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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亞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方略漫談(上)
唐亞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方略漫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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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組織體系層面,所謂堅守“底線思維”戰略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堅持“不犯顛覆性錯誤”的底線思維,二是堅持“立足國家整體利益”的底線思維。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到目前為止,全國各地、全黨上下仍然在解讀、學習和貫徹、落實這個決定。這個決定對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有個很重要定位: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同志強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一個整體,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兩者相輔相成,其發展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1]

2013年11月16日,習近平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決定>的說明》,特別對改革的性質做了一個定位,也可以說是對改革的動力機制做了一個說明:“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2]分析一下這句話,它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改革的動力機制問題。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的,不像三十多年前的改革是由貧窮而催生的。我們現在講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改革,是當初農民由于貧窮活不下去后的自發創舉,把自家身家性命別在褲腰帶上,相約著要把土地分包到戶。這說明當今的改革是對當代中國出現的各種問題的一個系統回應,其動力機制就在這。第二層意思是講改革的方法論問題。也就是說,只能用改革的方法來推進問題的解決,同時,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斷深化改革的任務和目標。我們不能脫離發展這一個根本任務和目標來談論改革和推進改革,那樣的話,會讓改革誤入歧途。

明了這一根本問題之后,今天的報告主要分為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關于問題倒逼時代的社會發展性質的分析,又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問題叢生的時代,二是社會發展階段的性質。第二部分是報告的主體內容,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方略的基本內涵。從個人的角度看,我總結出了八大戰略,分別是:改革面貌上的“三把火”或曰“三板斧”戰略;改革方法上的“時間換空間”戰略;改革思維上的“底線思維”戰略;改革主題上的“經濟內生動力”戰略;改革路徑上的“小組治國”戰略;改革格局上的“五位一體發展”戰略;改革目標上的“民族復興”戰略;改革保障上的“依法治國”戰略。最后,我還想就這個改革背后可能會涉及到的一些根本性問題談些自己的看法。譬如,我一直強調的改革的元制度創新問題,大國治理與集權政治的關系問題,技術化時代執政黨的未來走向問題。

一、問題倒逼時代的社會發展性質的分析

1、問題叢生的時代

習近平同志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決定>的說明》里,強調改革的性質是問題倒逼的時候,有一個正面角度的總結:中央政治局認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關鍵是進一步形成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進一步增強經濟社會發展活力,進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進一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進一步促進社會和諧和穩定,進一步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3]即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六個進一步”。

像年輕人一般是沒辦法通過字里行間,琢磨出中央從正面角度講要達到這幾個目標、這幾個能力背后的真正涵義的。實際上,在千百年來農耕文化孕育下的中國人生存智慧里面,可以教會我們怎么來讀懂中共中央和各級政府的公報。舉個例子可以說明此事。1971年,在我們的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當年9月13號,中共中央原副主席林彪,毛澤東欽定的且寫進黨章的接班人,乘坐三叉戟專機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當時,這個事件秘而不宣并只是在高層傳達有很長一段時間。但是,據后來報道揭秘,我們一個地方富有生活智慧的中國道地農民,過不久就猜測出中央出大事了。他一次在和老鄉們聊天時說,不得了了,最近中央出大事了,眾人都不相信,說憑什么你知道中央出大事了呢?他的分析實際上最簡單,也最接近真相,因為他發現以前經常在報紙上隔三差五就現身的林副主席,最近一段時間在以人民日報為核心的報紙上從來沒有露過臉。眾人一想,果然是這么回事,而最終的事實也證明了他的這一敏銳嗅覺分析和判斷。

因此,現在中央反腐敗,蒼蠅和老虎一起打的時候,一旦傳言某領導有事,我們各地的老百姓和干部都會乘機觀察一下,比如說南京市前市長季建業,最近在電視上露過面沒有?手機是否打得通?如果有兩天看不到他本人或者聯系不上他本人,這個人說不定就已經被“雙規”了。也就是說,當代中國的民間早就形成了對這個報告的另外一種解讀方法,也就是中國人的一種獨特生存智慧。

