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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倩兒:人生的路怎樣走
陳倩兒:人生的路怎樣走
陳倩兒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本報記者 陳倩兒

編者按:

31年前,一場關于人生的價值與意義的“潘曉討論”,被視為“整整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初戀”。社會演進,當代青年的人生觀呈現何種面貌?精神初戀的果實如何在代際間傳遞?作宏觀概論也許很難,但我們相信,真實的個體故事中埋藏著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答案。青年人真實的生活、真實的選擇,必然碰觸到人生根本的倫理命題,我們向其中綻放的誠摯與勇氣致敬。

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會去做什么

直到28歲,田星才第一次把自己推上人生的岔道口,一邊是北京、外企、體面的日子,另一邊通往昆明、愛情、未知的生活。

今年已是她來到北京的第10個年頭。2001年,她從老家貴陽考入北京大學會計學系,畢業后先從事咨詢行業,后跳槽到一家國際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接著留美攻讀會計學碩士學位,眼下到了一家外企做財務管理。

沿著一條“被預設”的軌道,田星“無偏差”地一路走來。直到去年秋天,她遇上一個與自己人生軌跡截然相反的人。

她那時剛從美國回來,朋友介紹她為一個公益活動做志愿者。田星一口答應下來。等到對方傳來活動資料,她心里不自覺地震了一下:“居然還有人在服務這樣的人群,麻風病康復者?”

田星對麻風病的記憶,來自小時候看過的一部電視劇,女主角不幸患病,全村人紛紛主張將她燒死。

網絡的另一端,活動組織者司占杰正盯著田星的簡歷犯糊涂,一時沒搞懂那些英文縮寫所代表的公司。自2002年從云南大學法學院畢業后,這個來自河南農村的年輕人又返回窮鄉僻壤,他跑遍了云南30多個麻風病村和數百個自然村落,試圖讓麻風病康復者被家人和村民重新接納。

那一次的活動,是組織一些身體較好的康復者到北京旅游。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見到12位麻風病康復者時,盡管看過資料,田星感受的震撼還是超出了她原本的想象:疾病摧殘了他們的面容和身體,使他們和四周格格不入,有人為了掩飾殘缺不全的手指,不停地把雙手往衣袖里縮。

“他不怕被傳染嗎?”看著帶隊的司占杰自然而親密地與康復者們接觸,田星在心里嘀咕。

她開始嘗試著克服自己的恐懼。在天安門前合影時,她讓自己與康復者肩貼著肩。第二天爬長城時,她一路挽著一位康復者的手臂。

回程大巴上,大家相互傳著吃一袋冬棗,田星左右為難。“他們也碰過了,我要不要吃呢?不吃是不是太那個了?”最終,留意到司占杰吃了,她才把手中一直捏著的棗放進嘴里。

在為期一周的北京之行和隨后一個月的云南回訪活動中,同樣生于80年代初的兩個年輕人慢慢靠近。

在云南,田星跟著司占杰走進麻風病村,司占杰隨口問一位康復的老人,是否認得田星。老人馬上激動起來:“記得呀,照相的時候你沒有躲開我呀!”另一位康復者告訴田星,他原本就像個“活死人”,但去北京時感覺到志愿者的愛護,“又有希望了”。

“人與人之間的自然來往,對他們來說,就是最珍貴的禮物了。”田星猛然意識到。

去年12月9日,在昆明,晚飯后兩人一起散步。司占杰隨意拋出一個問題:“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會去做什么呢?”

田星心里偷笑,這是她反復想過的。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兩年里,她看著身邊的同事都“努力、誠懇、愿意奮斗”,期待著“一級一級升上去”,自己卻總是幻想“另一種生活”。“我不明白為什么你還在這里!”她一次次拷問自己,腳步卻沒有挪動。

她已經習慣,讓心中的聲音對現實妥協。高三時,選擇理科的她一度迷上三毛的文字,盼望過上“隨性自由的人生”,可到了后來,還是自覺埋頭作業,“讀書讀書,不停地讀”。全年級800多人,每次大考她總能擠進前20名,最終順利地走向北大。

“她形式上妥協了,內心還像文學青年那樣,多愁善感。”一個大學好友這樣評價她。

夜幕之下,田星慢悠悠地說出自己熟悉的答案。“我想去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認識那兒的人,和他們聊天,把他們的故事一一寫下來。”

