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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習近平的政治路線圖
鄭永年:習近平的政治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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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鳳凰網

10月4日,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在新加坡發表演講,預判中國未來發展路徑,提出了習近平時代的概念,并就目前的反腐、政治改革、習近平的個人魅力、將要舉行的四中全會談了個人看法。鳳凰網大學問獲得獨家授權,選編文章內容,與廣大讀者分享。

作者介紹:

鄭永年:中國問題專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教授,《國際中國研究雜志》和《東亞政策》主編,著有《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中國行為聯邦制》和《技術賦權》等著作。

以下是演講內容:

中國真正進入后鄧小平時代,習近平承接毛、鄧,規劃未來三十年

鄭永年: 我今天想先講一個多小時,多留一些時間給大家提問,大家有問題可以提,什么問題都可以提。我講還是聚焦中國的內政方面,因為中國的內政方面比較難了解。實際上香港問題、中日關系等,大家看看報紙也是知道得差不多了。內政方面我主要是圍繞習近平來講,剛才主持人說習近平上臺以后一、兩年的時間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海外會問習近平在做什么,他想做什么。其實中國很多人也在問:我們這個國家這個船往哪里開,習近平是船長,要回答這個船往哪里開的問題。

我今天就講一些個人的看法,也不是代表我所在的研究所,只是我自己的一些觀察。我覺得要理解習近平在做的,就首先要理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組織。如果你看其他國家,人們討論的是市民社會和社會力量等。在中國,共產黨還是主體性的組織,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可以挑戰它。中國的社會力量在長大,但是也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力量可以挑戰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改革的主體。從黨的角度來說,我專門寫過一本書,認為中國共產黨實際上不是我們外面所理解的政黨,像美國民主黨、共和黨,日本的自民黨、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PAP)等,它是不一樣的組織。

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一定要考慮長遠的目標。長遠的目標非常重要。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大多數國家的多黨制只能考慮我當總統、總理任期之內的事情,超過任期就不考慮了。像新加坡的PAP這樣的能為長遠考慮的黨也不多了,越來越少。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大家要了解習近平首先要理解他不是完全在考慮自己。因為中國的憲法規定國家主席任期十年,他考慮的并不是他要做的兩個任期的事情。我個人感覺到他現在要做的就是考慮他后面三十年的事情。這一點跟以前的江澤民、胡錦濤不一樣。

這是什么概念呢?我覺得中國1949年以后,毛澤東三十年,鄧小平三十年,現在習近平將考慮后面的三十年,這個非常重要。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掌握政權是1949年。四九年以后他應該搞建設,搞制度建設。很可惜的是他是理想主義者,四九年以后還搞繼續革命,所以出現了很多的社會問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就是接受了毛澤東時代的教訓轉向搞現代化建設的三十年。從這個角度來說,無論是江澤民,胡錦濤,他們的各十年都屬于鄧小平時代。現在真正進入后鄧小平時代。胡錦濤可以說是鄧小平時代向后鄧小平時代過渡的十年,現在正式進入了后鄧小平時期。習近平考慮的就是下面三十年的事情,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有人說毛澤東是第一代,鄧小平第二代,那么,習近平就是第三代。

習近平努力使毛、鄧的歷史矛盾統一起來

他要做這樣的事情就需要很多的條件。他執政以后一直在做,我覺得他做得蠻成功的。

第一,他努力使得毛澤東和鄧小平不是那么矛盾,就是把他們統一起來。在中國,大家都知道左、右派之間爭論非常大,左派是比較相信毛澤東,所謂的右派比較相信鄧小平,所以今天分為兩派,打得頭破血流,互相不說話。習近平所做的就是使得毛澤東和鄧小平統一起來。我覺得這件事做得對。實際上,歷史是不可以分割開來的。如果沒有毛澤東就沒有鄧小平。我是從一個學者的角度來說,我覺得這一點習近平做得不錯。無論是毛澤東的誕辰還是鄧小平的誕辰都隆重紀念,我覺得歷史是歷史。最近有關鄧小平的電視片很火,它慢慢地恢復歷史上的一些事情,我們的前總理趙紫陽也在電視片上出現了。因為老一代人恩恩怨怨、斗來斗去斗過去了,后一代人就不要像老一代人那樣。這樣,歷史會比較公正一點。我覺得這個事情,他做得不錯。但是他的挑戰很大。