換句話說,應該如何理解這些話的真正意思呢?簡單地說,個中奧秘就是要把這些話反過來讀,也就是一旦我們的有關領導或者文件反復說,或者再三強調地說某某東西很重要乃至刻不容緩的時候,說明在實踐中某某東西可能已經很危險了。比如說要進一步形成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說明我們的發展環境是一種不公平競爭的環境;說要進一步增強經濟社會發展活力,說明我們的內需不足,要拉動經濟;要進一步提高政府效能和效率,說明政府的辦事是拖拉的、低效率的;要進一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說明公平正義已經到了一個很難容忍的狀況,到了很危險的地步。也就是說,反過來理解的話,我們這個國家存在發展環境不公平、社會活力不充分、政府績效不顯著、公平正義程度比較差、和諧穩定難度大、共產黨執政的認同度下降這六大問題。當然,這也只是一種解讀或者解讀的方法而已。最佳的方法還是要做實證的學術研究,不能憑感覺。作為學者,如果讓我來總結的話,會是另外六大問題,與中央講的這些問題有一些內容上的交叉。

第一個問題是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問題。關于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問題,人們通常使用國際上通行的簡單標準來衡量,即基尼系數。但這種方法應用到中國來未必行得通,比如你將東部地區上海的人均收入水平與西部地區貴州的人均收入水平進行比較的話,當然差距會很大,但你無法解釋為什么基尼系數早就超出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我們這個國家總體上還仍然穩定,老外更看不懂。在進行學術研究或者社會問題分析時,我經常提醒大家注意一個事實,沉默的大多數是沒有話語權的,即使存在巨大貧富差距,也是難以通過話語權的方式表現出來。即便如此,老百姓在乎的比較方法,仍然不是學者們談論的基尼系數,而是人群的收益比較問題,像中國人的俗語所說的“人比人,氣死人”,又如孔子的經典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

當前人群社會分配不公的一個突出表現是機關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與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在退休養老金上的“雙軌制”現象,反映在退休待遇上彼此收入差距很大。比如,當初同一個大學同一個專業的三個同班同學,畢業后被分到三個不同單位:一個進市級機關做公務員,一個到大學做教師,一個到國有企業工作,偏偏不幸的是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同學因企業破產而下崗了,到他們都退休時,所領到的退休工資基本格局大致是什么樣呢?在上海的話,機關處長,六到八千元,副教授、教授,四到六千元,企業職工兩千到四千元之間,依次以兩千元的差別等而下之。在此格局下,必然會發生比較:你看看,當初我的成績比你還好呢,只是因為我更懂技術,把我分到企業去工作了,結果是你成績不好的,倒進機關工作了,最后退休了,拿的錢比我還多,憑什么呀?而且機關公務員一直沒有繳納養老保險費,一直由政府財政保底。毫無疑問,公務員比事業單位教師、國有企業員工更有話語權,權都在政府手上呢。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是媒體和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現在政府也在考慮退休金并軌問題,一方面逐年提升國有企業退休人員工資水平,另一方面公務員最終肯定要交社保基金,不可能由政府最后兜底。

從這個現象可以看出,老百姓計較的分配不公問題,不是書本和學者們所說的基尼系數問題,而是發小、同學、熟人、朋友不同人群的待遇比較問題,也就是對他/她所處熟人圈的貧富差距認知問題,根本就談不上八竿子都打不著的異地人群問題,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分配不公案例,不是書本上理論能夠解釋清楚的。此外,老百姓還常常從縱向歷史視角來比較今天的生活與以往的生活的差距,只要今天比以往有進步,就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寬慰,因為他/她沒有話語權呀,只能認命,也只能往好處想,否則日子怎么過呀!這也是中國的國情特色。

第二個問題是發展機會的平等獲得問題。搞社會學的人非常關心這個問題,它反映的是社會流動的速率和社會階層的固化現象,也就是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的背后,作為活生生的人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為什么像你們所受到的教育,與我們60后所受到的教育,以及70后80后所受到的教育,彼此間差距很大呢?這是因為人與建構他/她的理念的時代是緊密相連的。現在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子女,已經徹底回不到農村去了。我以前將第一代第二代農民工在城里和農村老家來回奔波現象,概括為“來回穿梭”:他們在城市底層辛苦地打拼,并受到方方面面的歧視,得不到應有的承認,可他們掙了點錢后回到故鄉,可以過一個相對舒適安逸的生活,甚至可以過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即得到一種承認,找回做人的尊嚴。這“一抑一揚”之間,達到一種奇特的均衡,因為他們不得不接受這其中無法改變的事實——他們的身份是農村人,甚至將其當做是一種命中注定的事情。

