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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民:政治局常委名單之謎
李維民:政治局常委名單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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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炎黃春秋雜志2014年第9期  作者:李維民

最近翻閱2013年12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看了毛澤東最后一年的談話和活動的記載,想起2010年第3期《炎黃春秋》發表《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后引起的爭議。這篇文章引用了傳聞中的張玉鳳回憶,說毛澤東從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憂慮政局會有劇變,多次就身后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先提出毛遠新等5個人的名字,1976年7月15日又召見毛遠新等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除5人外又加了兩人,但未有定論。在傳聞中張玉鳳還說,打倒四人幫后,汪東興曾以黨中央的名義,命令張玉鳳將此記錄交出,并不準對外透露主席對中央領導的評價。張玉鳳聲稱:該記錄已毀掉了。

《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文章說:毛遠新認為張玉鳳的上述回憶是“胡說八道,從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類的簡單話,主席說話誰也聽不懂了,連張玉鳳也聽不懂”。2011年第10期《炎黃春秋》編者按說,此文發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有人認為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歷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質疑,故發表《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毛遠新的說法修改為“主席進入1976年后,除了‘你好’之類的一些生活用語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專有名詞,他講的確實誰都聽不懂了”。并說“都是主席用手寫的”。此后,《炎黃春秋》未再發表有關這件事的文章,給讀者的印象是,毛遠新的話就是這件事的定論了。

筆者讀過《毛澤東年譜》后,認為毛遠新關于毛澤東1976年狀況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據年譜記載,進入1976年后,毛澤東先后6次接見外賓。第一次是2月23日“上午十一時五十分至下午一時三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華國鋒、喬冠華、黃鎮在座。”會談進行了1小時40分,對會談內容年譜記載了500字。年譜還載有: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老撾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政府總理凱山·豐威漢率領的訪華代表團,華國鋒、姚文元在座。”4月20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就中國向埃及提供援助問題進行交談,華國鋒在座。”4月30日,“晚七時三十五分至八時零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華國鋒在座。會見結束后,華國鋒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說:國內形勢正在好轉,國際上也有些事。我經驗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見。毛澤東說: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國內的事要注意。隨即在紙上寫道:‘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5月12日“下午三時四十分至四時,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華國鋒、喬冠華在座。”5月27日,“晚八時三十五分至八時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巴基斯坦總統布托,華國鋒在座。這是毛澤東生前最后一次會見外賓。”

如果按毛遠新的說法,“主席說話誰也聽不懂了,連張玉鳳也聽不懂”,翻譯更不可能聽懂,那么,毛澤東與尼克松會見1小時40分鐘,與穆巴拉克就中國援助埃及的問題進行交談,怎樣交談?毛澤東與馬爾登會見半個小時,與李光耀會見20分鐘,又是怎樣交談的?特別是在熟悉中國語言的李光耀面前,翻譯能信口開河嗎?

據年譜記載,毛澤東在6月還同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等談話,說了他一生辦了兩件事那一大段話,難道是寫成文字讓大家傳看嗎?毛澤東在4月30日對華國鋒說“國內的事要注意”,6月25日又給華國鋒寫道:“國內問題要注意。”接班人的問題是當時國內最重要的問題,也是毛澤東從來沒有忽略過的頭等大事。據年譜記載,1月31日“下午五時,閱毛遠新關于傳達對華國鋒、陳錫聯工作安排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說:……經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同意,國務院的工作,由華國鋒同志主要負責……中央軍委的工作,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主要負責。”政、軍方面的主要負責人都定了,黨中央的負責人不會不考慮。從年譜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的毛遠新,實際上在負責黨中央的工作。3月3日中共中央印發的1976年4號文件,是根據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講話整理而成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毛遠新在文章中說:“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這份指示長達2300多字,難道都是毛澤東寫成條子的?

