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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人物】妻子眼中的丈夫:多面秦暉的小清新與重口味
【周日人物】妻子眼中的丈夫:多面秦暉的小清新與重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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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有一年正月十五,我們在曠野里散步,混濁的空氣使那一輪滿月都變得黃黃的,有些凄涼和惆悵。秦暉突然興趣所致唱起了詞調,從一剪梅、賀新郎、菩薩蠻、憶秦娥、孤雁兒、蝶戀花,一首接一首唱下去,很好聽,也符合當時的意境,有些中間歌詞記不清的地方,就胡亂編排含混的帶過。我很感動他為我唱的這些詞曲,望著他想說點什么,可看他根本就沒有理會我,沉浸在自我當中,就知道他不是為我唱的,而是自己想唱,就像他突然走進了中國詞牌房間,打開了記憶一發不可收拾。可轉念一想,能有幸成為聽眾也不錯。選自《經濟觀察報》2011年8月,作者:金雁。


暑期溽熱,打開電腦“犯懶”的時候,就敲一些輕松的話題,如要論話題來講,無疑秦暉是很有說頭的人,他的長相和處事風格容易給人以欺騙性,很多人都認為他是個書呆子類型的人物。錯!他只是由于眼睛不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習慣,在他思考和寫作的時候很容易進入問題而忽略其他,顯得有些癡態,其實就他的性格來說,他是一個很好玩、興趣廣泛甚至有時會耍賴、很有喜感的人。



秦暉喜歡唱歌,拿起簡譜就能唱,且音準很好從不跑調。但是KTV里的流行歌曲他一首也不會,他唱的歌全是和歷史知識有關或者與他的研究相輔相成的。比如“二戰”的、“文革”的、政治的、宗教的、國歌系列、外國情歌,甚至包括采風的“酸曲”之類。上世紀80年代我們還沒有電視的時候,自己也不做飯,每天從食堂吃完晚飯出來,都要到附近的菜地或麥田里去散步,這幾年由于獲取信息的手段多樣化,我們又恢復了過去的老習慣,散步成為晚飯后的保留節目。我們每天的散步都有一個話題,一般說來是以相互講歷史為主,或講中國通史演繹,或全世界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個個地在嘴上漫游,但是也有一些七七八八古怪的題目,或者講全世界的大河以及水庫,或者講兵器知識,或者唱《外國民歌200首》。這是老知青的保留曲目,凡插過隊的人人都能唱幾首,我知道像鄭也夫、何光滬、梁曉燕、郭于華都能張口就來,且音色很好,但是秦暉熟知的歌曲面顯得更“刁鉆古怪”一些。


秦暉的音域不寬,音色比較單調,但聽力記憶不錯,只要興趣高漲一口氣唱幾十首不在話下。為了不“大混戰”,每次我們都定一個基調,比如“二戰”主題的話,就要對立陣營的全唱,不能只唱一邊的,唱完蘇聯歌曲,我一定也讓他唱納粹的《黨衛軍之歌》《我們的隆美爾》。其實就旋律來說,蘇德兩邊的歌曲極為相似,都是慷慨激昂、鼓舞士氣的進行曲,而且歌詞都是以正義的化身自居,有強大的氣場,絕不像我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電影中描寫的“反動派”音樂那樣猥瑣、陰暗、晦澀和流氓氣,如果不知道的人一定會把德國法西斯的歌誤認為是蘇聯紅軍的歌曲。


有一年正月十五,我們在曠野里散步,混濁的空氣使那一輪滿月都變得黃黃的,有些凄涼和惆悵。秦暉突然興趣所致唱起了詞調,從一剪梅、賀新郎、菩薩蠻、憶秦娥、孤雁兒、蝶戀花,一首接一首唱下去,很好聽,也符合當時的意境,有些中間歌詞記不清的地方,就胡亂編排含混的帶過。我很感動他為我唱的這些詞曲,望著他想說點什么,可看他根本就沒有理會我,沉浸在自我當中,就知道他不是為我唱的,而是自己想唱,就像他突然走進了中國詞牌房間,打開了記憶一發不可收拾。可轉念一想,能有幸成為聽眾也不錯。這個發癔癥的老兄,不是你想讓他唱什么他就能唱什么,而是他信馬由韁想唱什么你就只能聽什么。十五的鞭炮聲遠遠傳來,他一口氣唱了十多首曲,被混濁的空氣嗆得直咳嗽,這才意猶未盡地住口,并不忘告訴我說,宋代早期的詞牌大多是香艷傷感惆悵的,后期以后才有了像破陣子、滿江紅這種大氣雄壯帶有陽剛氣的詞牌。他的這種知識講解并不錯,但是一下子就破壞了剛才唱詞牌時的意境,真是職業毛病,非得把淡淡思緒和情調變成煞有介事的課堂教學,真是不懂情趣。


