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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茨基: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  鳳凰讀書
布羅茨基: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 鳳凰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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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

布羅茨基


當我們聚集在這里,在這十二月寒冷的夜晚,在這間照明完善、體面誘人的房間里,談論流亡作家的苦難的時候,且讓我們暫停一分鐘,來想想那些——可以說很自然地——沒能走進這個房間的人們。讓我們想一想,比如,那些正徘徊在西德街頭,對周遭現實茫然無知或無限嫉妒的土耳其Gastarbeiters。或者,讓我們想想那些正在公海上漂泊的,或已在澳洲腹地某處落腳的越南船民。讓我們想想,那些在躲過邊境巡邏,從南加洲的深溝險壑里爬上美國領土的墨西哥苦力。想一想那些在沙特或科威特成批登陸的巴基斯坦人,流油而富的當地人所不屑的下賤工作,他們群起而爭之。想一想那些逃避饑荒,長途跋涉,穿越不毛而涌入埃塞俄比亞的索馬里人——或者是相反,涌入索馬里的埃塞俄比亞人?行了,我們可以到此為止,因為一分鐘的想像時間已經過去了,盡管這個單子還可以加長很多很多。沒有人統計過這些人的數目,將來也沒有人——包括聯合國的救援機構在內——會去統計:他們成千上萬,無法統計,他們組成了所謂的——由于缺乏更好的字眼或更多的同情——移民。


無論這一現象最貼切的名字叫什么,無論這些人出于何種動機,從何處來,向何處去,也無論他們對他們所拋棄和加入的社會將分別產生怎樣的影響,有一點是明確無疑的:他們的存在,使我們很難再煞有介事地談論什么流亡作家的苦難。


但我們還是不得不談;而這不僅僅是因為文人,就跟窮人一樣,向來要自求多福。更主要地,這是出于一個古老的、然而大概也是毫無根據的信念:假使這個世界的統治者多讀一些好書,那些迫使千百萬人背井離鄉的錯誤與災難便可以有所減少。既然我們對于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幾乎無處安放,而一切其他努力又似乎都以這樣或那樣的失敗告終——既然是這樣,我們便不得不以某種方式相信,文學是社會擁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險,是對以鄰為壑(dog-eat-dog)之法則的永不失效的拮抗,也是對任何一種推土機式、一刀切式方案的最有力反駁——如果必須給一個理由的話,這理由便是,因為人類的多樣性恰恰是文學的存在理由和全部內容。我們不得不談,因為我們不得不堅持,在展示人性的微妙這一點上,文學無疑是比任何教義和信條都更偉大的、最偉大的教師;也因為,一個社會若是干預文學的自然存在,妨礙人們從文學中獲得教益,則它必然會降低自身的潛能,放慢進化的步伐,或許,最終還將危及它自身的穩固。而如果談論它意味著我們必須自言自語,那或許反倒更好——并非對于我們自己,而是對于文學。


無論流亡作家他本人樂意于否,Gastarbeiters或任何一撥難民都等于是拔掉了他翻領上的鮮花。背井離鄉與錯投他鄉在本世紀都是家常便飯。而我們的流亡作家跟Gastarbeiter或政治難民的共同之處在于,兩種人都是逃離較壞的地方,奔向較好的地方。而關于這件事情的真理是,出于獨裁的人只能夠流向民主。要知道,流亡現也是今非昔比,它不再是離開文明的羅馬而前往野蠻的薩爾馬提亞,也不是把一個人從,比如說,保加利亞,打發到中國。現代流亡中所發生的,一般說來,是從一潭政治經濟的死水轉移到一個工業上發達而嘴皮上掛著有關個人自由的最新結論的社會。而另外必須補充的則是,對于一個流亡作家來說,選擇這條道路在很多方面都像是重歸故里——某個理想一路激勵著他,而向著那一理想之所在,他又走近了一步。