我上次受邀到全國著名的重點中學上海中學做演講。我提到高等教育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在大學生們身體條件日趨成熟,記憶力與接受能力最好,體格最棒,可塑性最強,潛力最大的時候,白白浪費了最美好的四年青春時光,接著再去讀三年的碩士,又再接著浪費三年的美好青春時光。恰恰在大學生浪費四年或者七年美好青春時光之后,卻叫他們走向工作崗位,要他們不得不從頭再來過,不得不“在干中學”。又恰恰在此時,剛畢業的大學生或者研究生需要面對的問題是什么呢?恰恰是要在背負成家立業的重担中,不得不在干中學,即面臨娶妻生子/嫁為人婦、養家糊口與事業發展三重壓力的交織。當這多重壓力夾擊你的蒼白人生時,你驀然發現自己的能力積累已百無一用了,只能從頭再來了。

很遺憾的是,你們中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你們在不知不覺中浪費了四年乃至七年最寶貴的青春時光,錯失了無數讓自己找到未來發展方向和發現自己真正興趣的機會。更讓人無語的是,十二年一貫制的小學初中高中教育,填鴨子式的教學早就窒息了你們的想象力與創造力,早就把你們鍛造為一個按部就班、循規蹈矩、只會說是不會追問、更不敢嘗試另樣人生的好孩子。按道理說,到大學了,可以有激發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機會,可以有探索興趣的機會,但中國的高等教育卻把你們放任自流了,因此我講中國的高校不講良心,其道理就在這。盡管我們的教育搞得如此糟糕,可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為什么總是顯現出勃勃生機呢?有時候我在想,或許與我們這個國家的人口基數有關:我們有13億多人口,有4億青年人,美國多少人?美國總數才3.2億人。我們4億青年人中80%即使被搞成殘廢,如王安石《傷仲永》所說的那樣,“泯然眾人矣”,還剩下20%的可以出人頭地,也就是還有八千萬的才俊,美國3億多人口,它的青年人占30%,總數也才1億,哪怕往大的說,80%的人都會成才,也差不多只是我們這個數。中國人的厲害之處在什么地方?能吃苦,會忍耐,善變通,小部分人終究會成為“人上人”——踩著別人的尸體和鮮血,終究會登上人生與事業的頂峰的。因此,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年輕人,認真思考一下這大學四年時光該做些什么,又如何做,不要白白浪費了,現在開始做規劃,還是來得及的。

回到前面的話題——當代中國社會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結構變化后面的階層固化問題,也就是往上流動受阻問題,如今各地頻頻出現的“蘿卜招聘”現象和“拼爹”現象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社會結構變化后面,還隱含著一個世代交替問題。我們很多人看到了階層的固化問題,卻沒有看到世代交替問題。為什么要重視世代交替問題呢?一方面,世代交替問增加了問題解決的難度,比如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的子女自小出生在城里,再也回不到農村去了,卻無法融入城市生活,可他們卻面臨實打實的上學、就業、住房、醫療、婚姻、生活等影響個體與群體生活和生命質量的問題;另一方面,世代交替問題又為很多問題的解決預留了畢其功于一役的戰略空間,即對于前幾代人來說是問題的問題,到了后幾代人時卻不是問題了,尤其是很多歷史負担的問題,經過時間的淘洗,對于后代人來說,壓根就成了一風吹的問題。這也是為什么當代中國很多問題的解決只能依賴于“以時間換空間”戰略了。比如農村取消農業稅后,很多由亂收費引發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就是時間的力量。當然,世代交替問題,更重要的還是觀念的建構與轉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生存環境的根本改善問題。2004年我在《南風窗》上寫了篇關于中美官民比例比較的文章,叫《財政供養人員比例的真相》。在文章中,我通過可比的口徑,發現美國公務員的范圍也是很寬泛的,如政府雇員、圖書管理員、消防員、教師,都是由財政供養的,只不過它分為聯邦和州兩大層級。當時美國的人口2.8億,有兩千多萬是吃財政飯的;我們當時黨政機關人員不到700萬,但有三千多萬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也是吃財政飯的,加起來近四千萬,而我們有十三億的人口。一比較,發現美國的官民比居然是1:14,中國的官民比是1:31,比中國的還高,這有點讓人吃驚,但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那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引入官民比討論后,著重追問兩個問題:公務員到底干了些什么?公共財政之出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十年前我寫那篇文章時,很有點激憤,比如像這句時至今日仍振聾發聵的話:當我們整天被“假藥”、“假煙”、“假酒”、“假化肥”等“假農資產品”、“有毒火腿”、“殘留農藥超標的蔬菜”、“有毒食品”、“醫生收紅包”、“教育亂收費”、“礦山重大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小偷日益增多”、“黑社會勢力猖獗”、“弱勢群體生活困難”等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新聞包圍而心驚膽戰、度日如年的時候,我們有理由質問我們的政府相關執法部門和人員到哪里去了?叫了多年的“加強政府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舉措又落實到什么程度了?

