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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是一個孤獨的民主先驅者
宋教仁是一個孤獨的民主先驅者
遲云飛     阅读简体中文版

啟蒙:從民族主義到民主憲政

宋教仁是一個孤獨的先驅者。或者倒過來說,先驅者必然孤獨。但整個社會要發展進步,需要有孤獨的先驅者。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談辛亥革命,宋教仁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他生前的努力,他的死,都對那場革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你是研究宋教仁的,能否先談一下,在辛亥前后,宋教仁有著怎樣的建國思想?

辛亥革命之后,舊的王朝、專制政權垮臺了,中國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政權?當時有兩種辦法、思路和觀念:一種是希望建立強有力的政府,由一個強權人物領導國家,說穿了就是需要一個獨裁者———袁世凱就是這個想法,北洋軍人和當時的立憲派甚至包括梁啟超都是這個想法,孫中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個想法。但宋教仁代表了另一種思路,他提出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法制政治,用西方式的政黨政治、兩黨輪替來管理國家。從南京臨時政府開始他就一直堅持要實現民主憲政。這個制度的前提是社會要充分法制化,特別是社會的精英、知識階層要習慣法制、尊崇民主。

南都:他這個思路是不是有點超前,所以難以在當時的中國實現?

遲云飛:宋教仁這條路后來看是失敗的。失敗在于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中國的精英分子沒有法制的習慣和觀念,沒有民主觀念。民主好像只是一塊招牌,實際上大家并不習慣民主的原則、民主的行為方式和民主的治國理念。中國的專制傳統太深厚了,從秦始皇開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傳統,怎么可能在1840年代以后的70年里就改變呢?所以宋教仁是一個孤獨的先驅者;或者倒過來說,先驅者必然孤獨。但整個社會要發展進步,需要有孤獨的先驅者。

南都:宋教仁堅持的這套民主思想是從哪里來的?

遲云飛:跟他的經歷和個人興趣有關。清朝末年面臨嚴酷的民族危機,宋教仁他們是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這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者。宋教仁少年時代聽到甲午戰爭失敗,臺灣割讓給日本,就痛哭賦詩:“要當慷慨煮黃海,手挽倭頭入漢關。”因為清政府在列強侵略時一再失誤,愚昧顢頇,使得宋教仁這些人傾向于革命救國。1903年黃興從日本回國,在武漢宣傳革命思想,結識了宋教仁。兩人一拍即合,成為好朋友。1904年,宋教仁與黃興等人創立國內最早的革命團體華興會。之后他到日本留學,創辦《二十世紀支那》雜志。在日本,宋教仁上的是法政大學為中國留學生辦的速成科,學法律。很多人都進過這個速成科,包括陳天華、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等人。后來因為被清政府通緝,宋教仁只好退學出來,改名進入早稻田大學。這段期間,他潛心研究了西方的法律、政治、憲法,這是他獲得民主憲政思想的一個重要途徑。他在日本的日記里,常常強調“自我”,是一種現代意識蘇醒的體現。

另一個途徑是翻譯。宋教仁在日本學習期間翻譯了《日本憲法》、《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俄國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等著作,等于是系統地研究了西方民主憲政的制度模式。

南都:看來宋教仁的民主憲政思想主要是在日本形成的。

遲云飛:也不只是日本。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以后立憲派發起了國會請愿運動,聲勢很大,當時在日本的宋教仁很關注這些活動。另外,日本當時的自由民權運動也引起宋教仁的關注。他跟日本的不少民權運動家有接觸。宋教仁認為日本雖然頒布了憲法,也設立了責任內閣,號稱憲政,但實際上還是專制,政權由當初參加倒幕運動的西南各藩藩閥把持。所以宋教仁當時就有一種觀點:他認為中國革命成功以后,不能是革命有功的軍人來把持政權,否則就不是民主,還是專制。1911年,武昌起義還沒爆發時,英國通過了《國會法》,削弱了貴族上院的權力,大大增加了平民議員下院的權力。宋教仁寫文章歡呼,認為這才是真正民主。

南都:你提到宋教仁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在反帝國主義方面他有哪些表現?