如果把流亡作家的生活按體裁歸類,那么它必然屬于悲喜劇。因為先前有過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對民主制度在社會上和物質上的優越性的體驗之集中,之深刻,遠遠超過這一制度下的本國人。但恰恰由于這同一個原因(其主要副產物為語言隔閡),他發現自己徹底無力在這個新社會中扮演任何有意義的角色。他所置身的民主國家給了他物質上的安全,卻使他在社會上變得無足輕重。而無足輕重(lack of significance)是任何一個作家,無論流亡與否,都不能接受的。


因為,往往正是對重要地位(significance)的追求構成了他寫作生涯的絕大部分。至少,重要地位往往是寫作生涯的結果。在流亡作家這一個案里,這幾乎還無一例外地是導致流亡的原因。此外,我們或許還要迫不及待地加上:流亡作家身上這種對地位的欲望,是他對原先所在社會的垂直結構所產生的一種條件反射。(自由社會的作家身上的這種欲望,則反映著民主制對它自己不合憲的往昔的返祖記憶。)


就這個方面而言,流亡作家的處境的的確確要比Gastarbeiter或普通難民的處境糟糕得多。他渴望得到承認和重視,這搞得他寢食難安;他忘記了,作為大學教師、講師、小雜志編輯或撰稿人(這些是如今流亡作家中最常見的職業),他遠比干苦力的掙得多。也就是說,我們這位老兄是有點腐化墮落了的——幾乎就他的本性而言就必然如此。不過話說回來,在無足輕重默然無聞的狀態下還能泰然自足的作家,即便在最佳條件下,也只如格陵蘭的鳳頭鸚鵡那般稀少。在流亡作家中這種態度則幾乎全部絕跡。至少,在今天這個房間里,它不存在。這固然可以理解,但依然令人悲哀。


這令人悲哀之處在于,如果說流亡有什么好處的話,那就是它教人謙卑。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流亡是關于這一美德的終極課程。而對于一名作家來說,它尤其是無價之寶,因為它將給他可能的最長遠的眼光,正如濟慈說的,“你遠在人類之中”。消失在人類之中,消失在人群——人群?——啊是,在數十億人之中;像常言說的那樣,成為大海里的一根針——只不過是正在被某些人尋覓的一根針——這,就是流亡的全部。放下你的虛榮吧,它說,你不過是大漠中的一粒沙。不要用你那些筆桿子朋友來衡量自己,要用人類的無窮來衡量自己(而人類的無窮差不多就跟非人的一樣糟)。你當從這無窮中說話,而不是從你的野心或嫉妒里說話。


然而,不消說,這一呼吁并沒有引起注意。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生活的評論家總是更熱衷于他的評論家地位而不是他評論的主題。至于他流亡的時候,他則認為他的處境嚴酷已極,斷斷不能讓它進一步惡化。至于對謙卑的呼吁,他則認為不合時宜。盡管這樣的呼吁在任何時候都是適時的,但他或許也有他的道理——因為關于流亡的另一個真理是,它是一個超越物理狀態的、形而上的狀態。至少,它有著相當清晰、相當明顯的形而上意味;無視或回避這一點則無異自欺,無異于歪曲你所經歷的一切的真實意義,無異于將自己永遠囚禁在被動接受事物的終端,淪為一個沒有理解力的犧牲品。


