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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記憶   崔衛平:兩德統一中知識分子的角色
文化記憶 崔衛平:兩德統一中知識分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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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但是這并不直接意味著兩德統一。起碼四十年,兩邊的德國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加入不同的國際組織,不僅互不照面,而且處于敵對狀態。重提統一,談何容易。今天的文章選自《藝術時代》第13期,作者:崔衛平。


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前幾天在接受中國記者的訪問時還說,即使到了“1990年1月,那時還沒有人談到兩德統一” (《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9日)。他主要指的是西德范圍之內。這個話題是稍后浮現的。旋即,在知識分子之間,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引發了從未熱烈討論和爭論,各路人馬顯示了不同的身手。但實際情形容不得知識分子有更加充裕的時間。1990年10月3日,以民主德國加入聯邦德國的方式,完成了統一進程。此時離柏林墻的拆除,不到一年時間。


它實際上并非令每一個人歡欣鼓舞。格拉斯在二十年后的這篇訪談中仍然耿耿于懷地說,“要慶祝?二十年之后吧”。文學成就卓著的小說家格拉斯大體屬于左派陣營,這個陣營在對待統一的問題上,或者反對,或者存有很大的保留,基本上持一種懷疑的態度。


這種立場與他們更早一些的看法相反。60年代當阿登納政府決定擁抱西方,讓西德加入西方陣營,左派知識分子則在“再統一”的名義下表達了抗議。而到了1990年,當統一就在眼前,同樣的人們卻采取了相反的態度,這是為什么?


當年論戰的硝煙已經飄散,反對統一的人們看上去已經被歷史所“拋棄”。但是,知識分子的工作很難以僅僅以結果來衡量。他們在現實中的失敗,并不意味著他們理論上的破產或全部破產。討論中所出現的富有意義的維度,還會保留下來,發揮它們的意義。


那么,什么是這場有關統一的知識分子辯論中富有意義的話題呢?他們運用了怎么樣的資源,又開掘了那些面向?尤其是在今天的條件之下,如何定位“民族 國家”,以及討論中出現的盲點,所有這些對于我們的思考不無參考意義。包括在同一個人的論述中,既有精彩的成分,又有似是而非的東西,我們正可以從中學會 如何對待具體問題和“辯證地”的看待一個人,而不是一棒子打死或一味地捧上天,培養起所需要的更為復雜的眼光。


在《另一個國度——德國知識分子、兩德統一及民族認同》一書中,對于當時西德知識分子的種種表現,有著充分的論述,作者揚—維爾納·米勒(馬俊、謝青譯,新星出版社,2008年)。


奧斯威辛、懷疑主義,苦行


生于1927年的格拉斯在很長時間內被譽為“德國的良心”。他強調勿忘奧斯威辛,形容自己寫作時,“死者都在看著他。”


格拉斯繼承了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戰后不久的看法,認為是“民族國家”的理念導致了納粹那樣一種極端破壞性力量。因而他看待兩德統一,基本出發點是德國曾經制造奧斯威辛這樣人間地獄的歷史經驗︰“我們的民族有意識地積累了多少罪孽,我們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承担多大的負担和責任。”


在他看來,德國人從奧斯威辛中應當獲取的教訓是——認識到自己這個民族可能做出什么樣的孽障,因而他們必須約束自己的“古老沖動”。他担心統一的德國會重蹈覆轍,德國會因為統一而再次變得富有侵略性,加害于他們的鄰國。這是德國人自己應該記取的教訓,也是他們這個罪孽的民族能夠提供給當今世界的。因此,任何打著“統一”或“一致”的“德國民族”旗號所做的事情,都是值得懷疑和警惕的。


他寧愿采取一種“苦行主義”或者“自我懲罚”的路線——德國人無權統一。作為對于曾經制造納粹德國的持續懲罚,德國的分裂必須被接受。他堅持了有關奧斯威辛的“最強版本”,這個版本含蓄地承認,奧斯維辛之后,德國人是一種“賤民”。這是一個十分嚴苛的立場。所幸這是在西德,格拉斯用不著被戴上“分裂國家”的帽子。