另外一個事情他要做的,就是他后面三十年的改革怎么辦?怎么走得下去?很多人問我為什么要發動那么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這次反腐敗運動和前面的不一樣。今天想講的就是從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社會方面把我所理解的習近平改革的那些事情。

習近平結束分權狀態,走向集權,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從政治上,習近平上臺以后最主要的就是結束了以前的分權狀態而向集權發展。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中國從鄧小平1978年改革以后,每一次改革都是分權的,八十年代是分權的,鄧小平南巡以后也是分權的。中國的集權從朱镕基當總理開始經濟上集權,但是整個胡溫時代是分權的。那個時代的分權不是說中央主動分下去,而是集不起來了的結果。現在為什么要集權?習近平說,改革容易做的已經做了,不好做的沒做;肉吃完了,要啃骨頭了,啃骨頭就難一點了,所以要集權。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后既得利益成長得很大了,既得利益阻礙改革了。中國改革剛開始的時候,每個人都很窮,窮則思變,改革比較好改。人都是自私的,把自私的方面放出去,叫他去賺錢就行了。但是,實際上,改革也是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如果大家把改革分為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是最好改的,經濟改革就是鼓勵大家去賺錢,社會改革就是要大家掏出一部分錢來給窮人,這就比較難。政治改革更難,要把權力拿出來。所以,好改的改完了,不好改的東西,需要改革,就需要集權。現在,有些既得利益長大了,覺得已經很好了,不想再動了;以前大家都饑餓的時候都要改,現在他覺得吃得好好的他不想改了。有的人吃得太肥了就跑不動了。他也不想改了,怎么辦?你要改,就要靠集權。

更重要的是,現在的集權結束了胡錦濤、溫家寶這個時代分權的狀態。胡錦濤、溫家寶他們上來的時候也是想做很多事情的。我記得SARS以后就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政策目標,他們也提出很大的一個藍圖。但為什么做不了?當然他們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像社會保障、低保等做了一些,但沒有一個改革的突破口。為什么?就是體制不行。這個體制就是當時所說的集體領導。當時是9個常委。政治局常委是中國最高的權力決策機構,9個常委基本上一人一票,大家一樣的,一人一票,這就很麻煩。

清華的胡鞍鋼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說中國是集體總統,美國是一人總統,我們有9個總統,集體總統要比一個總統好。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集體總統到最后可能一個總統都沒有,集體負責到最后沒人負責,集體領導到最后沒有領導。這樣不行的。任何一個政治制度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誰負政治責任,9個常委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家就互相制衡,所以我有時候開玩笑說西方人講三權分立,中國黨內是九權分立。為什么會出現周永康這樣的例子?是頂層設計出問題了,頂層設計就是九個常委分工負責,你管這一塊,他管那一塊,這就是分封制,就是封建主義。周永康的事件很明確地說明這種分工的東西不行。實際上,我覺得,當時的領導層做不成,是因為大家互相否決,誰也不服誰。那個時代,老百姓都在抱怨不知道誰在負責。這樣的體制就使得很多情況下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反而出現像周永康這樣的事情。所以現在要集權。我覺得習近平的判斷很準。

我們這里要做個比較。比如越南。越南以前跟中國的改革是非常跟緊的,中國做什么越南就做什么。但是越南現在不行了。為什么?因為越南高層跟中國剛好走的是兩個方向。中國現在就在走比較集權的路線,越南高層非常分權,他們現在就是四駕馬車,黨的總書記、總理、國會、國家主席分別是四個人,不一樣的。他們領導集團非常分化。人們分析越南時,就感到很危險。上次越南騷亂就很危險了。如果什么時候越南發生一個顏色革命大家都不會驚訝,因為什么條件都已經具備了。