因為缺乏一個好榜樣(盡管我們想到了米沃什和穆齊爾),我們無法描述另一種可能的行為方式。不過也沒關系,因為我們今天來這里要談的,顯然是流亡的現實,而不是它的可能。而現實就是流亡作家時時刻刻處心積慮不屈不撓地力圖恢復他的地位、他的領袖作用、他的權威。他主要考慮的對象自然還是遠在老家的同胞們,不過在險惡的異國他鄉,他同樣想呼風喚雨,鶴立于流亡同輩之雞群。他對流亡的形而上意義采取鴕鳥政策,而全神貫注于當前的、眼下的、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于是他對處在同樣困境中的同行污言相向,對論敵大動肝火,接受不計其數的采訪,BBCRTF,德國之聲,美國之音,以及不計其數的公開信,聲明,會議——所有你能想到的東西。過去在采購食品的長龍中或在小官僚散發霉味的接待室里消耗掉的精力,現在被釋放出來,并失去了控制。沒有誰可以節制他,更不必說他的親人(因為他自己就儼然已成為愷撒的妻子,儼然不容置疑——他那大約是識字的、然而已年老色衰的妻子,怎么能夠糾正乃至反對他這個經過權威認證的殉道者呢?),他的自我迅速膨脹,直徑不斷擴大,直至充滿了二氧化碳,脫離現實而飛升——尤其如果他住在巴黎:蒙哥爾菲兄弟正是在此開創了先例。


乘氣球旅行是魯莽的。并且,最要緊的是,它是不可預測的:旅行者輕易就成了風向——在此處,乃是政治風向——的玩物。因而我們的旅行家之熱衷于收聽一切天氣預報、有時候甚至斗膽自己發出預報,也就不足為怪了。這里說的天氣當然不是出發地或者途中某地的天氣,而是目的地的天氣,因為我們的氣球旅行者歸心似箭,無一例外。


而關于這件事情的第三個真理則大概是,流亡作家大體上是一個向后看、向后走的存在物。換句話說,追懷往事在他的生活中(與其他人相比)占有過量的比重,而將現實逼退到陰影之中,并使未來黯然失色,有如沉落在特濃的豌豆湯里。像但丁《地獄篇》里的假先知一樣,他的腦袋永遠朝后,他的眼淚或口水順著肩胛骨流淌。無論他的多愁善感是否天生,這都不是關鍵:關鍵是在國外他注定只擁有一小撮讀者,因而他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被他拋在身后的——真實的,或他想像出來的——龐大的讀者群。前者使他充滿怨毒,而后者使他充滿白日夢。哪怕他得到了旅行的自由,哪怕他確實去了一些地方,他的寫作仍然會死抱著過去那些熟悉的材料不放,寫出的東西也無非是老作品的續集。如果你跟一名流亡作家談起這個話題,他極有可能同你回憶奧維德的羅馬,但丁的佛羅倫薩,以及——稍作停頓之后——喬伊斯的都柏林。


的確,存在著這樣一個譜系,而且它比上面那串名字還要長得多。只要我們樂意,我們可以將它一路上溯,直到亞當。然而我們必須小心它在公眾的、以及在我們這些人的頭腦之中所經常占據的位置。許多高貴家族于世代更迭或一場革命之中所經歷的沉浮我們都很清楚。家譜之樹(family trees)既不能成為森林,也不能遮掩森林,而森林如今正向前推進。這里我在串用比喻——不過我或許能為此辯護說,我的意思是,倘若我們竟指望著自己于將來躋身上述那幾位少數人物的行列,則我們與其說是太過輕狂,倒不如說是太過輕率了。當然了,作家們關心的總是身后聲名,而流亡作家尤其如此——就鞭策效果而言,祖國之陷他于人為制造的遺忘遠不如自由市場評論界拋給他同輩作家的青眼。然而,對于這樣一種自我疏離(self-estrangement)的過程我們得謹慎從事,不為別的,只為我們應該意識到,在人口爆炸的同時,人口統計學也成了文學的一個方面。如今平均每個讀者所擁有的作者,一句話,太多了。幾十年前一個成年人若想想他還須讀的書籍或作者,他會開出三四十個名字;而如今這些名字數以千計。如今你走進書店就如同走進音像店,聽完所有樂隊所有個人的專輯會花掉你一輩子的時間,而這成千上萬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流亡作品——更不要說還是好作品。而哪怕你頭上頂著一圈流亡的光環,公眾也依然會讀別人的,而不讀你的。這并不是因為他們剛愎自用或是被誤導等等,而是因為你的書,根據統計學規律,就應該屬于大路貨或者垃圾一類。換句話說,公眾只想讀他們自己。在世界上任意一座城市任意一條街在白天或黑夜的任意一個時刻沒有聽說過你的人總是多于聽說過的。