遲云飛:大家都知道陳天華反帝國主義,他寫的《猛回頭》、《警世鐘》,用非常通俗又充滿激情的語言,號召中國人起來反抗列強侵略。陳天華1905年12月蹈海自殺,用自己的死來激勵國人。宋教仁跟陳天華的感情非常深。陳天華死后,有一次宋教仁跟朋友喝酒,朗誦陳天華《警世鐘》開頭的詞,“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說著說著就放聲大哭。一方面是好朋友死了,另一方面其實更是感嘆祖國面臨這種危急的關頭,而清政府卻如此腐朽不堪。宋教仁還寫了很多抨擊列強、特別是日本和俄國侵略的文章。他說日本和俄國是侵占中國領土最厲害的,日本是明搶,沙俄是暗奪。宋教仁還認為,日本對中國和東亞的侵略,跟美國已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必有一戰。他認為沙俄是侵吞中國領土最多的。宋教仁因為對邊疆的史地有很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一一地指出沙俄在中國的西北、東北、烏蘇里江以東等地的侵略。

奮斗:為民主建國殫精竭慮

宋教仁為實現民主憲政做了很多努力,一是法制建設,二是堅持責任內閣制,三是創建國民黨。他非常重視法律、憲法的建設。

南都:有一種說法,武昌起義時宋教仁并沒有參與?

遲云飛:宋教仁那時判斷錯誤。當時共進會和文學社已經在湖北新軍中聯絡了很多人,運動得很成熟了,準備起義。但幾個革命黨的威望都不是很高:蔣翊武是文學社的,孫武和劉公是共進會的,這三個人的威信、能力、影響差不多,革命以后誰能做總領導人,或担任革命軍的都督呢?他們就派人到上海請宋教仁過來。實際上他們覺得黃興更合適,但黃興當時在海外,那么宋教仁也可以。宋教仁本來已經準備動身了,但他有一個好朋友胡瑛,當時還在湖北監獄里,胡瑛派人給宋教仁捎了封信。其實胡瑛不太了解外面的情況,但他在信里說湖北還沒有準備好,你不能輕易來,太危險,如果被抓住了是革命的損失。宋教仁就猶豫了沒去。結果武昌起義爆發,起義軍推舉黎元洪為都督了,既然推舉上去了就下不來了。如果宋教仁早點去,這個都督可能就是宋教仁來做了。

南都:他是在起義之后才到湖北的?

遲云飛:革命爆發了,黃興從海外回到上海,宋教仁才和黃興一起趕到湖北。黎元洪已經做了大都督。這時候宋教仁還不甘心,他想讓黃興做湖南湖北大都督,位置在黎元洪之上。這樣將來組織全國統一的革命政權時,革命黨可以占主導地位。但是沒想到湖北的革命黨人不同意,黃興又很謙虛,就沒成。后來宋教仁又聯絡各方,想設立革命陣營的大元帥,推黃興做大元帥,黎元洪做副元帥,很多人又反對,又沒成。黃興很厚道,他就是要推孫中山做建立革命政權的領導人。聽說孫中山回國了,黃興就跟各方聯絡,要大家推孫中山做民國大總統,宋教仁也是同意的。后來選舉的時候,各個省組織了代表會議,17票有16票是推選孫中山,只有一票推了黎元洪。

南都:那么具體來說,辛亥前后宋教仁為他的民主憲政理想做了哪些努力,有哪些貢獻?

遲云飛:宋教仁為實現民主憲政做了很多努力,一是法制建設,二是堅持責任內閣制,三是創建國民黨。他非常重視法律、憲法的建設。在辛亥革命當中他就主持起草了《鄂州約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共和形式的現代憲法。《鄂州約法》雖然當時沒能落實,但對后來各個省頒布的約法影響很大,也成為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基礎。

所謂憲政國家,第一條就要有憲法。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約法》規定了人民的權利,比如說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的權利等。《鄂州約法》里面還規定了三權分立的形式,比如說湖北的都督,要受到省議會和法院的制約。如果放大到全國,就是總統要受到議會和法院的制約。

南都:《鄂州約法》直接影響到后來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遲云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后,宋教仁當法制院院長,他主持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想把它作為民國的憲法。但后來由孫中山提交給南京臨時參議院時,參議院不同意,說要由我們參議院自己起草。但南京臨時參議院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還是吸收了宋教仁《鄂州約法》和《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里面的主要內容。比如說對責任內閣制的描述、對人民自由的描述等等。

南都:在南京臨時政府時,宋教仁的主張跟孫中山有沖突嗎?