就嚴肅對待自身歷史來說,這個立場令人肅然起敬。堅持對于殘暴歷史的記憶,實際上是在挽回這個犯過嚴重錯誤民族的尊嚴,是在挽救她的命運,也是重新使她變得令人尊敬。這一點,格拉斯與他的同伴們成功地做到了。


但也許從奧斯威辛記憶這個出發點,到兩德統一這個落腳點,這中間的距離還是遙遠了一些。即使是雅斯貝爾斯,也沒有得出從此取消德國民族國家這個命題。格拉斯用來代替單一制民族國家的,是“文化民族”這個概念,即以一個文化民族的共同意識,來代替政治上的民族意識。


帶著這個基本立場,在參與有關統一討論時,格拉斯進一步作了發揮。他提出的方案是“邦聯”,在這種形式之下,東、西德保留自己原先的認同,而不必馬上變成一個“同心圓”。


看待事情,不僅是看某個結論,而且要看理據。因為在同一個結論中,可以放進去很多也是不同的理據。實際上,格拉斯自己先后的理由便不一樣。


1990年代,格拉斯主張民主德國得到保留。其理由是︰第一,東德的苦難是西德社會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反面。其二,東德社會保存了“生活的緩慢步調,由此而來更多的交談時間,頗有點梅涅特時代的畢德邁耶爾文化之遺風”。前者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后者體現了文化多樣性的訴求。


他本人對這個了理據后來做了修正。在接受南方周末的訪談中,他提到的東德并沒有多么吸引人。他提到這個地區“他們剛剛擺脫納粹獨裁,又陷入了斯大林的獨裁當中”,這意味著,由斯大林控制下的東德不幸承担了償還戰爭罪孽的主要承担者,東德人接受了更多的懲罚。這種情況當然應該改變。


這個訪談中格拉斯又談及最終由西德來主導的統一過程中,原來東德的工人受到了損害,在壟斷利益的控制下,有“以數以千計的人為代價”。不希望勞動人民受損,這個立場令人尊重和高度認同。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在原來的東德,工人階級的利益就得到了保障。如果一個國家不去保護他的國民,讓他們處于易受傷害 的脆弱狀態,那么別人也很少想到要保護他們。不能指望資本家來保護工人,那需要制度來約束他。


即使這樣,也不要以為格拉斯是專制的維護者,遠遠不是。他始終十分關注八十年代東部世界的一舉一動,經常發表言論或參加簽名,支持東部公民社會運動。這一點,他與其所屬陣營中其它人們有著明顯的區別。在八十年代,包括波蘭的工人們,都十分感激格拉斯對于他們的支持。


在格拉斯對于東德的肯定中,你首先可以聽到他對于自己所處社會的批評。這種批評應該視為榜樣,它不是將自己的事情,一股腦兒都推到別人身上,沒有認 為西德不好都是因為東德,資本主義不好都是因為社會主義。他的問題是將東部和西部一視同仁地加以批評,這本書的作者米勒分析道,無論如何,這“模糊了一個法制國家和一個謀殺和折磨自己國民的國家的區別”。


對于自己身處的老聯邦德國,他漸漸地也收回了原先一些比較極端的看法︰“我錯了,我低估了德國作為一個聯邦國家的力量。幸好我們有聯邦制,它可以防止我們成為十九世紀普魯士那樣一個狂熱的統一民族國家。”(見《南方周末》訪談)


盡管看法前后矛盾,盡管你不同意他尤其是關于東德的看法,但無論如何,格拉斯的道德感,他的自我糾錯的精神,其思想豐沛,根基深厚,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也許,他“邦聯”的思路是最好的,這樣可以給東德人更多的時間,讓他們自己來處理自己的問題,在自己的生活中培養起管理和自由的經驗,而不是由西德人代勞。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必須真正當家作主,這個國家必須有名副其實的法制和民主,否則他們不能積累起太多有意義的經驗來。