當前人們對流亡文學的興趣自然與獨裁暴政的興起有關。我們爭取未來讀者的機會或許也在這里——盡管這保險我們是寧可不要的。而流亡作家,部分是因為這一高尚的警世鐘角色讓他動心,更主要地,則是因為他總也不能放棄有朝一日衣錦還鄉的幻想——于是他緊緊攥住他的老槍。不過話說回來,為什么不呢?為什么要嘗試其他東西,為什么非要費心換一種投石的方式,既然前路無論如何是不得而知的?老一套東西令他滿意得很——最最少也有一次:它為他贏得了流亡。而流亡,畢竟也是成功的一種。為什么要改弦更張呢?為什么不把親愛的老一套進一步發揚光大呢?別的不說,單說那一套現已成為民族志材料這一點,就會讓你在西方、北方、或(如果跟你過不去的是個右翼獨裁)東方出版商那里大受歡迎。而同一個題材寫兩遍,出杰作的幾率總會增加一點——這大約也沒有逃過你的出版商的眼睛,或者,這至少也有助于未來的學者們在你的作品中發現某種“神話寫作”的成分。


不過,無論聽上去多么實在,在使得流亡作家的眼睛緊緊盯牢過去的原因之中,這些因素仍然只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向后看的機制。周遭環境中但凡有一絲一毫令他有陌生局促之感,這一機制便會在他體內悄然啟動。有時一片楓葉的形狀便足矣,而一樹的葉子又何止千萬。在流亡作家體內、在動物性的層面上,這一機制始終處于運行狀態,而他自己又幾乎總是無知無覺。往事,無論明朗抑或陰霾,終歸是一片安全的領地,哪怕僅僅是因為它已經被經歷過了;而無論我們各自所面對的現實如何,人類這一物種掉頭逃跑——尤其在思想中或在睡夢里,因為它們同樣安全——的能力,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表現得異常強烈。可我們之生而擁有這一機制,卻并不是為了珍惜或理解過去(到頭來,我們既不理解也不珍惜),而是為了推遲現在的到來——換言之,為了稍稍拖延時光的流轉。參見歌德之浮士德的臨終呼喚


而流亡作家的全部問題就在于此:他,和浮士德一樣,放不開他那“美好的”、或不那么美好的“瞬間”。然而他的目的卻不在于觀察、理解那一時刻,而只在于推遲下一時刻的到來。他并非指望著再度年輕,而是根本就不想讓明天來臨,因為他明白,明天或許將修改他今天的觀察和理解。故而,明天越是咄咄逼人,他就越是頑固不化。而這種頑固不化也有它非常的價值:運氣好的話,它有可能聚合為極度強烈而集中的體驗,從中我們或許當真能收獲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讀者和出版商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而這就是為什么——正如我前面說過的——他們依然對流亡文學留了個心眼)。


然而更多的時候,這種頑固不化表現為連篇累牘的懷舊。說得直截了當一點,這不過是在應對當前的現實或將來的不確定性上的,失敗。


當然,你可以改變行文敘述的方式,趕趕我們自由市場的同行們的時髦,搞一點先鋒派,加一點情色、暴力、街頭俚語,等等,作為調味佳品,使局面有所起色。但是,風格的轉變與創新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取決于遠在“后方”的、也即我們故鄉的語言的特性,而我們與它縱然藕斷,也有絲連。至于調味品,無論流亡與否,作家們都是決不肯公然拾同行之牙慧的。因而關于流亡的另外一個真理或許便是,它滯緩了風格的演進,它使作家變得更為保守。與其說風格即其本人,不如說風格乃是他本人的神經。而總體看來,流亡生活給神經提供的刺激少于故國所提供的刺激。這一情況,我們不得不說,多少令流亡作家感到不安。不僅僅是因為他(根據定義,并根據文字生涯通常帶來的一切實有的或想像的后果)認定遠在祖國的生活比他自己現今的生活更為真實;也因為在他的頭腦中,存在著那么點兒搖擺于外部刺激與母語之間的、此消則彼長的,鐘擺式的依賴。