也就是我們在有毒空氣、有毒飲水、有毒食品、有毒環境里面忍受著被慢慢毒死的命運時,那么要追問的是我們的發展模式及其發展績效的意義究竟在哪?難道我們留給子孫后代的將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未來?

第四個問題是地區差距的顯著縮小問題。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依然存在。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如今又以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縣城)與小城鎮之間的差距集中地凸顯出來,著重體現在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公共服務發展水平和發展資源與發展機會的均衡程度三大方面。

如今很多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城郊結合部在原有的城市與鄉村、市民與農民二元結構的基礎上,又產生了一種新情況,即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結構性問題,我將之概括為“復合二元結構”問題。也就是說,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如今通過城市化的聚集程度雜糅在一起,很多舊問題還沒有解決,又出現了許多新問題。這些新問題中的一個典型問題,就是社會排斥與社會融入問題。只不過由于農民一直所處的弱勢地位,或者說非國民待遇,讓他們自覺不自覺地認命了,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農民工“來回穿梭”現象背后的真正意涵。

第五個問題是多元文化的維持發展。這些年來,我基本上把我們國家的基層都走了一遍,做了一些調研,深深感到文化發展的乏力。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大致可以這么說:鄉村生活日漸凋敝,城市生活消費主義甚囂塵上,民族地區原教旨主義時有抬頭,多元文化交融困難,宗教文化不斷侵蝕社會正常肌體。

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基本上變成了空心村,留守的是我們通常所說的“386199”部隊。大量的青壯人員經常性外出和眾多的80后90后開始在城市異地生活,鄉村變成了一個連說話的人都很難找到的時候,這跟人間地獄有什么分別?盡管農村人生活在城市里面,但始終找不到根,找不到生活的意義,也就變成了游蕩在城市里的孤魂野鬼,表面看上去也能找到樂子,其實很苦悶,因為看不到未來。我曾經對鄉愁下了一個定義:所謂鄉愁,是指建立在人與土地關系基礎之上的祖先崇敬與鬼神敬畏,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會價值體系,集生產生活生命“三生”功能于一體的共同體情感。它包括三層內涵:圍繞土地而構筑的物質家園;圍繞生命意義而構筑的精神家園;圍繞代際傳承而構筑的血脈家園。一旦物質家園還能找到依稀模樣,精神家園、血脈家園卻是與己無關式陌生時,人生的終極意義就找不到了,其結果鄉愁自然成了一地雞毛。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多元文化的交融與發展。我一個朋友在南疆支教。他所在的省份對口支援當地,給當地的老百姓捐了三千臺電視,每家發一臺。但最終結果如何呢?全部被砸壞了,因為當地一些極端狂熱的原教旨主義者禁止民眾與現代文明接觸,試圖回到用教義教規控制民眾的愚民時代。因此,我們的新疆政策也好,西藏政策也好,最重要的問題還是要關心這些區域不同種族的民眾的自身發展問題。如果一個家庭生了很多孩子,既沒有人讀書,不知道現代文明為何物,又沒有人就業,極端貧困,往往整個家庭生活就會陷入困頓,年輕人很容易被吸引走上被極端勢力洗腦的道路,乃至成為恐怖主義的犧牲品。最近中央研究新疆問題時,提出高中教育全免費,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要幫助當地民眾提高自身的現代文明水平。