習近平建立中央小組集中領導,而這些小組是公開的,是可以制度化的

對今天的集權,大家有點兒担心。人們問,這個集權是不是為了鞏固領導人的個人的權力呢?當然,我們需要繼續觀察。但到現在為止所做的,我是覺得還是做得不錯的。集權主要的表現是成立了四個新的組織,一個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個就是關于信息化互聯網的領導小組,一個就是國安會,第四個就是軍事改革領導小組。除了軍事改革領導小組,習近平是軍委主席,是當然的組長,其他三個組習近平是組長,李克強是副組長,下面的政治局常委分到各個組。以前9個常委,現在7個常委。在以前的體制,7個常委各管一塊。現在不是這樣了。習是組長,哪一塊都要管;李克強是副組長,其他幾個常委就分到不同的組。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協調性會比較強。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大家沒有看到,以前有爭論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也是習近平自己當。一些人覺得應該李克強當。其實不是這樣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應該是總書記當的,江澤民時代也是江澤民當的。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以前中共黨內高層的領導小組都是“地下”性質的,是不公開的,誰是組長、誰是副組長、成員是誰也不知道。但習近平所做的就是這四個小組全部公開,是正式的組織,這樣就比較好辦。如果是非正式的組織,就容易變成個別領導人政治操縱、政治弄權的一個組織,但是正式化的東西比較公開透明,大家什么時候開會、什么時候不開會,開會討論什么都公開了。這個就比較好。正式的組織可以制度化的,可以繼續發展的。

習近平受李光耀等人的影響很大。我覺得他不會學毛澤東,他是想繼承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所不同的地方,強調歷史的延續性。他要學的是東亞的那些權威人物,比如李光耀、蔣經國,在制度化方面做建設。這個月馬上要開的四中全會肯定要講很多制度建設的。所以絕對不要小看他,這個方面的進步非常重要。

集權也有負面效果,四中全會后還會分權

但集權了以后也會產生一個負面效果。現在一些人就說,老大,這個權力都在你手上,那你去干活吧,其他人就看著。所以就比較麻煩。我覺得,集權本身不是目標。無論是習近平、李克強他們也是在強調行政審批權的下放。集權主要是向既得利益方面拿回一些權力,最后要把權力放到地方政府、放到企業、放到社會,否則沒有辦法改革。不是說改革是習近平一個人的事情,改革的權力還是要下放下去的。我的估計是四中全會以后,目標主要是要放權。這個會非常重要,否則的話沒有人給你干活,沒人給你干活就比較麻煩了。

反腐敗就是要反既得利益集團,反經濟壟斷和寡頭政治

第二個就是集權跟反腐敗有關系,反腐敗就是反既得利益。中國這些年來的腐敗,我作為學者是不理解的。假設你貪污幾十萬、幾百萬,我是覺得可以理解的,你可能是為了改善生活,但是你貪污幾十個億、幾百個億,甚至幾千個億,你幾個輩子都用不完。所以反腐敗,要集權。沒有權力哪來反腐敗?從鄧小平八十年代開始,每個領導層上來都進行反腐敗運動,從來沒有中斷過,為什么還是腐敗成這個樣子呢?

這次反腐敗和以前的反腐敗不一樣。這次反腐敗主要是反寡頭。前蘇聯之后的俄國、東歐、烏克蘭,都產生了寡頭。在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經濟被分成幾塊,工業部門、鋼鐵、電信、銀行,每一領域就是一個口。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過程當中就形成了經濟寡頭。但經濟寡頭一有錢就玩政治,經濟寡頭就會轉向政治寡頭,這是后共產主義最麻煩的事情。

俄國在葉利欽時代就是個寡頭時代,直到普京上來寡頭才有所遏制。今天烏克蘭的問題就是寡頭政治的問題,他們的經濟寡頭全部轉變為政治寡頭,一個寡頭一個政黨,所謂的民主就是寡頭之爭,寡頭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互相斗。大家都有一個政黨的名義。一旦當經濟寡頭轉換成政治寡頭,政治寡頭以民主的方式出現了以后,這個國家就完蛋了。我想烏克蘭沒有什么希望,每一個領導人背后都有寡頭。有些聽俄國的,有些聽美國的。在寡頭主導的國家,一旦出現多黨制,整個國家就會解體。