在毛澤東去世前兩天的9月7日,毛澤東還要看材料,工作人員聽不清他要看什么人的材料,毛澤東“在紙上劃了三橫,又用手敲木質床頭,工作人員明白是要看有關日本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8月26日,毛澤東還要看宋代的《容齋隨筆》,不知這四個字是怎么寫的。兩三個月前毛澤東的精神和說話的情況,肯定比去世前幾天的情況好,而且對毛澤東及其工作人員來說,那五個或七個人的名字,比三木武夫的名字更熟悉,更容易分清。因此,毛遠新以“主席說話誰也聽不懂”,來否定張玉鳳的回憶,論據并不充分,難作定論。張玉鳳的回憶和毛遠新的否定,都是一面之詞,都不能當定論。

按照傳聞中的張玉鳳說法,目前尚在世的當事人,除他們二人外,還有一位汪東興。《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文章,引用汪東興女兒的話說,汪和張都說沒有此事。據她說,張玉鳳講:“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同志跟我談話說,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幾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見記者,不要寫東西,不要亂說話,對別人寫的東西對與不對也不要評論,因為越評論,議論越厲害,假的也認為是真的了。我是不會透露中共內部機密的。”既然如此,就不應當強要張玉鳳表態。

至于汪東興的話可信度如何,我想起2005年閱讀群眾出版社出版的《公安戰線五十年:一位副部長的自述》一書時,看到一段有關汪東興的記載。在這本書中,有一篇孫宇亭寫的題為《責任由我一人承担》的文章,說的是1967年10月,內務部有人寫大字報,揭發內務部長一個問題。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嚴佑民,為了證明內務部長的清白,經謝富治和汪東興批準,派孫宇亭二人到檔案館看有關檔案,摘抄了毛澤東等圈閱過的電報。后被認為是盜竊中央檔案館的核心機密,由謝富治、吳法憲、汪東興對孫進行三堂會審。孫宇亭申辯說,他去檔案館是謝富治和汪東興批準了報告,嚴佑民派他去的。孫宇亭寫道:汪東興“說:把那個報告拿過來,我再看看。汪看了報告,對謝富治說:你看,這個報告是用寬邊稿紙寫的,我們批的字都靠在稿紙的右邊的空白處,如果把我們的批字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不會有損傷。謝說,這倒是個辦法。于是汪東興讓記錄人員找來剪刀和火柴,把他們批的字剪下來,當場燒掉。證據就這樣被毀滅了。”謝富治對孫宇亭說:“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這件事,你應該承担責任。”孫宇亭還“沒有想好措辭,沒有想到坐在一旁的嚴佑民把話接了過去。他說:這件事沒有什么不對。前前后后的情況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趙雪瀛辦的,是經過我批準的,責任由我一人承担。謝富治說:你承担得了嗎?嚴佑民說:應該承担。”就這樣,1968年3月12日,嚴佑民被關進秦城監獄。

當然,此一事非彼一事,只是供讀者思考這一問題時參考而已。也許有人會說,既然在《毛澤東年譜》中沒有記載此事,就說明沒有此事。那也未必,因為年譜并不是事事都記載的。例如,從1976年7月11日到27日,就沒有一條記載。在這17天中,不可能沒有任何人去過毛澤東處。

總之,這一則傳聞中的張玉鳳回憶是否屬實,還是個沒有澄清的問題。筆者認為不應輕易肯定,也不應輕易否定,特別是個別人的談話都不足為憑,最好是由權威機關正式辟謠,或者由讀者自己去判斷。

附參考閱讀:

向張玉鳳、汪東興當面求證“常委名單”

2010年8月20日下午6時,山西省政協委員白志平請張玉鳳同志吃飯,我應邀也參加了。6時半,有的客人還沒到,我利用這個等人的機會,和張玉鳳同志單獨談了一件事。

我對張玉鳳說:玉鳳同志,閻長貴和我看到從網上下載的一篇文章,標題是《張玉鳳:毛澤東的臨終遺命》,其中講到,張玉鳳提供:“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對于這則材料,閻長貴和我都不大相信,認為毛主席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應該核實,予以澄清。于是,我就打電話問了汪東興同志的女兒汪延群(汪東興當時身體欠佳),請她找個機會問問她爸爸。汪延群當即說:“我看過你說的這份材料,并問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說:‘沒有此事,是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其目的是詆毀毛主席。’”

閻長貴同志為此事還特意打了長途電話給毛遠新,毛遠新說:“胡說八道…要說有這件事,請他拿出文字根據來!”

