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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那些敵臺相伴的日子   鳳凰讀書
阿城:那些敵臺相伴的日子 鳳凰讀書
鳳凰讀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聽敵臺

阿城


可以說,八十年代結束于1989年。八十年代早結束了一年。


1976年結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結束了四年。


不過,算上1976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從1966年算起,有十年,所謂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decade劃分,不準確,不符合。人生不是豬肉,不可以這樣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對我來說,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邊干活兒一邊想,小時候讀歷史,讀來讀去都是大事記,大事中人,一生中因為某件大事,被記了下來。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沒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過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嗎?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時間,無窮的精力,反應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誡自己,慢一點慢一點,你有的是時間,你什么都沒有,但你有的是時間。


時間實在是太多了,因為田間勞作并不影響思維,尤其是分片包干,簡直是山里只有你一個人。天上白云蒼狗,地上百草禽獸,風來了,雨來了,又都過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時候,索性脫掉褲子,隨時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風干了的排泄物,讓它們成為螻蟻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凈全身和農具,下山去。


當時都想什么呢?雜,非常雜,甚至瑣碎,難以整理。本來想到什么,結果漫漶無邊,直至荒誕。由荒誕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維是快樂的。


1971年的林彪事件,幾乎是當天從境外廣播中聽到的。這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毛澤東的神話頃刻崩潰。從1966年“八·一八”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開始,不,從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開始,至此,催眠終止。大家都從床上坐起來,互相看著,震驚中涌出喜不自勝。雖然竹笆草房永遠是透氣的,但是大家還是往外走,覺得外面空氣好一些。


場上有個紅點,走過去,是隊里支書在蹲著抽煙。我們知道支書也是敵臺熱愛者,照香港的說法是敵臺發燒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書說還不睡覺啊?明天還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別心思太重,什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等等,支書一個都不理,只抽煙。


大概一個月后,省上派工作隊到縣里,召集隊一級以上的干部到縣里。隊長回來后很得意,說咳,早雞巴就曉得的事,還要雞巴搞得多緊張,把人圍到山上,雞巴山下民兵圍得起來,妹!機頭都扳開,亂就掃射,打你個雞巴透心涼。黨中央說了,雞巴林彪逃跑了。


云南是沒得“雞巴”說不成話。但是只聽“雞巴”就想歪了,它只是語助詞。


我們就做驚訝狀,啊?林副主席?隊長說,沒的副主席啦,林彪;啊?往哪兒跑啊?咳,副主席自己有飛機,你們這些小狗日的,哪個不聽敵臺!還要裝不知道!那你在縣里也裝不知道?咳,我們么,在組織嘛。


這種互相裝傻充愣,永遠是我們的娛樂之一。不過,當林立果的《571工程紀要》(“571”是“武裝起義”的諧音,恐怕后人不懂,注一下)傳達下來的時候,立刻讓我們對林氏父子另眼相待,尤其是《紀要》中稱“五七干校”和知青下鄉是變相勞改,大家都點頭。《紀要》中對毛的行狀刻畫,簡練準確,符合我們的想象。割江而治,老辦法,但還是好辦法。隔江對峙,南邊恐怕制度上會不同于北邊。制度不一樣,我們恐怕會好過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覺得挺高興,有上海知青担心會在上海打得很厲害:隔么好來,瓦特了,屋里廂嘛……(那么好了,完蛋了,家里頭嘛……)


其實事情已經過去了,說著說著好像事情馬上會發生。


571工程紀要》是歷史文獻。它的行文口氣是“文革”初起時大學生的語言,不過林立果當時已經被提拔為空軍作戰部部長,他的文本語言,其實影響至今。我偶然看到劉亞洲先生的文章,也是這樣的口氣。平心而論,這個《紀要》是一份改革文獻,它第一個提出現代化的關鍵,即,現代化首先是解決極權的問題。百年來中國一直沒有完成工業革命,即第一次現代化。蘇聯好像完成了,還贏了“二戰”,所以新中國誤會為工業革命并不威脅政權,尤其是工業現代化也并沒有阻止德國出現希特勒。周恩來在“九大”提出四個現代化,似乎順理成章,結果不久就出事了。


當下的所謂后現代,實質是針對第一次現代化,也就是解決了政治極權的工業現代化之后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現代化,即后現代。后現代要解決的是沒有政治極權的現代化社會中的各種權力的問題,以前的二級權力現在成了一級權力,商業化,媒體的權力,話語權,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國留學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現代化,教授們開出的教科書大致都屬于第二次現代化內容。他們九十年代歸來,可能忘了國內第一次現代化遠未完成,而且退到初級階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結果庖丁亂解牛,模糊了兩次現代化。我聽過不止一個留學生說,你不知道,國外知識已經換代了。這種話,對于國內的人來說,真是壓力而又壓力,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處在一種希望的壓力之中。我還記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請來美國的詹明信,批判媒體,主要是電視的權力控制。在美國,沒錯,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國,全國才有多少電視機啊!有電視機,也只是個政治權力的喉舌啊。


1976年的四五事件,也是從境外廣播聽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議論昨天發生在萬里之外的事情。當地出生的人問起天安門廣場有多大,那時北京知青都辦回北京了,結果在場的人只有我見過天安門廣場,我大致目測了周圍幾個山頭的距離,用手劃了一下,說從這兒到那兒,從那兒到那兒吧。大家一齊驚呼“妹”。“妹”是云南的驚嘆表示音,等同現在港臺流行過來的“哇”。驚嘆時常常還會“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過我喜歡妹妹。