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樣。十八大之前,一些經濟寡頭開始轉變成政治寡頭,政治寡頭要干預政治了。就像周永康,周永康是個很大的寡頭,他就開始干預政治。今天,最高層次的反腐敗就是要切斷經濟寡頭轉向政治寡頭的途徑,這是最重要的。然后下面的大老虎、小老虎都不太重要。這次反腐敗大家看到,為什么大部分被抓起來的人,都是跟周永康有關系的,無論中央電視臺也好,各個地方也好,包括劉漢這個企業家也好。這次國慶65周年晚宴大家看得出來了,胡錦濤、江澤民全都出來了。我想,習近平是有智慧的,他不是針對人,而是針對這些集團。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反腐敗必須具有政治智慧。大家看,每一個反腐敗案背后都有一大幫企業家,但是我覺得中紀委是有分寸的。企業家能不動就不動,放他們一馬。所以說像劉漢這樣的情況基本上很少。實際上,如果要抓的話,一大批企業家都會進去。中國企業家因為以前政策、法制不健全的緣故,在過程當中出現很多的腐敗問題。中國社會就是這樣,你不能說只能做,說了就有人不滿意了。我是覺得習近平做得很不錯。

地方領導不能怕被抓就不做事,不做事是更大的腐敗

同樣,反腐敗和改革也是有矛盾的。最近,我到中國到處跑一跑。我的觀察就是,司局級以上的干部整天都在担心明天會不會被抓起來了。像上次廣州市委書記開會時,一進去就被抓走了,大家都很担心。要改革就要做事情。但一做事情就會冒犯別人的利益,你冒犯別人的利益人家就給你整黑材料,把你以前的材料整理出來公布出去。現在互聯網公布很容易,這就很麻煩了。于是,大家就不做事情了。

有的地方的領導也是沒有頭腦的。山西省當時因為“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就弄了個負面清單,省委領導,包括省委書記、省長、常委,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很多地方的領導都不做事情了,連反腐敗也不出力。這就很怪。省委書記、省長,也是稀缺的政治資源,你占在這個位置,但為了清廉你不做事情,那也是腐敗。你為了保清廉什么事情也不做,我覺得也是腐敗,可能是更大的腐敗。這樣的地方肯定要出事情的。現在,山西的整個領導班子一大半都下去了。你要做事情,既做事情,也清廉,這是本事;你不做事情保清廉肯定是有問題的。

一些既得利益者一直在說,這場反腐敗運動會影響中國的經濟。我說不會,因為你不能希望中國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老是建在腐敗的基礎之上。我覺得反腐敗短期會有些影響,從長期來說絕對是有好處的。比如說茅臺酒的價格下來了,更多的老百姓也可以消費了,否則的話只有國企老總喝得起茅臺酒。反腐敗絕對是對中國的可持續經濟發展非常有好處的。

反腐制度不在多,關鍵看誰負責,讓腐敗官員去操作照樣會腐敗

反腐敗到最后是不是一個群眾性的運動?大家所担心的就是,習近平是否也是在學毛澤東群眾性的反腐敗運動?我的想法是不一樣。我非常贊同王岐山的判斷,先要治標再治本。腐敗范圍太廣了,你要治本,如何治,如何建立制度?不要迷信制度,因為任何制度都是人建立的,都是人操作的,有那么多腐敗官員,去操作制度,最好的制度,照樣會腐敗。所以,需要加一點,清廉的人去建立的制度才叫好的制度,腐敗的人建立起的制度還是不好的制度。

