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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攝影師街拍中國1970年代
法國攝影師街拍中國1970年代
南方周末     阅读简体中文版

(瓦薩爾/圖)

法國攝影師瓦薩爾所見的針灸麻醉手術,病人在手術全過程中都是清醒的,等手術完成,還會喊一句“毛主席萬歲”。他帶了很多照片回法國,有人說他是在給中國官方做宣傳,還有人以為他是共產黨員。


吃烤鴨,住涉外飯店,游長城和十三陵,看歌舞表演,到模范公社參觀,觀摩針灸麻醉手術,和工人代表座談,當然還有既離不開又甩不掉的翻譯……從1950年代開始,這套標準的接待外賓流程就已經產生,流程中的每一位同志都熟練、有禮貌又意志堅定地應對外賓的種種要求,一切都井然有序。到了1970年代,這套標準流程已經被執行得滴水不漏了,所以1974年,羅蘭·巴特才會在中國之旅中倍感無聊。1971年,這篇文章的主人公于格·瓦薩爾(Hugues Vassal)在經過一番軟磨硬泡之后,終于拿到了去中國的簽證。不出所料,中國為他準備了“標準流程”,而他則孤身一人,也沒有任何官方邀請下的優待。但是當時他已經積累了足夠多的江湖經驗。

1960年代初,于格·瓦薩爾在法國娛樂圈混得風生水起,他先是大明星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 的私人攝影師,又和搖滾歌星強尼·哈力戴(Johnny Hallyday)稱兄道弟。到了1966年,他已經得到了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生活:他是著名攝影師,開跑車、住豪宅,身邊美女環繞。關鍵是,那年他才30歲。然而,他很快就厭倦了這樣的生活,伴隨著與幾位朋友共同創辦伽瑪(Gamma)圖片社,瓦薩爾的視野也發生了轉移:伊朗的末代王朝、南非的種族隔離,中國成了他必然的選擇。所以在1971年,當他第一次踏足中國的時候,之前15年的職業經驗——從巴黎的娛樂圈到南非的貧民窟,從艾迪特·皮雅芙到伊朗國王巴列維,這些經歷自然而然地匯聚成一股洞悉人性的觀察力,幫助他透過“標準流程”發現真實的痕跡。

四十多年后的一個下午,筆者在巴黎見到了于格·瓦薩爾。他剛剛參加完一場紀念艾迪特·皮雅芙的活動,他遞過來的名片上也印有皮雅芙的照片,而他的中國經歷已很少被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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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砍腳趾的“資本主義”記者              

我1971年到1976年之間,一共去過中國五次……還是六次?是五次!第一次是1971年;1972年陪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去過;1973年陪蓬皮杜總統去;第四次是1974年或者1975年,我有點忘了;1976年最后一次是我自己去的。1971年第一次去的時候,我正好和美國乒乓球隊一同抵達,尼克松訪華是第二年的事。我們都是先到香港,然后從深圳過一座橋進入中國大陸。我記得,還在橋上的時候就聽到前面高音喇叭放的革命歌曲。然后我們在深圳分開了,美國乒乓隊北上去了北京,我去了廣州拍廣交會。我是新聞攝影師,他們可能不太愿意讓我去北京。1971年的時候北京應該還沒有西方記者,反正我只知道有一個南斯拉夫記者,南斯拉夫和中國是盟友嘛。可我就不一樣了,雖然我是左派,但也是資本主義陣營里的左派。

我記得他們帶我去一個體育館看表演,體育館里人山人海,有好幾千人。我的向導怕我的出現會引起全場騷亂,因為就我一個西方人嘛,所以我們只能等到表演開始,燈熄滅以后再悄悄進場。我不是從正門進場的,他們讓我從側門進,就我和我的翻譯,兩個保鏢沒有跟進去。對,我在中國訪問全程都有兩個保鏢遠遠地跟著,不知道是警察還是官員,反正是兩個大高個。話說回來,我們進場以后,還是被人發現了,大概有人看到了我的長鼻子。一開始只是幾個人,很快全場所有的人都盯著我的長鼻子看,沒人關心臺上的演員在唱什么了,觀眾們都開始竊竊私語。當時我腦子里浮現出來的是古羅馬的斗獸場,自己就是角斗士,觀眾的一個手勢就能決定我的命運:大拇指朝上是生,大拇指朝下就是死!我被自己的想象嚇出一身冷汗。