人們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情境下,淪落到流亡狀態。有的聽起來比較體面,有的則比較難堪,然而這一切區別在訃聞被宣讀的時候已經失去了意義。你在書架上的位置,不是被你,而是被你的書所占據。而只要他們依然堅持為文與為人的區別,那么比較好的情況總是他們認定你人品遺臭而作品流芳而不是相反。不過,最有可能的結果當然是,他們對你的兩方面都不待見。


而在國外,在流亡中,在陌生環境中的生活,事實上正預示了你身后以書本形式存在的注定結局:消失在書架上,消失在其他作者當中,而你與他們唯一的共同之處只是姓氏的第一個字母。眼下你就在這兒,在某個巨型圖書館的閱覽室里,依舊攤開在桌面上……鬼才會管你是怎么來的這里。為了免于被合上歸架,你必須向你那自認為已經無所不知的讀者抖出些新鮮玩意兒——關于他的世界,關于他自己。如果這聽上去太有些教唆(suggestive)意味,那也無妨,因為不管怎么說,提建議(suggestion)正是這整個游戲的名字。同時,也因為流亡使得作者與他的主人公所隔之遙遠,使我們不得不動用天文乃至神學數字。


這一切令我們感到,要描述一名被迫(被國家,恐懼,貧窮,或無聊所迫)離棄祖國的作家所處的狀態,“流亡”或許并不是一個貼切的詞匯。“流亡”頂多適用于離開的那一瞬間,被驅逐的一刻。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過于舒適,也過于自成一體,以至于不再適用“流亡”這一意味凄涼的字眼。我們在這里集會的事實本身就說明了,如果我們確有一個共同特點的話,則我們無以名之。我們承受著同等的絕望么,女士們先生們?我們都同等地被逐出了我們讀者的視線么?我們全都居住在巴黎么?不。然而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的,是我們恰如書本的命運:我們,在字面與象征的雙重意義上,攤開在巨型圖書館的桌面或地板上,在各個角落里,等待踐踏,或等待一位具有適度好奇心的讀者——或更糟,等待一名忠于職守的圖書管理員——來把我們拾起。我們可以抖給讀者的新鮮玩意兒正是這自成一體的、宇宙飛船般遺世獨立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我可以肯定地說,它造訪過我們每一個人,然而在絕大多數作品里我們卻拒絕承認。


我們這么做是出于務實的考慮,或者說,是出于文體的考慮。因為在這一條路上,不是癲狂,就是冷眼——冷得令人更傾向于聯想到面色白皙的當地人而不是一腔熱血的流亡者。而另一條路呢,卻是平庸(banality)。這些在你們聽來大概像是典型的俄國人干出來的事,所謂頒布文藝工作的指導方針。而事實上,它不過是一個人在發現有如此多的流亡作家——而他們首先是俄國作家——庸庸碌碌、乏善可陳(on the banal side of virtue)的時候,作出的反應而已。這實在是巨大的浪費,因為,有關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的再一個真理乃是,它大大加速了一個人飛往——或是漂往——與世隔絕之境的旅程,而這種航行原本是要求專業素養的;它加速把我們帶入一個純粹的絕對的視角:在那一狀態下,你除了你自己和你的語言之外,一無所有,而在你和你的語言之間也空無一物。這原本要花費畢生時間方能到達的境地,流亡把你帶到那里只在一夜之間。如果我聽上去像在做廣告,那也沒關系,因為,推銷這個觀點的時機差不多到了,而我也確實希望有更多的人接受它。一個比喻也許能幫我說明這一點:流亡作家就好比被裝在宇宙艙里扔向外太空的一個人,或一條狗(但當然,更像一條狗,因為他們不會費心把你接回去)。而你的宇宙艙就是你的語言。為了讓這個比喻完整,我們必須再補充上:你不久就會發現,宇宙艙的重力加速度不是指向地球,而是指向外層空間。


