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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我的父親梁實秋   鳳凰讀書
紀念:我的父親梁實秋 鳳凰讀書
鳳凰讀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梁实秋(1903-1987),著名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他认为文学是表现“人性”的艺术,而这必然要超越了阶级的藩篱,因此他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冰心曾这样评价他。



我的父亲梁实秋

文/梁文蔷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父亲祖籍浙江余杭,1903年生于北京。祖父梁成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家境还算优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


父亲14岁,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


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上学时,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负笈美国


1923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恋爱;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碚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相遇。经许地山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不晕船的几个人,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三天一换,报名定为“海啸”。冰心的那几首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秋郎”,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文革”中,父亲在台湾听说“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总算由悲转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她正在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仍能感觉到她的风度和优雅。我送给她父亲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开心地笑了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24年秋,父亲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那时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父亲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亲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父亲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4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父亲敢这样恶作剧,也是因为他和潘光旦在清华时就是互相熟识的好朋友。


1925年,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筹划的责任落到父亲和顾一樵身上。父亲平时就喜欢话剧,他经常和顾一樵省吃俭用跑到波士顿市内的一个戏院里看演出。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父亲译成英文,他还亲自演戏中男主角蔡伯喈,冰心演丞相之女。


上演前,父亲他们还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父亲扮演的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但父亲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3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年纪一天天大了,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赶紧就回国了。19272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3年,父亲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家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回去。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过从甚密,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儿”。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回答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母爱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


1930年,父亲又带着我们全家来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但不到1岁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到青岛,回到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安定多久,19377月抗战爆发,闻听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父亲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6年之久。


1944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3个孩子11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到达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3个孩子,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是个“洋派十足”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枝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


当时大姐文茜已从北大毕业,因为结婚嫁人,没有同我们一起走。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哥哥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学。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台湾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离开大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他物。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教书、写文章。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敲门,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直接过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说他知道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信件也会被偷偷地检查。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母亲为了款待我,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都一律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助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后来因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10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经常挥汗如雨。父亲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的建议,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苦事,因为他全部用古英文写作,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台湾、美国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10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成了“独生女”。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话题多半是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话题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道地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很“嫉妒”地发现,他们还经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4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烧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是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京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做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11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没想到父亲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肠寸断之感。



摘自《往事不寂寞》

2015-08-23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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