憲法愛國主義,后民族,后傳統


哲學家哈貝馬斯作為公眾人物,與格拉斯不相上下。此公1929年生人,比格拉斯小兩歲。但是這區區兩歲造成的巨大差異是,1927年出生的人,在1945年戰爭接近尾聲時,已經趕得上成為防衛軍士兵,即“高射炮助手一代”,這就是格拉斯在2007年那本自傳《剝洋蔥》中自我爆料的,一時引起很大爭議。而晚兩年出生的哈貝馬斯則幸運得多,屬于“清白”的第一個年齡段。


哈貝馬斯與格拉斯更為接近的是︰始終著眼于處理奧斯維辛的經驗,立足這樣的教訓,可能為本民族和這個世界帶來什么有益成分。然而,在哈貝馬斯這里,明確放棄了“文化民族”的概念,而力圖重建統一的德國民族的政治概念。


他的方案可以稱之為“憲法愛國主義”,即構成新的愛國主義基礎的,是對于法律和共同自由的熱愛,是聚焦于政治共同體中政治權利和民主程序,是自覺地肯定人們互相之間的政治原則,而不是對于現成的“傳統”和“群體”的認同。結合納粹德國的教訓,尤其不能將自然而然的民族身份。


而所謂政治權利和民主程序,在哈貝馬斯那里,也不是靜止的法律條文,它們同時體現為公共領域,這是一個公民自由討論、自由論理的空間,它不受任何地域、組織或者暴力的宰制。這些傳統的國家指標,在哈貝馬斯眼里,應該讓位于公民之間的無盡的交往過程。沿著這條思路,所謂公民身份,便不是被動獲得的,不是自動繼承的,而是通過參與公共活動而贏得的。就像亞里士多德所說,一個始終沉睡的人我們不知道他的品格好壞一樣,一個從來不參與公共生活的人,他的公民 身份有待落實。


與格拉斯所捍衛的“大屠殺認同”的文化認同不一樣,哈貝馬斯首先肯定的是公民之間的政治認同。包括大屠殺的“共同記憶”,它首先是與民主認同聯系在一起,而不是民族認同。在這里“效忠”是自由的,和面向自由的。這樣一種公民國家認同,鮮明地區別于“前現代”的愛國主義——以領土、文化和群體作為認同 對象。


強調經過政治的處理和反省,哈貝馬斯幫助創造了“后民族”這個概念,即超越了與生俱來的民族概念。如果說前現代的民族概念中,“傳統”是重要組成部分,那么憲法愛國主義幫助創造了“后傳統”這個概念。與那些簡單否定民族與傳統不同,“后民族”與“后傳統”強調對于民族與傳統的反思。


應該說,在后奧斯威辛的條件下,哈貝馬斯以這樣的方式來論述民族國家,是富有天才和極具建設性的。經過如此修補和更新之后,民族國家同時成為一個價值的儲藏所,需要不斷往其中增添公民價值內涵,而不是現成的、一蹴而就的。


以這樣的視野來看兩德統一,哈貝馬斯担憂的主要問題是︰當聯邦德國以其經濟實力而將民主德國“吞并”(結果果然如此),便剝奪了民主德國公民們在政 治上的自決權,他們不是以民主的方式加入進來,而是以擁抱德國馬克的方式。他因而譏諷地提出一個概念——“德國馬克民族主義”。民族凝聚力來自金錢和權力,這樣的“團結”來自前政治的、同質的民族認同。如果那樣,便是一種倒退。


哈貝馬斯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是實行全民公投,包括東德的民眾在內。這樣符合他的程序正義之說,也可以給東德民眾一個憲法愛國主義的速成教育。但是這樣實施起來有許多困難。將憲法拋入投票之風險,并將主權分解為程序,這受到了許多批評。實際上這年(90年)的三月,東德人已經投票通過加入西德的提案。


有批評者質疑哈貝馬斯,認為他將東德人僅僅看作想要擁抱馬克,這是片面的,因為東德人對于平等的政治權利同樣感興趣。的確,哈貝馬斯對于東德實際上了解得很少,他承認自己就是感覺不到自己與東德的政治事件有任何關系︰“像我這樣的人,更多的是對意大利或法國或美國的戰后歷史有同情,而不是對民主德 國,民主德國的歷史不是我們的歷史。”