司占杰聽后一言不發。“喂,你怎么不說話了?”田星納悶。

“你的答案,和我的,居然一模一樣!”司占杰抑制不住興奮,吐出了心里話,“我邀請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愛情突如其來,田星跌入了沉默。兩個人一路無言,走了半個多小時,她最終點了點頭。

多年以來,她接觸的男性大多關心“事業、成功和享受”,眼前的司占杰,卻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選擇。

而她自己,一直缺乏勇氣這樣做。當年她選了會計專業,僅僅是為了穩妥地考上北大,就挑了理科生中的一個冷門。上了大學,盡管她發現自己并不喜歡這個行當,可大家都說好,都說“畢業后肯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也就走了下去。

昆明定情之后,田星依舊回到北京工作。“還是出于安全感和慣性……”她解釋道。

其實,對這座巨大的城市,田星沒有太多眷戀。她原本與司占杰商量,今年年底前就遷去昆明,可對于證明自己是“北京人”的一紙戶籍,她又心生不舍。“畢竟這是個稀缺品,只有很少人能夠得到,現在我又有機會去得到……”盡管她也說不清,這戶口在未來會有什么實際的用途。

從北大畢業時,第一份工作沒能給她落戶資格。如今,海歸的身份重新給了她這個機會。今年3月,她開始按程序辦理,但手續繁瑣,預計要到明年夏天才能把一切辦好。

為了早日與男朋友團聚,田星想過放棄戶口,直接辭職走人,但想想自己在北京工作了這么多年,又心有不甘。“明知這個制度是不公平的,但還要迎合它。”她在心里罵自己。

你弄的是啥玩意?這個工作不中!

“我的風格是,大概認準了,就不顧一切。”31歲的司占杰語速飛快,習慣性地雙手比劃著。

在大學里,他讀的是經濟法。畢業那一年,同學們有條不紊地流入各個體制內單位,最普遍的選擇是進國有銀行,也有人繼續讀研。他卻投身一家名為“國際專家扶貧組織”的公益機構,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縣的彝族農村里搞扶貧工作。

“我們都用美特斯邦威的廣告詞評價他——不走尋常路。”司占杰的大學室友牛正勇至今記得,同學們對司占杰的選擇“非常吃驚”,一位教授還忍不住評價:“我們云大出了一個怪才!”

司占杰的老家在開封市通許縣孫營鄉的北李左村。畢業后頭一年春節返鄉,大年初一早上8點過,7個叔叔陸續來到他家的小平房拜年。他們把侄子的工作性質詢問一番后,坐在小板凳上的閑話家常馬上演變成“批斗會”。

“你弄的是啥玩意?這個工作不中!”四叔很快下了判斷。

其他叔叔依次批判:“法官各個社會都有,你這個工作,以前我沒聽說過。”“扶貧有什么意思?跟法律沒關系的。”“你的才華應該去為國家做更大的貢獻嘛。”

末了,三叔強調更實際的:“你這么好的背景,怎么不去政府單位,你去考公務員呀!”

在老家,司占杰名聲不小。1998年,他以標準分769分奪得通許縣的文科頭名,成了村子里20年來的第一個大學生,整個家族為之一振。

在鄉中當老師、教過司占杰物理的四叔最高興,特意花錢租來一部投影儀,在村里放了一場露天電影。放映會后,還辦了一場酒會。幾杯酒下肚,不善言辭的父親對兒子囑咐了一句:“好好學習,以后多掙點錢。”

奔赴昆明求學之初,年輕人有著與父親同樣的憧憬。他了解到在昆明,律師“一年掙二三十萬沒有問題”。春節回家,他就拍著胸脯對父母保證:“以后給你們在滇池旁買個小別墅,還可以在花園里種菜呢!”

可漸漸的,司占杰一邊奮力拼搏往前,一邊卻發現心里總回響著另一種聲音:“我為什么走在這條路上呢?究竟是什么推著我在走?我不知道!”