中國反腐敗的制度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最多的。新加坡只有一個反貪局,香港只有一個廉政公署,為什么這兩個社會很清廉?中國反腐敗制度有多少,黨有紀檢,政府有預防腐敗局、反貪局,人大有,政協有,每一個大學都有,但是往往可以看到這些反腐敗的人是最腐敗的。我以前看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他是北京反貪局的局長,他自己最腐敗,這樣的情況哪行?所以王岐山提出一個思路就是先治標后治本,我是非常贊同的。如果從制度來說,也不是說制度越多就越好,中國的制度已經太多了,關鍵是什么樣的制度。中國的知識分子說中國的腐敗就是因為一黨制,因為太集權。我說不是這樣的。中國的內部分權太多了,黨內那么多的正副職位,那么多的反腐敗機構,但誰也不負責,反而給腐敗的人很多的機會。到底誰負責?新加坡很簡單,如果出現腐敗了,就是反貪局負責,不能把責任推卸給其它什么機構。香港也是一樣。

中紀委集中權力反腐,王岐山做得不錯

中國那么多的機構,誰負責?黨內反腐敗要集權。王岐山做得就不錯。反腐敗由中紀委領導,現在做得很好。中紀委反腐敗有幾點,我覺得做得很好。第一更集權。從什么意義上說呢?中央各個部委、人大、政協等機構,不是靠他們自己的反腐機構反腐敗,而是中紀委直接派到人過去。假設信息產業部腐敗,中紀委就派人過去,這些反腐敗官員是獨立的,和信心產業部沒有關系。從中央地方關系來說,紀委下管一級。中國一直有“一把手”腐敗問題,紀委書記只是省委書記的下屬,你叫紀委書記怎么反省委書記的腐敗?肯定是反不了的。反最多也是左手反右手。現在做得比較好,就是下管一級,省委的反腐敗由中央來管,不要你自己管了。還有一點,以前的反腐敗都是靠老百姓報料,現在不一樣了。上次我去參觀中紀委,介紹說,王岐山說這個我們也要改一改,建中紀委系統的自己的網站。這什么意思呢?你同樣可以舉報,中紀委的網站上誰都可以舉報,但是它集中起來了,你不用去跑去香港舉報了。這個非常有效,現在中紀委每天接到很多舉報,先分類,有屬于中央管的就直接管了,屬于省委管的,那就把這個轉到省一級。

習近平有魄力,我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是樂觀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怎么做制度建設?四中全會到底要怎么做?我覺得會有很多的改革方案。習近平現在做的很多人不理解。比如說車改,就是領導人用車制度的改革。以前朱镕基總理也想改,但改革計劃一出臺,大家反對他,就收回去了。但現在習近平要做就做了。我覺得他這個人是有領導魄力的。習近平能超越他個人的利益,他是有大局觀念的領導人。我想任何國家的領導人,任何黨組織的領導人,如果沒有大局觀念,老是為了個人的利益,這個國家、這個黨肯定治不好。這就是中國幾千年說的“德”。你要有德,沒有“德”的話,怎么能管理這樣一個國家。

我對中國政治還是比較有信心的。經濟這一塊,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很大,會不會有大的震蕩,去年7.5%,今年多少不知道。但是,我個人覺得問題并不大。如果再希望中國經濟增長8%或者更高,不可行。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一樣,亞洲“四小龍”都這樣,高增長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中速增長階段,就是6%-7%,這樣已經足夠了。以前溫家寶總理的時候,經濟為什么要講保8%?當時主要考慮到就業問題,每年要有好幾百萬學生要就業。但這幾年經濟增長減緩了,但就業狀況反而好了,這就表明中國經濟結構在轉型,主要是服務業漲了,內部消費增長上來了。中國未來十年、十五年,包括習近平的任期里,有7%的增長,其實沒有問題。

現在中國人均收入7000美元左右。中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大規模的工業化早就已經建起來了。不像印度。印度要高增長還是很困難的。幾年前,我們和前總統(納丹)餐會,他說了一個觀點,對我很有啟發。他說中國和印度不同,主要是印度沒有革命,中國有革命。我覺得蠻有道理的。毛澤東奠定了當代中國資本主義崛起的基礎。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資本主義那么快的發展。印度的資本主義經濟,也就是正式部門,僅占整體經濟的30%,其他60%-70%是傳統的。中國土地的國有制的,征收也就征收了,不管老百姓怎么叫都能搞定,這在印度很難。所以,中國才是資本主義最后的邊疆,印度不是。十年以后,我想我的看法是正確的。