最好玩的是,有一次他突然講起在農村采風的時候收集的“酸曲”,便一口氣唱了幾首,有的已經被《劉三姐》加工成什么“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沖不斷是真絲(思)”,有的還保留原初狀態如什么“想妹多,想妹多,吃飯當吃藥,睡覺睡不著”,還有更黃的,“席子墊妹,妹墊哥⋯⋯”之類。據說當初作為下鄉知青的他,被縣文化局借調搞民間文藝創作,在農村收集山歌小調的時候發現全是這些“黃段子”,因為覺得不符合時代精神,再加年紀小害羞,初次接觸民間真白火辣的東西,只把曲調記錄下來而沒有記錄歌詞。現在想想其實這也是一筆財富,雖然每個地區的民間都有類似的“酸曲”,但南北方言的差異使得曲藝的表現有所不同。我還看了他當年用這些曲調改寫的壯劇、彩調之類應景的宣傳劇目,全是“文革”中的宣傳材料,有文獻價值沒有欣賞價值。我倒是對民間原始東西興趣更大,因為那是這些東西可以在民間流傳的原因,但可惜的是他能記起來的已經不多了。


2011年大唱“紅歌”的時候,他也唱,但他說薄熙來搞的那些都是假的,當年真正的“革命歌曲”有延安和重慶兩種類型,典型延安型的主要是軍隊歌,而重慶型的都是罵“黨國”、反專制的“學生歌”。薄熙來是在重慶唱“紅歌”,怎么就那么數典忘祖?他應該請我到重慶教“紅歌”!說著就唱起上世紀40年代學生運動中諷刺言論管制的《茶館小調》,罵通貨膨脹的《五塊錢》,罵警察的《古怪歌》《你這個壞東西》,還有《民主青年進行曲》《五月的鮮花》,很多歌都是他父親當年搞學生運動時唱的歌(秦暉父親是廣西師院1947年的學生會主席,是反蔣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他說在革命黨階段,真正的“紅歌”都是抨擊現實的,歌功頌德的歌曲只能叫“保皇歌曲”。


秦暉改歌詞的功夫也很厲害。比如《雪山飛狐》的主題曲,他過去為了嚇唬女兒不要到處亂跑,把歌詞改為《大妖怪》,“在馬路邊的高樓里住著一個大妖怪,那個妖怪他不吃別的專門吃小孩,妖怪的牙齒很銳利,它的爪子很厲害,捉住那小孩一口就將那小手咬下來”,以至于我們都忘記了原歌詞。他的記譜能力很強,很多曲調張嘴就來,但是往往記不住歌詞,所以改詞幾乎不假思索張口就來,且每次都不一樣,很少重復。


有次他看到電視上關于車臣“黑寡婦”的新聞,便隨口哼起《回娘家》,把“左手一只雞,右手一只鴨”改成“殺了一個人,放了一把火,安裝了一個定時大炸彈,哎呀,怎么去見我的媽”。恐怖新聞讓他弄得可笑又可氣,我們直罵他沒良心。早上吃藥的時候他就會以《我是小海軍》調子唱,“我是個藥罐子,呱呱叫的藥罐子,白天也得吃,晚上也得吃,天天都吃藥,將來還得死。”有時我問他:“今天吃什么?”他會套用《橄欖樹》的曲調唱道:“不要問我想吃什么,面條大餅都可以,你做出什么我就吃什么,草根樹皮也可以。”