他開始苦苦地進行“自我探索”。偶然了解到云南個舊附近一所村小的學生生活困難后,他和寢室里的哥們兒每人每月出10元錢,5個人一起資助一個孩子完成學業。大三時,他一個人跑到那個孩子家中了解情況。得知那里的家庭普遍貧窮后,他開始聯系朋友,支助鄉里更多的孩子。

他逐漸想明白了,自己最看重的,其實是“一個人全面的需要,人的尊嚴與價值”。可如何實現這個理想?司占杰起初不了解具體的途徑,直到畢業前夕,他無意中從網上看到《中國發展簡報》,一份介紹中國民間組織發展動向的刊物。

“啊,原來有NGO(非政府組織)這個領域!”司占杰突然意識到,就業,除了“當官”與“做生意”之外,還有民間組織這個“第三條道路”。他內心喜悅,自認為自己的選擇可稱之為“一份偉大的事業”。

但在老家那個兩千口人的村子里,父母卻嫌他“丟人”,一時沒好意思告訴親戚鄰里,這個兒子畢業后“又跑到山溝里去了”。

大年初一的“批斗會”后,四叔當晚氣得沒法入睡,愣是把侄子拉起來訓了一夜。在四叔眼里,這個自己曾經引以為豪的侄子走上了歪門邪道,“變傻子了”。

除了強調自己的“熱愛”和工作的“意義”外,這個年輕人不知道再怎樣辯駁。春節過后,他心情灰暗地返回昆明。

一年半以后,司占杰轉至另一家公益機構,確立了更具體的方向——讓被社會遺忘的麻風病康復者活得更有尊嚴。

可愛情之于他,一直顯得遙不可及。“我要走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我知道可以理解這條路的人很少,愿意一起走的人,就更是碰不見了,直到我女朋友,她很精彩地出現了。”

宋慶齡跟了孫中山鬧革命,是要受苦的

“他做什么工作的?”電話里聽說田星談了對象,母親急著詢問。

“幫助麻風病康復者的。”

“那錢從哪兒來?”

“要自己籌款。”

簡單的幾個信息,母親就心里有數了。她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我告訴你,宋慶齡跟了孫中山鬧革命,是要受苦的。”

今年3月初,父母突然來電通知田星——他們坐上來北京的火車了。不久,老兩口就在女兒辦公地附近租下一套房子,還讓她搬去同住。“他們是來看著我了。”田星無奈。

5月中旬,察覺到“情況緊張”,司占杰飛到了北京。田星父母熱情地招呼他到家里做客。剛開始吃飯,母親就忍不住發話了:“經濟上你到底怎么想的?”司占杰一聽,心里發毛,情急之下回了一句:“阿姨您慢慢吃,不用緊張,吃完了咱們再談。”

“你還是繼續做法律比較好,在中國,你做這個不行的。”飯后,田星父母一板一眼地分析。事先,他們上網把司占杰的工作研究了一番。

司占杰明白,這等于暗示,“你這個人還行,但工作不行。”他試著尋求共識:“我明白,你們是希望我們好好生活,有正經的職業,穩定的收入……”

聊著,田星父母看出司占杰根本不打算轉行,回了一句:“理想主義害死人吶!”

第二天,四人共進晚餐后,田星的父親直截了當地宣布:“我覺得你們倆不合適。”

田星的父母經歷過“上山下鄉”,之后考上了貴州省廣播電視大學。父親畢業后在一家小型工廠里當機械工程師,母親留校任教。這對遭遇了時代波瀾的父母,心里總有遺憾,所以盼著孩子過上“成功的人生”。“好好學習,將來干一番大事業”,這是他們最頻繁的叮囑。

女兒剛剛本科畢業時,他們就賣掉了貴陽的兩套房產,為她日后出國留學做準備。他們期待孩子海歸之后更上一層樓,找一份更“高級”的工作。對女兒的終身大事,他們一度張羅著給她介紹“家里當官的”,好讓她“以后不用受欺負”。

眼下,田星的選擇讓這對已經踏入花甲的父母充滿了失望。“你看你現在,工作這樣,戀愛也這樣。你努力了這么多年,原來在很多人看來,你都是比別人優秀的,但現在……”待在北京這段時間,老兩口的埋怨沒停歇過。

對這種埋怨,司占杰深有同感。他的父親高中畢業后接受培訓,成了一名鄉村醫生。母親則在農活之余為家里的診所打下手。為了供他上大學,家里前前后后花了五六萬元。

司占杰上大一時,大哥意外身故。他成了家中唯一的兒子,也就承載了父母所有的期盼。

“讓你讀書的錢都白花了,那都可以蓋兩幢樓了!”他工作后,母親一直嘮叨。父母還曾憤怒地打電話到昆明,拋下一句:“你不辭掉工作的話,就永遠別往家里打電話了!”

