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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迷信這樣產生,過去不應神話
資中筠:迷信這樣產生,過去不應神話
資中筠     阅读简体中文版

    對于裝睡的人,怎樣的吶喊都是沉寂,對于不愿邁出的雙腳,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區。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棄?
81歲了,資先生依然那樣睿智與優雅,翻開剛剛出版的五卷本的《資中筠自選集》(《感時憂世》《坐觀天下》《士人風骨》《不盡之思》《閑情記美》)......于迷惘處,聆聽資先生的教誨,堪稱平生幸事,每個人都是歷史中的人,100年后的孩子們,必然會翻開今天的細節,他們會看到的,至少還有痛苦是真誠的,至少我們沒有沉淪。(摘編自《北京晨報》,陳輝采寫)

1.迷信這樣被破除

北京晨報:許多老一代知識分子都經歷過一段從獨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過程,您當年是如何覺醒的呢?

資中筠:這分三個階段,我們當初受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延續著“五四”精神,東西方內容都有,當時并沒覺得沖突,也沒有西化不西化之說。解放后,隨著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戰”后,歐洲知識分子集體向“左”轉,讓人們相信這代表了未來,是全人類的潮流。 這本身并無大錯。只是這種理想為掌權者所歪曲利用,實施包括思想領域的全面專政,加之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特點和弱點導致自我迷失,產生了迷信,所謂迷信,就是強迫加自愿,上交了獨立思考的權利,一切靠別人的腦子來判斷。有人覺悟早一點,“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點,改革開放后才轉過彎來。至于我個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當時正在“批林批孔”,邏輯越來越荒唐,于是想到領導人年紀大了,糊涂了,這就打開了一扇窗:過去遇到想不通的問題,認為領導總是對的,便努力說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錯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了,這扇窗一打開,就不再能關上,從此心中逐漸亮堂,也就是自我啟蒙。

2.為什么集體緘默

北京晨報:那一代知識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為什么卻很少有人提出質疑呢?

資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動接受的因素。特別是開始,擁抱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覺得自己也應該改變舊思想、舊觀念。當時沒有用“啟蒙”這個詞,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種新的“主義”的啟蒙。沒有想到實際上陷入了蒙昧。后來,一次次的運動,漸漸擠壓著空間。這些運動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緊幾天松幾天,松的時候好過一點,這樣一撥一撥,人們不斷在自我檢討中,就像溫水煮青蛙那樣,剛開始并不劇烈,自我批評一下就能過關,到后來越來越難,“反右”時幸虧我在國外,回來一看嚇一跳,因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國內,可能就成右派了。幾次運動下來,心里甚至都感覺不到恐懼了,完全變成了一種自律,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全都牢牢地記住了。“文革”時,遇羅克寫了《出身論》,我內心很贊同,但不敢說,等判決結果下來后,真是很害怕,幸虧當時沒說出來,不然的話,我不也可能被槍斃了?“文革”時最害怕,因為誰都可以揪你出來,大家爭取留在人民內部矛盾中。到后來,對于極左也就接受了。

3.我們這樣改造自己

北京晨報: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資中筠:是的,當時提出的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而消除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之間的差別,不是讓農民變成知識分子,而是讓知識分子變成農民。當時我最担心的是自己養不活自己,真下去了,發現只要不怕臟不怕累,也沒想象的那么難。對我來說,不怕臟確實是一關,突破起來不容易。

北京晨報:當時沒想過回來?

資中筠:真不想,因為覺得不可能回來。當時想的是趕快把腦袋中的知識忘掉,剛開始干校在京郊,每兩周能回一次家,后來“一號戰備”下來,各單位自己去找地方,我們集體遷到河南,在一個空出來的勞改農場辦干校,整整兩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們非常努力認真,加上科學種田,所以我們麥子的畝產量比當地老鄉要多一倍。

4.過去不應神話

北京晨報:今天很多年輕人認為,那個時代更平等,是這樣嗎?

資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為大家都窮。實際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隨時可能被處理,就算沒受沖擊,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權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鄉下,遠離權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時干部和國營工廠的工人有免費醫療,可農民沒有,我們下去的人中有的學了針灸,老鄉排隊來看病,稱他為“神醫”。那時各大醫院的名醫都被打下去勞動,讓護士開藥方,可首長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從來不找赤腳醫生,他們會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醫,其實他們每個人的周圍本來已配備了小醫院。

北京晨報:可那時的人不是很樸素嗎?

資中筠:大家確實很樸素,高級干部穿著也很樸素,衣服破了打補丁,有的還坐飛機到上海找專門的裁縫打補丁。

5.不愿被介紹為首長翻譯

北京晨報:很多媒體上說,您曾給毛主席做過口譯,您似乎不愿意提這件事?