遲云飛:他們兩個有比較大的分歧和爭論。宋教仁堅持實行責任內閣制,因為他担心革命有功的人把持政治、推行專制、妨礙民主。所以他認為總統的權力不能太大,要實行責任內閣制,由內閣來處理日常政務,總統是國家元首,不處理政務。可是孫中山不同意,孫中山認為臨時政府要集中權力,總統要有實權,所以主張總統制。最后因為孫中山的影響大,大家就聽了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實行的是總統制,不設內閣和內閣總理,總統下面是財政部、教育部等各個部。后來南北和談,孫中山準備辭職,讓袁世凱來接任大總統時,孫中山和南京的革命黨人為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才把責任內閣這一條寫進了臨時約法。這是一件對革命黨大不利的事情:原來孫中山做大總統的時候就搞總統制,現在讓袁世凱做總統了,就搞個責任內閣制,限制他的權力。這在世界立法史上叫做“因人設法”,當時給了袁世凱,包括支持袁世凱的立憲派人士以口實,指責孫中山等革命黨人。

南都:宋教仁的態度呢?

遲云飛:宋教仁是一直堅持內閣制的,所以南北統一以后,他到統一政府里邊做了農林總長,繼續維護臨時約法和責任內閣制,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和袁世凱發生了沖突。另外,宋教仁慢慢實際上負責同盟會本部,后來將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咱們現在熟悉的國民黨,其實真正最初的組織者是宋教仁,不是孫中山。

南都:為什么要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遲云飛:同盟會是1905年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后,同盟會就由一個秘密的革命黨,變為一個公開的政黨。但是同盟會在民初的政爭中處于一個不太有利的地位。民初的政治是三足鼎立,一個是同盟會、一個是袁世凱的北洋系勢力、一個是立憲派。當時立憲派人士基本上對袁世凱和北洋系持支持態度,所以同盟會就處于一個弱勢的境地。另外,同盟會是革命黨,不是和平競爭的政黨。宋教仁就認為,要組織一個光明正大的新黨,這個新黨要適合進行議會選舉等和平競爭。于是宋教仁就組織同盟會聯合其他幾個小黨,最主要的是“統一共和黨”,組成了國民黨。

南都:改組國民黨的成效如何?

遲云飛:國民黨因為聯合了好多其他的黨,力量就大了。在1912年和1913年之交進行議會選舉的時候,國民黨獲得了參眾兩院的絕對多數票。按照臨時約法規定,總統提名總理的候選人,必須得到議會的同意,也就意味著總統要提名總理,必須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宋教仁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準備做內閣總理了,要領導國民黨推行民主憲政。在這種情況下,1913年3月,袁世凱派人暗殺了宋教仁。民主憲政和兩黨政治的實驗也就失敗了。

犧牲:木秀于林,風必摧之

宋教仁回應說,共和國的總理不是官,是國民的公仆,是為國民服務的,和前清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完全不一樣。

南都:宋教仁究竟被誰暗殺的?目前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遲云飛:現在絕大多數史學家都認為還是袁世凱主使的。有少數人認為是陳其美,有人認為是孫中山,甚至有人認為是黃興,我覺得都不大可信。首先說證據,后來公布的證據確實直接牽連到袁世凱的親信、時任國務總理的趙秉鈞;另外要考慮到在當時那種社會下,誰最有暗殺宋教仁的動機?宋教仁被刺前夕,他和袁世凱北洋系互相批評已經很激烈了。在宋教仁被刺前,有人甚至匿名在報紙上寫文章攻擊宋教仁,說宋教仁想當總理,搞動作,是官迷。宋教仁回應說,共和國的總理不是官,是國民的公仆,是為國民服務的,和前清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完全不一樣。他說任何一個國民如果有這個興趣、有這個愿望、有這個能力,都可以來做。袁世凱也曾經賄賂過宋教仁,暗示給你總理做,你支持總統制,不要跟我對抗。但宋教仁還是要堅持責任內閣制,堅持國民黨來組閣。所以我覺得袁世凱有足夠的動機。

南都:審宋教仁被殺案的時候,好像說到暗殺者跟國民黨內部的人有一些關系。

遲云飛:就是間接主使的兇手叫應桂馨,這個人曾經在南京臨時政府里面做過事,跟陳其美有聯系,跟孫中山也有過聯系。但我相信這個時候他應該被袁世凱收買了,因為他原來是個會黨人物。有人認為是孫中山主使暗殺的,因為孫中山是同盟會的最高領導人,宋教仁改組國民黨,又負責黨務,孫中山可能產生嫉妒。實際上看孫中山這一時期的材料,他退下來之后,是準備徹底放手給袁世凱,并下決心進行經濟建設,打算十年建20萬里鐵路的。而且國民黨成立的時候,也是孫中山委派宋教仁做代理理事長,怎么可能去殺他?還有人認為是黃興暗殺的宋教仁,我覺得就更荒誕了。黃興跟宋教仁是感情最深的好朋友,政治上也是同志,更沒有可能。

南都: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都是同盟會的創始人,他們之間的關系如何?