兒子在電話里一時說服不了父母,急得都哭了。可父母沮喪之極,最后還是掛斷了電話。

無奈之中,司占杰寫了一封上萬字的家書,用特快專遞寄給了父母。他試著用父母熟悉的語言,闡釋自己的工作“確實是為人民服務的”。時隔多年,母親至今記得兒子信中的一句話:“我的工作比蓋兩層樓更偉大!”

2004年,司占杰第一次接觸麻風病康復者,便感到無法抽身離開。那時,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昆明市宜良縣的農村探訪麻風病康復者。在荒郊野外一所搖搖欲墜的土房子前,一個頭戴草帽、身穿老式藍布中山裝的老人在雨中呆站著。

“我忘不了那種神情,可以說完全沒有表情,他已經被疾病摧毀得非常卑微了。”司占杰后來才了解到,這個名叫李光學的老人,年輕時感染麻風病,痊愈后離開了強制隔離的麻風病村,卻因村民的歧視而不能返家。過去30年里,他長期離家獨居,一個人耕作一整片玉米地。

司占杰開始聯系村長和有威望的村民,一遍遍地解釋麻風病康復者不具有傳染性。他還住進了李光學兒子家中,近距離地動員勸說。不過,最有效的還是“以身作則”。他常常與李光學一同進村,有說有笑地與老人搭肩勾背。一年多以后, 老人終于如愿返村安家。

為了爭取理解,司占杰隔三岔五就往家里打電話,把自己幫助像李光學這樣的麻風病康復者的故事講給父母聽。2006年,他甚至把母親帶進了麻風村,讓她親眼看著自己工作。

行醫的父母也漸漸開始關心這些受折磨的人,與兒子通電話時常常問起康復者的近況。可他們對兒子的責怪,卻沒有停止。

“不光是我的父母,對整個家族都是很大的打擊。”司占杰漸漸明白,他的個人選擇原來關系到整個家族。村子里,叔叔們常常明示暗示,這個侄子沒去當個有權有勢的官,過年時開個小轎車風風光光地回來,這讓司家“很失面子”,有人甚至直接說他“無能”。

母親明白,親戚們是覺得“沒能沾上司占杰的光”。對外他總是護著兒子,“我兒子不是當官的料,他實在得很,不會說謊”。可回到家里,她還是忍不住為兒子担憂:“你30多了,沒房子,沒車子,沒媳婦,還是窮光蛋一個,這咋弄呢?”

“該有的總歸會有的,至少現在,我還有飯吃。”司占杰總是樂呵呵地回答。父母拿他沒辦法,只能感嘆一句:“拉不回來他了!”

司占杰相信一點:“人總歸要離開父母,心理上實現獨立的。”

我不受控制了,但我還是很愛你們的

直到不久之前,田星才第一次選擇獨立于父母。在戀愛這件事情上,她試圖向父母發出信號——自己“態度堅定,跟以前不一樣了”。

這個信號始于一個簡單的拒絕。盡管從她自己租的房子去上班要花上一個多小時,田星還是讓自己“忍著”,沒有搬到父母在她辦公地旁邊租下的房子。

可每個周末去看望父母時,聽著他們不斷表達“失望”和“傷心”,田星心里仍然痛苦不已。“我最怕讓他們失望了,他們就抓住這點,不停地說啊說。”

對這個獨生女兒,父母從小精心培養。當她還躺在嬰兒床里時,母親就用一條紅繩,連接著她的小手和掛在床架上的小玩具。只要小手一晃,她就會留意到五顏六色的東西。“她担心我整天看著白花花的天花板,變傻了。”

她剛上小學時,母親最愛帶著她去爬山,去抓蝴蝶,去認植物,培養女兒的各種興趣。有次,貴陽突然下了場大雪,中午放學時,本該在上班的父母一起出現在校門口。“快走,我們一起看雪去,不然下午雪就融了!”一家三口在雪地里玩耍的一幕,田星至今難忘。

可后來,這種愛護和關注漸漸成了負担。田星記得大約小學三年級時,母親就開始向班主任打聽她在班里的名次。盡管那時學校并沒將學生的成績公開排名,但她害怕讓母親失望,還是不斷要求自己,“下次要考得更好!”