我們經過核實,確認沒有那些事情以后,寫了一篇證偽的文章,《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刊登在《炎黃春秋》2010年第3期上。

有讀者在《同舟共進》2010年第8期發表《關于一則“傳聞”的辨偽》文章,認為:“凡略有審干經驗的人,包括汪東興、毛遠新在內,都會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汪、毛二人的表態不構成充分的證偽的依據。除了汪東興、毛遠新二人的說法如上述外,要辨別真偽就不得不找張玉鳳本人了。”

我說:“玉鳳同志,今天就請你當著我的面親口對我說說,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張玉鳳非常耐心地聽完我的話,平心靜氣地對我說:“銀祿同志,你們都是當過秘書的,有一定的政治鑒別力,不相信有那件事是對的,以積極的態度進行核實并發表文章澄清也是對的,我向你們二位表示感謝!咱們可以冷靜地想一想,怎么會有那樣的事情發生?那個時候主席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說話不清楚了,有時我也聽不明白,相互交流經常用文字,但是,他的頭腦一直都很清醒,他怎么會產生那樣的想法…他怎么會叫他的兩位親屬、兩位身邊的工作人員當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是真的話,就不符合主席一貫的風格和政治原則。今天,我正式委托你們二位,對那件事進行再一次澄清,不要再以訛傳訛了。網上流傳我‘提供’什么云云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

我倆這次談話持續了大約半個小時,談話結束時,她斬釘截鐵地對我說:“銀祿同志,我負責任地說,絕對沒有那回事。”

2012年1月18日春節之前,我和閻長貴同志一起去看望汪東興老(已97歲了),順便問了他幾個問題,包括名單一事。汪老聽了以后,斷然說:“沒有那么一回事,不可能有那樣的事。”

網文所說三位“作記錄”的人,均健在,他們都親自對我們說:“沒有那么一回事。”毛遠新曾說:“對這件事情表明態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復。”(《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

我本著尊重對我們文章有疑問的讀者求實存真的態度,再次對這件事情做些說明。

(作者系文史學者、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干部)

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

閻長貴 楊根祿

多年來通過網絡流傳著這樣一則材料,其內容是:

張玉鳳回憶:主席從(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后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后,要主席再重復一次,并問:洪文、春橋呢?

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張玉鳳還交代:打倒四人幫后,汪東興曾以黨中央的名義,命令張玉鳳將此記錄交出,并不準對外透露主席對中央領導的評價。張玉鳳聲稱:該記錄己毀掉了。(摘自《張玉鳳揭示若干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

對這則材料我們不大相信,認為是編造的,也核實過,但沒有公開澄清。不過迄今不斷有人問我們這件事情,前不久,《炎黃春秋》編輯部轉來河南開封薛開震先生200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該信說:“……幾年前,我看到此資訊(按:張玉鳳披露的毛澤東身后常委名單),便判斷是真的。后來,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詳細引用張玉鳳的回憶,并認為確有其事。然而,這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尚需獲得更多的證實,張玉鳳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辦法,就是請您(指閻長貴)于方便之時電話詢問一下毛遠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見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為毛遠新也應當坦誠直面這個事實的。”

誠如薛開震先生所說,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對研究“文化大革命”、還原“文化大革命”的本來面目,非常必要,務需辨明查清。讀者的懇切心情,也強烈要求和促使我們盡自己能盡的一點責任。

前幾年,關于這件事情,我們商量問問汪東興同志。這份材料我們從網上下載后寄給了汪延群同志(汪東興的女兒)。此后,楊銀祿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給汪延群打電話詢問,汪延群說:“我看過你說的這份材料,并問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說:‘沒有那些事,是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其目的是詆毀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會叫個人保管,要交中辦秘書局保存。這是規矩和紀律。”汪延群還說:“問了我爸以后,我又問了張玉鳳,她說:‘沒有那些事,當時(按:“當時”,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一筆者)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談話說,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幾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見記者,不要寫東西,不要亂說話,對別人寫的東西對與不對也不要評論,因為越評論,議論越厲害,假的也認為是真的了。我是不會透露中央內部機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關于這件事,閻長貴又打電話詢問了毛遠新。毛遠新明確、堅定地回答:“胡說八道,從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類的簡單話,主席說話誰也聽不懂了,連張玉鳳也聽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筆寫,誰要說有這件事,請他拿出文字根據來!”毛遠新還說,我聽到和看到這樣的謠言多了,很多人這樣說有什么辦法。

核實表明,這完全是一篇編造的謊言。

(本文作者閻長貴、楊根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担任江青的秘書)


2015-08-23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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