那個南斯拉夫記者,1970年去北京采訪的時候就遭遇了一樁非常可怕的事。他在北京街頭被游行的隊伍堵截,人們看到他穿著非常時髦的意大利式的尖頭皮鞋……然后他的腳趾就被人砍下來了!用鐮刀砍的!我跟你說的可是真人真事!他就比我早一年到中國,明明是個南斯拉夫人,但也被人當成是來自資本主義陣營的人了。所以我第一次去中國的時候,心里多少還是有一點緊張的,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人已經在中國了,如果此刻法國和中國的關系突然惡化,我會不會被當成特務被抓起來?我甚至打定了主意,如果被抓的話我一定什么都招!他們說什么我都同意!

那會兒的中國藝術潮流是所謂革命藝術,比如當時的戲劇,都是樣板戲,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什么的。戲里的人物都是千篇一律的:地主是壞人,有錢人是壞人;戲里的女性角色、革命青年都是好人;另外還有受苦受難的百姓……當時我買了四尊陶瓷人像,就是這些特別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有壞人,有好人,有革命者,有受難者。我把這些人像裝在一個大盒子里,打算帶回法國。就在我離開中國的最后兩天里,我的向導和翻譯對我展開了一場密集的心理攻勢,他們總是對我說:“瓦薩爾先生,您拍了那么多照片,到了海關會有問題吧,照片可能會被扣下來……”他們老說老說,搞得我緊張得要命!尤其是我在廣東坐火車去香港機場的時候,火車站的高音喇叭一直在放革命歌曲,我心里那叫一個七上八下。我身上掛著一堆相機,隨身帶著五千張照片和四個陶瓷人,一路上還在担心照片會不會被海關沒收。等火車到了深圳,我又累又緊張,下火車的時候居然下錯了方向,我沒有下到站臺上,而是下到了反方向的鐵道上,我那幾個寶貝陶瓷人就這樣被摔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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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中國大街上的“晚禱”              

他們帶我去看農村的赤腳醫生,我就拍赤腳醫生;他們帶我去南京的醫院看針灸麻醉的手術,我就拍手術。那些病人在手術的全過程中都是清醒的,只是局部針灸麻醉而已,等手術完成,他們還會喊一句“毛主席萬歲”。我帶了很多照片回法國,有人說我是在給中國官方做宣傳,還有人以為我是共產黨員。當然不排除一部分照片是事先“彩排”過的結果,某個中國官員可能會說,明天會有一個白人來拍你們,你們要這樣做,不要那么做。他們安排我去參觀的公社也可能比普通的公社更加富足、整潔。記得有一次,他們帶我去人民公社看一群人上課,所有人都恭恭敬敬地聽一位官員講課,官員手里拿著一根長教鞭,指著黑板。黑板上有一只蒼蠅,這堂課的內容竟然是如何滅蠅!

我更多的時候是在大街上隨手拍,街上的男女老少不可能全都是群眾演員吧。無論三歲小孩還是八十歲老翁,人手一本紅寶書是我親眼所見。很多人圍坐在一起看紅寶書的場景讓我想起米勒的一幅畫,叫《晚禱》,畫的是一對農民在祈禱。我在中國大街上看到的就是人們對毛的“晚禱”,他們都停下手中的活兒,虔誠地閱讀毛主席語錄。

我特別喜歡拍年輕人,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可以明顯地發現他們的變化。1971年的時候,我感覺他們大都裝得很高興,笑容也顯得很假。大多數時候,他們的表情都相當嚴肅,拿著紅寶書的時候尤其如此。第二年再去的時候就已經不太一樣了,我覺得他們的面部肌肉放松一點了,更有光彩了,面對鏡頭的時候也更加自然。我有一張勝利油田的女工拿著步槍的照片,那張照片是1974年拍的,盡管是擺拍,照片里人的神態已經相當松弛了。

