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過世,作家還有機會上新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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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亮過世。年輕一輩讀者大概不會知道他。這位老人經歷了新中國的多種大事件,扮演了各色當事人。他是:1957年反右和勞教制度的第一批受害人,因為一篇詩歌作品成為右派,21歲進入勞教農場;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受益人,22年后得到“平反”——平反也是需要注釋的舊詞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響應者,創辦了把荒涼賣給人看的西部影視城;新時期文學熱潮的弄潮者,眾多作品因為性和苦難元素被批評、被批判;文學惠及電影的行惠者和電影助推文學的受惠者,9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一篇詩歌可以毀滅一個人。何況,張賢亮的《大風歌》完全是一篇頌歌型的作品,呼喚“新時代的來臨”,詩歌的副題是“獻給創造物質和文化的人”。


時間是最公正的裁判官。


張賢亮有幸,看到了時間對歷史舊賬的清理:勞教制度在2013年被徹底廢止;其作品曾經爭訴不斷的話由不值一噱。張賢亮不幸,看到了時間的喜劇:一個文化商人比一個作家更受媒體關注,“緋聞”比作品更受關切。


如果不是因為過世,一個作家還有機會登上新聞頁面嗎?


諾貝爾季再次展開。10月9日新的文學獎得主面世。但是除了媒體尚有關切的義務,普通人已經興趣大減。莫言獲獎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中國讀者的諾貝爾情結。除了獎項,文學還有什么理由值得躍居輿論中心?


張賢亮作為一個作家值得尊敬,可以援引的理由之一,是他持續不斷地寫他所經歷的“文革”苦難。他認為,“雖然從政治角度來看‘文革’結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態上這樣的陰影并沒有消除,我們沒有來得及對這場革命給人心靈造成的傷害、摧殘進行清理,甚至,我們都忘記這沉重的一頁。”沒有人喜歡苦難,但是藝術中的苦難確實有更強大的力量。生活中,苦難也不容我們視而不見。


瑞典學院對莫言的肯定中有這樣清晰的邏輯,“他基本知曉所有與饑餓相關的事情;中國20世紀的疾苦從來都沒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寫。”寫疾苦,至少是個重要的美學原則。


坦率地說,張賢亮小說中的疾苦,仍然經過了過度文學化的“潤化”而非“銳化”。


魯迅推崇“偉大的文學者”,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竟作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


陳丹青有幾句關于陀氏的話也說得好,“讀他的書,如被仇人指認的一瞬。”“他的看家功夫,是引你不堪卒讀而狠心讀下去,終于忍無可忍地忍受著,潰敗于文學的淫威了。”


過世前,張賢亮還在寫他的回憶錄。這部預計死后面世“平生故事堪沉醉”的自傳,根據已經披露的篇章看,比他平生所有的小說更具力量。也許,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更裸露的現實和更糾結的人性。


有媒體追問過張賢亮為什么一直寫“文革”故事,他回答說:我覺得,這可能是我一輩子的主題,因為這就是我的命運。


這里是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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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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