而這么說是因為,對于干我們這一行的來說,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首先是一個語言事件:流亡作家被母語拋棄,而又躲回母語之中。母語,讓我們姑且這么說,曾經是他的劍,而現在成了他的盾,他的宇宙艙。他和語言之間,起初只是私下里情投意合,然而這一聯系在流亡生涯中,甚至遠在它成為他無法擺脫的情結、成為他的義務之前,便已成了他的命運。一門活的語言,就其本性而言,就帶有離心力——以及推進力;它試圖覆蓋盡可能多的土地——也試圖包含盡可能多的虛空。由此發生了人口爆炸。由此,也有了你向著外太空的、向著原本屬于望遠鏡或祈禱文的領域的自發旅程。


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為著一部辭典工作。因為文學就是一部辭典,一部人類諸多命運、諸多經驗的意義的匯編。借助這部辭典的語言,生活向人類說話。這部辭典的作用在于挽救下一個人,挽救后來者,以免他重蹈覆轍;或者,若他無論如何還是重蹈了覆轍,則這部辭典有助于讓他明白,他不過是遭到了生活的同語反復而已。如此他將較少地被震懾,從而,在某種意義上,他也將更加自由。因為弄懂生活使用的措詞、弄懂你所遭遇的一切的意義,就等于解放你自己。而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在我看來,已然可以得到一個更完滿的表述;流亡固然有它眾所周知的痛苦,但我們也應該知道,它還有著足以麻木痛苦的無限性,有健忘,有超然,有冷漠,有它可怕的人性和非人性的景觀——衡量它我們別無其他尺度而唯有我們自己。


為了后來人,我們必須讓流亡變得輕松一點(如果我們不能令它安全一點的話)。而唯一能使流亡變得輕松、使后來者對流亡的恐懼有所減少的辦法,便是指給他看流亡的全部限度——也即,我們自己曾經担當下來的全部。關于我們對于我們的同輩人,對于祖國,異國,對于文化,傳統,等等等等的責任和忠誠,我們盡可以永無休止地爭論下去;但我們有責任使后來人——哪怕他,以及他的需求,只是一個假設——更為自由一點點;或不如說,我們手中握著使他自由的機會;而抓住這一機會、担起這一責任,我們不當有任何猶豫。如果這一切在你們聽來調子太高,人道主義的溫情太重,那么我為此道歉。兩種責任之區別所在,與其說是后者太講人情,不如說它是我們命中注定——當然,我不該跟你們糾纏這些細節。所有我想說的無非就是,在環環相扣的因果之鏈中,只要給一個機會,我們便完全可以不限于只充當零丁作響的結果之環,而試著成為其他結果的原因。而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正是這樣一個機會。


即便我們拒絕利用這個機會,即便我們決意留在鏈條的結果一端,并用老一套方式玩轉流亡,這樣的做法也不能只用懷舊二字打發。老一套流亡當然地有助于揭露亟待揭露的壓迫,而我們的處境對于那些有頭腦然而又玩弄著理想社會概念的人來說,也當然地是一個警告。這是我們對于自由世界的價值——這是我們的作用。


但我們更大的價值及更大的作用或許在于,我們于無意間親身驗證了一個令人沮喪的觀點,即,一個被放歸自由的人并不就是一個自由人,解放只是得到自由的手段,卻不是自由的同義詞。由此我們突顯出人類所受的損害可以達到何種程度;我們可以為担當這一角色感到光榮。然而,如果我們想担當起更大的角色,一個自由人的角色,則我們應該能夠接受——或至少,能夠模仿——一個自由人失敗的方式。一個自由人,當他失敗的時候,不埋怨任何人。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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