七十年代聽境外廣播,當時叫敵臺,我不知道在全國知青當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當普遍。云南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聽不太清楚,報紙也要多少天后才運到山里,收藏在黨支部書記家,卷煙抽的時候都是向支書手上撕條報紙。所以中央的電臺和報紙,對聽敵臺的人來說,只能算參考消息。聽敵臺,并非只是關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娛樂。我記得澳洲臺播臺灣的廣播連續劇《小城故事》,因為短波會飄移,所以大家幾臺收音機湊在一起,將飄移范圍占滿,于是總有一臺是聲音飽滿的。圍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鄧麗君的歌聲一起,殺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總要有一段時間劇情大討論,昨天沒顧上聽的人,借機補課,總是矮人一截的樣子,聽過的人則都在發飆。


還有就是香港的宗教臺,“主說……”,“主,告訴我們……”,“《以西結書》,第二十章,在曠野之違逆,這樣,我就使他們出埃及地,領他們到曠野,將我的律例賜給他們……”我那時記憶力真好,過耳不忘,隨時可誦。我也不會忘記聽這臺的上海知青似乎睡著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淚流出。


臺灣臺,男播音員的聲音有點干癟,女播音員的聲音,“大陸同胞……”,有點妖,男知青的話:聽著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蘇聯臺,有一個播音員聲音怪,好像是叛逃過去的人,可是聽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這里是莫斯科廣播電臺,啊(很短的一個啊),莫斯科廣播電臺……”好像瞟了一眼什么。


美國之音,英國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嘰里哇啦的外語,所以每個知青的收音機短波線上,都刻上道兒標示出漢語臺的位置。我有一個道兒刻的是BBC英語臺,不是聽英語,而是這個位置經常有音樂會實況轉播。現場觀眾的噪音,樂隊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揮出來了,慢慢靜下去,咳嗽,安靜,音樂起,不久又有咳嗽。音質相當好,有現場的空氣感。為了這個頻道,七十年代中,我特地在回北京路過上海的時候買了一臺很貴的熊貓牌全波段晶體收音機,需四個一號電池,一百六十塊錢(當時一塊天津手表一百二十塊錢)。不很大,但一個書包放不進。我記得喇叭是橢圓形的,直徑按長徑算,挺大的,可以辨出定音鼓,鄧麗君不在話下。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這個收音機成為晚11點前的公共收音機,11點一到,是我的音樂會實況轉播時間,收歸私有。


聽敵臺,思維材料就多了。思維材料多了,對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樣了。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了,就更覺得度日如年了。


大概是1975年還是1976年,記不清了。總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還在云南,我決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決定建立一套音響。音響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級輸出、后級,或稱功率放大輸出,加上喇叭組成的播音系統。我當時要做的這套播音系統,其實是我那臺熊貓收音機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黃其煦幫了大忙,他小學時就已經有做收音機的照片在報上發表,做我的這個巨型收音機算是手到擒來。苦的是他要滿北京買零件。我不記得是我1976年上北京去取這套東西,還是有人幫我帶來?總之從北京到昆明,火車要走三天;從昆明再到所在山溝,長途汽車也是三天。就這樣,一個單聲道大喇叭(10英寸?)的播音系統終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請黃其煦留了電唱機的插口,因為我有幾張蘇聯和捷克的大唱片,這回我要認真地聽一下它們。當然,我主要是要好好聽BBC的音樂會實況轉播。音箱我用我認為的最好的木料,還做了架子。總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勢。


開播,對不起,聲音有點慘。本隊的和翻山越嶺來聽的朋友們,都挺客氣,“來來來,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頭牛啊,尾巴長在屁股后頭哇,四個蹄子分了八瓣啊,個雞巴硬得賽了車軸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聲音不好的原因是電壓的問題。前數年電拉到山溝里,電壓衰減到燈絲可以直視。但我堅信電的問題會好起來的,只不過現在我還要用我的四個一號電池的熊貓收音機了。后來縣里有人跑來要買,我沒有賣。幸虧他沒買成,因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個喇叭的手提收音機走私進來了,哐嘰哐嘰,震耳欲聾,八十年代提前進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開始研究樹木,判斷它們中的誰是好的木料。我和別人各執長解鋸的一端,破開樹干,鋸成板材。我開始打家具,實實在在在這里生活下去。


1976年,開始死人,周恩來,唐山大地震,毛澤東,“四人幫”被抓,一路滑坡。毛澤東死時,我正在北京,毫無感覺,買些東西,準備回云南過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幫”被抓的消息傳來,市面震動,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無甚念頭。到了隊上,知青們都說,哈,你逃過去了。追悼會的時候,都到縣上,不去不行。沒辦法,只好在會場自己昏倒,昏倒總要抬出去嘍,抬到樹蔭下,好自在,后來多一半人昏倒,可憐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著聽。


當晚備了酒,與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進山到小水庫邊,裸體喝酒,彈吉他,扎到水里去,讓小魚咬雞巴。女知青笑浪謔謔,同時嘴里總是有吃的。我從北京帶來的種種,霎時消耗。明月當空,星塵燦爛,唯愿人長久,到老不白頭。


當此時,心下澄明。



《七十年代》/北島、李陀 主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07

2015-08-23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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