遲云飛:現在說同盟會的領導人,往往是說,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章太炎主要是做文字宣傳工作,孫中山和黃興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組織發動起義上,宋教仁更多是組織活動。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雖然是個革命黨,但是它內部比較松散,沒有那么嚴密的組織系統,意氣用事、地域觀念都很強。和章太炎關系最好的是陶成章,都是浙江人。孫中山最信賴的胡漢民、汪精衛是廣東人。黃興和宋教仁關系最好,都是湖南老鄉。而彼此之間都有過矛盾。宋教仁和孫中山的分歧有個人意氣用事的成分。因為宋教仁比較有個性,也有些恃才傲物,孫中山的話他也不完全聽。章太炎和孫中山的矛盾更大,1910年以后,章太炎干脆和另外一個革命黨人陶成章組織起了光復會。黃興也和孫中山有過矛盾。

南都:是什么樣的矛盾?

遲云飛:大概是1906年,大家討論革命時用什么樣的旗幟。孫中山堅持用興中會時他的好友陸皓東做的一面旗,今天咱們習慣叫的“青天白日旗”。黃興反對,他說這個旗太像日本旗,不行,要廢掉。孫中山就激動了,說這是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人陸皓東制作的旗,你要把它廢掉,你先廢了我!黃興也激動起來,發誓要退出同盟會。后來黃興把這個事情跟宋教仁說了,因為他跟宋教仁同是湖南老鄉,同是革命黨的同志,又是好朋友。黃興為人厚道,比較顧全大局,后來還是聽從了孫中山的意見,用青天白日旗。但宋教仁卻多了一個想法,他覺得孫中山專制、跋扈,聽不進不同意見。他甚至覺得,如果同盟會不能成事,不如早自為計,另做打算搞革命。

南都:他沒有真的自立門戶吧?

遲云飛:最終沒有分裂,但他和孫中山是有裂痕的。到了1911年同盟會組織黃花崗起義失敗,對革命黨打擊很大,因為起義集中了革命黨的精英,好多是留學生、熱血青年,犧牲傷亡很大。失敗以后大家都覺得希望有點渺茫,汪精衛就去北京暗殺攝政王載灃,沒成功被抓進監獄。宋教仁這時候在上海組織了同盟會中部總會,要改變孫中山的一些做法。

南都:什么做法?

遲云飛:孫中山組織的革命起義,常常不做周密的準備,在邊境的地方,像廣東、廣西、云南、福建,倉促、臨時組織起一些人搞暴動,所以就旋起旋滅,變成軍事冒險。這個時候宋教仁回國到上海,聯合上海的革命黨人陳其美、譚人鳳等組織了一個同盟會中部總會,重點在中部省份發動起義,而且周密準備,不倉促行事。

宋教仁在革命黨人的會議上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是中央革命,就是在北京發動起義,一舉推翻清政府;中策是進行中部革命,就是在中原地帶,一個省或者幾個省同時發動起義;下策就是原來孫中山的做法,在邊境召集人馬臨時發動起義,再北伐。

南都:最后是采用了“中策”?

遲云飛:革命黨人討論,覺得上策太難。因為北京這個地方市民新知識的灌輸不夠,讓北京市民起來革命很難,北方軍隊受革命的影響也很小。下策在邊地起義的失敗是已經證明了的。所以最好是實行中策。后來也確實是在武昌發動起義,然后各省響應,這就是中部革命的成功。所以這也是宋教仁和孫中山的分歧之一。但我覺得民國建立以后,宋教仁主動做了一些調整。

南都:調整?

遲云飛:比如民國以后,宋教仁在多次演說中都表示非常尊重孫中山。他有好幾次說,我們革命的成功是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實現的。把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的時候,他也事先打電報征求孫中山和黃興的意見,得到支持才做。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他們關系是做了一些調整的。孫中山有時也為宋教仁說話。比如國民黨成立大會上,有個女革命黨人叫唐群英的上臺質問宋教仁。因為有的小黨提出取消原同盟會綱領里的“男女平權”。宋教仁就取消了這一條。唐群英領人上臺質問宋教仁,還給了宋教仁一個巴掌。后來輪到孫中山演說,孫中山為宋教仁開脫說,我們現在頭號任務是保住共和,男女平權可以稍稍往后一點。如果共和維持不了,男子的權利都沒有,女子權利就更沒有了。所以我覺得民國以后宋教仁對孫中山的態度,是政治上更成熟的表現。他不再意氣用事,能夠較穩妥地處理各種關系。

身后: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章太炎說他很有才華,堪當重任,能做總理。包括立憲派人士,在宋教仁死后都贊他為“民國柱石”、“巨星隕落”。孫中山的挽聯里說:“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南都:總的來說,當時宋教仁的革命同志中與他有同樣思想的人多嗎?