這么一位頂級知識分子,對世界上重大問題每每發言的人,對于一墻之隔的東部世界如此隔膜,這未免讓人感到有些遺憾。他甚至對于東部發生的公民社會運 動不感興趣。與格拉斯曾經表示鮮明支持不同,哈貝馬斯甚至帶點輕蔑地說,東德和東歐發生的事情是“補課”,不過是在追趕十八世紀的西方,而“追趕的革命沒有給老問題帶來新的啟發。”


應該說,哈貝馬斯對于東德社會性質的認識,倒是清醒的。他較少“生活在別處”。他對于建設聯邦德國社會的理性話語起了重要的作用,對他本人身處的社會也有較多的認同感。但是,為什么八十年代東德與東歐公民社會的經驗,不能構成哈貝馬斯“公民的無盡交往過程”的一部分呢?不能夠給哈貝馬斯的自由交往世界增添新的活力呢?


在撲面而來的歷史大潮中,知識分子的具體提議,其聲音是微弱的,不一定被人所接受。但是,由知識分子常年的工作,他們的工作成果所造成的影響,卻是 不可磨滅的。哈貝馬斯的“憲法愛國主義”及后民族種種看法,它實際上已經在至少是當時的聯邦德國生了根,繼續發揮影響。在當今各種原教旨民族主義復活的年 代,哈貝馬斯的想法無疑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



  失掉烏托邦的憂郁和別的憂郁


前面說過,1950年代為反對加入西方陣營,左派知識分子打出“統一”的旗號,而統一來臨,卻都紛紛改口,他們當中最激進的甚至要求保留剛剛被拆除的柏林墻,要求奧地利與匈牙利政府堵塞東德居民流向西德的道路。這是為什么?除了格拉斯和哈貝馬斯,其余還有怎樣的表述和如何對待這些表述?


這樣來理解或許恰當——當他們反對自身所處“資本主義社會”,期待一個不同的、更好的、理想的社會,便會將原東德當作“備用選項”或者“替代選項” 而保留下來,作為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的一個永恒參照。當然,最好是東德在原有的基礎之上做一些改進或實驗,能夠走所謂“第三條道路”,或者其它什么“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創造出不同的模板或范式,給衡量聯邦德國一個“烏托邦的尺度”。


再者,統一意味著“實際的社會主義”的失敗,這種失敗同時還波及“理想的社會主義”或曰“社會主義理想”,還會威脅到其它任何理想的、烏托邦的想法,以及抵消和減低對于自身社會批判的條件。他們最不愿意聽到自己曾經的對手說“西方贏了”,這就頗有些陣營和派別的味道了。


不客氣地說,這些想法,是將左派本來應該具備的人民群眾的立場,完全丟在一邊!如果是廣大人民自己希望走另一條道路,那么沒有什么可說的,而如果是 希望別人能夠實現他自己的烏托邦,這實際上是拿別人當作自己的“替代品”,當作自己藍圖的“道具”,拿別人的生命生活當作從事一樁偉大“實驗”的條件,當作他們能夠保住自己在資本主義現有位置的手段與途徑,這可太不地道,太不馬克思主義了。


東德人民為什么不用自己的選擇,來從事他們自己的“實驗”?那是在汲取自身歷史經驗的基礎之上,沿著自己的脈絡,一步步來尋找自己需要的東西,而不是滿足他人的想象?


除了喪失烏托邦的憂郁,這些左派知識分子還有另外一種憂郁。這本書中將此描述為“喪失聯邦共和國”的憂郁,聽上去讓人困惑。這些所處社會的批判者, 他們當中有人曾用“內部流亡”來形容自己,表明了一種決不“同流合污”的決心。眼下,是他們担心起自己連流亡的地方也沒有、需要考慮下一個流亡地點了嗎?