如果他做錯什么事我批評他,他就套用《勞工神圣》的曲調,“被壓迫的是我老公,被剝削的是我老公,世界呀我們來創造,社會呀我們來拯救,你是我老婆,我是你老公,老公,老公,應做世界主人翁!”由于我們作息時間不一致,有時候他會在我凌晨睡得正香時,突然跑過來對著睡眼惺忪的我,深情款款地唱“見時亦難別亦難”“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之類的古曲,讓你在睡夢中有一絲感動,待到醒來想讓他接著再唱時,坐在電腦前的他腦袋就像短路般,接不到那根線上了。



如果要說秦暉的愛好,旅游無疑可以排在第一位。可能他在旅游時分泌出來的多巴胺比較高,這也許是童年時在地圖上漫游的愿望能夠得以實現的刺激,好像天下沒有他不想去的地方。有一次有人來電話問他想不想去戰亂中的緬甸,是我替他答復的,說“這個環節可以略去”,因為我知道,越亂他興趣越高。還有人問他愿不愿去南美的一些小國家,說整個旅途會很辛苦,這些因素壓根就不在他的考慮范圍,“火星他都愿意去”。


我曾說,如果要問什么是秦暉的軟肋的話,“旅游”說,意思是指一對情侶出國旅行,旅行中的秉性脾氣、愛好情趣、生活習慣不同,一路上的細節摩擦,回到機場就從此“拜拜”了。此話不假,如果不是報團的旅游,完全自由行的話,是很考驗相互的默契和應變能力的。所以現在電視熒屏上“爸爸去哪”“花兒與少年”之類的旅游節目很火,就因為它的意外性和戲劇性是一大看點。對我而言,秦暉算不算得上“好伴侶”可以另說,但絕對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好旅伴”。


我女兒曾把秦老爹戲稱為是“天下第一導游”。他經常在出游時以“迷倒一票人等”而受到贊譽,甚至可以說即便是“當地通”,也對他如此熟知當地的掌故驚訝不已。他的解說加上圖片,立馬就可以成一篇圖文并茂的佳作。


女兒曾列出與秦老爹出游的三大好處和三大劣處,我基本認同。與秦暉一同出游的好處在于,第一,他的導游是有歷史厚重感的,而且真實,絕不是旅游點上那些說得天花亂墜的故事可以比的。他就像考古挖掘現場一樣,會按文化累積層來一層層遞進地講清因果關系,有文字記載,有旁證,有爭議之處,一下子便能顯現出歷史學家與導游的區別。他經常能從導游附會添加的“野史故事”中聽出破綻,加以糾正或指出邏輯漏洞。很多專業導游就怕遇上這種“較真”的學者。記得我們在美國旅游,在意大利、土耳其旅游的時候,他幾乎一路糾正導游的錯誤,搞得人家很下不來臺。以后導游就刻意回避他,可偏偏這位老兄缺少“眼力見兒”,又有好奇心極強刨根問底的精神,一邊要糾正導游的錯誤一邊得了機會還要再問導游,看得我們這些旁觀者忍俊不禁。


第二,他的講解是立體感的,上到自然資源的山川河流、礦產儲備、下到建設開發、拆遷征地等社會問題。他的導游是有現實感的,有人文關懷以及比較意識的,所在國家的國歌、黨派政治人物無一不關心,無一不涉獵,而且往往還會與中國聯系起來比較。有一次在捷克旅行途中,他在介紹完捷克的風土人情后,突然興致大發,唱起了捷克國歌,捷克司機一手把著方向盤,另一只手伸出大拇指舉得高高表示贊許。


另外,他的識圖能力超強,只要一圖在手從來都不會走錯路。這可能得益于他小時候喜歡看地圖的習慣。在還不太識字的時候他就愛看地圖,那時候有很多舊版的書,閱讀順序和現在的不一樣,所以他把黎巴嫩讀成“嫩巴黎”,心里想這個“巴黎”比較“嫩”,法國的“巴黎”比較“老”;把“板門店”記作“門板店”,想著那個地方一定是賣門板的;或者認得其中的一個字,比如把“立陶宛”讀成“立瓷碗”,不一而足。這種認圖習慣使得他在任何城市都可以游刃有余行走。