資中筠:我專門為此寫過一篇文章“關于我的履歷”,收在《士人風骨》中。媒體還是喜歡這么提這個,說明我們誦頌圣文化的傳統依然深厚。仿佛曾經為大人物服務過你就如何如何,其實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種頭銜。個人的水平不因服務對象改變而改變,我翻譯過巴爾扎克,媒體怎么就不說了?這件事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無非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當時也沒說什么特別難翻譯的話,因為他不參加具體問題的談判。后來“文革”中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人們把首長翻譯看作“身邊人員”,我更加要特別聲明我從來不是。這次關于首發式的報道,有人告訴我網上有的報道干脆就把我說成“毛澤東的翻譯”,其他都不存在了。實在令我無可奈何,不知那記者是怎么想的。

北京晨報:您和周總理接觸更多,對他的印象如何?

資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記性非常好,腦子仿佛是一個資料庫,見過的人他都記得,所有服務員都能叫出名字,能記住她們的某個特點,他很周到,能讓所有人都有親切感,他也愿意在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識面很廣,在各領域都能提出很專業很具體的意見,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當時咱們也沒有現在這樣大局面的外交。抗戰時期他在重慶為中共爭取了很多知識分子。

6.主動掙脫塵網

北京晨報:您后來為何主動轉向學術呢?

資中筠:在外交系統,最好的工作是所謂“一線”,即在“部里”和大使館,其次是我當時工作的“對外友協”之類,最差的是去學術部門,犯錯誤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里。在“對外友協”,需按口徑說話,事務性工作多,那時我快50歲,忽然就想獨立了,不想再事事聽命。更何況,當時國際問題研究所有一個非常好的圖書館,國際問題資料最豐富,我一輩子都是跟著圖書館走,當年上清華也是因為圖書館好。

北京晨報:對這個選擇,陳樂民先生同意嗎?

資中筠:聽說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驚,部里說安排我去駐外使館。陳樂民生怕我答應,因為要去兩個人得一塊兒去,我們都特別不喜歡使館的工作,閉塞且人事關系復雜,還必須事事按口徑說話。陳樂民更厭惡官場,他最喜歡抄寫陶淵明的那句詩“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7.斯文就這樣消逝

北京晨報:老一代學人給人最深的印象是他們的風骨與操守,為什么后一代學人就沒能傳承下來呢?

資中筠:我們大學畢業時,因為歷史相對簡單,可以到外事一線工作,逐步替代那些解放前就業的知識分子,但我們只是暫時被信任。領導說現在還用你們,是因為工農子弟還沒成長起來,如果不加緊改造自己,等“我們自己的子弟”進來時,你們就要被淘汰。文革前夕新分配來的大學生出身大多符合“紅五類”標準。我們已經下鄉了,我和他們這一代人沒有更多接觸,不太了解他們的情況。他們的命運參差不齊,有的是造反派骨干,有的也被打倒,不得不上山下鄉,甚至進監獄。其中高干子弟的命運和他們父母的命運息息相關,有些人在命運的大起大落中,嘗到了民間的疾苦,也就想通了:權力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報:今天讀書人的修養確實有很大的滑坡。

資中筠:修養需要幾代人慢慢熏陶出來,今天啟蒙說得太多了,甚至成了貶義詞,這也沒辦法,啟蒙關鍵是要回到生活層面上來。我在小學時有公民教育課,一開始就教孩子們不隨地吐痰、不闖紅燈、講禮貌,就是基本的公德。到高年級有少數服從多數等民主原則,一個人講公德,是從小訓練出來的。日寇占領時期,我們學校公民課沒有了,改成“修身”課,學四書五經,講忠孝節義,這是件有趣的事。從歷史上看,異族統治者往往尊孔,這是為了他們統治的需要。

8.權力與道德的博弈

北京晨報:我們從小老師也教導要“五講四美三熱愛”,可為什么沒起到良好的效果呢?

資中筠:解放后,宣傳個人道德,拔到一個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個人完全“無私”,可宣教者自己也沒做好榜樣。此外,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政治標準放在了第一位,搞“階級斗爭為綱”,常識中的道德標準服從政治,一個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上說了錯話,那么什么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個人政治正確,哪怕他男盜女娼,也沒人管他。許多勞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范,可后來說成是保守派、修正主義,是“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結果一樣挨整。總之,只要跟對人、站對隊,就可以無所不為。當年的鄉紳,做了那么多慈善事業,反而成了他們的罪名,說明他們虛偽、麻醉人民的斗志,好事干得越多,罪過也就越大,在這樣的氛圍中,道德環境自然會受到傷害。“文革”結束后,在商業大潮的沖擊下,一切向錢看,又使我們的道德基礎進一步滑坡。

9.我們輸出什么文化

北京晨報:在今天,輸出文化成了熱詞,但在自身問題沒解決好的前提下,這是否會帶來負面問題?