上了大學,父母依舊敦促她“好好學習”。大一時,她渴望做一份家教,獨立賺錢,父母堅決反對。“學習是最重要的,你要零花錢,我們可以寄給你呀!”母親打來電話說。田星最終罷休,心里卻始終耿耿于懷。

她很少向父母打開自己的內心世界。接到北大的錄取通知書時,父母在一旁仔細研究,她心里卻只是“高興了5分鐘”,隨即陷入莫名其妙的失落。許多年后,當她坐在北京國貿擁有大片落地窗的辦公大樓里時,才明白過來,“人生的空虛,不是通過這樣的‘成就’可以填滿的。”

留學美國時,她越發抵觸所學的專業,倒是重溫起在北大時參加愛心社的熱情,進入一家為貧窮兒童提供免費早教服務的公益機構實習。“真的,那是自發的動力。”如今她一字一頓地強調。

對這一切,父母知之甚少。他們只是感覺,女兒離他們越來越遠。一次父親對她嘮叨生活小事,田星不耐煩地頂了一句:“你不用管我了。”晚上二老散步回來,母親偷偷對女兒說:“你爸剛才哭了,你這樣跟他說話。”

7月初,父母再一次突然來電,通知女兒他們已經坐上返回貴陽的火車。這讓田星又陷入了糾結,“我都要被撕裂了!”

一個田星說:“我讓父母失望了,怎么辦啊?我的人生好失敗啊!”另一個田星卻說:“我真的要走自己的路了,我這么大了,自己的想法需要得到實現,我不能再被父母握在手里了。”

拿著幾乎相當于父母全部積蓄的錢出國留學時,田星曾想著回國后躋身待遇誘人的投資銀行,全力回報父母。可如今她漸漸發覺,用自己的人生去滿足父母,“似乎永遠也滿足不了”。“我只能跟他們說,我不受你們控制了,但我還是很愛你們的。”

別人過日子一步領先步步領先,我就落后再落后了

田星知道,跟著內心來選擇人生,阻力不會僅僅來自父母。

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時候,她愛上了有關人生目標與人生意義的書。在一本書中,她讀到了哈佛商學院一位教授對畢業班學生的講話:

“如果你真正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那畢業5周年的同學聚會,你不要去,因為那時你大概處在最艱難的時刻,而你的同學們,大多正在大公司里步入精英階層。同樣,10周年聚會,你也不要去。但是,20年后的同學聚會,你可以去了,你會看到,那些堅持夢想的人,和那些隨波逐流的人,生命將有什么不同。”

田星被這一段不凡的“勸告”深深打動。“但20年,你得做多少選擇啊?”回到現實,她依舊定期參加北大同學的聚會,聽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誰誰誰又跳槽到哪兒了”“誰誰誰又升職了”。在這樣的聚會中,她獲得了某種“安全感”——至少我也不比別人差。

在司占杰的生活里,同學聚會是另一番景象。

他畢業快10年了,大學里結識的一幫哥們兒,現在大多已結婚生子,過上了典型的中產階級生活,有兩個朋友在滇池附近的高級公寓里購置了物業。而司占杰繼續在昆明租著房子,騎一輛破舊的永久牌自行車。

剛畢業那會兒,差異才初露端倪。司占杰那時每月工資800元,他生日約同學聚餐,大家都不讓他付錢。“你那個什么國際組織,不就是國際乞丐嗎?”兄弟常常開玩笑,他也不放在心上。

大學室友牛正勇記得,司占杰那時是他們的“精神領袖”。大伙常常跑去司占杰租的房子里,打地鋪夜話一場,眾人傾訴職場煩惱,司占杰則說他在農村碰見的各種底層故事。

很快,聚會的形式有了變化。牛正勇讀研后當了公務員。另一室友在銀行系統里平步青云,如今已成為支行副行長。同學碰面的地方,漸漸轉移到高級飯店與KTV。吃飯之余,大家習慣性地一輪一輪碰杯敬酒。

“同學之間越來越有客氣的一套,他們已經練就了,覺得是自然的,我就越來越不自然了。”司占杰更懷念從前一群小伙子擠在宿舍里,煮碗面條,圍著電視看央視科教頻道的日子。

“別人過日子,一步領先,就步步領先了。”司占杰有些自嘲地笑道,“我就落后再落后了。”聚會檔次越來越高,他“付不起錢”,也不習慣總讓別人付錢,一度常常缺席同學聚會。