不是的。是他們發現原來西德正是他們的根,是他們無可替代的故鄉,是他們的家園。


托馬斯·斯密德,1968年一代的成員,承認“我開始珍視聯邦德國了,盡管她作為一個公民社會有著種種不完善。”他們發現,不管如何,西德社會不僅容納社會批評,而且還會不同程度地“考慮”它們;而東德社會不能被她的人民批評,實際上也不能被西德左派批評。


他們對終于見到了的東德人感到失望,感到他們只是滿懷著物質主義欲望,完全不符合他們的預期。有人這樣說道——“1700萬‘未經教化’的東德人對資本主義和消費品的渴求,意味著審美上以及政治上向1950年代小市民的一種倒退。”


“倒退”也意味著在西德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左派價值遇到了威脅︰女權主義、環境保護、前面談到的后民族主義,所有這些一下子變得不重要了,擺到桌面上來的只能是那些更加迫切的經濟或者社會問題。這批担心東德加入而遭遇倒退的人,主要是所謂68年一代。他們不像老一輩人那樣,將制度上的保障看成是第一位的。


這肯定是出問題了。幾乎一夜之間,從不共戴天的批判者,變成“辯護士”,前后差別這么大,到底哪個是值得信任的?這本《另一個國度》的作者米勒睿智地寫道︰這年左派們,他們本身成了“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米勒同時分析道︰這是因為許多批評都是片面的,由唱反調的心態所驅動,因而缺乏“嚴肅性”。事實上他們正是通過這種批評,在那個社會獲得多方面的滿足。


這讓我想到,其實每一個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處境中,說自己的話,替自己說話,很少能夠超越其上的。這些言論在東德人聽來,是典型的傲慢的西德人,對他們很是不利。而另一方面,作為東德人,在面對某種劣勢時,是抱怨譴責“資本主義”世態炎涼,懷念自己失去的從前,還是有其它的選項呢?


我相信那句話,每一個人與自己所處的環境和制度不可分割,要為此承担某些責任。這樣他就有了某種歷史性。他在原有條件下所獲得的視野、已經養成的某些習慣,他的生活取向,不可能馬上融入另一個不同的環境,也不可能要求別人拿一張白紙的眼光來看待你。尤其是一個人不可能因為你受苦受窮而讓別人尊敬你, 除非你曾經為自由做過同樣的貢獻,或者親自動手拆除自己身上的那件看不見的緊身衣。這是東德人的原罪,也是他們對于自己、新的國家及對于人類的責任。


他們既然到了西方,那么就需要將西方的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參與到其中作為“解決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說別人應該給自己提供什么。就像哈貝馬斯說的,通過參與和担當,做一個憲法愛國主義者。


 左派留下來的真空,沒有人來填補                                


有左派知識分子互相批評——他們“睡過了一場地震”,然而,是否左派犯了某些根本性的錯誤,他們的對立面就肯定是正確的?是否右派知識分子,他們就一定能夠填補左派失去風頭之后,留下的知識真空和話語真空?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將前面所說的不同光譜的左派其主要立場簡單概括一下。第一,強調對于奧斯威辛經驗一種非常嚴厲的態度,認為它是一切重建的出發點;第二,旗幟鮮明地批評所處社會;第三,反對民族主義(不加反思的、前現代的那種)。從民族慘痛歷史教訓出發,他們主張一種歷史的非連續性。應該說, 盡管他們對于東部世界的看法比較隔膜,但起碼這些人對于自己社會的問題是切中要害的。


這樣的梳理也是為了方便讀者在下面調整自己的閱讀習慣。因為在稱呼方面,西方的習俗很像是與我們環境中相反。我們這里,那些反對狂熱民族主義的人們,主張對歷史采取反省的態度以及對于現狀提出更多批評意見的人們,一般被目之為“右派”,而他們的角色其實更加接近西方的“左派”。同時,而那些盡量抹 去自身歷史上“不光彩”一面、將外來者視為敵人(比如抵制家樂福)、滿足停留于現狀以及“尚武”的人們,習慣上被稱之為“左派”,而他們的做法或許與西方 社會中的“右派”相平行。


就統一期間來看,西德的右派知識分子并沒有形成某種氣候。比較有人氣的是一位叫做馬丁·瓦爾澤的作家(已有中文譯本若干)和一位編輯出身的文學教授、報人卡爾·海因茨·博雷爾。前者的表述始終存在著含混、混雜,但也許正因為此,泄露了那個社會中某些未經審視的無意識愿望,傳遞了一般人未經表述的深沉愿望。