整個1970年代,我每隔一兩年就會去一次中國,每次去都會發現新事物,第一次去是自行車,第二次去是縫紉機,第三次去是半導體收音機。1971年,我剛到廣東就感受到革命的變化,那是一個很小的細節,當時沒有拍下來真是非常可惜,是我作為攝影記者的一大失誤!以前法國和意大利的旅館房間里都擺放著基督像,中國的旅館里掛著毛澤東的頭像,像一枚獎牌一樣釘在床頭。廣東旅館里我的床頭原本也有毛澤東像,不過已經被人揭走了,只留下一個銅銹的痕跡,但是毛澤東頭像的輪廓依然非常清晰。這個痕跡多有象征意義啊,它象征著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至少最暴力的時期已經結束了,盡管馬路上的人還是繼續跳忠字舞、繼續讀毛主席語錄。

1971年我看到很多人在學習使用步槍,小朋友也不例外,只不過他們不用真的子彈而用軟木塞。大一點的孩子學習使用飛鏢,成人就可以真槍實彈地訓練了。1970年代初的熱水瓶還是革命主題的熱水瓶,后來的瓶身越來越花哨,顏色也越來越鮮艷。還比如,1971年我看到的是全民對毛的崇拜,滿大街的人都手拿紅寶書;演員在舞臺上表演的時候也拿著。謝幕的時候,舞臺背景中央就會出現毛主席的投影,然后所有的演員都向主席致敬。其實英國以前也是這樣,差不多二十年里,電影院里每當放映結束的時候,銀幕上就會出現女王的頭像,還要奏國歌。1971年的時候中國女孩子只穿灰色的衣服、留統一的短發,毫無女人味可言!1976、1977年再去的時候,我驚喜地發現女人們開始去理發店燙卷發了!我記得1973年蓬皮杜從上海坐飛機去北京,中方在機場安排了一場隆重的歡送會,有儀仗隊、樂隊,還有一群跳民族舞的小姑娘。其他的記者都忙著跟拍蓬皮杜,而我則把鏡頭對準了其中的一個小舞蹈演員,她也剛好看到我。你猜她怎么著?她對著我的鏡頭賣萌,正好讓我拍下來!等我拍完照片,她還得意地朝其他的伙伴們吐了吐舌頭,做了個鬼臉。

還有一件事也讓我記憶猶新,我1975、1976年又去了一次中國,有一天,我和我的翻譯在南京街頭采訪,我一邊走一邊拍照、記筆記,我的翻譯——她大概三十多歲吧——突然在馬路上與一位朋友偶遇。看得出來,她們兩個都很激動,在一起又摟又抱的,我覺得她們應該是好久沒見的老朋友了,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關系,兩人斷了聯系。我的直覺這樣告訴我,皮雅芙式的直覺!我的翻譯不是個年輕人了,應該是中國外交部派來的官員,既幫我做翻譯,也負責盯著我,這一點大家都非常清楚。話說回來,她和這位老朋友在街頭偶遇,自然很想一起敘敘舊,可惜她有任務在身,必須得時時刻刻陪著我。每次我回旅館,她都得送我送到房間門口才行,就差送我上床睡覺了!真可謂貼身服務。我知道我的翻譯非常想和她的老朋友聚一聚,所以我做了一件一般記者不會做的事情,我對她說:“女士,我可以向你保證,等我回到旅館,我一定乖乖地吃飯,然后乖乖地回房間睡覺,絕對不會搗亂!你可以放心地和你的朋友見面!”她真的去了,去和那位朋友會面。

當時的中國人,哪一個沒有受到“文革”的沖擊呢?就算他本人沒有受到影響,他總有一兩個家人是受到影響的。這一點我自己是深有體會的,因為我是經歷過二戰的,戰爭開始的時候我7歲,戰爭結束我12歲,整場戰爭期間我幾乎沒有見過我的母親。1944年7月的某一天,我在學校的花園里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于格,你好嗎?”我回頭看見一位中年婦女,我回答:“您好,女士。” 她對我說:“你不認得我了?我是媽媽。”雖然“文革”不是一場戰爭,但是人們的恐懼、與親朋好友分別的滋味,我都能感覺到。

3
             不是配合宣傳,我只是裝傻              

我從來都不是共產主義者,但是我對那會兒中國的領導人是充滿敬意的,就像我對戴高樂的敬仰之情。我不是說自己對他們的政治觀點有多認同,而是從人格魅力的角度對他們表示敬佩。長征不是一般人能夠組織的,要管理一個有十億人口的國家是不容易的。能親眼見到周恩來、鄧小平,能拍下他們,我是非常榮幸的。他們都有各自的問題,也犯下過錯,但是不得不承認,他們都是非凡之人,有魄力,有魅力。我在法國駐華使館見到周恩來,我試圖捕捉他的目光。他注視我的目光和當年艾迪特·皮雅芙的目光是一樣的。周恩來去世的時候,我很難過。