我們很多次在國外陌生的城市里穿行,一行人里,語言好的有的是,但認路的能力比他更好的,我還從沒有見過。他帶著我穿大街過小巷,沿途還不忘順便去幾個有典故的地方,從來不走重復路;正當我懷疑他帶的路是否正確時,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知道從哪個小胡同里鉆出來,酒店就在眼前。在華沙的時候,因為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那住過將近兩年,起初他總是問我那里有什么,這條路該怎么走,后來發現我這個“路盲”根本靠不住,索性按圖索驥,絕對在有限的時間內達到效率最大化。


當然,秦暉的這種導游方式也不是沒有短板,他的那一套不是所有人都買賬的。我有時就嫌他厚重有余輕松不足,知識性過于密集,趣味性不足,只考慮自己不考慮他人。本來人們出來旅游是為了換個環境而放松的,跟著他聽一天信息量太大,沒了那種悠然自得,反而緊張得像打仗。每次出行回來,我都需要“休整”多日才能恢復元氣。好多年前他帶著女兒和小侄子去看歷史博物館,對著一個櫥窗講起來沒完沒了,小孩子哪有那個耐心,我女兒敢怒不敢言,無奈地跟著,旁邊倒有一個聽眾很喜歡他的講解,一個櫥窗不落地一路跟著聽得很過癮,連稱“高人”。我小侄子一溜煙地自己跑了一遍,回來說:“姑父,我已經從當代社會回來了,你怎么還在原始社會呢?”可見這種講解多么不適應小孩子的口味。


與秦暉一同出游的三大“短處”,首先,他的旅行不是享受型的,而是受苦型的,甚至是自虐型的,因為他有“旅游興奮基因”,別人不見得能夠始終保持這么飽滿的情緒。二十幾年前在南京39度、40度高溫的時候,他帶我們去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我們戲稱,在大屠殺紀念館的30萬人后面要再加上三人,因為我們三人是“熱死”的。在新疆吐魯番盆地45度高溫時,他在戈壁帶我們去看古墓,我因為中暑差點沒命斷在古墓里。


其次,由于他的安排過于飽和,總怕某一處地方的歷史古跡有遺漏,每天都累個半死,再加上他是個“拍照達人”,用張鳴的話說,他一路走過去,“死的、活的、半死不活的,都要一網打盡”。像我這體力好的人都吃不消,到最后疲勞感抵消了興趣,也就興味索然了。所以到最后我們每每要和他分道揚鑣,說寧肯在路邊的咖啡館里看行人也不跟著他亂跑了。還有,他一般不去那些成熟的大眾景點,而要去他認為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在撫州為了去看宋代思想家陸九淵的墓,一路走一路問,在當地人都不清楚的情況下,硬是在一個荒草萋萋的山坳里找到了。在意大利為了要去看墨索里尼“薩洛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舊址,花費了很多時間,而錯過了大眾化的經典項目。


最后,他的旅游項目里,沒有購物這一條,他覺得在把有限的時間花在購物上不值當的,更何況國外旅游點90%的產品都是“中國制造”。而這一點也讓我們覺得很不爽,我們的邏輯是“不花錢的女人那還叫女人嗎?”所以五天以上沒有購物環節我們就會“罷工”,拒絕與他同行,當然我們所謂的“購物”,無非也就是在商店里看看。



秦暉的作息時間之混亂,就像沒有生物鐘一樣,經常是我起來的時候他躺下,他起來了我卻按照正常作息該睡覺了。大部分時候我們居住得都很擁擠,人均居住面積只有幾平米,我們家因為書多,就更顯得凌亂不堪。我們開玩笑說,干脆把雙人床換成單人床得了,反正是輪流睡覺,一張單人床足矣,還能節省些地方。即便有時夜里能正常作息,他經常會睡到半夜穿著褲衩背心消失一會兒,就像夢游一樣,一會兒再悄無聲息地躺下。你問他干嘛去了,他就說,我敲了幾行字。他也會在廁所里大叫,送一支筆來,可能又是想起了什么,以后我們干脆就在廁所里擱上卡片和筆,以便于誰想起什么來,拿著也順手。久而久之,家里到處都是隨手涂寫了幾行字的字頭。他的桌子上凌亂無比,灰塵遍布,即便如此,他的桌子是不能擦的,秦暉和明成祖訂立的“片板不下海,寸貨不入番”的規則一樣,給我們規定,“卡片不出門,寸紙不亂丟”,以防我們把他隨手記下來的靈感當垃圾一樣掃地出門了。這樣的結果就是家里像廢品收購站,自己掐在窄窄的一溜地方連胳膊都伸展不開寫東西。


