教給了我一個基本的道理,這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我發現,60年代時的生產力是絕對不可能建設好上層的生產關系的。馬克思告訴我,社會主義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階段,它的生產力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發達,它的政治文明是應該比資本主義更進步,人民群眾的生活是應該比資本主義更幸福。恰恰1958年-1961年時,三個都和馬克思說的截然不同,完全相反。

也就是說,當時中國的政治措施和路線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而使我覺悟,錯的不是我,而是中央的高層決策者。正是因為這一點,使我有了繼續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1958年-1961年的勞改生涯,成了我的覺悟的過程,也成就了《我的菩提樹》,因為菩提樹就是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悟的道。

寫小說就是為解救自己

到我發表第三篇小說的時候,被一位老干部發現,說要想辦法給我“摘帽”。就因為這部小說,救了我

1978年改革開放,實際上1976年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被打倒,我就知道中國絕對將開始變化。鄧小平開始主持主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老干部,“文革”中受到沖擊的老干部;第二步是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給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對“文革”以前,歷史政治運動當中的冤假錯案要給予甄別,這不叫平反了,其中就有給右派甄別。再進一步,我覺得給我震動最大———1978年12月,突然廣播喇叭里傳來,在中國農村中摘掉“地富分子”帽子,因為你不管是解放老干部,不管是給“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平反,不管是給歷次政治運動當中受到冤屈的人甄別,都沒有涉及“地富分子”這個群體。

它很廣泛,牽扯3億人。那時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富農,你就是富農,你兒子還是富農。中國是農業大國,那是一個非常大的群體,和社會隔絕。那時我戴著兩頂帽子,一頂是右派分子,一頂是反革命分子。給右派分子甄別的文件有一條,如果右派分子又犯了新的罪行,就不在甄別的范圍,所以我不在甄別之列。而那時候,王蒙、從維熙、李國文都平反了,跟我在1957年同時打成右派的,幾乎全平反了,就我沒平反。

我知道平反是遲早的事情,但也著急,怎么樣才能引起高層對我的注意,早點解脫?我自認為對經濟學有一定的知識,就寫經濟學方面的文章,那時最著名的毛澤東語錄叫做“資產階級法權”,就是關于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之類的。我就寫這樣的文章,闡述按勞分配和八級工資制,投給《紅旗》雜志。那時候很傻,真不知道《紅旗》雜志是組稿的,不是自由投稿,所以都被退回來了。

1977年底,有一個回民朋友,兩次勞改都跟我在一起,他已經出去了,后來當了寧夏伊斯蘭教協會的秘書長。當時他下鄉來看我,說,賢亮,你傻得很啊,中國就是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哪來的政治經濟學?他說你過去寫詩,你不如寫詩發到報上。他說,現在這個報紙有它的好處的,就是你投稿了編輯覺得可用,也不去調查身份。啊呀!一語驚醒夢中人!這個話點醒了我,我就寫詩。有人問我你怎么走上文學路的啊,我不想包裝自己,那個時候我必須要先出來。我為什么要寫,就是要引起領導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沒寫詩了,我就發覺自己寫不出來。詩需要有激情,“文革”讓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夠,于是就開始寫小說。第一次寫的是《四封信》,投給《寧夏文藝》———《寧夏文藝》后來屬于我領導啊(笑)———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頭版頭條。我一想,原來這個就叫小說啊,那我還得寫,寫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為我的小說,1979年初,我從農場一線調出,調到南梁農場子弟學校教書了,教高三語文。我一邊教書一邊還寫小說,到我發表第三篇小說的時候,被一位老干部、當時寧夏主持宣傳工作的副書記陳斌發現,他說這個寫得好,就打聽張賢亮是什么人。結果一查,我是沒摘帽子的右派。陳斌就說,要想辦法給他摘。就因為這部小說,救了我。

就這樣,銀川市原來調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現在所在的單位南梁農場,和我過去所在的單位甘肅省干部文化學校(寧夏黨校前身),這5個單位組成一個聯合調查組,來翻我的案。翻來翻去發現,我后來一系列的反革命都是因為右派分子這頂帽子而起———就說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還想翻案,于是就把你升級成反革命。