遲云飛:宋教仁應該算是民主政治方面研究、思考最突出的一個,黃興與他的思想很相近,但大多數革命黨人并沒有如此清晰和堅定的政治理念。從辛亥革命爆發以后的反應就可以看出來,很多革命黨人覺得只要是漢人的政府就可以,至于要專制還是民主,獨裁還是自由,大多數人其實沒有仔細想過。在這方面,宋教仁可以說是有湖南人的那種“認準了一條道,九頭牛都拉不回”的性格。當時很多支持民主憲政的國人,包括立憲派和革命黨人,都是為了使中國強大而選擇憲政,憲政只是工具。但宋教仁將民主憲政本身看作目的,看作最重要的價值。他認定民主憲政就是優于專制獨裁,認定兩黨制、責任內閣就是好的政治制度,中國一定要走上這條路。

南都:你說這方面他跟孫中山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遲云飛:不一樣。宋教仁在革命前已經認為,中國革命以后要立即頒布憲法,立即實行民主憲政、實行政黨輪替這些制度,這和孫中山恰恰不同。實際上孫中山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不完全一樣。孫中山主持制定了《革命方略》,把革命之后分作三個時期,叫做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革命方略》規定革命成功以后,在一定的時間內(軍政時期)要由革命黨人來壟斷政權,別的政治勢力不準參加進來;然后進入訓政時期,一步步實行地方自治,革命政權一點點放手。最后到憲政時期,才正式頒布憲法,實行政黨政治;所以國民黨是長期訓政,一直到了臺灣,到蔣經國時代才結束訓政,允許自由成立政黨,進入憲政時代。

南都:孫中山是不是覺得當時人民還需要教育才能學會民主?

遲云飛:這是那時候人們普遍有的一種想法。孫中山認為當時的中國有先知先覺的人,有后知后覺的人。先知先覺的人要承担起領導社會、推動社會發展的責任,革命黨人包括他自己大概就類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所以革命后就要由這些人領導國家。宋教仁也覺得有些人可能是社會精英,要領導國家。但他覺得完全靠一種精英來領導國家,甚至達到專制的程度是不可取的,他還是主張兩黨輪替的民主。所以宋教仁是當時比較獨特,比較突出的,希望完全按照西方民主模式來建設中國的一個政治家。

南都:他如此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性格和行事會不會比較偏執?

遲云飛:其實他有時候也善于妥協。比如在創立國民黨的時候,他就能夠把自己的理想稍微放低一點。當時參與組黨的一些小黨,要求把“民生主義”取消,宋教仁就在國民黨的宣言里改成“采用民生政策”來淡化;有的小黨思想還比較保守,要求去掉“男女平權”,宋教仁是支持男女平權的,但他也讓步了。民主的本質就是妥協,對宋教仁來說,只要贊成民主憲政,對抗專制獨裁,其他是可以讓步的。相比之下,孫中山就較為專斷。

南都:當時宋教仁的革命同志們如何評價他?

遲云飛:黃興、譚人鳳、章太炎、于右任這些人對他的評價都非常高,認為他堅持的民主憲政思想很難得。章太炎跟孫中山矛盾很深,但對宋教仁評價卻很高。章太炎公開說他很有才華,堪當重任,能做總理。包括立憲派人士,在宋教仁死后都贊他為“民國柱石”、“巨星隕落”。孫中山給他的挽聯里說:“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南都:最后,關于宋教仁,還有什么必須提及的?

遲云飛:有必要提及的是,他們這一批人是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完全意義上的國家認同是從他們這一代才真正開始的。

南都:如何理解?

遲云飛:比如說“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國家”,現在看來是很簡單的事,但在那時候,他們是真正第一代擁有這種意識的人。因為在這以前,中國的傳統知識是籠統的天下意識,沒有明確的國家意識。而且傳統的認識中,國家和政權就是一個,愛中國也是愛大清。從宋教仁這一代知識分子開始才區分了兩者:我愛中國,但我可能需要把大清推翻了,才是真正的愛國。這一代知識分子還追求國家的富強。真正把國家和政權完全區別開,徹底追求國家的富強,這是近代中國一個非常大、非常大的變化。

2011-11-2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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