資中筠:有可能,輸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輸出腐敗文化。在有些國家,確實有不少中國企業家把國內的做法搬到了國外,賄賂當地官員,搞權錢結合,造成了不良影響。上世紀70年代,美國也出現過類似如何處理與某些新獨立國家做生意的問題,因為這些國家政府控制的企業多,賄賂成風。美國面臨要不要“入鄉隨俗”的問題。最終經國會討論,達成共識:如果聽任這種行為泛濫,則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商業倫理將崩潰,因此制定了《海外反腐敗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書面承諾,不行賄,并接受調查。這時與中國還沒有關系。美國公司在進入中國市場時,也受《海外反腐敗法》約束,但是中國生意大,如果因為反腐敗而在競爭中失利,損失太大。他們又經過討論,還是堅持反腐敗法的原則,但稍有放松,比如為了催一個批件,請客吃飯不算是腐敗,外企中很多是中國本土員工,他們會想一些辦法。總部雖然年年照例查,但對有些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前幾年有一家外國公司在中國行賄,被自己國家查出,金額達200萬,可我們只承認2萬,也許是雙方標準不同,也許是我們不愿深究。凡此種種。我們輸出什么文化呢?抬出孔夫子來救不了我們。

10.不要諱疾忌醫

北京晨報:面對這樣的情況,啟蒙是不是解決之道?

資中筠:如果意識不到自己的問題所在,啟蒙也白搭。許多人比喻這種心態是“皇帝的新衣”,我認為這個比喻不太準確,我看更像是一個長了瘡疤的人,穿了件華美的衣服,他以為這就可以掩蓋問題,可對于醫生來說,一眼就能看出他有病,可誰說他有病,他就搞掉誰,越是胃痛,越不讓人提“胃”痛,其實醫生說出來,不是為了出他丑,而是告訴他:趕快去醫院吧。但他不愿意聽。

北京晨報:今天不少年輕人都有困惑,我們該何去何從?

資中筠:不要問“我們”該怎么辦,要問“我”該怎么辦,這可能更實際一些,每個人都有底線,在任何環境中,一個人憑著誠實的勞動,總可以生活下去,不一定非要走邪門歪道不可。不過需要有一定的理念和韌性。就看每個人的修養了。

北京晨報:可堅守底線,并不那么容易。

資中筠:堅持底線,不同流合污,確實不容易,因為環境的誘惑相當大,所以我總問這樣的一個問題——如果你在奶粉廠工作,你又明知老板在往里面加三聚氰胺,你如何辦呢?假如你的房子要還貸,需要這份工作,如果你拒絕就會失業(至少是暫時);如果舉報,風險更大;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幫兇,如何面對那些受害的娃娃?你會如何呢?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走過去了,就是海闊天空。每個人守住底線,社會才會好。不一定要做英雄,因為每個人才能、機遇不一樣。

11.啟蒙應潤物細無聲

北京晨報:今天的網上,一些網友戾氣很重,這該怎么辦?

資中筠:這個問題我說不出來,戾氣很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識到的人,才可能去改變,這本身就是啟蒙的一部分,即回歸理性思考,而非情緒宣泄。

北京晨報:換言之,解決這個問題,依然需要啟蒙運動?

資中筠:啟蒙就可以了,不要運動,啟蒙是照亮自己的心靈,它是潤物細無聲的。一個社會的戾氣,可能更取決于執政者,而非普通老百姓,所謂戾氣,大多是在出現不平時,而又沒有正常宣泄和解決的渠道才會集聚起來,對此應認真思考。在社會轉型期,大家都希望平穩過渡而不要暴力動蕩,但是縱觀歷史,走哪條路的決定性因素在上,而不在下。老百姓都希望安居樂業。“民反”都是官逼出來的。

北京晨報:先生一直在為啟蒙而奔走呼號,是不是您這一代人對此更有緊張感?

資中筠:80多歲的人中,關心時事的也不太多,你看那些在公園跳舞唱歌的老人,他們絕大多數并不大關心,只有做過一些事的人才會關心這些。當然,80多歲的人更敢說話,因為負担少一點,得失少一點,這是客觀環境決定的,經歷了這么多事,自以為看透了。其實,今天年輕人也有看得很清楚的,總之,童言無忌,老言也無忌。

12.占領華爾街很正常

北京晨報:“占領華爾街”的活動影響巨大,您怎么看?

資中筠:很正常,這在美國歷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依然在制度框架之內。美國代議制民主框架分幾層,當體制內層面的調整機制不夠時,群眾運動便會起來加以補充,這是自發的。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拉大,老百姓早該上街了。肯尼迪當年曾利用“向華盛頓進軍”向國會施壓,從而通過了保障黑人的法案,上世紀60年代席卷歐美的左翼風潮,也曾極大地推動了社會改革,對于這些國家來說,這并不奇怪。其實美國人并不太在乎貧富差距,但是他們對失業率更敏感,因為失業率事關尊嚴,一個下崗白領領救濟,這很丟面子。特別是感到競爭規則越來越不公平。美國資產者從全球化中受益很大,卻沒有惠及老百姓,因為資本可以流向廉價勞動力的國家,從而削弱了本國勞動者討價還價的能力,再加上華爾街金融大亨們的投機,受損失的都是普通平民,大家當然不滿意。至于這場運動的結果是否會推出必要的改革,還有待觀察。不過無論如何不能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運動,就證明我們制度優越,不需要改革。

陳輝采寫
 

2011-10-28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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