在對待奧斯威辛的問題上,當年雅斯貝爾斯、哈貝馬斯等人從事熱烈的公共表述公共辯論時,而右派知識分子卻選擇一種以沉默(緘默)來試圖維護他們的尊嚴,以禁忌來保全榮譽,并希望將自己描述為受害者。


在某種意義上,這位馬丁·瓦爾澤很像是德國的米蘭·昆德拉。他與格拉斯同年,戰爭結束之前的短暫時間,也被征召參與防空保衛,屬于“高射炮助手一代 ”。1960年代他剛出道時,是一名左派,后來其立場才慢慢發生了變化。他矛頭所向是哈貝馬斯,認為在公共生活中,人更有可能失掉了他的真實性。這與海德格爾 強調的“本真”的傳統是一致的。他強調人們有許多經驗無法進入公共表述。比如“無力”的體驗。


他認為德國人的無力在于缺少自信,缺少自信在于他們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而即使應付奧斯威辛這樣的問題,也需要一種共同的民族感情,由集體來承受,而不是個人。他話中也包含有德國是一個受害者的意思,戰后分裂的德國是一種“非法干涉”的結果,人們正因此失去對于自己民族的(久遠)記憶。他始終帶有一種被動的感傷的語調,以此來消解哈貝馬斯“重建的政治”。


博雷爾與一般保守的右派有兩點不同︰第一,他不敵視西方,他的很多觀點參照了英國人對待民族的態度,那是一種連續性的態度而非斷裂的;第二,他不敵視現代,對于國際大都市文化表現得甚為親密,并批評左派對于統一的恐懼,是一種類似地方主義的狹隘情感。他在“民族”的概念中注入的是“集體的記憶能力 ”,記憶與民族的整體性是互相共存的。在這個意義上,他也不反對將德國人認同的問題,與納粹罪行聯系在一起。但他認為一個文化記憶只能培植在一個統一德國的基礎之上,因而統一成了民族救治的良方,也是與過去的和解。他以文化自決作為起點和訴求,進一步發展出政治自決和民族統一的要求。


而1990年代興起的“新右派”與統一的進程相伴隨,其許多表述在我們聽起來,竟是何其相似!在不長的時間之內,他們出版了兩本書《西方紐帶》與《自信 的民族》,其中文章被稱認為“質量各異的”(對不合格的委婉表達),同時“沒有一篇是能被稱之為學術性的。”他們的年齡比起68年一代來說,顯得太年輕, 但比起1980年非政治一代來說,又太老了。他們覺得自己始終是受壓制的,而從左派學者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再度獲取文化領導權。他們喜歡互相之間引用彼此的著作。還有一點是,不喜歡女權主義帶來的成功。


他們的觀點許多是從一種抱怨和嫌憎的情緒出發︰就現狀而言,他們抱怨自由主義的快樂主義,使得德國人感受不到痛苦和悲劇,這同時釋放了對于西方世界 的不滿;就歷史而言,他們寧愿將德國當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而為了重新獲得“自信”,則需要和強調所謂民族的“正常化”;就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言, 他們強調國家的權威,對“社會的自我組織”心存疑慮。他們在“民族主義”的話題中,注入了更多的“國家主義”,奉行“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也就是說,原本“民族認同”的話題,在他們那里變成了德國人的國家利益。然而就經常表示要“離開西方”而言,這會對德國有所增益嗎?所有這些東西,比起前面所提到的,對我們的耳朵都更不陌生。看來這個世界上“左派”觀點各異,因為他們的成員比較擁有獨立性,而右派們幾乎都是老調重彈。


“新右派”的高潮是在1994年,但是所有這些沉渣泛起的說法,對于普通民眾,也不能引起更大的興趣。實際上他們也不能抓住任何一個政黨,作為自己的政治載體。


柏林墻的倒塌只是一個起點。起點永遠不等于終點,新的局面必然帶來新的問題,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的事情。但是,不同的起點帶來的不同視野,不應該與原來的起點及其視野相提并論。來自東部的人們,不要說二十年前出生的年輕人,即使是如今三、四十歲的人們,對于原來民主德國的記憶,恐怕早已經很淡了。生活早已經驅使他們迅速進入另外一個軌道,處理一些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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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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