在好友眼中,司占杰“交際能力非常強,掙錢肯定沒問題”。2007年,他獲得福特基金會的獎學金,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工作碩士學位。畢業回國,抵達昆明的那一天,一群哥們兒開著車,齊刷刷地在火車站接他,然后“慫恿”他馬上到聯合國機構工作。

這樣的期望不僅在朋友間。“人家那河南大學畢業的,才5年,現在已經是縣法院副院長了。更別說我那學生……”在老家,四叔總重復類似的故事,以此“激勵”司占杰。他推斷,這個侄子如果當年進了市中級人民法院,“現在該當處長了”。

四叔甚至為他擬定了補救方案:“你去考個河南省公務員,正正合適。”如果不從政,那么和司占杰相配的工作,月工資按照四叔的估算,“美國名牌大學回來,應該在兩萬左右。”

但司占杰最終還是選擇回到原來的慈善組織,繼續服務麻風病康復者,一個月拿兩千多元的工資。

“人年輕的時候,應該在基層鍛煉,隨著年齡增長,你不可避免往上走,就很難接觸基層了。”這是他的信條。

在美國學習時,一位教授的忠告讓司占杰印象深刻:“你們畢業后,一定不要馬上跑去聯合國、蓋茨基金會這些地方!”在教授眼里,這些“高級”組織難以讓從業者真正接觸弱勢群體,獲得鍛煉。

今年年初,為了做更專業的服務,司占杰與一些同事離開了原先的機構,創辦了一個新的公益組織。“我在金錢上的理想比較低,社會方面的理想比較高。”他這樣評價自己。

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

“現在,愛情是第一位的!”自從認識了田星,司占杰嘴邊就總掛著這句話。為了給站在岔道口的女朋友更多的支持,今年夏天,他特意申請到北京大學參與一項為期5個月的研究。

飛抵北京的那一天,恰好是7月27日,田星的生日。母親打來電話,問女兒怎樣慶祝。“今天司占杰來陪我了!”聽著女兒語氣甜蜜,母親突然表示,為他倆“開心”。常常與孩子相隔異地,母親總担心女兒的生日太冷清。

“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吧。”田星記得,從那一天起,父母的態度慢慢轉變。上個月,她休假回貴陽,母親隨口說了一句:“要是你們覺得合適的話,就商量下一步吧。”田星終于松了一口氣。

與此同時,她越發明白,現在的路不是她想走的。當年她剛進入北大時,系主任就對全班同學“教誨”道:“其實會計我也不喜歡,但已經上了賊船,你就要學會怎么跟賊好好相處。”

可田星學不會。她無法忍受整天面對表格、重復性記賬的工作。每個星期日的晚上,她都感到郁悶。公司給每個員工送了一本講敬業信念的書,《愛上星期一》。“我還是愛不上星期一。”她苦笑著說。

對星期一的焦慮,田星從小就有。小學時的周日晚上,游玩一天后,她跟著父母坐公交回家。“我就數著路邊的梧桐樹,一棵,兩棵……就到下一個路口了,再轉個彎,就到家了。唉,美好的一天就過完了,第二天,又要上學了。”

她急切地希望逃脫這個怪圈,過上一種“內心真正快樂”的生活。“可是,現在的生活,畢竟是安定的,已知的。”對未來要做出改變的日子,她心中又充滿恐懼。有時晚上躺在床上,她忍不住蒙著被子哭。

“你什么都沒有,什么都沒有!”一次爭吵中,田星忍不住責怪司占杰對未來的日子“不太負責”。在心底某處,這個一向衣食不愁的姑娘有著與父母同樣的担憂。

“我還是不想過需要太斤斤計較的生活。”平靜下來,她語調緩慢地解釋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如果真的過上那種日子,我會以一種怎樣的心態去面對。”

只有在這個時候,司占杰會感到“很受打擊”。他理解女朋友的糾結與猶豫。參加她與同事的聚會時,他在一旁默默觀察,心里想著如果田星繼續努力,幾年之后也能成為像模像樣的“外企高管”,過上體面而安穩的日子。

“我們都被一種強大的外力一直推著,這力量不知道哪里來的,它可能是父母的一句話,或者周圍人的選擇……相當大一部分人就這樣一直往前走了,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而明白了,還會真的去做的,就更少了。”司占杰說。

他承認,自己也不確定在所選擇的道路前方,到底有什么。他只是希望鼓勵田星——他所愛的人,嘗試著聽從內心的聲音。

2011-12-04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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