按理說我們的住所不算太差勁,但架不住秦暉不斷往里塞東西,家里的書到了都要“流”出去的地步,擺在門口的廢舊報紙堆經常會垮下來,搞得從外面回來連門都推不開。如果恰好趕上我們倆連續有課的日子,那家里就到了要什么找不到什么的地步。我最窩火時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這一輩子最大的浪費就是三分之一的時間都拿來找東西了。”


這時候我就特別想讓他出差出去幾天,趕快歸置一下,雖說臟亂的環境得不到徹底根治,起碼能讓我心靜下來。否則他的“亂”就會導致我的“躁”,特別容易上火,心神不寧的無名火。每次他出差剛一出門,我立馬進行“大掃蕩”式的清理工作,從桌子上和床上清掃出半簸箕的廢紙垃圾,當然他的那些卡片是不能丟掉的,頂大不了就是摞一摞,等到擦干凈桌子、清理出一些地方的時候,總會長出一口氣,有一種找回自我的感覺。我知道等他回來但凡找不著什么又該大喊大叫了,說每一個字頭都有特殊的用處。


秦暉并不高產,寫作速度一點也不快,在網上大量查閱就不說了,光是在家里翻書,每次都像抄家一樣,案頭和床上堆得像小山一樣。他的擴展能力很強,那種自然天成的特點處處可以流露出來,他所需要占的空間是他身體的數倍,是那種有多大地兒就能占滿多大地兒的人,寫文章鋪的攤子大,經常是滿床滿桌的資料文獻,搞得他自己沒處睡覺,別人無處下腳,把他的“存在感”擴散可以達到的地方。


再加上他是那種大腦好、小腦不好的人,所以明顯的動作不協調,不能從事體育不說,也會影響到寫作,因為很多想法在腦子里十分成熟,只欠落實到電腦里。但就是這個過程往往滯后得不行,甚至超過構思過程,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編輯朋友,答應人家的文章應該說是呼之欲出,但落實起來就比較困難,答應了不算數的事情經常出現。


由于秦暉的自學習慣,自然天成,從來沒有個學科邊際,想到哪就學到哪,關注到哪。這是與科班出身的人最大的區別,不老實呆在自己的專業“圍墻”里種自己的那一畝三分地,溜達溜達就躥進了別人家的園子。所以問題意識特別廣泛,常常是寫著這個話題,又發現了一個關注點,這種“拓展方式”也是文章難以按時完成的一個因素。他經常把編輯的耐心透支光了,文章還不見出手,一拖再拖。這時我就想起他小學同學講過,他們的語文老師不喜歡他,是因為他經常不按時交作文,倒不是沒有寫,而是每次越寫越長,收不了尾。這個毛病到現在也沒有改掉,作為編輯的女兒屢次約稿被“閃”,氣得她說,“有時候真想把這種作者給殺了。”我想每一個向他約過稿、催過稿的編輯都有這樣的痛苦記憶。


秦暉的電腦經常壞,其頻率之高超過常人數倍,我們周圍的熟人、朋友、朋友的朋友、學生、親屬、同事,凡是稍微懂電腦的人,都為他修過電腦,幾乎可以說該煩的人都煩遍了。曾有一位在清華讀博的小姑娘是個電腦高手,不止一次地為秦暉修過電腦,占用了人家大量的時間,而且每次都是急茬活,十萬火急,有一些東西等著要發出去。小姑娘畢業后本來可以留在清華,可人家堅決不留,到上海工作去了,我想這里面多少都有些“再別來煩我”的考慮。而且電腦對秦暉來說比什么都重要,一旦電腦出了問題整個人就立馬“毛”起來,完全處在不正常狀態,不停打電話到處求救,走馬燈般請人來幫他,那時他就像一個一點就炸的火藥桶,我們娘兒倆都知趣地躲得遠遠的,知道這時惹他是自討苦吃、自觸霉頭。而這時哪個電腦高手的編輯幫他一把,他肯定是最好說話的,絕對有求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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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3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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