1979年調入南梁農場子弟學校9個月以后,我獲得了平反。

文學思想解放我是旗手

我是中國第一個寫性的,第一個寫饑餓的,第一個寫城市改革的,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第一個寫勞改隊的……

22年,可能是中國作家里勞改時間較長的。你說“文革”改變了我什么?原來還會寫寫詩,現在不會了。在農場里偷菜偷水果吃得太多了,現在水果也不怎么吃了。把我兒子也耽誤了,孫子也耽誤了,是吧?我44歲才結婚,45歲才有孩子……

最大的感受是,我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領受到政治高壓的可怕和人生自由的可貴。我親身體悟到帕特里克·亨利所說的,“不自由,毋寧死”,裴多菲說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我是中國第一個寫性的,第一個寫饑餓的,第一個寫城市改革的,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第一個寫勞改隊的……

因為很多我是第一個寫,實際上叫“闖禁區”。我成了中國文學領域里面勇闖禁區的一個領軍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將來寫中國文學史,談到上世紀80年代的時,我是一個絕對不能夠回避的人物,是啟蒙作家之一。

我認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當中,文學作品發揮了重要的貢獻。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學,像中國新時期文學那樣非常明顯地推動思想進步和思想解放。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學在20世紀和社會現實那么緊密地結合。新時期文學作家這個群體對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貢獻,至今估計不足。將來人們會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打開的,新時期文學的價值至今是被低估的。因為那時候很多領域是被控制的,電視不用說,電影審得更厲害,美術倒是有新新畫派,但它起的作用范圍很小。只有文學,特別是小說限制很少。

我沒有遺憾,我已經寫到了我所有能夠寫到的。每個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內。在那個歷史狀態下,我盡到了我最大的歷史責任。

80年代時,每天我的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裝,寫寧夏張賢亮、寫甘肅張賢亮就能收到。寫信一般都是贊揚的,同情的,支持的。80年代,大家都剛剛從陰影里走出來,我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寫出了他們想說而說不好的話。

我是1984年發表的《綠化樹》,《綠化樹》最后一段寫許靈均走上紅地毯,剛好我也當上了政協委員(1983年,張賢亮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當時爭議非常大。

每一個作家筆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書中的兩個主要人物實際上都有托爾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樣。勞改20多年,我從沒穿過襪子。直到后來我和一個女的同居以后,她給我縫了一雙。也不是縫,她是拿過去那個勞保手套線織的。從這樣的一個勞改犯,穿襪穿鞋走上紅地毯,甚至到人民大會堂開會,那是沒想過的。

我“下海”適得其會

上世紀90年代的文化開始多元化了,我的火山爆發期也過了,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權獲得的70多萬辦起了影視城

(旁白:《靈與肉》、《肖爾布拉克》分獲1980年及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綠化樹》獲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樹》暢銷大江南北。正當張賢亮的文學事業走向頂峰時,進入90年代,張賢亮悄然轉身商海。1993年,寧夏西部影視城,在張賢亮手里一個嶄新的也是花費他最大心血的作品誕生了。)

我1984年當選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但我一直不贊成專業作家制度。我覺得文學應該是一個業余活動,專業作家制度絕對不是一個促進文學生產力發展的好機制。專業作家制度還使作家脫離了生活,生產力下降,甚至素材枯竭。我不喜歡。

我覺得我下海是適得其會的。因為90年代的文化已經開始多元化了,人們的業余時間也開始分流了,不是光看小說了,文學逐漸離開人們的視野。90年代人們都開始奔錢了嘛。90年代我的火山爆發期已經過了,處于休眠狀態。

90年代,我們這一批作家逐漸退到二線了,很多也都寫不出什么東西來了。這些風云一時的旗手,開始進入衰退期了。也有人不寫小說改寫散文了,還沒有脫離文學的領域,我來個華麗的轉身,我從文學領域跳到市場里面。

為什么說適逢其會呢?那時正好鄧小平南巡,一下子全國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紛紛大辦第三產業。我是寧夏文聯主席,全國文聯都蠢蠢欲動搞三產,寧夏能搞什么呢?