毛澤東本人我沒見過,不過他的確犯下了一個錯誤,我覺得中國人以后是要為此付出代價的。他不應該清除中國人所有的信仰。現在年青一代的中國人大都崇尚物質生活,如果一直這樣下去,他們總有一天會一頭撞到墻上。俄羅斯人不一樣,他們是有宗教的,美國人再資本主義也還是有信仰的。我倒不是說中國人應該信奉宗教,但是什么信仰都沒有是不行的。

蓬皮杜訪華的時候已經病入膏肓了,所以1973年的中國之行對他來說是非常辛苦的。參觀長城和故宮的時候,他只能慢慢地踱著小步,時不時停下來休息一下。我記得,他從上海坐飛機去北京的時候,就是我給跳舞的小姑娘拍照那次,我想給蓬皮杜拍一張照片,表現他轉過身來面對我,然后揮手和上海說再見,所以我就對著他喊了一句“總統先生”,希望他能轉過身來讓我拍照。其實我當時完全沒有想要拍一張總統病怏怏的照片,可是他一直被自己的疾病折磨,也一直試圖掩飾自己的病態。我根本沒有想到,當他轉過身來的時候,他當著所有人的面對我說:“還想騙我?”他以為我想抓拍他的病容,他這樣的反應讓我非常意外,我也為他感到難過。

蓬皮杜訪華期間,有一天法國駐華使館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晚宴,本來記者是不讓進的,我們當然還是進去了。使館的人被我們這幫野蠻人嚇壞了,因為我們一百來號人爭先恐后地沖了進去,還把整場宴會洗劫一空,連香檳都帶走了。后來使館的人就有經驗了,他們再舉行宴會的時候,我們記者都被邀請了,進去以后才發現,使館專門為我們安裝了高達1.8米的欄桿,照片都不能好好拍!

我一輩子拍了無數人像,有兩點經驗是最重要的,一個是光線,一個就是眼神。2004年,教宗保羅二世去世前六個月,我專門去了一趟魯爾德(Lourdes),就為拍老教宗。但是我不想拍一個衰老、垂死的教宗,我要的是一個活生生的教宗。很多攝影師拍照的習慣是不停地按快門,然后從一大堆照片里精挑細選出幾張像樣的。我不一樣,我半分鐘里只拍了四張教宗的照片,但是我拍到了教宗注視我的瞬間,我要的是拍攝者與被拍者之間互動的效果。

有人說我在中國拍的照片是為了配合當時中國官方的宣傳,其實我只是裝傻而已。他們帶我去看什么,我就拍什么,盡量配合,一點也不挑釁。但我并不認為我帶回來的是所謂官方宣傳照,真實就在這些照片里面。不過真要說弄虛作假,倒還真有一回。1971年的一天早上,我看到大街上中國老百姓都在做操,所有人一邊唱歌一邊做操,做完再去上班。就像后來紀念毛澤東游長江周年的時候,人們都下河游泳,一邊游泳一邊喊“毛主席萬歲”,游泳的動作都是有節奏的,像在跳舞。他們做操的時候也一樣,高音喇叭里面放音樂和口令,大家就在馬路上做操,我沒有把當時的盛況拍下來,覺得非常懊惱。第二年我再去中國的時候,這種群眾做操的場面就已經看不到了。有一天吃飯的時候,我和我的向導和翻譯談到這件事,我說自己挺后悔的,去年沒有拍下來,今年再來就已經沒有了。我當時也就是隨便說說,他們聽了也沒說什么。沒想到,第二天早上六點,我的翻譯來敲我的門:“瓦薩爾先生,街上有人在做操!”

他們竟然動員了一整條街上所有的人,讓大家一大清早上街做操,就為了能讓我能拍幾張照片!那是在上海或者蘇州,我有點記不清了,但是整整一條街的人啊!反正這些群眾演員都恨透我了,他們看我的眼神里充滿了憤怒!這次的確是在演戲,演給我看、給我拍。



這里是南方周末

微信號:nanfangzhoumo

2015-08-23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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