很多西方人老是說中國會不會發生華爾街這樣的金融危機?我說不會。中國不一樣,地方政府的資產很多,沒有錢的話就賣掉點、私有化些就行了。現在地方債務危機也遏制住了,國有企業擴張也遏制住了,這兩個是好的方向。

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住房分配不均,很多空房子,但也有很多人買不起房子。我覺得這個不正常。如果領導層能把房地產這個事情做好,中國政治穩定三十年沒有問題。房地產問題能否解決,還是看領導層有沒有這個魄力。根據三中全會的決議,現在有將近三百項的改革。我覺得,全面地推開不可能,三百多項一定要找一些突破口。房地產至少可以成為社會改革的突破口。現在,我們就等著四中全會將有什么樣的方法。我先講到這里,希望大家討論。謝謝!

對話部分:

中國三步走:先經濟改革,然后社會改革,再政治改革。習近平時代,中國會實現復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榮譽校長徐冠林:我個人是非常同意鄭永年教授的想法。習近平做得非常有條有理,先集權、反腐敗再搞制度建設。從中國歷史來看,過去的朝代都是第三代的執政者有盛世的發展,比如乾隆盛世,我想請問一下鄭教授,從歷史的觀點來說這個有沒有正確性?

鄭永年:中國以前是王朝政治,現在是共產黨執政,有點兒不一樣。王朝畢竟是一個家庭的事情,黨不一樣,共產黨是八千多萬個黨員,比很多國家的人口還多。王朝本身是不可以民主化的,就是這個皇帝的位置皇帝叫誰繼承就誰繼承,共產黨作為黨是可以民主化的,就是開放、競爭、參議。共產黨需要開放,不開放的話就變成少數既得利益者的黨。

西方老是講多黨制度,但我覺得美國和歐洲都是家族式的。中國至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家族式。習近平不會,我想以后也不會。共產黨強調黨內協調利益。黨內民主是能夠做得出來的。我覺得習近平能夠把客觀的形勢和他自己的智慧結合起來。我覺得可以中興。至少,習近平時代能夠把中國從一個中等收入社會提升為發達社會。

剛才一個聽眾告訴我,他買了我一本書叫《中國改革三步走》的書。在那本書里面,我總結出來了中國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最后政治改革;先生產,后分配,再民主,這樣的順序比較好一點。

日本、亞洲“四小龍”就是這樣發展的。先經濟發展,亞洲“四小龍”比歐洲人做得還要好。一戰、二戰的時候,為什么社會主義運動、工人階級運動都產生在歐洲?馬克思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是不保護社會的,因此產生了工人運動,之后歐洲社會才開始做福利。但是,一做又做過頭了。亞洲就不一樣,日本、亞洲“四小龍”(包括新加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主動地去保護社會,社會建設做得很好,所以很和平。像新加坡現在政治開放,我個人就非常贊同。老百姓都是中等收入以上,大家和平理性。中國共產黨什么指標都不需要有,只要這二十年把中產階級做到70%、80%,中產階級做大之后,你做民主或者其它什么都可以。中產階級不大,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自由提問:內地貧富差距很大,在華人世界掀起了所謂的左翼自由主義,他們主要是主張平等,反對市場至上的,您怎么看這個現象?

鄭永年:我有一個想法。實際上,民主和經濟之間第一次產生矛盾,就是剛才說的福利社會之前,工人階級和資本之間的矛盾,現在這一次就是中產階級和資本之間的矛盾。現在人們一有抗議,就抗議政府,但是政府是管不了資本的。以前政府可以管資本,現在政府對資本增加壓力,資本就跑掉了。所以現在的政府越來越難做。我到非常同情這些政治人物。其實,全世界都一樣。我們和歐洲的智庫或者政治人物交流,他們知道問題出在哪里,也知道這些問題怎么解決,但就是產生不了一個有效政府,所以這是一個世界普遍的問題。如果你是學歷史的話,這并不是一個新鮮的東西,每一個時代一會兒左一會兒右都是正常的。


2015-08-23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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