拜勞改生涯所賜啊。在南梁農場時,我在趕集的路上見到了荒涼的鎮北堡,讓我很震撼。平反后我在寧夏文聯,遇到來拍電影的導演,我就把它介紹給電影界。第一部片子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第二部謝晉的《牧馬人》,也是我的本子。后來就有陳凱歌的《黃土地》,張藝謀的《紅高粱》,馮小寧的《紅河谷》,這個地方幾乎成了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外景拍攝地。

我就想,干脆辦個影視城。但辦影視城要錢,我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權獲得的外匯存折拿來了,折合成人民幣70多萬。那時候沒有什么產權一說,等于文聯拿著我的錢來貸款給文聯辦一個產業,但這個產業還是屬于文聯的,而拿我的身家性命抵押,就這么開始創業。

現在是辦起來了,當然中間很曲折。你們不要以為名人辦事很容易,名人是雙刃劍。最根本的,我是在一個市場無序的狀態下搞文化產業的,個人對抗市場的無序,很累啊。

九十歲時方有真正自由

我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希望破除一些地方和職能部門形成的利益集團。我將來還會寫書的,但這本書我現在不能發

說來真巧,我很有幸。想想這30年,我的經歷和整個民族的經歷是同步的,我們民族遇到災難的時候,我也遇到災難;當民族開始復蘇的時候,我也開始復蘇;當民族開始崛起的時候,我也開始崛起;當民族開始向興旺發達發展方向走,我也朝這個方向走;當民族在興旺發達的路上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時,我也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

改革開放應該是從1978年算起,解放思想,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我正好是落實政策的受益者。然后國家開始建設現代化了,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我開始寫小說,重新走上文壇。當我們國家開始尊重人才,尊重知識,并且在改革開放上有進一步的深入,我開始參政議政,進入全國政協。整個80年代,是我們民族的奮發期,所以至今很多人在懷念80年代。那個時代給我提供寫作上的廣闊天地。我不斷地闖禁區,使我在文學上有很大的成就。到了90年代初期,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碰到關鍵問題的時候,一度在爭論是進還是退,是繼續改革開放,還是改革開放到此為止,而90年代初我也開始在文學上有一個停頓。

鄧小平的南方講話以后,我下海。可以說中國的經濟自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后,一直高歌猛進,我也一直高歌猛進。一直到現在,到2008年,國家碰上了雪災,撞火車,地震,我碰上了些企業經營的麻煩。當然,我等著到奧運會的時候再雄起。

唉,你說是不是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沉默,抽煙)?我的起點比別人低得多啊。改革開放前,盡管我是平反了,但是總的來說我還是犯了錯誤的,有歷史污點的。所以我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是給了全體人以機會,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也給社會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我經過洗牌,就和大家一樣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現在頂多成了個老頭在公園里打打牌。

現在,我跟公園里釣魚和打牌的老頭最大的區別在于我有話語權。不僅有話語權,還有財富。

我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和改革開放同命運共呼吸。我要極力保護我自己的權益。保衛自己利益最根本的方法,一個要使全體中國人民都成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第二個要使改革開放以后建立起來的制度不斷完善。

我說過,在我的作品里,我能夠主掌人物的命運,但是在我的生活里我是被命運所主掌的。

說到改革開放30年,現在就是中央高層的的確確和老百姓是一致的,通過抗雪災,通過這次抗震,都能感受出來,可是一些地方和職能部門已經形成了利益集團。新一輪解放思想就應該提出來,在政治上增加透明度,增加人民群眾對于政治的直接參與性,只有這個法寶,才是破解中國貪、腐難題的一個利器。我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前途是樂觀的,這個利益集團是必然要被破解的。

我現在在干什么?玩。文學啊,就是我一生的副產品而已。影城也是。你說主業是什么?快樂,追求快樂,創造性地追求快樂。

我將來還會寫書的,寫我在勞改隊里是怎么想、怎么生活的,但這本書我現在不能發。我到90歲時方才自由,才能說一些不可告人的話(哈哈)。我今年72,等18年以后,我90歲了就都告訴你。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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