關于多元文化的交融與發展問題,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不能紙上談兵。我是學政治學出身的,現在也做公共管理。以前看書,一個基本的經驗研究與知識判斷就是大國政治往往表現為聯邦制。目前世界上幾個主要大國都是實行聯邦制,如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德國、澳大利亞,以前的蘇聯也是聯邦制,英國和日本雖然不是聯邦制,但實行地方自治制度,屬于不是聯邦制的聯邦制。世界上幾個主要大國中,就中國和法國不是聯邦制,中法在歷史文化中都有強大的中央集權傳統,而且中國的大一統早就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完成,只是疆域隨著朝代的變化相應地發生變化而已。

從經驗研究而得的書本知識出發,要解決大國治理問題,我原來也認為,中國的政體形式最終也會走聯邦制的道路。實際上,近代中國曾經有過這方面的動議,包括中共二大也提出過用聯邦制來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的設想。但是,2012年冬天我第三次去新疆,到伊犁州霍城縣去講學,在霍爾果斯口岸了解對面哈薩克斯坦如今的發展狀況時,我一下子轉過彎來了——如果我不顧現實世界的真實狀況,僅是簡單地從理論到理論,還在那里鸚鵡學舌般鼓吹大國政治應該實行聯邦制的話,那是一點都不負責任和喪失良知的舉動。什么原因?很簡單,就是在經過半個多世紀乃至長達幾百年累積的不平等國際經濟分工體系,業已形成中心—邊緣格局之時代背景下,在全球化時代不斷加劇并固化的全球產業價值鏈讓發展中國家始終處于價值鏈的低端時,缺乏資源和技術的落后國家的經濟受到資本、產業和保護政策的多重壓制,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為什么厲害?就因為它始終站在產業價值鏈的最高端,而發展中國家總是只能從事下游制造業,其結果不言而喻了。因此,中國什么時候從“中國制造”躍進到“中國創造”,才是中國真正騰飛的時候。為什么說蘇聯解體后對于眾多的原來加盟共和國如今的獨立國家,未必是福音呢?你們只要看看哈薩克斯坦它有什么資源?礦產。還有什么資源?畜牧業。這個礦產和畜牧業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分工里面,能夠占到什么位置,能否創造出高附加值來?不可能。因此說,哈薩克斯坦離開了蘇聯那個大懷抱,就像新疆如果離開了中國這個大懷抱的話,它能好到哪里去?

當然我們也知道,那種追求獨立的想法,其目的是為了讓本民族的文化得到更好的保存,對此我們需要有一種同情式理解,但連鎖反應是什么?文化似乎可以得到暫時較好的保存,但經濟上可能立馬陷入困頓,不久就會徹底變得死寂,最終讓文化也沒辦法得到有效延續,更讓無數人作為肉身的世俗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其結果陷入一種死循環。這是我第三次去新疆后因為直觀感受的變化和相關資料的印證,完全修正了從書本上得來的看法。當然,請大家注意,我這里討論的是多元文化發展背后的一些困境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它們是沒辦法破解的。從目前的情況看,要解決好單一制國家民族文化的多元發展問題,最重要的工作還是要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真正落到實處,著重在“自治”二字上做文章,這個問題我在后面還要提及。

第六個問題是社會共識的生成問題。當一個社會和國家正處于新舊體制交替的轉型關頭,各種利益博弈進入空前白熱化的時候,如果不能在事關這個社會發展前途、事關這個國家轉型命運走向等方面達成起碼的共識,其后果將會不堪設想。

長期以來,由于對公共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對公民權利的維護也付之闕如,公共參與、公共論辯、公共規則、公共意識更是少之又少,導致整個社會價值觀極其混亂。姑且不論甚囂塵上的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的流毒,就是人與人、人群與人群、官與民之間的正常交流、辯論說理的氣氛,都被極端的意識形態所綁架,整個社會到處充斥著不講是非、不講公道、只論站隊、膜拜“成王敗寇”的非正常文化心理,網絡上更是被蒙面人和隱身人的辱罵抹黑與詭異暴戾的“水軍”灌水所占據。理性說理、理性辯論、理性議事、理性決定、以理服人統統不見了,更別提通過反復的溝通、必要的妥協、理性的選擇和相互的得利來達成不同層面共同體的共識了。

前不久,我所在的小區貼出通告,要在小區入口處搞一個智能道閘,并更換各家各戶的對講監控設備,需要業主在《征詢單》上填寫贊成還是反對的意見。正好那段時間我有空,也想做點人類學觀察,同時還想彌補一下知識分子喜歡清談、不積極參與社區或者身邊事務之不足,就專門抽出時間去找所在小區業委會主任了解和溝通情況。在與業主委員會主任耐心地聊了一個多小時,并告知他在一些小區公共事務處理上的不足之后,我將填有反對意見的《征詢單》交給了他,誰知他在簡單地看過《征詢單》上的意見后,居然說了一通讓我瞠目結舌的話:“你在不了解情況下所說的反對理由都是有道理的,但在了解情況下仍然遞交反對意見就不應該了。你們知識分子就是一根筋,只會直行,不會拐彎。還是毛主席說的對,你們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是要派到農村去鍛煉,一點也不了解實際!”他的這番話,讓我頓生“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感喟。我們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不懂講理、不會講理、不擅講理的社會環境中,又怎能達成起碼的社會共識呢?!

2、社會發展階段的性質分析

從問題叢生的時代出發,就引出一個重要話題,如何看待我們當前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的性質?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難以定位和制定執政黨和國家在當前和未來一段發展時期的歷史方位和發展戰略,猶如盲人摸象般,始終也難以接近問題的真相。

大家都知道,20世紀20—30年代近代中國發生了一場“中國社會性質問題” 的“大論戰”,正是這場綿延10余年的論戰,加深了社會各界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全方位認識和分析,也讓正在日益成熟的中國共產黨做出了中國近代社會性質是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判斷,進而為中國共產黨建構新民主主義理論、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了根本的理論前提。

改革開放后,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這一鮮明觀點,進而提出了“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一精辟論斷。而且,“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

也就是說,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的性質,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作為“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來看待。之后,在這一基本歷史方位和發展戰略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分別在江澤民、胡錦濤担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期提出了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在習近平担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又提出了“雙百戰略”的夢想:一個是在中共建黨一百周年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另一個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百周年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這兩大戰略目標用“中國夢”有機地統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征程之中。雖然“小康社會”、“和諧社會”、“中國夢”彼此之間一脈相承,又各種側重,但都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是一種正面提法,更是一種戰略目標,并沒有很好地展示出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性質。當然,如果從反面去解讀的話,還是能夠把握住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一些特質的,比如我們社會的小康水平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我們社會的和諧程度仍處于大眾無法共同享有的、人與自然相沖突的發展狀態。

與此相反,學術界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性質定位,卻有很多不同的說法,而且聽上去還很嚴重、很危險。比如,經濟學者吳敬璉認為當代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權貴資本主義階段”,即權力擁有者與資本擁有者相互勾結、當道并肆意掠奪的階段;社會學者孫立平認為當代中國社會是一個“斷裂社會”,即社會分裂為不斷結盟的強勢群體和日益依附強勢群體的弱勢群體,彼此之間無法整合,由于貧富差距的加劇,導致社會撕裂與沖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強;我曾經通過對溫州發展模式的觀察,將當代中國社會概括為“無自主性提升的社會”,即雖然經濟發展了,老百姓生活普遍富裕了,但并沒有看到整個社會發展質量的提升,社會運行規則依然是權力與資本的非正義結盟,我們只是見證了一個經濟單科性成長的小社會的出現,并沒有見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均衡而系統性成長的大社會之崛起。從這個角度上講,我一直主張對“中國模式”的提法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看到它的諸多不足之處。

實際上,當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代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強調“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的時候,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性質已經偏離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方向,偏離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目標,偏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需求。這也是為什么中共十八屆三全會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任務,并強調要從頂層設計視角去全面推進之真正用意。

當然,這必將是一個較為長期的戰略任務。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到2020年,也就是離現在6-7年的時間,形成一套制度更加定型、制度更加成熟的體系,從而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奠定根本的制度基礎。前不久到江蘇某地調研,訪談一位鄉黨委書記的時候,他告訴我,要等中央的成果下來,通常沒三五年時間不行,到那個時候他就不一定在這個崗位上了,他就離開了。基層干部的這種担憂,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設計藍圖和高效迅速的執行力是多么的重要。

(未完,詳見下半部分)



2015-08-23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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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號均默,原名梁治華,字實秋,筆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華人世界第一個研究莎士....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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